烟台开埠初期那些人、那些事

作者：刘建昆

1858年6月,英法两国与清政府签订的《天津条约》中,明确规定了开辟登州等10处为通商口岸。1861年年初，英国驻华公使派马理生到登州筹办领事馆和开埠事宜，马理生先考察了山东省内地，认为河流狭窄水浅，大船不能行进，遂仍在登州沿海选择开埠地点。3月5日，马理生行抵济南，7日，与山东巡抚文煜相见，随后来到登州考察，并一路徒步勘察到了烟台山下的太平湾。到1861年5月，清政府只好下旨，改定烟台为通商口岸。从此，烟台（Chefoo）商埠开始了一百五十年波澜壮阔的历史。

一、马理生及其父兄

马理生这个人在烟台开埠史上极其重要，不能不说。马理生的英文全名是Martin C．Morrison，（本埠有的不少文献译作毛里逊，近年又多作马礼逊）。英国人为了纪念他，把烟台山上新建的第一条道路命名为Morrison路（中文曾名“履信路”，现名“历新路”）。此路的英文路标至今藏于烟台市博物馆。

马里生（Martin C．Morrison）

其实，Morrison是英美常见的姓氏。《近代中国专名翻译词典》 收录了十四个近代来华的姓Morrison的英美人士。其中最著名的，当属Robert Morrison（1782－1834），他自己译成中国汉字叫马礼逊。马礼逊从1807年来到中国到死在广州，在华25年，在许多方面都有首创之功：是基督教新教在中国传教的开山祖，又是在中国的伦敦会教会创始人，也是基督教圣经的最早翻译者；他出版印刷了中国第一部汉英字典《华英字典》；《察世俗每月统纪传》为第一份中文月刊；把中国文化经典《三字经》《大学》等翻译成英文，诸如此类。

老马礼逊的儿子叫作John Robert Morrison（1814—1843），即马儒翰。他生于中国澳门，是马礼逊的原配夫人玛丽生的第二个孩子（长子夭折），他精通中国语言文字，十六岁(1830年)就在广州作英国商人的通译，1833年出版了一本“中国商务指南”(Chinese Commercial Guide)。1839年林则徐到广东查禁鸦片，中英交涉日繁，英方文件大多由马儒翰经手翻译；后来又参与了鸦片战争直到签订《南京条约》的全过程。1843年，任香港立法行政委员会委员兼香港殖民政府秘书的马儒翰因疟疾死于香港。从马儒翰开始，Morrison译名就开始多起来了。除了“秧马礼逊”，《清史稿》等书写作“马利逊”，《筹办夷务始末》译作马履逊。那么，这个烟台英国领事Morrison，与老、小马礼逊有什么关系吗？有。原来他就是马礼逊的次子、马儒翰的异母弟弟马理生（Martin C．Morrison，1826—1870）。根据有关资料记载，马礼逊的原配夫人1821年6月去世，1824年11月，马礼逊在英国续弦伊丽莎白·阿姆斯特朗，1826年举家返回中国，他们后来生了4个孩子，马理生很可能是生在澳门的，并且生活到1833年底才随其母返回英国。

马理生这一译法不知起于何时，流传也不广，但可能是经本人认可的中文名字，新华社译名室编的《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亦认可此译。马理生在二十岁时即被英国政府任命为驻福州领事馆翻译。1855年，任驻华商务监督的秘书兼翻译。次年，调任英国驻广州副领事。1858年调厦门任领事，同年12月调回任福州领事。清朝的总理衙门档案中，1860年12月有一份《派马礼逊署理天津领事官由》照会，可知此时马理生被调到天津任领事。咸丰年间，在清朝官员的文件中出现的马礼逊，一般就是指马理生。例如1858年2月闽浙总督王懿德的奏折称“马礼逊因新到福建管理通商事务再三求见”。山东巡抚则和孔府曾奏报皇帝《邹县白莲教势众官军接仗溃败及防范英领马礼逊等在德州活动通商情形》。

马理生还很可能是著名地理历史著作《外国史略》的作者，魏源著名的《海国图志》中引用《外国史略》达60处。有的人怀疑马理生的中文能力，认为他的中文程度不可能写出《外国史略》，其实这是没道理的。《西方汉学经典译丛 中国的犹太人》提到他1850年即翻译过一封某人写的中文信件。1855年10月厦门绅商抨击外国人贩卖劳工的一个揭帖传单，其英文译者译者亦为马理生(M．C．Morrison，资料中译为莫里逊)。1857年伦敦出版的一本书（Robert Fortune：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中明确写道“英国驻广州的副领事，摩里逊先生（M．C．Morrison）中国话的程度很高。”

