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洋艘征抚记》清 魏源

【清】魏 源 撰

观魏源《道光洋艘征抚记》（东民文）

鸦片战争是中国近代国耻之始，观今日之论此役，咸以贫弱论中华，得落后挨打之俗论；其实，当日之中英之势俨若今日之美中，默深当此之几，所忧者在久安之人心寐患，在程文之人才虚患，而无关贫弱也。此文收入《圣武记》，题名“征抚”，意在谏天朝“以军令饰天下之人心，以军食延天下之人才”，修遒扬烈，四夷来王，战胜于庙堂，真虑深也。观今日之米夷，币昂利泄如我晚清，虽行军令，乃以逞志四海，亦张军食，适以养癰既得，境内人心靡而人才虚，取败之象也。
观邵阳开篇，列国计银昂钱贱之大害，张英夷诱财害民之大罪，乃有则徐奉天子诏驰征广东之大正。吊民伐罪，大义凛然，书法严正如斯也。
鸦片输自外夷，成害则由内昉，有巡官取规银以放纵，有督抚眛利害而养患，方成英夷鸦片之大害，故除烟害首在肃吏而不在惩夷。则徐操切，正吏因官护而不得，一意对夷用强，违抚夷之常法，背内治之定轨，失机再三，虽以粤一地之兵民拒夷艘于外海，奈何英夷来犯，原本内议难决，取旨拈阄，惟冀万一于保守经贸之旧，无耀武之志之力也。洋艘穷以粤东，而惶闽海，趋浙边，冀传书天子以申屈，骚扰过境以求得，误打误撞，正中久安中华之症结。沿海骚扰，英夷不胜而朝廷乱言起，小胜则朝廷定策弛，终至则徐待罪而英夷得志。琦善为抚而抚，琦山为战而战，终为滑夷所趁，得寸进尺，扰乱日甚，中华内部矛盾于是而张，久安之局终而乱离之始起，从此所谓列强之名日起，列强之实日张，我中华陷于三千年未有之危局也。
春秋责备贤者。则徐革职待罪之后，夷事之转机仍再三，夷事之外助亦有二，皆缘主昏官悖而机失助解，而默深责之最重者，林则徐也。“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者能不失时，又其次者，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时”。默深期则徐为圣智，而“林公处横流溃决之余，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而卒激沿海之大患。其耳食者争咎于勒敌缴烟；其深悉详情者，则知其不由缴烟而由于闭市。其闭市之故，一由不肯具结，二由不缴洋犯。然货船入官之结，悬赏购犯之示，请待国王谕至之禀，亦足以明其无悖心。且国家律例，蒙古化外人犯法，准其罚牛以赎，而必以化内之法绳之，其求之也过详矣”。林公“诚能暂宽市舶之操切，以整水师之武备，尽除海关之侵索，以羁远人之威怀，奏仿钦天监用西洋历官之例，行去弥利坚、佛兰西、葡萄亚三国各遣头目一二人，赴粤司造船局，而择内陆巧匠精兵以传习之，如习天文之例，其有洋船、洋礮、火箭、火药，愿售者听，不惟以货易货，而且以货易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则不过取诸商捐数百万，而不旋踵间，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兼以其暇，增修粤省之外城内河之礮台，裁并水师之员缺，而汰除其冗滥，分配各舰，练习驾驶攻战；再奏请遍阅沿海各省之水师，由粤海而厦门，而宁波，而上海，城池礮台不得地势者移建之，水师缺冗者裁并之，一如粤省之例；而后合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虽有狡敌其敢逞？虽有鸦片其敢至？虽有谗慝之口其敢施？夫是之谓以治内为治外，奚必亟亟操切从事哉？”
历史关键时候，豪杰之士责大任深，林公有缘担责，虽殚精竭虑但应对乏谋，不可脱责，而定海陷落后陈以敌攻敌、固守藩篱之策，亦非补过之深谋也。“夫戡天下之大难者，每身陷天下之至危；犯天下之至危者，必预筹天下之至安。古君子非常举事，内审诸己，又必外审诸时：同时人才尽堪艰巨则为之，国家武力有余则为之，事权皆自我操则为之。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如此而欲静镇固守，严断接济，内俟船械之集，外联属国之师，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始既以中国之法令，望诸外洋；继又以豪杰之猷为，望诸庸众；其于救弊，不亦辽乎？”默深真识兵本、明人心也。
魏源编《海国图志》，“以西洋人谭西洋”，“为以夷攻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但魏源深知此书之可恃，须革中国人心之寐、人才之虚也。“去伪，去饰，去畏难，去养癕，去营窟，则人心之寐患祛其一。以实事程实功，以实功程实事，艾三年而蓄之，网临渊而结之，毋冯河，毋画饼，则人才之虚患祛其二。”“寐患去而天日昌，虚患去而风雷行”，惜乎当日之中国也。

●道光洋艘征抚记

（清）魏源 撰

道光十八年（１８３８年）四月，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言：“敬筹国计，宜防漏卮。近年各省漕赋之疲累，官吏之亏空，商民之交困，皆由银价昂，钱价贱。向时纹银每两兑钱千，今则每两兑至千有六百。其洋钱价亦因之遽长。而银少价昂之由，由于粤东洋船鸦片烟盛行，致纹银透漏出洋，日甚一日，有去无返。此烟来自英吉利，洋人严禁其国人勿食，有犯者以炮击沉海中，而专诱他国，以耗其财，弱其人。既以此取葛留巴　（即爪哇），又欲以此诱安南，安南严令诛绝，始不入境。今则蔓延中国，横被海内，槁人形骸，蛊人心志，丧人身家，实生民以来未有之大患，其祸烈于洪水猛兽。积重难返，非雷厉风行，不足振聋发瞆。请仿　《周官》用重典，治以死罪。”

诏各省将军、督抚会议速奏。时中外复奏，皆主严禁。惟湖广总督林则徐所奏尤剀切。言：“烟不禁绝，国日贫，民日弱，十余年后，岂惟无可筹之饷，抑且无可用之兵。”上谓为深虑远识之言。诏林则徐来京，面受方略，以兵部尚书佩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东，查办海口，节制水师。

初，鸦片烟在康熙初以药材纳税。乾隆三十年（１７６５年）以前，每年多不过二百箱。及嘉庆元年（１７９６年），因嗜者日众，始禁其入口。嘉庆末，每年私鬻至三四千箱。始积澳门，继移黄埔。道光初严禁，复移于零丁洋之趸船。零丁洋者，在老万山内，水路四达，为中外商船出入所必由。洋艘至，皆先以鸦片寄趸船，而后以货入口。凡闽、浙、江苏商船，即从外洋贩运。其粤商则皆在口内议价，而从口外运入。

始趸船尚不过五艘，其烟至多不过四五千箱，可筹火攻，而总督阮元密奏请暂事羁縻，徐图驱逐，于是因循日甚。其突增至二十五艘、烟二万箱者，则在道光六年　（１８２６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设巡船之后。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前此定例，互市以货易货，不准纹银出洋，洋商岁补内陆货价银四五百万元。逮后则但有外补洋烟之价，绝无内补货价。于是援例影射，藩篱溃决。

及道光十二年（１８３２年），总督卢坤始裁巡船，而水师积习已不可挽。道光十七年　（１８３７年），总督邓廷桢复设（巡）船，而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与洋船约，每万箱许送数百箱与水师报功，甚或以师船代运进口。于是韩肇庆反以获烟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水师兵人人充橐，而鸦烟遂至四五万箱矣。

京卿中有奏请将鸦片烟照药材收税者，不报。

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１８３９年　３月　１０日），林则徐驰驿抵粤，传洋商伍怡和，索历年贩烟之洋商查顿、颠地。时查顿已闻风先窜，惟颠地随英吉利公司领事义律由澳门至省城洋馆。林则徐派兵役监守之，并于省河之猎德炮台，筏断来往，谕令将零丁洋二十五艘之烟土，勒限呈缴，免其治罪，否即断薪水，停贸易。又以禁烟事宜，策问书院士子，皆以水师包庇贩私对。于是奏革水师总兵韩肇庆之职，终以邓廷桢所保，不能尽正其罪。

