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关书信馆、拨驷达局、大清邮局：近代邮政制度是何时进入中国的？
作者：杨智友 档案春秋
光绪帝所批的三个赭红大字，让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喜不自禁。从他“建言设立国家邮政”算起，实际上，如果更准确一些，从他第一次来到北京算起，已过去了整整三十五年。
1861年的夏天，26岁的赫德刚刚署理大清国海关总税务司，便来到甫成立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谒见恭亲王。面对同样年轻的亲王，赫德耐心地向他讲解有关财政税收和海关方面的知识，深得称许，此后被连续召见多次，多项合理化建议被提上议事日程。然而，当赫德小心翼翼地向亲王提出开办国家邮政的设想后，却如同泥牛入海，毫无反应。
原来，中国自古就有官办邮驿，传递文书的驿站在全国早已形成网络。此外，民信局在国内城市中也十分发达，并取得了商民信任，实现了全国联网。因此在亲王看来，再由官府出面办什么公共邮政，实在是多此一举。
古代驿传人员骑马传递文件
送信的管道虽多，奈何乾隆爷早就立下了“防夷五则”的规矩，其中一条就是不准中国人替外国人送信。这下就苦了那些在中国做买卖的洋人，特别是鸦片战争后五口通商，邮递的需求更旺，于是，“客邮”（外国邮局）便在各个通商口岸“泛滥”起来。
赫德的设想，“正是要结束存在于邮务方面的混乱和竞争局面，确立政府在这方面的主权，并开辟一项新的财源。”
曾担任清海关总税务司的赫德
虽说亲王压根顾不上这项全国性的公共服务事业，可经不住赫德软磨硬泡，便允准将本由总理衙门负责的汇集、分送各国使馆邮件工作交给了海关。1866 年12月19日，赫德仿照西方处理邮政业务的办法，向上海和镇江两处海关下达了开办“京沪间经镇江的邮递服务”指令，启动了海关邮政作业。
第二年春天，他又针对当时驻京外国侨民，以海关总税务司署名义签署了英文“邮务通告”，公布了北京至天津邮件封发时刻表和邮政资费标准。这样一种主要为海关内部及在华外国官方或半官方人士服务的邮递业务，已经具有近代邮政的某些特征，堪称中国国家邮政的萌芽。
但对赫德而言，这纯属小打小闹，他领导的海关怎会满足于“兼办邮递”？他在等待，直到一个合适的契机到来。“经屡次之悬想，乃至光绪二年（1876）烟台议约之时，冀将一切规划妥为筹备。随由总理衙门派令总税务司，与英国公使威妥玛会商事件，议及设立国家邮政，并拟以其事载入约款，即时举行。不料条约告成之时，邮政语义卒被遗忘，是以此举迁延未办。”
曾经在上海九江路外滩伫立着的赫德铜像侧面照（上海市档案馆藏）
这里的“悬想”，显然不是字面意义上的“凭空想象”，而是这个词的另一种释义——“挂念”。赫德念兹在兹的邮政大业，到底等来了一个重要的机遇，这就是“马嘉理事件”，或曰“滇案”。
在中英“滇案”谈判中，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极尽讹诈之能事，赫德在施展浑身解数尽力调和的同时，也有他的小九九。号称为“补救通商大局”起见，他提出了开设“归总税务司管理”的“官信局”。所谓“官信局”，即国家邮政局，赫德希望借条约之力，为海关建立并控制国家邮政扫清障碍。
赴烟台之前，赫德曾两次与总理衙门大臣讨论“官信局”问题。总理衙门表态：“揆诸利害轻重，尚可开办。”让赫德去天津找李鸿章拿出具体办法。作为洋务派头面人物，李认为“信馆则仿照洋法逐步推行，与邮政无甚窒碍也”；“信局牵涉洋商，似非税务司管理不可”。拍板定调：“此节可由总税司办理。”岂料，正式画押的《烟台条约》文本里，却没有将 “由总税务司管理开办官信局”写进有关条文，令赫德大为失望。
果真是“邮政语义卒被遗忘”吗？按威妥玛说法，这是因为协议的三个部分均没有安排这一条的适当位置。而李鸿章则是另一个版本：“威妥玛连日谈判，不吭不声，直到条约快议定时，才对李鸿章说中国开办国家邮政‘闻已准行，请给伊一信为凭’。李鸿章告之‘信局无甚流弊，曾允试行’，但要中方给威妥玛一纸凭证纯属多余。”
