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若诚被曝曾多年从事情报工作

人生如戏，每个人都既是演员，又是观众；既在“戏”里，又在“戏”外。“自传”、“回忆录”可以算是作者自编自导自演的一出戏，“戏”的原型是人生中的自己，展现的是自己一生中所扮演的角色。有的作者忠实于人生，“戏”里“戏”外合一；有的则时刻惦记着“观众”的感受，抽身“戏”外，比如英若诚。

晚年，在病榻上的英若诚对自己的一生进行回顾，用英语向美国学者康开丽讲述了自己一生的故事。《水流云在》就是康开丽根据其谈话录下的四十一盘录音带整理而成的，2008年先是在美国出版，2009年才翻译成中文在大陆出版。

在中文版的“前言”中，康开丽说：“这是他希望别人听到的有关他一生的回忆录。……对重大事件进行了记载，有选择性、代表性……”

《水流云在》就如同英若诚演给我们的一出“戏”。“戏”名取自杜甫《江亭》中的诗句：“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江水滔滔，裹挟着世事的沧桑，而人的心绪却如浮云般悠然。这是历经大涛大浪后的平和，抑或是置身“戏”外的淡定。

在这出“戏”中，英若诚把对他影响最大的“文革”中的三年监狱生活经历放在了开头，占据了三分之一的戏份。

在他的口述中，他莫名地被带到了监狱，在无所事事、迷茫的等待中练就出从送饭人的脚步声中听出菜粥稀稠的超常敏感。他娓娓地讲述自己如何为争取多得到一点儿自由而揽活干，如何对诸如秘制手工艺品上了瘾，跟狱友学手艺，以便“没有时间胡思乱想钻牛角尖”。他还为大家设计游戏，讲笑话，教狱友怎样下围棋……如此轻松和好玩，以至于他的儿子英达在幼年听到这段经历时觉得父亲就是去“玩了几年”，甚至非常向往。

在英若诚眼中，监狱里没有虐待打人的事，常用的惩罚也不过是罚跪而已。多年后，经记忆过滤，呈现出的是他对狱友给他的那块小肥皂的感念，是“出于生存本能”而“给自己找事儿干”的自娱自乐，是有好东西和狱友相互分享时的患难与共。

在接下来的一部分中，英若诚讲述了他的家族史及自己王公贵族式的童年，这也占了三分之一的戏份。他有着显赫的家族，他的祖父英敛之曾创办《大公报》和辅仁大学，外祖父是天津大学(即北洋大学)的创办者，父亲英千里曾是伦敦经济学院的高才生，辅仁大学的教授，在平津战役期间被国民党政府安排飞往台湾，母亲曾受教于天津的圣约瑟夫女子学校，后来主管静宜女学……

我们看到，他的祖父如何由摇煤球的穷旗人之子传奇般地成长为一个绅士、天主教徒，并创立“英氏家族”，他的父亲又是如何以自己的人生承传了这种伟业与精神。不难看出，英若诚是引以为傲的，传承这种家族的伟业与精神也成了他的责任。

这出“戏”剩下的三分之一讲述的则是他的艺术与政治的双重职业生涯。然而，呈现出的更多的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一面，里面讲述了很多他参与的舞台艺术的幕后故事，比如，他将《推销员之死》搬上舞台的来龙去脉，他在美国堪萨斯市出演“李尔王”这一角色的夭折，等等，却对他的政治生涯一笔带过。我们看到的是他作为艺术家的人生，却遗忘了他的政治生涯。

比如，他为什么蹲监狱？在这出“戏”中曾提到是由于“为彭真同志工作”，也曾提到其收集消息，但具体做了哪些工作？是如何做的？其命运的每一个转折点的具体情况是怎样的？他是怎样平反出狱的？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他是如何得到了稀缺的食物来招待外宾的？在当时和外国人有接触就可能被怀疑是间谍的情况下他怎么毫无顾虑地常在家和外国朋友小聚？所有这些，在这出“戏”中都是语焉不详的。

对此，著名专栏作者王佩曾对中、英文版本做了比较，指出：“有些书仅读中译本是不够的。”为此，我找到英文版本，查看这本书的英文版及一些资料，上面的疑问似乎有了答案，也为我们拼接出英若诚“戏”外的人生，还原出在时代大背景下一个知识分子真实的心路历程。

对照英文版的《VoicesCarry》，我们会发现在前言中有一部分即“WhattoPutInandWhattoLeaveOut”在中文版中是漏译的。这部分内容披露，情报搜集工作贯穿了英若诚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也正是因为这一特殊工作，在那个特殊年代，他得以无顾虑地在家接待外宾，也因之受到政府的厚待，能得到普通市民很难得到的食品。然而，接待外宾的当晚他和妻子吴世良会将获得的信息写成长长的报告，装进写着“wuying”(音)的档案袋里上交。

这部分也披露了著名的清华“间谍”案。康开丽写道：“在清华，英若诚夫妇已经和美国受到富布赖特基金资助的讲师(Fulbrightscholar-lectur-ers)Allyn和AdeleRickett成为好朋友。1950年安全部门到清华大学宿舍里找了英和吴，警告他们Rickett夫妇是间谍，让他们协助搜集这两名美国人从事间谍活动的证据。随后，这对外国夫妇入狱。”