公司领事者，英吉利国王所派洋官，司贸易者也。他国皆洋商各自贸易，惟英吉利别有公司，皆通国富商，合资银三千万元，而国王派领事一员总管之。凡与中国官吏抗衡桀骜，皆领事所为。故他国如中国鹾务之散商散轮，而公司则犹鹾务之总商整轮也。初议三十年为一局，继展限六十年。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年），公司局散，粤中已无领事。此洋务第一转机。而总督卢坤初至广东，未悉利害，听洋商言，反行文英吉利国，令仍派领事来粤。初至者曰劳律卑，即以兵船闯入虎门构衅，勒令归国。再至者即义津，在粤三载。至是既被围省馆，不能回澳，始于二月十二日（３月２６日）具印禀遵缴，并将驶往东洋之烟船，尽驶回粤。共缴鸦片烟二万二百八十三箱。计每船大者千箱，次者数百箱，每箱百有二十斤，共二百三十七万六千余斤。林则徐会两广总督邓廷桢，亲驻虎门验收，以四月六日（５月１８日）收毕，每箱约赏茶叶三斤。其烟土，请解京师。诏即在海口销毁，毋庸解京，俾沿海民人共见共闻，咸知震詟。林则徐会同督抚，于虎门监视销毁，就海滩高处，周围树栅，开池浸卤，投以石灰，顷刻汤沸，不爨自然，夕启涵洞，随潮出海。

其鸦片共四种，最上曰公斑土，白土次之，金花土又次之，每箱四十枚。又有小公斑土，尤贵。皆产于东印度之孟阿腊，南印度之孟迈及曼达剌萨。其印度洋埠发票，有每月发至万有二千余箱者，虽间售南洋各国，而中国居其大半，岁不下五六万箱。其烟在印度本地每箱值价银二百五十元，至广东则价银五六百元，为利一倍。共烧毁资本银五六百万元，并利银共千余万元。

时有各国洋商，闻风来观，作文纪事，颂中国之政。林则徐下令尽逐外洋之趸船，与澳门之奸商，不许逗留内陆。其续至商船，有鸦片者，倘自揣不敢报验，即日回国，亦免穷追。其进口之船，均应具结，有夹带鸦片者，船货没官，人即正法。其令过严，已非律载蒙古化外人犯杀罪准其罚牛抵偿之例。时西洋弥利坚（指美国）诸国，皆遵具结。于是义律由省下澳，禀言趸船贩烟之弊，极须设法早除，如委员来澳会议章程，可冀常远除绝，并禀请准本国货船泊卸澳门。此洋事第二转机。林则徐以澳门向例，惟准设西洋额船二十有五艘，若英人援此例，不入黄埔，则海关虚设，而私烟夹带，何从稽察？严驳不许。义律言不准泊澳，便无章程可议，因不受所赏茶叶，不肯具结，言必俟奉国王命定章程，方许货船入口。时义律已寄信附货船回国，往返不过半年，原可少需毋迫也。而五月内，复有尖沙嘴洋船水手殴毙村民林维喜之事。谕义律交出人犯抵罪。义律拘讯黑夷五人，未获正犯，悬赏购告犯之人，亦非故意抗违也。

七月，林则徐与邓廷桢遵例禁绝薪蔬食物入澳，并以澳门寓居洋人，原为经理贸易，今既不进口贸易，即不应逗留澳门。义律率其眷属及在澳英人五十七家，同迁出澳，寄居尖沙嘴货船。于是义律始怨，暗招洋埠兵船二艘来粤，又择三大货船，配以炮械，赴九龙山，假索食为名，突开炮攻我水师船。我参将赖恩爵挥兵发炮，击翻双桅洋船一、杉板船二，及英人所雇吕宋趸船一。八月，义律遂托澳门西人代为转圜，愿将趸船奸商尽遣回国，其货船亦愿具结，如有夹私者，船货充公，惟不肯具　“人即正法”四字。此粤事第三转机。而林则徐以与各国结不画一，必令书　“人即正法”之语，且责缴凶犯。旋有英国二货船，遵式具结，于九月晦　（三十日，１１月　５日）入口，而义津遣二兵船阻之，且禀请毋攻毁尖沙嘴之船，以俟国王之信。水师提督关天培以凶犯未缴，掷还其禀。时我师船五艘在洋弹压，彼见前禀不收，且我师船红旗，即发炮来攻。盖西人号令，红旗进战，白旗止战也。关天培开炮应之，击断洋船头鼻，西兵多落海死。十月初，又回攻我尖沙嘴迤北之官涌山炮台不克，洋船恐我乘夜火攻，又水泉皆下毒，无可汲饮，遂宵遁外洋。

前此九龙山之战，奏奉批谕，有　“不患卿等孟浪，但患过于畏葸”之语。十一月初八日　（１２月　１３日）诏曰：“英吉利自禁烟之后，反复无常，若仍准通商，殊非事体。至区区关税，何足计论！我朝绥抚外人，恩泽极厚。英人不知感戴，反肆鸱张，是彼曲我直，中外咸知，自外生成，尚何足惜？其即将英吉利贸易停止。”且于原奏中　“洋船遵法者保护之，桀骜者惩拒之”语，批谕云：“同是一国之人，办理两歧，未免自相矛盾。”此因禁烟而并断英人贸易之本末也。上又以大理寺卿曾望颜之奏，欲封关禁海，尽停各国贸易，交两广大吏议奏。林则徐力陈不可，且言各国不犯禁之人，无故被禁，必且协力谋我。始寝前议。

自封港以后，英商货船先后至者二三十艘，皆不得入口，人人怼怨。于是义律于十一月复遣人禀言：“在粤办事多年，实欲承平，今诸事扰乱，心多忧虑。自后请遵照大清律办理，而无违国王之法，乞仍许英人回居澳门，俟国王谕至，即开贸易。”此粤事第四转机。而林则徐以新奉谕旨，不便骤更，复严斥坚绝。其国货船，先后起碇扬帆，驶出老万山者十余艘，并续至之艘，多观望流连，寄泊外洋不肯去。而粤洋渔船疍艇亡命之徒，贪薪蔬之厚值，并以鸦片与之交易，趋者如鹜。时林则徐已奉命总督两广，与水师提督关天培密筹，师船未可遽出大洋，不如以毒攻毒。遂招募渔艇、疍户，授以火船，领以弁兵，于二十年（１８４０年）正月，先赴各岛岙潜伏，约俟月晦夜，乘退潮往，乘长潮还。游击马辰等四路分进，出其不意，突攻之于长沙湾，烧毁运烟济夷匪船共二十三、岸上篷寮六，生擒奸民十余，焚溺死者无数。洋船带火，仓皇开避，我兵勇乘潮急还，无一伤者。

是时吸烟罪绞、贩烟罪斩之律已颁，一年有六月之限期已半，各省查办日严，纷纷戒食者已十之五六。而英吉利国中闻广东罢市之信，各埠茶叶皆囤积不肯出售，市价踊贵。我闽、粤贩茶之商船，赴南洋者，皆倍利而返。其伦敦国都银肆，无银转输，至借邻埠之银巨万，以供支发。义律已回国请兵，时女王令国人会议，其文武官皆主战，其贸易商民皆不欲战，连日议不决。最后拈阄于罗占士神庙，三得战阄，始决计。国王命其外戚伯麦为统帅，率兵船十余，加以印度驻防兵舰二三十艘。

二十年（１８４０年）四月林则徐奏闻，尚有“以逸待劳，以主待客，彼何能为”之谕。五月初九（６月８日）夜，林则徐又遣兵船于磨刀外洋，以火船烧毁杉板洋船二，毙白洋人四。

又有大洋船桅帆着火，弃碇驾逃，先后延烧大小匪艇十有一，擒获汉奸十有三。五月，英国大小兵船十二，并车轮火船三，先后至粤，泊金星门，其余尽泊老万山外。林则徐又以火船十艘，每二艘絙以铁索，乘风潮攻之，洋船皆急驶避，仅焚其杉板小船二，而英人自是不敢驶近海口。

林则徐自去岁至粤，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具知西人极藐水师，而畏沿海枭徒及渔船、疍户。