真相已无法探究，反正由海关建立并控制国家邮政一案又搁置下来。这就是中国近代邮史上著名的“烟台议邮”。
1876年，大清宁波海关工作人员的合影
邮政服务具有全民福利性质，必须由政府专营所保障，看来，现代邮政制度的基石在大清尚未奠定，赫德还是操之过急了。不过，就在“烟台议邮”的同时，赫德手下的洋税务司正率团在美国参加费城世博会，总算有中国人亲眼见识了什么叫“泰西邮政”。他就是宁波海关文牍李圭。
作为第一个“睁眼看世界”的中国人，李圭将其观感辑录为《环游地球新录》一书，在介绍美国邮政的同时，也对大清的邮政提出了自己的想法：
邮政局，其为白石建筑，为楼四层，约五百间。设邮政大臣职与部臣等，故又称信部。各项总管数十人，司事不下千人，女多于男。国内各省、各城、各乡镇皆设局，复由择冲要处与官民萃集所在，遍设邮筒……闻西国往昔，亦若我中华驿站之制，专递公文，不递民间书信。至乾隆初年，始议以民为邦本，国无民不立，此制虽便于国，未便于民。各于通国地方，遍设邮局，派员经理，辖以大臣，无论公文、书信一体传递，民大称便……前数年各国议定，凡举邮政一切办法，举地球各国，同为一制，互相驰递。东瀛日本，亦在列焉。
1876年费城世博会，清朝也曾派员参加，图为中国馆
回国后，李圭在不同的场合鼓吹“夫邮政为政治大端，历来讲求损益，代不胜数。独泰西于百年来，竟合公私而一之，以为裕国便民计”。小小的海关秘书就有这般识见，遑论李鸿章大人？既然仿照泰西之法，在中国开办现代邮政实乃有百利而无一害，那么何不摸着石头过河，由海关来试办邮政，“仿照洋法逐渐推行”呢？
“烟台议邮”不了了之，但大势所趋之下，海关试办邮政已是迟早的事。1877年，赫德布置了几个大型口岸的税务司，对当地的民间通信状况各写一份调查报告并提出建议。次年3月，他向总理衙门请假一年赴欧——既参加巴黎博览会中国馆的开幕式，又秘密为清政府洽购军舰，顺便回家省亲并疗养。临行前，征得李鸿章同意，指派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以天津为中心，在天津、北京、烟台、牛庄、上海海关开始试办邮政。
德璀琳本就“胸有邮政蓝图”，受命“委办”邮政后，自是大展身手，先在各口岸设立“海关书信馆”，不久又印制出第一套大龙邮票。在邮件运输环节，不仅由上海轮船招商局及英国太古轮船公司负责免费代运，北洋舰队居然也客串起“邮船”角色，将离港时间预先通知牛庄和天津的海关税务司，以便免费带运邮件。
这一切，德璀琳功不可没。无奈海关邮政仅限于通商口岸，本身人力不足，而原有的民信局存在多年，素有信誉，久为商民所信赖，致使海关书信馆开办初期，仅能收到外国客户的邮件，邮费收入极为有限。
为争夺市场，将中国客户的邮件抢到手，赫德与德璀琳计议，由海关另设一个代理邮政机构。德璀琳遂派华员文案吴焕，在北京、牛庄、烟台和上海开办邮务代理机构，定名为“华洋书信馆”。其开办及办事经费自负，邮件在试办期由海关免费运送，邮费暂由该馆自行规定，收入归己，“以便于和民信局竞争”。
吴焕乃候补知县出身，表面上言听计从，却有自己的一套打算，企图依靠海关之便利，“计划以上海为中心，在全国各大中城市普遍组织华洋书信馆，办理中国境内所有华洋邮政业务，其业务范围包括中外公私文件、信函、零星包裹、贵重物品、银钱汇兑等等。”吴焕的计划一旦成功，很可能办成一个全国规模的商办邮政网络，这对于赫德通过华洋书信馆来谋取全国邮政大权威胁很大。
民信局的收据
偏偏在这时，德璀琳聪明反被聪明误，本来试办邮政正是风光无限，却因为一封信件惹了祸，不仅耽误了自己的前程，也断送了吴焕的商机。
话说德璀琳以“海关邮务的主管”自居，动辄颐指气使，向各口岸税务司下达指令。有不服的税务司，难免就向总署告他的状，因赫德度假，彼时的署理总税务司裴式楷在北京主持邮政工作会议时，故意不通知德璀琳参加，给他难堪。
德璀琳受了赫德内弟裴式楷的气，不知怎地，却向赫德的弟弟赫政来吐苦水，给他写了一封告状信。
德璀琳知道江海关税务司赫政一定会把信中的内容透露给远在英国的赫德，他本希望能让总税务司明白他是如何辛苦，却不小心在信中把邮务工作拖拉的被动局面归咎为“由于总税务司没有表态”。更有甚者，他在信的末尾还犯了一个大忌，居然将手下文案与江海关税务司平起平坐，还“监督实施”！这还了得？