马理生在烟台担任领事近十年，1869年11月卸任，1870年死于英国。

二、为设租界英、法争地

咸丰十一年六月二十三日（1861年7月30日），法国公使哥士耆（Michel Alexandre Kleczkowsky）面谒总理衙门，提出“英人在福山县通商口岸地方，将空地全部租买建盖行栈，未与法国留出余地，殊属无理”，请总理衙门“照会英国，不但应分与法国地段，而俄美两国亦当留以余地。”五日后，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报称，并无此事，且法国领事发达生正指定地基待租。七月十七日（8月22日），王启曾主持烟台开埠，而恰在次日，咸丰皇帝死于热河。随后，哥士耆致函崇厚，正式提出要在烟台“租地”——其根本目的当然是为了在烟台设立法国租界。崇厚遂令登莱青道崇芳与烟台法国领事发达生会办。

其实，早在五月初四，英国领事马理生（Martin C．Morrison）已经先行指定租地界址，照会董步云。而当年七月，发达生才照会王启曾。董步云因为两国指定界址相同，都在烟台山以南，只是面积略有不同，于是决定两国会商再办。崇芳到任后，即照会两国让他们各自请示上级，并多次会商办理，可是两国领事各不相让。

九月中旬，马理生接到英国公使批示，未批准租界之议，但马理生认为，英国租地照会再先，当时烟台的洋商均系英国人，这些洋行不能不租地居住，甚至马理生的住所也在其中。法国则没有法国商人，仅有一个游击（武官）在烟台山之东驻扎，若要租地，法国应该租烟台山东边一片。并且英国公使是因为不了解烟台的的情况，以为大宗生意都在天津，才未批准在烟台租地，实际上烟台商业“日有起色”，马理生决定进京面禀英国公使。马理生在查看了法国所绘的地图，很是生气，认为法国人所画地图，系模仿英国人所画，且法国地图中已有英国地基属于捏造。而法国领事发达生则以业经禀明法国公使为由，不愿意协商，屡催赶办。

崇芳觉得，如果给法国办理租地，则马理生已在此地居住两年，将无房屋可迁。大概是因为刚刚将衙署迁往烟台，触景生情，于是一厢情愿拟出折中办法，即将来仍由马理生在现在住所居住，按原尺寸在英国所租地中拨给法国作为补偿。

三、发达生和他的照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同治元年（1862年）四月二十九日总理衙门收到山东巡抚谭廷襄报告称：法国领事发达生照会烟台登莱青道崇芳，法国水师提督普尔敦已经在崆峒岛上择地建房，以“堆贮煤水并一切器皿”，并承认未提前与中国官员讲明，法国人声称：欲“永租崆峒岛小山”，愿意出公价购买居民的土地，只待拨款一到即可支付云云，请崇芳出公文给当地官员告知此事。崇芳认为，该岛距离烟台口岸毗连，仅相距十余华里，不便拒绝，便不顾该岛属于宁海州（牟平），并非约定的开放口岸的情况，同意了法国领事的无礼要求。

这个发达生，其实就是滋大洋行的福开森。福开森（1818–1890）全名Thomas Tierney Fergusson，毕业于天主教设立的罗马传教学院，1844年被任命为牧师，在英格兰西教区服务了一段时间。不久，其亲戚伊丽莎白·鲍登在伦敦富勒姆捐建了一座教堂，1848年，他被指定为该教堂的神父，著有宗教著作《创世以来信仰简史》。1854年，他因与其妻子安娜未履法定行结婚程序秘密结婚，被定罪免职，1856年离开英国。1861年，来到烟台开办“滋大洋行”（Fergusson & Co.）。1862年，他请求天主教派出一名牧师到烟台工作，并出资修建了烟台的天主教堂。

此公深得清代红顶商人的三昧。作为英国人，却担任了多个国家的领事。烟台刚开埠，即作为法国领事。1874年8月回欧洲弄来比利时领事一职，并将其合伙人哥兰克任为驻比利时烟台副领事。1881年任俄国额外署副领事，1885年同时兼任法国、西班牙副领事。

滋大洋行名义上经营贸易业，也从事不法经营，如1860年代进行大豆走私，堪称冒险家。福开森在商业上的情况记载不多，但也有可圈可点之处，比如，1867年9月，滋大洋行租用的“芬赛尔”轮船从英国加的夫港开往烟台试航成功，是第一艘从英国直接驶抵烟台的轮船。1868年福开森曾向英国公使提议修建烟台—潍坊的铁路，但没有实现。1870年福开森在烟台山西侧太平湾以北建立“福开森码头”。