于是招募丁壮五千，每人给月费银六元，赡家银六元，其费洋商、盐商及潮州客商分捐。又于虎门之横档屿设铁链木筏，横亘中流。购西洋各国洋炮二百余位，增排两岸。又雇同安米艇、红单船、拖风船共六十，备战船。又备火舟二十，小舟百余，以备攻剿。并购旧洋船为式，使兵士演习攻首尾、跃中舱之法，使务乘晦潮，据上风，为万全必胜计。林则徐亲赴师子洋校阅水师，号令严明，声势壮甚。至是又下令，每杀白洋人者赏银二百元，黑洋人半之，斩首逆义律者银二万元。其下领兵头目，以次递降。获兵艘者，除火药炮械缴官外，余尽充赏。于是洋船之汉奸，皆为英人所疑忌，不敢留，尽遣去。其近珠江之内河，在澳门西、虎门东者，尽以重兵严守。其余海口多礁浅，非洋船所能入。洋船至粤旬月，无隙可乘，遂乘风窜赴各省。

是月洋船三十一艘赴浙江，先以五艘攻福建厦门。时水师提督陈阶平先期告病，总督邓廷桢督金厦兵备道刘耀春炮中其大兵船火药舱，沉之。又募水勇数百，伪装商舟，出洋攻之于南澳港。是夜无风，洋艘不便驶避，且舵尾无炮，我舟低，又外蔽皮幕，铳弹不能中，遂坏其舵尾，掷火罐喷筒，歼其夷兵数十。会风起，夷艇始窜遁。六月，全艘赴浙江，攻定海，陷之。总兵张朝发中炮折股，旋死。其分出之船，游奕闽、粤，时时窥伺。七月，洋船突攻澳门后之关闸，我守兵炮沉其数小舟，伤其洋目、洋兵数十。八月，林则徐侦洋帅士密之兵船五艘在磨刀洋，遂遣副将陈连升、游击马辰等，率五兵艘出洋剿之，每艘兵六百。马辰先遇洋帅之船，即乘上风攻之，炮破其头鼻，船欹兵溺，围攻良久，洋船弹已尽，仅放空炮。于是他船以小舟十余来围马辰之船，而洋帅之船，乘我兵与他舟相持，即乘间窜遁。捞获死尸十余，及军器帅旗。入奏，遂奉　“贪功启衅，杀人灭口”之严旨。

盖自定海失守后，浙江巡抚乌尔恭阿、提督祝廷彪束手无策。朝廷以定海孤悬海中，非海道舟师不能恢复，而水战又洋艘所长，且承平日久，沿海恐其冲突，已有蜚语上闻，言上年广东缴烟，先许价买，而后负约，以致激变者，又有言邓廷桢厦门军报不实者。七月，命两江总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赴浙江宁波视师，且敕沿海督抚，遇洋船投书，即收受驰奏。又命侍郎黄爵滋、祁俊藻赴福建查勘。适七月洋酋伯麦及义律以五艘驶赴天津投书，书乃其国巴厘满衙门寄大清国宰相之词，多所要索：一、索货价［其初次来书，尚不敢显言烟价，但以货价为名；及见内陆复书，不及禁烟之事，后遂显索烟价矣］；二、索广州、厦门、福州、定海、上海为市埠；三、欲共敌体平行；四、索犒军费；五、不得以外洋贩烟之船贻累岸商；六、欲尽裁洋商浮费。直隶总督琦善收书奏闻。

是时洋兵艘并未北上，志在求款通商，尚未决裂，使控驭得宜，盟约立就。天津巡道陆建瀛言：“洋人所求，前三事大，后三事小，请以免税代烟价，以澳门为市埠，以海关监督与之平行，但必严持禁烟为名，以鸦片烟之至不至，决数事之许不许。其通商裁费事宜，则令仍回广东与林则徐定议。

既可服外人之心，亦不失中国之体。”此西事第五转机。而任事者以为在津速结则功小，不如张之使大，遂一切不决许，且于复书中，即言　“上年广东缴烟，其中必有多少曲折，将来钦派大臣前往查实，不难重治林则徐之罪”。诏以琦善为钦差大臣赴粤查办，革林则徐、邓廷桢之职，留粤听勘，并敕沿海各省，不得开炮。八月，洋船自天津起碇，以中国无决允之语，不肯归我定海，惟撤兵船之半赴广东。

先是林则徐奏言：“自六月以来，各国洋船愤贸易为英人所阻，咸言英人若久不归，亦必回国各调兵船来与讲理，正可以敌攻敌。中国造船铸炮，至多不过三百万，即可师敌之长技以制敌。此时但固守藩篱，即足使之自困。若许臣戴罪赴浙效力，必能殚竭血诚，克复定海，以慰圣廑。”不报。九月，义律回浙，入见伊里布于镇海城，索俘酋安突德，及七月间余姚知县汪仲洋陷软沙之洋舟及黑白夷数十人，至是索之，不果而去。伊里布遣其奴张喜赴洋船馈牛酒，首贺以林、邓革职之事。洋酋伯麦摇首曰：“林公自是中国好总督，有血性，有才气，但不悉外国情形耳！断鸦片可，断一切贸易不可。贸易断则我国无以为生，不得不全力以争通商，岂仇林总督而来耶？”

是时直隶、山东争以敌情恭顺入告。山东巡抚托浑布遣人馈洋船归，至有各人向岸罗拜之奏。而广东裁撤水师之船，已半途被掳矣。署总督怡良奏闻。而十月琦善至广东，查上年义律先后缴烟印文，欲吹求林则徐罪，不可得，则首诘劫船之役，何人先开炮，欲斩副将以谢之，而兵心解体矣。撤散壮丁数千，于是水勇失业，变为汉奸，英人抚而用之，翻为戎首矣。撤横档水中暗桩，屡会义律于虎门左右，洋船得以探水志，察径路，而情形虚实尽泄矣。听盐运使王笃之言，尽屏广东文武，专用汉奸鲍鹏往来传信，其人故奸人颠地之嬖僮，义律所奴视，益轻中国无人矣。义律与琦善信云：“若多增兵勇来敌，即不准和。”于是已撤之兵，不敢再调。凡有报缉汉奸者，则诃曰：“汝即汉奸。”有探报洋情者，则拒曰：

“我不似林总督，以天朝大吏，终日刺探外洋情事。”一切力反前任所为，谓可得外洋欢心，而敌人则日夜增造杉板小船，招集贩烟之蜈蚣艇、蟹艇数百，此外火箭、喷筒、竹梯攻具，增造不可数计。水师提督关天培密请增兵，琦善惟恐其妨和议，固拒不许。偿洋商烟价银七百万元，而其心必欲索埠地。

琦善前以厦门及香港二地商之邓廷桢。廷桢言厦门全闽门户，不可许；香港鼎峙，为粤海适中之地，环以尖沙嘴、裙带路二屿，藏风少浪，若令英人筑台设炮，久必窥伺广东。琦善既据以奏闻，至是不能自背前奏，又无以拒义律之求，笔舌往反，终无成议。

义律遂乘其无备，于十二月五日（１２月２８日）突攻沙角、大角炮台，乃虎门外之第一重门户也，副将陈连升守之。连升久历川、楚戎行之老将，兵止六百，洋船炮攻其前，而汉奸二千余梯山后攻其背。陈连升于后山埋地雷，机发轰死百余贼，而不能再发。贼后队复拥上，众五倍于我。我兵以扛炮前后歼二三百，而火药已竭。贼火轮杉板船，又绕赴三门口，焚我战艘。水师兵或溃或死。其横档、靖远、威远各炮台，仅能自保，且俱隔于洋船，不能相救。陈连升父子战死，贼遂据沙角、大角两炮台。时提督关天培、总兵李廷钰、游击马辰等，尚分守镇远、威远、靖远各炮台，兵各仅数百，相向而泣。天培遣廷钰回至省城哭求增兵，阖省文武亦皆力求，琦善置不问，惟连夜作书令鲍鹏持送义律，再申和议，于烟价外复以香港许之，并归浙江俘人以易定海城。琦善与立契约，遂于正月赴虎门，宴义律于师子洋。既而正月杪批折回不允，于是事复中变。

初，琦善之陛辞也，奉面谕，以英人但求通商则已，如邀挟无厌，可一面羁縻，一面防守，一面奏请调兵，原未令其撤防专款也。及逆党攻陷炮台，大肆猖獗，上震怒，于是有　“烟价一毫不许，土地一寸不给”之旨，并调四川、贵州、湖南、江西兵赴剿，命林则徐、邓廷桢随同办理洋务。然琦善不与林则徐商议一事，且洋人和议已绝，尚不许关天培增兵为备，而彼则号召日多，器械日备，凶焰百倍于前矣。