果然，赫德得悉消息后，致函德璀琳严厉追究：“谁让吴焕到处大办华洋书信馆的？”
天津海关华洋书信馆牛庄分馆的印章
责令其清点华洋书信馆债务。这不啻给了雄心勃勃的德璀琳当头棒喝。他蓦然间清醒过来，马上查账追款，又是断绝与华洋书信馆的联系，又是下令将吴焕清理出海关，但显然为时晚矣。总税务司早就对他和李鸿章走得太近看不过去了，如此一来，双方的芥蒂更是有增无减。
1879年5月赫德回国，看到海关兼办的邮递业务在北方口岸取得初步成效后，便迫不及待地下令向所有的通商口岸推行。由于各口岸税务司们利用了海关这一便利条件，很快，各地海关的邮政业务也非常顺利地创办起来。总税务司仍不满足,令德璀琳在海关立即另行筹建新的邮政机构——海关拨驷达局，承揽北京、天津、牛庄、烟台、上海、镇江等口岸往来邮件，同时代寄经由口岸间的内地邮件。
所谓“拨驷达”,即英文post（邮政）的音译。拨驷达局邮送工作正式展开后，赫德遂决定切断海关与各地华洋书信馆的联系，并于1882年下令停闭各口岸华洋书信馆，以使拨驷达局独揽华洋邮件。
此后，海关邮局随着海关的增多而推广，到1896年初，已先后在北京、牛庄、天津、烟台、重庆、宜昌、沙市、汉口、九江、芜湖、镇江、上海、苏州、杭州、宁波、温州、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琼州、北海、龙州、蒙古等24处设置邮局，大大拓展了邮政业务。
天津邮政管理局外景
喜悦之余，赫德于是千方百计让清政府同意在全国设立一个统一的邮政机构，而且这个机构必须由海关，具体来说应由他本人来掌管。为达到这个目的，赫德一方面走上层路线，另一方面让税务司们向各地督抚鼓噪，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
李鸿章曾经许下诺言，允许海关试办邮政，“并且答应试验成功时，由他正式出面建议改为国家邮政局。”事已至此，以他为首的一批洋务派便利用各种机会向清政府方面施加压力。
应该说赫德为了在全国设立一个官方邮政局还是动了不少脑筋的，他除了上述的活动外，还为未来要设的这个邮政局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周详安排。这可从1886年3月17日他致浙海关税务司的电函中看出: 计划邮政总局设在上海，全国要设一系列分支机构: 一等局5个，二等局5个，三等局9个，四等局24个。
此外，对于维持这些机构的费用需要多少，邮局具体办理哪些业务，可能的收入有多少等等问题，赫德都详细考虑并加以计划。与此同时，他有意识地逐步让浙江海关税务司葛显礼来担任海关邮政事务方面的主要角色。谁让德璀琳那么不懂事呢？
运送邮包的邮差跋涉于山路之上，包裹侧面写有具体的投递地址
即便如此，清廷对正式开办国家邮政还是犹豫不决。以赫德数十年的经验，当然清楚“总理衙门只有在形势迫使其不得不做出改变的时候，邮政事业的开办才会有动力和资源”。
甲午战败签订《马关条约》后，因需要大量赔款而财政又拮据，总理衙门终于意识到新式邮政“裕国便民”的功用。如此，在赫德不失时机的推动下，总理衙门奏请扩充海关邮务，正式开办国家邮政，并终于在1896年的3月20日得到光绪皇帝的批准。
1896年，光绪帝在总理衙门所呈《议办邮政摺》上用朱笔做了批示，奏折后附的是赫德拟开办邮政章程
邮局雇员在大清邮局前的留影
1896年3月20日，便成为了大清国家邮政的诞生日，也是中国近代邮政正式开启的日子。此后的十多年里，邮政业务统由海关管理，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兼任总邮政司。
1906年11月6日，清政府设邮传部，掌管邮政、船政、路政和电政，迈出了邮政归中国政府管理的第一步。1911年5月28日，邮传部接管邮政，结束了由外国人掌控的海关统管中国邮政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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