1890年11月22日福开森死于伦敦汉普郡南安普敦。

四、总理衙门应对租岛的鸵鸟政策

当年八月十三日，总理衙门分别行文三口通商大臣崇厚和山东巡抚，谭廷襄，认为法国人在口岸租地，条约有明文，不便阻止，但是崆峒岛并非口岸，不宜租给；而且海岛租给外人，“恐将来为负隅久据之计，不可不预为防范”，要求登莱青道彻查此事。经查方知，早在咸丰十一年（1861年）英国水师总兵伯爵海移就已经在该岛“暂住”了，且五月初九，英国领事马理生就曾照会登莱青道，但上报山东巡抚后未报总理衙门。宁海州知州王赞思奉命，从清泉寨海口亲自登岛调查，发现法军系在崆峒岛之南的小山“望鱼台”南麓占地约十亩，建筑木板房五十余间，并发现英军系在崆峒岛以西十余里的“担子岛”上建房，不许中国官民靠近。

总理衙门得报后才知道六月时法国公使哥士耆到总理衙门要求租岛时所说的“山东登州之芝罘岛已被英国人在彼建筑房屋炮台，意欲占据该口，则法国必另于附近别岛占据”，以及前次法国领事发达生照会中所谓“中国官员给给英国一山”云云，乃确有所指。而清廷官员在事后一年多才确知此事，其效率之低，固不待言了。

事已至此，总理衙门只好设法阻止，但却不敢当面交涉，只好宣称此乃崇芳办事有误，要参奏处分他，以期英法能有顾忌。此事就这样草草收场——真可谓典型的中国式外交了。

五、他们到底看中了烟台山的什么？

同治元年（1862年）九月十九日，哥士耆再来总理衙门，称崇芳以“未接英国照会”答复烟台法国领事，对法国租地一事没有积极办理。质问“法国之事，何必俟英国照会”，并强迫总理衙门当场写就一文，蛮横限令崇芳“到文后十日内妥办申复，不许刻延。”

九月二十二日，发达生照会崇芳，内称英国公使已经和法国公使商定，所指地块租给法国，英国无须租地。并质问崇芳“为何迟滞不定？既已迟滞未定，如有关系，自然贵道干受”，语近恐吓，要求崇芳出示晓谕此地段不准买卖土地。崇芳认为“其词语乖戾，已不尽在情理之中”。

次日，发达生又带领武官端托养及翻译余某，持法国提督“戴柯”的名片来见崇芳，当面递送照会，内称马理生所买住所，系“在合约已订给法国兵官所屯之地内，此地乃本督之地。本都全掌中国北边本国兵权，将兵安置其地，谁敢出卖？”“即已出卖者亦作为废纸矣”。崇芳晓之以理，发达生竟然恐吓道：“贵处如不照办，将来兵勇滋闹，请自承受，本领事概不与闻。”崇芳对此评价云：发达生本系英国人，“以商贾滥充法国领事，其与公事诸所未谙，又兼心性狡横。迹其鸱张，跋扈之端，不一而足。”租地一事“决不自思先后情节支离，于理未顺，稍行悔愧，以听调停，乃敢唆使伊国提督，挟众制陵。”崇厚得知后也认为“发达生任性狡妄，并带同武官哓哓争辩，无理之至”。

十月初六日，天津法国领事谒见驻扎天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称英国已在烟台租地，法国愿意出银偿还英国，租用此地，居然拿出了哥士耆越俎代庖，以东海关监督名义拟就的一份“告示”底稿送达，其中有“所有烟台芝罘海滨岸嘴小山极末之处，均为法国永租地址，其界西北东三面皆系临海，东南以从前法国兵丁坟地东南角为界，正南即从坟地东南角起，沿坟地南面一直往西北，至从前法国屯兵所开沟路极南之处为界，再随沟路一直抵海为西南界”等语。

迫不得已，十一月份，崇芳令福山县县令与法国副将兼署领事孟彼沙（又译莫彼沙）一起开始丈量租地地亩。烟台山之南有地二百亩零二分七厘二毫三丝，多系民田，指定为租界并无争议。而烟台山“为烟台要区，赖为保障”，山上道光年间建有防备海寇用的炮台一座，山南坡又系当地人的坟茔，不宜划入。但孟彼沙坚持将整个烟台山一并划入。崇芳经请示崇厚，“中国断无将炮台租给外国之理”，坚持按照条约办理。法国公使哥士耆再次照会总理衙门，指责崇芳“节节留难，有意欺慢本国”，并威胁“似此吞吐反复，将来必釀成事故”，甚至要求撤换崇芳。“查该处地势，若除此山为界，则所余已极无多，殊属不成片段，本国何必多此一举，租此不合用之地？”坚持划入烟台山，“毋许有饰词，故为不了之局”。