二十一年正月七日（１８４１年１月２９日），下诏暴逆人罪恶，特命宗室奕山为靖逆将军，湖南提督杨芳、户部尚书隆文为参赞大臣，声罪致讨。命刑部尚书祁＜土贡＞赴江西总理兵饷。

杨芳方入觐，行至安徽，奉命先往，二月十三日（３月５日）

驰至广东。而英人已于二月五日（２月２５日），乘风潮连破横档炮台、虎门炮台，提督关天培死之矣。虎门各隘所列大炮三百余门，并林则徐上年所购西洋炮二百余门，皆为敌有。湖南兵千余新到，琦善仓卒即遣御之乌涌，甫交绥，粤兵先走，湖（南）兵且战且走，后阻四河，溺死者半，提督祥福又死之矣。

广东省河广阔，惟东路二十里之猎得、二沙尾，西南十五里之大黄滘河面稍狭，可以扼守。杨芳相度形势，使总兵段永福率千兵扼东南十余里之东胜寺，为陆路三面咽喉。然其地距河五六里，不能扼贼水路。又使总兵长春以千兵扼大黄滘后五里之凤凰冈，惟筑濠垒，横木筏，未沉石下木桩，洋船可闯而过也。其猎得及二沙尾，虽沉船塞石，而无兵炮守御，敌船至可拔而除之也。英初惧杨芳宿将威名，又未悉内河虚实，使白洋人持书至凤凰冈议款，从以汉奸，沿途探水。

总兵长春收书送城中待报，任汉奸导白洋人遍历营垒，尽得虚实，归报无备。于是分路深入，破凤凰冈营，进攻东西炮台、海珠炮台，尽扼猎得、大黄滘两咽喉矣。

时琦善已革去大学士，拔去孔雀翎，而怡良复以英人香港伪示奏呈，有：“尔等既为大英国子民，自应顺之。”于是上益震怒，籍琦善家产，锁逮来京。英人见朝廷赫怒，局势大变，恐和议永绝，且洋船兵费浩大，急欲通商以济饷。各国商船罢市久，亦皆咎之。乃于二十六日（３月１８日），托弥利坚国头目与洋商伍怡和调停，递书，言：“如欲承平，不讨别情，但求照旧通商，如有私夹鸦片者，船货入官。”盖并琦善所许之烟价、香港，皆不敢求矣。杨芳谕令退出虎门，义律言：“俟奉通商之旨，兵船即退。”是月，杨芳、怡良奏闻。

是时门户已失，贼入堂奥，兵溃民散，炮械俱乏，舍暂款，无一退敌缓兵之策。而烟价、埠地皆不索，亦足申朝廷折冲樽俎之威，与琦善未逮以前，情形迥异。是粤事第六转机。而杨芳正月初行至江西时，闻粤中和议将定，先为给岙堆货之奏，以遥附琦善，固已不取信于上。及是再奏，又不陈明粤中开门揖盗，自溃藩篱，非权宜不能退贼收险，以屈为伸之故，与目前洋人震慑天威，国体已振，势机大转，不可再失之故，及与将来守备已固，如再鸱张，立可剿办之故，但影响吞吐其词。上以其毫无方略，未战先抚，非命将出师本意，不许。

是时，定海之洋船亦至广东，共五十大艘，半泊香港，半入虎门，舳胪相接，遍树出卖鸦片之帜。将军奕山行至江西，以各省兵炮攻具未集，暂驻韶州以俟。三月二十三日（４月１４日），奕山、隆文及新任总督祁＜土贡＞，并抵广州。奕山问计于杨芳、林则徐二人，皆言寇势已深，而新城卑薄，无险可守，宜遣人计诱洋船，退出猎得、大黄滘之外，连夜下桩沉船，岸上迅垒沙城，守以重兵大炮，为省城外障，俾西人不能制我之命，而后调集船炮兵勇，以守为战。俟风潮皆顺，苇筏齐备，再议乘势火攻，庶出万全。

是月，林则徐复奉驰赴浙江军营之命，盖去冬浙闽总督颜伯焘、浙江巡抚刘韵珂、署两江总督裕谦，先后密疏，陈林则徐、琦善守粤功罪。至是裕谦奉命赴浙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故上命林则徐以四品京堂驰往会办，以防英人败窜赴浙。

而是时，英人方据省河咽喉，我兵实无胜算，且攻具未齐，所募福建水勇千人未至，近募香山、东莞水勇三千，亦未集。杨芳不欲浪战，奕山初至，亦然之。既而惑于翼长、随员等之言，以不战则军饷无可开销，功赏无由保奏，急欲侥幸一试，遂不谋于杨芳，即以四月朔（５月２１日）夜半，三路突攻洋船。一屯西炮台外出中路，一由泥城出右路，一屯东炮台出左路。日暮兵已出城，奕山始诣杨芳卜休咎。杨芳大怒，拔剑忿诟，而兵已不可挽。时水勇木筏未集，先用四川余丁充水勇者四百，广州水勇三百，乘小舟携火箭、火弹、喷筒，分路（埋）伏，闻炮齐起，以长钩钩其船底。是夜又值逆风，炮破其二桅大船二、杉板小船五，其被小舟围焚遁免之大船一、火轮船一，溺洋人数百，义律自洋馆登舟窜免。

其洋馆中货，为四川、湖南兵掳掠一空，并误伤弥利坚数人。

甫黎明，而洋兵大集，反乘顺风，我兵退走。广州城三面临河，街市鳞栉，繁丽甲南海，至是火光烛天，以及泥城港内，所备攻敌之木筏材料数百，油薪船三十余艘，皆为敌人火轮船及汉奸所烬。其筏材皆运自广西，费以数十万计。

越三日，义律投书约诘朝大战。至期，敌船环攻城东、西、南三面。佛山运至新铸八千斤大炮，本洋人所畏惧，而位置不得地势，依山者高出水面，依水者四面受敌，炮架不能运转取准。奕山用文吏李湘芳、西拉本为翼长，将各省之兵互调分配，各离营伍，兵将皆不相习，溃走则互相推诿。所发盐菜口粮，厚薄不均。祁＜土贡＞又吝费，令十五兵共一帐房，拥挤无纪律，各择便利，掳取货物。奕山又尽派重兵于东南二路，而西北泥城后路无守备。于是天字炮台及泥城及四方炮台，一日皆失。

守天字炮台者段永福，守泥城者副将岱昌与参将刘大忠，守四方炮台者总兵长春。天字炮台上八千斤大炮，未及一放，即为洋兵锢以铁钉。四方炮台者，在城北后山之顶，俯视全城，国初王师攻围广州，半载不能破，及夺后山，置炮俯击，始陷之。乃攻城之利，守城之害也，早当拆毁而阻上山之径，乃官兵反设炮其上，已为失策。且其地距水次十余里，层崖峭径，一夫扼险可拒。敌自破泥城后，绕东而北，沿途官兵无一阻截，至山下仅百余人，而守台兵望风争窜，陨崖坠死无数。洋兵唾手而得险要，连夜于台下筑土城，运火药，于是阖城军民，如坐阱中，而听阱上之下石矣。

将军、参赞，不斩一逃将逃兵，反开城纳之。连日城外之火箭炮弹，与四方台上之炮声，如电如雷，昼夜不息。幸大雨盆注，其箭弹非坠池塘，即堕空地，无一延燎。内城贮火药二万斤，汉奸以火箭火弹射之，亦为雨所灭。惟内城尚高厚，而外城低薄，女墙卑于甍脊，人无固志。第七日，洋兵遂并力专攻城东南隅，若知将军、参赞皆居东南者，箭弹入贡院，棂甍皆破。诸帅避入巡抚署，面无人色，议使广州知府余保纯出城讲款。义律立索军饷银六百万元，烟价在外，香港再议，限五日内交银，且约将军及外省兵先出省城，洋船始退出虎门。将军等一切允之，城上改树白旗，先令洋商出二百万元，余于藩库、运库、海关库发给。会奏请罪，而烟价及香港亦未入奏云。

十三日（６月２日），四方炮台洋兵下山回船，义律即促将军、参赞离城。十六日　（６月５日），奕山、隆文退兵屯金山，离省河数十里，先撤回湖南兵，惟杨芳仍留广州弹压。隆文于讲和时，即愤恚成疾，及抵金山，不数日即卒。