这对美国夫妇出狱回国后曾写回忆录《PrisonersofLiberation》(《解放之囚》，又名《两个美国间谍的自述》)。AllynRickett(李克)当时看到拘捕证思考哪些地方露了马脚时，曾回忆到1951年6月和7月他的“清华最好的一个联系人”的两次拜访，而这两次拜访让他感到事情有些不妙，感到忐忑不安。

虽然李克没指明这位老朋友是谁，(在这本书的《序》中，李克夫妇说：“由于我们不愿使任何清白无辜的人为难，所以决定在整本书中，除两个和我们押在一起的美国人外，一律都用化名代替。”)但从其是“清华老学生”、“父亲在台湾，是一个国民党官员”、“新出生了小女孩”等信息中不难得出印证：李克夫妇的这个老朋友其实就是英若诚。

在《VoicesCarry》的“前言”中，英若诚向康开丽坦陈不愿在传记中讲自己做情报搜集的工作。从中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水流云在》中对有些事情的讲述闪烁其词和只言片语。

英若诚曾解释说，“担心这样会把别人牵涉到危险之中”，他“不希望自己的回忆录造成麻烦，尤其不能影响到英氏家族”。他儿子英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也曾说，“我父亲一生有保密的习惯”，“很多话题在当时是很危险的”。

在《水流云在》中，英若诚也曾说：“我生病的时候一直在思考我们家族的历史及我对家族历史应有的责任。我不希望我与这个世界这段历史的告别像是灰飞烟灭。我要走得有风格，有气派。”看得出，除了怕把别人牵涉到危险中，对家族伟业与精神的保护与传承也成为他所要考虑的。

我们很难想象把自己的好朋友当作间谍报告给上级时是一种什么样的心境。在《水流云在》中，英若诚曾反思道：“我费这么大劲儿，冒这么大风险图的是什么呢？这恐怕得由受过训练的心理咨询师来分析，但我们需要保护自己。经过这么多年政治上的困惑，在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上浪费了这么多时间，我们是‘凡事往最坏处想’。”

正如徐晓在回忆那个时代时所说的：“在忠诚与背叛成为日常生活中每个人随时都要面临考验的社会里，对其中任何人的不怀疑又是理性不允许的。”趋利避害是人的本能，英若诚也不例外。

当然，除了出于“保护自己”这种本能，做情报搜集工作的原因，恐怕还与他的信仰有关。英若诚曾说：“西方普通读者怎么能理解在日本侵略下生活多年的中国年轻人的心理？他们怎么会明白我是多么心甘情愿为新政权服务？”

历经过日本侵华战争的知识分子，其内心深处，都涌动着强大的家国情怀。为了祖国的强大与光荣，这些知识分子都放弃了其最珍视的个人自由与个人权利。不论是英若诚，还是何炳棣，甚至是唐德刚，这些抗战时代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都或多或少地带有这种家国情怀。

康开丽也曾说，英若诚做情报搜集工作及“文革”后本可以离开而没有离开中国大陆的原因，一个简单的回答就是：他热爱这片土地，这个他的祖父帮助建设、他的父亲被迫流亡的地方。她还说英若诚夫妇一直渴望加入共产党，但由于他们的家庭背景而被拒，直到1979年他们才得以加入，据他儿子说，那是他们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光。

英达在接受专访时也曾表达过其父曾为过去的信仰说假话。英达说：“他在这本书里还在为他认为值得维护的东西说假话，比如他说监狱里不打人，顶多就是罚跪。但是他的难友们跟我提到过，我父亲挨过很重的打，多数还是为别人。有些刑罚可以说是惨绝人寰。”

从“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等政治运动中一路走来，英若诚在困惑中小心地规避着时代的厄运，也深刻地认识到什么叫“祸从口出”。

在“戏”中，英若诚淡去了所有的灰暗，努力为我们展现其生命的华彩。然而，逃避了社会现实并不等于逃避了内心的现实，晚年的英若诚，在医院病得糊涂时还常说一些极具政治色彩的话。康开丽在“后记”中曾记述道：“英若诚有时把医生们当作外国间谍，当英达进病房时，他就会说：‘唉，你来救我了——他们都是间谍。我跑不了，他们把我的裤子拿走了！’”

这很容易让人想到英若诚讲述的在监狱里的一个细节：犯人在监狱里要取下腰带，“以免他们企图逃跑”。他还解释说，“缅裆裤没有腰带绑着，整条裤子就会滑落到脚镣上。所以犯人都得提着裤子，要逃跑很困难，也很伤一个人的体面和尊严。”可见政治运动对他心灵的伤害。

徐晓在《半生为人》中也讲述过一个相似的细节：她的一个在“文革”中坐过三年牢的朋友，晚年在病榻上出现幻觉，不停喊叫：“别让警察来抓我！”

时光走过，看似了无痕迹，实则铭心刻骨。正如徐晓所说，“只要他有一双能够凝视自己内心的眼睛，有一颗能够感受良知的心灵，他就不可能保持内心的高傲和宁静”，“这一代人即便走得出历史废墟，也走不出心灵的阴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