六、没有剧本的三国演义

同治二年（1863年）二月，新任道台潘霨到任之后，亲往烟台山勘察，大吃一惊：“石匠数十名在此开凿，丁丁之声响彻一里之外”。经查，系前法国领事发达生，雇佣广东人刘老克，在此开山采石，卖给本地人盖房及商船压仓，已有两年之久，赚取银子一万余两。发达生何以猴急地要租烟台山，这才解开谜底。潘霨与孟彼沙交涉，孟彼沙自治理亏，毫无异议，潘霨遂将石匠唐春先羁押查办，并出榜文和照会，不准采石，甚至还行文到法国公使、英国公使处，要求赔偿。

同治二年四月十五日，恭亲王照会法国公使称：“该处居民有多端情节，均极敬重此山，资其保障”，拒绝了划租烟台山之议论。同治三年（1864年）十二月十三日法国公使柏尔德密（Jules Berthemy）照会总理衙门，称“重念此山为民情所共向，故亦不为异说”。

可是，世事变化往往出人意料，英国公使威妥玛（Thomas Francis Wade）出任后，一改前任观点，对烟台重视起来。到同治五年（1866年），英法两国公使经过协商，在前划地块中“准界内各国人民均得共租地段”，“毋庸专属法民承租，即他国任便分租，亦无不可”，法国设立专属租界一事遂作罢。而烟台山虽没有划入租界，但是“自开口以来，各国商民已将炮台左右田地，均与本主议价租妥，以致该山未租之地甚少”。两国于是照会恭亲王称“炮台左近一区外，其余该山可用地基，均准各国便租，以免日后复生辩论”。二月二十五日总理衙门答复：“无碍防御炮台之空地，准由该处地方官会议，按约办理。”至此，烟台山也基本上划入了待租区。

六月十二日登莱青道会同代理法国领事李韪良（即李蔚海），起出了同治四年法国原立界石。又查明烟台山顶炮台、官地共计三亩地，炮台附近民地六七亩，经批准，潘霨动用船钞一千五百两，将民地中与炮台相连的扼要之所买下，建立了龙神庙，大殿前设香案，作为节日行礼公所。又在炮台上设立凉亭一所，“非惟可壮观瞻，且可资瞭望”。

七、崆峒岛的归宿，也是烟台的归宿

同治四年十月初二，法国公使翻译李梅致信恭亲王奕訢，旧事重提，声称要在崆峒岛建立疗养院，给法军治病云云。初八日公使伯洛内（Henri.De.Bellonet）又称要答复国内，催促奕訢回复。恭亲王居然答复说：“上年英国大臣亦提及欲在该处租岛建房，本衙门未即允租即作罢，此次贵大臣欲租海岛。地方官从前虽未阻止，亦未允租，今此件与英国事同一律，所有贵大臣商办之处，未便与英国办理两歧”。原来总理衙门的解决办法是奉劝法国人“毋庸再行照会，致本衙门显有阻止之迹”，采取鸵鸟政策，假装不知道，以便于侵略者行掩耳盗铃之事，还美其名曰“婉辞”，不禁让人哭笑不得。

1866年，法军撤兵，在岛上仍保留了半亩坟地、十八个坟茔、旗杆等，留了一个看坟人，每有法国船只经过，即悬挂法国旗帜。光绪二十六年，看坟人赵邦文与岛民王余全因捕鱼等事发生纠纷，烟台法国领事韦历奇（J.P.Wake）行文登莱青道，称“全岛已属法国三十余年”，要求在岛上出个榜文，“使众均知为法国之地，勿得任意骚扰。”登莱青道不胜诧异，遂向法国索要文契，法国领事拿不出，遂不了了之。次年八月，一法国兵船在岛上另立长旗杆，登莱青道行文北洋大臣袁世凯、外交部、法国公使，要求拆除。法国公使回复云，此旗杆仅为更换坟墓标志，并无他意，如中国不能释怀，可在旁边另立中国旗杆云云，此事又不了了之。直到1945年10月，八路军跨海强攻崆峒岛，将该岛从伪军手中夺回，崆峒岛才彻底的回到了人民手中。

争租租界地，觊觎崆峒岛，强索烟台山……这一幕幕活话剧充分证明，一个弱国，是不会有真正的主权的。开放虽然是世界文明的大势所趋，但是必须做到“主权在我”，否则，所谓开埠史，只能是屈辱史,这是今天我们应该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