初，将军、参赞之至粤也，屡奏粤民皆汉奸，粤兵皆贼党，故远募水勇于福建，而不用粤勇。官兵擒捕汉奸，有不问是非而杀之者，粤民久不平。而英人初不杀粤民，所获乡勇皆释还，或间攻土匪，禁劫掠，以要结民心。故虽有擒斩敌人之赏格，无一应命。当洋兵攻城，居民多从壁上观。会南海义勇为湖南（兵）诬杀，义勇大哗，数百人拥入贡院，搜兵报复，兵皆鼠窜。将军、参赞摘段永福翎顶慰解之，始散。

而洋兵亦日肆淫掠，与粤民结怨。及讲和次日，洋兵千余自四方炮台回至泥城淫掠，于是三元里民愤起，倡议报复，四面设伏，截其归路。洋兵终日突围不出，死者二百，殪其渠帅曰伯麦、霞毕（应为毕霞），首大如斗，夺获其调兵令符、黄金宝敕，及双头手炮。而三山村亦击杀百余人，夺其二炮及枪械千。义律驰赴三元里救应，复被重围，乡民愈聚愈众，至数万。义律告急于知府余保纯。是时讲和银尚止送去四分之一，又福建水勇是日亦至，倘令围歼洋兵，生获洋人，挟以为质，令其退出虎门，而后徐与讲款，可一切惟我所欲。此粤事第七转机。而诸帅不计及此也，反遣余保纯驰往，解劝竟日，始翼义律出围回船。

十七日（６月６日），洋船渐次退出，其大船有滞浅沙者，各乡民复思截而火之，祁？谕，始解散。而新安县武举人庾体群，亦于初四（５月２４日）夜半，以火舟三队，自穿鼻洋乘潮攻洋船于虎门，轰其后舱，双桅飞起空中，全船俱毁，余船皆弃碇窜遁。又佛山义勇，亦截击于龟冈炮台，据上风纵毒烟以眯敌目，歼杀数十，又破其应援之杉板洋舟。大帅先后奏闻。诏责诸将调集各省官兵，反不如区区义勇，其一切交部议处。义律亦惭愤，强出伪示，言：“百姓此次刁抗，蒙大英官宪宽容，后毋再犯。”粤民愤甚，复回檄诟之曰：“尔自谓船炮无敌，何不于林制府任内攻犯广东？尔前日被围时，何不能力战自拔，而求救于首府？此次由奸相受尔笼络，主款撤防，故尔得乘虚深入。倘再犯内河，我百姓若不云集十万众，各出草筏，沉沙石，整枪炮，截尔首尾，火尔艘舰，歼尔丑类者，我等即非大清国之子民。”是时南海、番禺二县团勇三万六千，昼夜演练。义律侦知内河已有备，竟不敢报复。

然自是知粤市之不可复开，翻然思变计，不逾月遂复有厦门之事。

论曰：《春秋》之义，治内详，安外略。外洋流毒，历载养痈。林公处横流溃决之余，奋然欲除中国之积患，而卒激沿海之大患。其耳食者，争咎于勒敌缴烟；其深悉洋情者，则知其不由缴烟而由于闭市。其闭市之故，一由不肯具结，二由不缴洋犯。然货船入官之结，悬赏购犯之示，请待国王谕至之禀，亦足以明其无悖心。且国家律例，蒙古化外人犯法，准其罚牛以赎，而必以化内之法绳之，其求之也过详矣。

水师总兵奏褫审讯，而仍以掣肘免罪，曷不以外洋没产正法之律惩之乎？海关浮费，数倍正税，皆积年洋商关胥所肥蠹，起家不赀，今既倾缴洋商千万之烟资，不当派捐洋商数百万之军饷乎？诚能暂宽市舶之操切，以整水师之武备，尽除海关之侵索，以羁远人之威怀。奏仿钦天监用西洋历官之例，行取弥利坚、佛兰西、葡萄亚三国各遣头目一二人，赴粤司造船局，而择内陆巧匠精兵以传习之，如习天文之例。其有洋船、洋炮、火箭、火药，愿售者听，不惟以货易货，而且以货易船，易火器，准以艘械、火药抵茶叶、湖丝之税，则不过取诸商捐数百万，而不旋踵间，西洋之长技，尽成中国之长技。兼以其暇，增修粤省之外城内河之炮台，裁并水师之员缺，而汰除其冗滥，分配各舰，练习驾驶攻战。再奏请遍阅沿海各省之水师，由粤海而厦门，而宁波，而上海。城池、炮台不得地势者移建之，水师缺冗者裁并之，一如粤省之例。而后合新修之火轮、战舰，与新练水犀之士，集于天津，奏请大阅，以创中国千年水师未有之盛。虽有狡敌，其敢逞？虽有鸦片，其敢至？虽有谗慝之口，其敢施？夫是之谓以治内为治外，奚必亟亟操切外洋从事哉？

或曰：“西变以来，惟林公守粤，不调外省一兵一饷，而长城屹然。使江、浙、天津武备亦如闽、粤，则庙堂无南顾之忧，岛寇有坐困之势。子何不责江、浙、天津之无备，与粤、闽后任之不武，而求全责备于始事之人？且林公于定海陷后，固尝陈以敌攻敌之策矣，陈固守藩篱之策矣，又奏请以粤饷三百万造船置炮。苟从其策，何患能发之不能收之矣。”

曰：“《春秋》之谊，不独治内详于治外，亦责贤备于责庸。良以外敌不足详，庸众不足责也。吾曰勿骤停贸易，世俗亦言不当停贸易。世俗之不停贸易也，以养痈。曰英人所志不过通商，通商必不生衅。至于鸦片烟竭中国之脂，何以禁其不来，则不计也。设有平秀吉、郑成功枭雄出其间，藐我沿海弛备，所志不在通商，又将何以待之？则亦不计也。与吾不停贸易以自修自强者，天壤胡越。望之也深，则求之也备，岂暇与囊瓦、靳尚之徒，较量高下哉？

夫戡天下之大难者，每身陷天下之至危；犯天下之至危者，必预筹天下之至安。古君子非常举事，内审诸己，又必外审诸时，同时人材尽堪艰巨则为之，国家武力有余则为之，事权皆自我操则为之。承平恬嬉，不知修攘为何事，破一岛一省震，骚一省各省震，抱头鼠窜者胆裂之不暇，冯河暴虎者虚骄而无实。如此而欲其静镇固守，严断接济，内俟船械之集，外联属国之师，必沿海守臣皆林公而后可，必当轴秉钧皆林公而后可。始既以中国之法令望诸外洋，继又以豪杰之猷为望诸庸众，其于救敝，不亦辽乎？驰峻坂，则群儆善御之衔绥，犯駥涛，则群戒舵师之针向，故　《甫田》慎彼劳忉，《唐棣》先其翩反也。”

道光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年）四月，英人之受款于广东也，在我师则以救一时之危，在敌亦急欲得银以济兵饷，故通商章程，彼此皆未暇议。及洋兵大困于三元里，自知已结粤民之怨，又畏粤民之悍，不敢复入内河贸易，欲洋商赴香港。而香港隔海风浪，洋商无肯往者，遂欲以香港易尖沙嘴及九龙山。将军、总督以香港尚未奏允，何况二地？约其仍来黄埔。

敌遂不许我修复虎门炮台，尽拆各炮台之石，移筑香港，且欲我拔去内河沙石桩筏。彼此相持，虽有通商之名，无通商之实。又余保纯与义律议，先送军饷六百万元，其烟价在外。

将军止以军饷改称商欠奏闻，其余情未上达也。及洋船退出后，内河填塞要害，增修炮台，守备日固，不能如向日之闯突。敌众皆咎义律议款时不别索地埠，遂扬言，英吉利国王谴义律无能，改命璞鼎查为兵帅，欲复往沿海各省，必如上年在天津所索各款。

会六月香港有风飓之事，祁＜土贡＞、怡良张皇入奏，谓撞碎洋船无数，漂没洋兵汉奸无数，所有帐房篷寮、新修石路，扫荡无存，浮尸蔽海。朝廷方发藏香谢海神，布告中外，允广东保举守城文武至数百员，而洋船数十艘，已全赴福建，攻陷厦门矣。

