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迁的悲哀

对中国历史稍有所知的人，都会知道司马迁这个名字；而知道司马迁是位历史学家的人，都不可能不知道他在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因替李陵败降匈奴事辩解，触怒汉武帝下狱，受“宫”刑；然后于污秽肮脏之中死去的故事。

“宫”，即是去势。司马迁可算是非正常死亡的中国文人中，一个很特别的例子，恐怕也是世界文学史上的唯一。

“宫”，和去势，是一回事，但性质有所不同。“宫”是刑法，是无可选择的。去势，在有皇帝的年代里，是当太监的首要条件。若不想当，也就不必去势。当然也有或被父母鬻卖，或因生活无着而净身入宫，不无被迫的个例，但大多数被阉者，是作为谋生手段，甘愿去势，求得进宫的这份资证。因此，这班人对于不男不女的第三性状态，较少屈辱感。而且一旦成为太监，生活在无数已将“那话儿”连根切掉的人中间，大家彼此彼此，谁也不可能笑话谁，裤裆里有没有那个玩意儿，便是无所谓的事了。

太监这行业，不仅中国有过，外国也有过的。如波斯阿契美尼德王朝、如克劳狄、尼禄、维特利乌斯和提图斯等罗马诸帝，如其后的拜占庭帝国诸帝，奥斯曼帝国诸帝，都曾在后宫使用割掉生殖器的男人，以供役使。中国明代，大概是历史上破记录使用宦侍的帝国，故有“十万太监亡大明”这一说。任何朝代，太监或类似太监的人多了，都不是好事。

由于宦官有太多的机会接近帝王后妃，容易获得宠幸；加之阉人的变态性心理，嫉妒一切正常的人，便是他们的仇恨准则。因此，一部《二十四史》，读来读去，凡太监，都不是好东西。至少，好东西极少极少，所以，对这卑污龌龊者多，阴暗险恶者众的一群，统统蔑称之为“阉竖”，倒也合适。

但司马迁之被“宫”，与“阉竖”的去势，截然不同。老实说，历代皇帝收拾文人，手都不软，什么毒辣残忍的法子没有使用过呢？但把文人××连根端掉者，刘彻是独一份。那是中国文化史上最黑暗的一页，文人之受屈辱者，莫过于此。

“宫”刑，在中国，盛行于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以阉割或损坏男女生殖器官，旨在使其余生在屈辱中度过。汉武帝异想天开，在“刑不上大夫”的年代里，他不杀头，也不判刑，更不戴上什么分子的帽子，而是采用“宫”刑，来对付他的国史馆馆长，国家图书馆馆长，使其丧失作为一个男人的尊严，既活不下去，也死不成。这一招，实在可谓既恶且损，加之下流下作。

这奇耻大辱对司马迁来说，“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一位“英明”之主，竟对文人进行如此卑劣的报复，简直使我们这个具有悠久文明的中华民族，为之蒙羞。古代洋人的酷刑，能够将耶稣在十字架上钉死，能够将圣女贞德，将布鲁诺在火堆上烧死，愤怒的革命群众，甚至将路易十六夫妇送上断头台一一铡死，不可谓不恐怖；在莎士比亚时代，人犯的脑袋，也有割下来挂在伦敦塔桥上示众的，其残忍可想而知。但像刘彻用“宫”刑对付一个文人，对付一个埋头在简牍中阅读历史的学者，这是世所罕见的无耻行径。

每读毛主席在《沁园春》的词中：“秦皇汉武，略输文采”这一句，我总会想起他“宫”司马迁这件丢中国人脸的事情，亏他做得出来，下得去手。我始终想，问题恐怕就出在这句“略输文采”上。要是像他那老祖宗刘邦，虽能吼出两句“大风起兮云飞扬”，可这位亭长从不以诗人自居，无论司马迁说长说短，根本不甩儒生的汉高祖，至多当他放屁，不当一回事的。而汉武帝，诗词歌赋都来得，虽“略输”，还有点“文采”，这一有，就坏菜，他把自己看作文人，按文人行事。同行之间，免不了计较，就要关心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就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了。而且，有权的文人，嫉妒起来，往往不择手段。“宫”你一下，又何妨？所以，碰上一个有文采的皇帝，哪怕“略输”一点，绝不是什么值得文人大众高兴的事情。

司马迁书读多了，有点呆气，他为什么不想想，同姓司马，那个司马相如被欣然接受，这个司马迁却被断然拒绝呢？难道还不足以总结出一点经验，学一点乖吗？这就不妨打油一首了：“彼马善拍马，吃香又喝辣，此马讲真话，只有割××。”为那张按捺不住的嘴，付出××被劁的代价，真是太不划算了。