初，上年洋艘之攻厦门也，水师提督陈阶平先告病，邓廷桢督同兵备道刘耀春止守旧炮台，垒沙垣，据形势，故贼攻不破。及颜伯焘嗣任，首劾陈阶平之规避，与琦善、杨芳之主款，意气甚锐。然故纨绔，虚憍自大，且轻邓廷桢之仅仅自守。奏言：“用守而不用攻，则贼逸我劳，贼省我费，大炮止可施诸岸上，不能载之水中，小舟止可行诸内港，不能施之大洋。”遂请饷银二百万，造战舰五十余艘，募新兵数千，水勇八千，欲与出洋驰逐。又于口外之峿屿、青屿、大小档，增建三炮台，备多力分；新铸千炮，又多未就，空船空台，徒等废物。适闻广东款议成，奉撤兵省费之旨，尽散水勇八千，不筹安置。水师提督窦振彪亦出巡外洋，内备单弱。七月初九日（８月２５日），洋船数十艘突至，投书，令让出厦门为外埠，俟上年天津所索各事皆遂，再行缴还。次早驶进，先以数火轮往返，忽东忽西，哨探形势，并试我炮路。炮路者，官炮皆陷于石墙孔内，惟能直轰一线，不能左右转运取准，故夷先以舟试之，知其所值，则避之也。既而诸舟蜂拥齐进，我守青屿、仔尾屿、鼓浪屿之兵，三面环击，沉其火轮舟二、大兵船一，又伤其一桅。敌遂以二三艘并力攻一炮台，一台破，再攻一台，将士死伤相继，洋船遂注攻大炮台，飞炮从空堕岸上，散遣之水勇变为汉奸，从中呼噪应之。颜伯焘、刘耀春同时退避，贼遂登岸，反旋转我台上大炮，回轰厦门一昼夜，官署街市皆毁。颜伯焘、刘耀春退保同安，厦门遂为贼据。

然洋人得厦门，亦不守，不数日全队驶赴浙江，惟留数艘，泊据鼓浪屿。八月初四日　（９月１８日），颜伯焘即以收复厦门奏闻。然同知潜处四乡，未敢回署视事。诏降颜伯焘三品顶戴留任，遣侍郎端华赴福建勘实以闻。时鼓浪屿洋人，日招工匠，增造小舟，为驶窥内河计。是月以大船五、小船三十，驶入厦门之木桩港口，炮沉我兵船五，副将林大椿、游击王定国中炮死。提督普陀保、总兵那丹珠督兵御之，炮沉大洋船一，始退出外洋。其福州省河外之五虎门，潮至通舟，潮退搁浅，故洋船未敢驶入云。

初，裕谦自正月赴浙江代伊里布为钦差大臣，时洋船已去定海，总兵王锡朋、郑国鸿、葛云飞以兵五千驻定海，辑流移，修城垒炮台，为善后计。裕谦任事刚锐，而不娴武备，与颜伯焘同。前此倾心于林则徐，而林则徐又旋有遣戍新疆，改赴河工之命。盖广东盐运使王笃入京，于召见时，力党琦而排林。林则徐去浙，浙事益无所倚。定海孤悬海中，本不必守之地，徒分兵力。提督余步云庸而猾，素为裕谦所鄙，一时无人可代，姑令驻招宝山，不令渡海调度。三镇又皆武夫，无远略。裕谦所任随营知府黄冕、署定海知县舒恭寿，皆吏才而非边才。及是筑定海外城，葛云飞欲包濒海市埠于２城内，左右抵山，其三面则以山为城。裕谦未渡海亲勘，但据图指挥，从之。有诤者曰：“守舟山已为下策，况所筑者又必不可守之城乎！天下无一面之城，此乃海塘耳，非外城也。贼左右翻山入，即在城内矣。备多则力分，山峻则师劳，请但环内城为新郛，勿包外埠，勿倚外山，庶城足卫兵，兵足守城，庶犹得下策。”既而挠于群咻，议遂不行。至若捐舟山，专守海岸之策，更无暇筹及也。

是夏，广东讲款，奉旨各省撤兵省费。时精兵五千，皆在定海，其镇海、宁波仅兵四千，分布各口。八月初，洋船先犯石浦，以礁险不利而退，东西游奕。十二日（９月　２６日），进攻定海，我军炮破其火轮舟一，即窜遁。十四日（２８日），连樯进攻晓峰岭，开炮数百，我兵皆隐侧崖，未伤，其小舟登岸者，为郑国鸿督兵扛炮击退。次两日，又营五奎岛，又绕攻东港浦，又绕攻竹山门，皆为我炮却。十七日（１０月１日），贼乘我守兵力疲，遂分由五奎山、东港浦、晓峰岭三路进攻，以牵我师。其攻晓峰岭之贼，登岸后即撤舟以绝反顾，前贼死伤，后贼继进。我守山兵逆风下击，铳不得力，日午铳皆热透，贼遂冒死登山入城，三总兵相继战死，舒恭寿服毒死，邑民救苏之，定海复陷。

其镇海防兵四千，裕谦以千余兵守城内外，余步云率千余守招宝山，总兵谢朝恩率千余守隔江之金鸡岭。裕谦先期见招宝山建白旗，知余步云贰志，乃盟神誓众。余步云托足疾不跪。裕谦奏言：“洋船黑兵及汉奸不下万人，贼可并帮来犯，我必扼要分守，贼可数日不攻，我必昼夜防备，彼众我寡，彼聚我散，彼逸我劳。又海艘乘风潮而至，前艘稍退，则后艘必自相撞碎，故有进无退。我兵未历战阵，各存一炮火难御之见。是贼五船一心，且众船一心，而我兵则一人一心，是以自粤至闽，莫之敢撄。臣何敢轻视，惟有殚血诚，厉士卒，断不敢以兵单退守为词，离镇海半步，不敢以保全民命为词，受逆人片纸。”余步云心恨之。二十六日（１０月１０日），洋船攻镇海，分犯金鸡山及招宝山，每路数千，而余步云不许士卒开炮。且两次上城，请退守宁波，裕谦不许。贼甫由招宝山麓攀援登岸，余步云即率兵西走。贼踞招宝山，俯攻镇海。其隔江之金鸡山兵亦溃。裕谦知事不可为，令副将丰伸赍钦差大臣关防送浙江巡抚，自沉泮池死之。二十九日（１３日），洋兵船四、火轮舟二、小舟数十进至宁波，余步云复弃城走上虞，宁绍台道鹿泽长、知府邓廷彩从之。

时宁波以西，江渐浅狭，敌小船驶至慈溪、余姚，于是二城亦逃散一空，土匪四起，讹言传播，浙西大震。余步云先后两奏，尚以裕谦先走为词。及殉难事闻，朝廷赐谥、赐祠、赐袭，无可再诬，则又流言此次洋兵至浙，皆为报复裕谦夏间枭斩白夷嗢哩之仇，亲驻曹娥江，以此语遍谕渡江难民。浙江巡抚刘韵珂至，据以入告。而无如敌之在广东先已败盟，索尖沙嘴，索九龙山，不许修虎门炮台也；且诡称国王褫义律，改命他帅，未至定海，先破厦门也；又无如在浙先后投敌书，悬敌示，皆以欲索各省埠地为词，无一言及裕谦也。［明年伊里布在乍浦移书英酋，诘其何故再犯，彼复书至，亦一字不及裕谦。］裕谦有攘寇之志，而无制寇之才，同于张浚。议者不咎其丧师失地，而翻以英之在粤在闽败盟诬咎于浙帅，不据英书英示为词，而据余步云逃罪之语为词，则是责张浚之不如汪、黄（指宋汪伯彦、黄潜善），而汪、黄遂堪退敌也。

九月，贼以火轮小舟犯余姚，犯慈溪，二城先溃遁，英焚掠而去。是月，命宗室大学士奕经为扬威将军，侍郎文蔚、副都统特依顺为参赞，以河南巡抚牛鉴总督两江，授怡良钦差大臣，驰赴福建。奕经用宿迁举人臧纡青言：“浙江（兵）屡衄不可用，除奏调川、陕、河南新兵六千外，宜多用土勇、水勇。宁波、镇海汉奸通贼，宜令浙江京官各保举绅耆，使分伏乡勇为内应。而委员招集山东、河南、江、淮之土勇万人，及沿海渔盐枭贩、江湖盗贼二万余，分伏三城，水陆并攻，以南勇为北勇之目，以北勇为南勇之胆，刊给赏格。惟用散攻，不动大队，不刻期日，陆路伺敌出入，水路各乘风潮，逢敌即杀，遇船即烧，人自为战，使彼出没难防，而后以大兵蹙之。”得旨允行。又诏举奇材异能之士。且谕奕经毋遽往杭，先驻苏城，使敌无备，俟各省兵勇齐集，再赴浙江。

十月，奕经至苏，幕下待卫容照、司员杨熙、联芳、阿彦达，皆纨绔少年，所至索供应，征歌舞，纵樗蒲，揽威福。苏城流言四起，远播京师，于是奕经移营嘉兴。

十二月十五日（１８４２年１月２５日），奕经、文蔚同梦洋人纷纷上船，窜出大洋，诘朝各述所梦，不约而符，又适接宁波来禀，有洋人运械上船之信，于是将军、参赞锐意进兵，夜不能寐。明年元旦（１８４２年２月１０日）赴杭，留参赞特依顺守杭州，而奕经、文蔚渡江，十六日（２５日）抵绍兴。先是去冬大雪，平地五六尺，入春又淫雨，昼夜兼旬，所备火舟薪苇，皆淋湿不堪用。且三城水陆纵横数百里，兵勇布置未周，非二月中旬，不能集事。各路委员皆请缓师期半月，而奕经坚不肯待。定计二十八日（３月９日）进兵恢复三城，而原议分伏散战之法，一变为排阵对战之举。时敌闻大军将至，亦先自为备。宁波英目尽上船，惟留数百人守城上大炮，以待我西门之兵。镇海则英兵尽上招宝山，俟我兵入城，则开炮俯击，为一举歼我之计，此梦兆所由也。而诸将方严饬我军，不许携火器、火箭，恐延烧民舍，但约城中汉奸内应，擒缚英酋、英兵以献，三城唾手可得，得城后即执所获英酋，与之议款，谓万全无失。于是奕经以兵勇三千，营绍兴之东关。

使文蔚以兵勇四千，半屯慈溪二十里之长溪岭，半属副将朱桂，屯西门外之大宝山，以图镇海。提督段永福以兵勇四千，半伏宁波城外，屯大隐山，以图宁波。而副将谢天贵率兵千余，屯骆驼桥，以扼镇海、宁波适中之路。其领乡勇者，陆路则泗州知州张应云主之，令沉船梅墟，以隔断宁、镇英船，而杨熙伏勇上虞策应。水路则海州知州王用宾主之，专驻乍浦。而故总兵郑国鸿之子郑鼎臣，专司定海水勇，以火攻洋船。

及期，陆路官兵皆冒雨夜进，至城则雨霁。其从宁波西门入者，城内伏勇先歼守门之贼，钉城上之炮，洞开城门以待，我兵长驱至府署，敌始惊觉，巷战相持。俄北门洋兵又绕至攻其后，前后受敌，洋兵踞街楼屋甍之上，火箭火炮，两面雨下，巷狭墙高，仰攻不利，屯兵五百，且战且退，死伤者半。段永福督后队至，闻风反走，既不登城扼斗力战，又不退保大隐山，而直走东关。余步云率兵二千，驻宁波之奉化，中途闻败，折窜终夜，喘呼遍野。此宁波之师也。其慈溪、大宝山之兵，则副将朱桂、参将刘天保分领之。刘天保率河南劲勇五百先发，镇海城亦开门以待，内应寥寥，不能缚贼，急使人出城取火器，至则天已黎明，城外招宝山敌铳齐发，我军踉跄遁出，而朱桂军风雨迷路未至。此镇海之师也。

至是，始知仓卒布置之误，然所死不过二三百兵，于大局尚无害。于是朱桂率陕、甘兵千二百回屯大宝山之右，刘天保收河南兵五百回军大宝山之左，张应云兵勇亦回守慈溪城。奕经既不斩弃营逃将以肃军令，又不进营上虞以壮士气；文蔚复调张应云赴奕经营商军事，于是慈溪城中乡勇无主，亦溃散。

二月四日（３月１５日），敌遂遣火轮舟焚我火舟数十于姚江，而以兵二三千，自慈溪登岸，陆行十余里，进攻大宝山，并自撤原舟，以绝反顾。朱桂以扛炮兵四百御之，自辰至未，击死洋兵四百余，歼其头目巴麦尊，我兵隐崖石树木间，无一伤者。时洋兵离其船数十里，深入死地，使得一队伏兵截其后，可获全胜。不然，即有兵数百，防守后山，我兵亦不致败。此夷事第八转机。而谢天贵军不至，张应云城中伏勇已散，刘天保火器已半丧于镇海，虽据左山，不能下山截贼后。其地即在长溪岭之麓，距参赞营仅十余里，朱桂请援兵数百，文蔚坚不许发，薄暮始发兵三百，而敌已分兵四百，潜越旁港，绕出我军山后，朱桂前后受敌，父子死之。刘天保左军亦惊溃。时长溪岭阻险而阵，洋兵断难黑夜进攻，而容照及联芳等，力请文蔚弃军宵遁，沿途赏舆夫，赏舟子，惟恐英兵追及。参赞既遁，全军遂溃，弃辎重器械山积，反妄奏营被汉奸烧毁，其实次日薄暮，英兵尚未至岭也。

长溪岭既溃，军气大沮丧。即有献策请移营上虞，别选新到之兵，再诱敌深入，与之再战三战，一以牵其北扰江苏之计，一以阻其骄索无餍之气，而后徐与讲款者。奕经、文蔚心已乱，言不入耳，惟容照之言是听。镇海之役，刘天保军仅伤七人，而奏言全军覆没，仅脱回七人；大宝山之战，我军仅死百余，而奏言死者千余；慈溪英兵登岸仅二千余，而奏言万有七千，无非张贼势而逭己罪。初七日（３月１８日），即与文蔚弃绍兴，走西兴。奕经旋渡江回杭州，而陆路不可为矣。水路本议由乍浦雇渔舟潜渡岱山，以图复定海，已渡水勇万余，分伏各港，至是亦用容照言散之，并战船、火船尽撤回。其水勇无归者，遂窜入英船为汉奸，而水路亦不可为矣。

惟郑鼎臣一路不奉命，容照、联芳等憾之，力请诛以军法，奕经唯唯不决。臧纡青愤盲左目，力辞去，奕经固留之，始复思用原议伏勇散战之法。于二月十六日（３月２７日）再渡江，檄饬各路兵勇，相机自效。一月中伺杀黑白英人三百余级，生擒英官四人，白黑夷五十余人，缚献宁波汉奸主谋二人，余尽解散。郑鼎臣水路则三月朔（４月　１１日）联火舟数十，围攻大洋艘于岑港，又分攻三洋船于他港，共焚沉洋兵船四，及小洋船十余，焚溺死洋兵五六百。镇海知县叶坤，亦报大攻洋船于海口。先后奏闻。诏赏奕经双眼孔雀翎，文蔚一品顶戴，郑鼎臣、叶坤奖励有差，于是阖营沸然。前此主杀郑鼎臣者，今又竞思邀功，而主和议之人，则又哗然以为虚报不实。巡抚刘韵珂据以劾奏。既而郑鼎臣送所获贼首贼衣及毁破船板共载四大艘呈验，刘韵珂始语塞。而韵珂前月已奏请伊里布来浙主款，上复命宗室尚书耆英为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与参赞齐慎赴浙，降旨不许进兵，并不许擒斩零夷，有兵勇杀一黑白夷，即行正法，并治官弁之罪，皆刘韵珂所奏请也。

是月河南开封黄河决口堵合，诏林则徐由工次赴新疆。大学士王鼎自河南工次入京复命，越五日，发愤具遗疏，暴薨。

英人是月遂弃浙，北窥松江，窥长江。登范氏天一阁，取去　《一统志》；又购长江图及黄河图。尽得我军所裁撤水勇为乡导，兼造小疍船数十为入浅河之用。勒索宁波绅士犒军银二十万元，许退出城池。遂以三月二十七日（５月７日）弃城登舟。奕经等以大军逼退英兵，收复宁波入告。盖贼自去秋破宁波后，即遣火轮舟归报国王，其舟自中国至西洋，往返六月可达，至是三月初，国王谕至，令复往天津求埠地通商，故是月退出宁波，于官兵无预也。