《汉书.司马迁传》认为：“夫惟《大雅》‘既明且哲，能保其身’，难矣哉！”这意思就是说，若是司马迁能够“明哲”的话，也许可以“保身”，具体一点，可以保住那命根子。但他心血来潮，跳出来为李陵主持公道，招来了这场没顶（卵？）之灾。

不过，要一个具有责任感，使命感，特别是这位太史令，还多一份历史感的文人，让他懂得“沉默是金”的道理，让他对帝国的千疮百孔闭上眼睛，让他在这位年近花甲，做了四十多年皇帝的汉武帝面前，装聋作哑，那是不可能的。

“宫”司马迁的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大汉王朝的日子不甚好过，大面上的风光依旧，内囊早尽上来了。由于历年来徭役兵役不断，狂征暴敛，人民负担沉重，大批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奔走流亡。这一年，齐、楚、燕、赵和南阳等地相继发生农民起义，来势甚凶。所有这些败相，都是刘彻随着年事的增高，“英明”一天天少下去，不英明一天天多起来的必然结果。

孟德斯鸠说过：每个被授予权力的人，都易于滥用权力，并且将他的权力用到极限。康德也说过：掌握权力就不可避免地败坏理性的自由判断。意大利哲人马基雅弗利说得更干脆：久握权力，必致腐化。这也是所有长期执政的统治者，在其晚年，难以逃脱的失败命运。

刘彻哪能例外，到了晚年，除了封禅巡幸，敬神祀鬼，便是好大事功，大兴土木，与所有老年统治者一样，最后必成为一个悖谬颠错的老糊涂。司马迁还以为他是当年意气风发的“英主”，居然天真烂漫地“欲以广主上之意，塞睚眦之辞”，要为李陵败降慷慨陈词。

其实子承父业继任太史令的他，在国史馆里，早九晚五，当上班族，何等惬意？翻那甲骨，读那竹简，渴了，有女秘书给你沏茶，饿了，有勤务员给你打饭。上自三皇五帝，春秋战国，下至陈胜吴广，楚汉相争，那堆积如山的古籍，足够他白首穷经，研究到老，到死的。而且，他和李陵，非亲非故，“趋舍异路”，不相来往，更不曾“衔杯酒，接殷勤之余欢”，有过私底下的友谊。用得着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吗？但是，知识分子的通病，总是高看自己，总觉得他是人物，总是不甘寂寞，有一种表演的欲望。

他认为他应该说话，他要不站出来为李陵说句公道话，还有谁来主持正义呢！他说：一、李陵“提兵卒不满五千，深践戎马之地，横挑疆胡，仰亿万之师”；二、李陵“能得人之死力，虽古之名将，不能过也，身虽陷阵，彼观其意，且欲得其当而报于汉，事已无可奈何，其所摧败，功亦足以暴天下矣”；三、李陵“转斗千里，矢尽道穷，救兵不至，士卒死伤如积”。学问太多的人，易愚；愚，则不大识时务；不识时务，就容易在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做出错误的事情。

他这一张嘴，果然捅下天大的娄子。

汉武帝是让他讲话来着，他该懂得，陛下给脸，垂询你的意见，是你要讲他愿意听的话。你如果不想对李陵落井下石，你完全可以装糊涂，千万别进逆耳之言。这位多少有点受宠若惊的关西大汉，遂以“款款之愚”，“拳拳之忠”全盘托出他的真实想法。一句“救兵不至”，不但毁了他的前程，连男人的看家本钱也得根除。他不是不知道，那个未能如期会师，致使李陵孤军奋战，兵败而降者，正是陛下心爱的王美人之兄长，贰师将军李广利。但他要说，这个认死理的司马迁。

结果，“明主不晓，以为仆沮贰师，而为李陵游说，遂下于理”。一个“略输文采”的统治者，收拾这个当场得罪了他，得罪了他小舅子，更得罪了他心爱之人的文学同行，还不容易。陛下吩咐了，不用砍掉他的脑袋，只消“宫”掉他的××就行了，然后卷帘退朝。刘彻，肯定会为他这得意一笔，回到后宫，跟李美人一块儿偷着乐的。妲己，曾让商王纣杀比干剖腹验心，褒姒，曾让周幽王举烽火报警取乐，那么，汉武帝“宫”太史令讨美人欢心，又算得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