四月朔（５月１０日），镇海洋船亦弃城而北，惟留四舟及洋兵千余守定海。钱塘江口龛、赭二山，近年滩涨淤浅，潮至通舟，潮落断流，故洋船不窥杭。而初九日（１8日）犯乍浦，先以兵船横列成阵，开炮与官兵相持，而遣小舟分路登岸，攻东门。我陕、甘兵以扛炮伤敌甚众，敌转攻南门。驻防旗兵，平日凌辱汉人，至是又动斥为汉奸，由是福建水勇积愤，纵火内应，贼遂逾南城入，尽焚满营，都统长喜、署乍浦同知韦逢甲死之。兵备道宋国经退走嘉兴，杭州、嘉兴俱戒严。原任大学士伊里布至乍浦洋船议款，英邀挟甚侈，不能成议。刘韵珂又奏请释还所擒黑白夷数十，送乍浦，则洋船已去，又改送镇海，谓可解仇通好，英置不问。诏将军、参赞分一人前赴嘉兴防堵，于是奕经自绍兴渡江而北。钦差大臣耆英方驰至嘉兴，忽奉命前赴广东，其杭州将军关防命特依顺署理。盖据御史苏廷魁之言，风闻廓尔喀国（即尼泊尔）已攻袭英人驻防印度之兵，洋船将回兵救援，因有退出宁波之事。故命耆英前赴广东，体察虚实，乘机攻香港。及江左告急，复命中道折回防堵。

时香港洋船十四，杉板小船数十，洋兵千余，汉奸海盗薮聚其间。奕山等既招回汉奸三千余，其香港汉奸头目内向者，亦十之六，各愿立功赎罪，请包修虎门炮台，并请乘冬令晦潮，出其不意，与香港汉奸表里应和，火攻洋船，一举歼之。而奕山听祁＜土贡＞言，惟恐触其怒，不许。六月，诏责奕山视师广东半载，毫无方略，屡命收复虎门，攻香港，以牵制闽、浙贼势，皆以船造未就为词，惟以填塞河道为事，革去御前大臣、都察院左都御史。而颜伯焘亦久未剿除厦门停泊之洋船，革职，以怡良代之。十八日（５月２７日），洋船弃乍浦而北。五月初三日（６月１１日），洋船至吴淞口。初五日（１３日），牛鉴接奕经檄，令权宜羁縻。牛鉴迟至初七日（１５日），始遣弁赍札赴洋船，则已无及。宝山城在吴淞口外，洋面寥阔，本不如内东沟、江湾二隘之易于设伏。宝山知县周恭寿请伏兵口内诱贼，毋守海口炮台，牛鉴不从。总兵王志元守小沙背之徐州兵五百，即在浙从余步云弃招宝山之溃兵也，牛鉴不惩创之，反令守要害，终日骚掠，居民汹汹。周恭寿力请撤换他兵，亦不听。初八日（１６日）黎明开炮，提督陈化成炮沉其二艘，又击折其二艘之桅。洋兵溺死二百余，遂以小舟绕攻小沙背，总兵王志元率徐州兵果望风西走。提督陈化成亦中炮死。贼遂由小沙背登岸，仅八九人，而塘上数千兵，皆望风溃矣。牛鉴走嘉定，其东炮台之兵，皆同时溃，贼遂陷宝山，丧大炮军仗无算，上海大震。参将继伦率兵先弃城走松江，上海兵备道巫宜禊、上海知县刘光斗从之。

所募福建水勇，变为土匪，纵火焚掠。十一日（１９日），洋船七八艘驶入上海，城中已空无人。十三日（２１日），洋人乘火轮船二、杉板船四五艘入松江。我兵先塞江口，距城八里，寿春镇总兵尤渤以陕、甘兵二千守之。敌开炮数十，我兵皆伏避之，炮过而起，我炮齐发，相持半日，始退。次日复至，亦如之，故松江得无恙。贼又将窥苏州，使火轮舟测水，至泖湖，渔舟引之入浅，轮胶水草，乃返。于是二十日（２８日）洋艘退出吴淞口，图入长江矣。

初，裕谦奏江海情形，有“长江无遮障，潮来甚溜，甚难防守”之语。牛鉴则驳斥常镇道请守鹅鼻嘴之禀，且遍谕居民，以长江沙线曲折，洋船断不能入。贼劫沙船导火轮船，两次驶探。初报诸险要皆无备，次报诸汊港荻洲皆无伏，始连樯深入。六月八日（７月　１５日），薄瓜洲。瓜洲城已空，遂窥镇江。镇江依北固山为城，以运河为濠，形势险固，非宝山比。驻防副都统海龄，庸缪人也。牛鉴既失吴淞口，自应驰守镇江，会参赞齐慎、提督刘允孝之兵，且节制副都统婴城固守，洋船必不越镇江，而径犯江宁。上之可以徐筹火攻，次之即与敌讲款，亦不致操我死命，无求不遂。乃牛鉴从丹阳、句容直走江宁，海龄又拒齐慎、刘允孝，使战城外，惟以驻防兵守城内。镇江繁富十万户，海龄禁难民迁徙出城，出者皆刃夹而搜括之，日捕诛城中汉奸，合城鼎沸。凡木石油炭火器守城之具，一切不备，又不团练居民乡勇助守，城中仅驻防兵千余，与绿营兵六百，寥落如晨星。始则城外军击其西北登岸之贼，相持二三日，英佯攻北门，而潜师梯西南入城，士兵仅斫其一二人，敌已蚁附上，守兵皆溃。英先焚满营，海龄为乱兵所杀，镇江陷，掳掠焚杀惨甚。宁波招宝山夷酋璞鼎查，即欲出江，前赴天津，而马礼逊阻之，谓此中国漕运咽喉，扼以要挟，必可如志，遂不果。是时洋船八十余艘，炮声震江岸，自瓜洲至仪征之盐艘估舶，焚烧一空，火光百余里。扬州盐商许银五十万免祸，六月二十八日（８月４日），遂逼江宁，东南大震。

朝廷廑念漕运重地，敕耆英便宜从事。是时敌人已奉国王谕至，但得他省通商，不必更索兵饷烟价，其鸦片烟亦不再至。故洋师三月出宁波，及在乍浦伪示，皆有前往天津求和，遵国王所谕办理之言。至是伊里布遣张喜等至洋船，洋酋言：一索洋银二千一百万元，分三年交付；一索香港为市埠，并往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贸易；一洋官欲与中国官员敌体；余与上年同。张喜言：“烟价、兵饷，广东已给六百万，今索价更奢，索埠太多，若之何？”马礼逊言［马礼逊，洋官之通汉语者］：“此我国所索之价，岂即中国所还之价，且此次通商为主，志不在银钱，但得一二港口贸易，其兵饷、烟价，中国酌裁可也。”而诸大吏不速复，遣张喜往返传语。越二日，张喜还，则敌听汉奸言，闻增调寿春兵之信，谓我借款缓敌，如今日不定议者，诘朝交战。其意盖欲款局速成，非望所求尽允。而诸帅已胆裂，即夜复书，一切惟命，其禁约鸦片章程，一语不及。英喜出望外。诸帅会奏，言“敌设炮钟山之顶，全城命在呼吸”，盖仿袭粤省失四方炮台之说，其实绝无其事。……敌人又言讲款文书，中国需用御宝，彼国亦遣火轮舟归，请国王用印。兵船惟退出海口，其舟山及鼓浪屿、香港之洋兵，必俟三年银数交竣，方可撤归。

七月初九日（８月１４日），款议成。耆英、伊里布、牛鉴亲赴敌人璞鼎查之舟。越二日，璞鼎查、马礼逊等亦入城会于正觉寺。连日分提江宁、苏州、安徽藩库、扬州运库银数百万，如数馈之。八月杪，洋船将出江，诸帅复饯于正觉寺。九月初旬，洋艘尽回定海。

诏以不守江口，逮总督牛鉴治罪，以耆英代之。而伊里布以钦差大臣，由浙至广东议互市章程。褫逮领兵之奕山、奕经、文蔚、余步云，交刑部治罪。惟余步云于是冬伏法。其沿海失守城池之道府县，及领兵将官失事者，以次惩处。分别豁免沿海被寇州县钱粮。而是冬又有索台湾俘人之事，上年及次年又有廓尔喀、佛兰西、弥利坚各国违言之事，又有广东义兵焚洋馆之事。

台湾俘人者，二十一年（１８４１年）八月及次年（１８４２年）二月，洋船两窥台湾。一在淡水港，遭风触礁。一在大安港，为渔舟诱引搁浅。皆为沿海义勇围攻，擒获三桅大舟一，杉板舟二，白夷二十四，黑夷百有六十五，炮二十门，刀铳器械，并宁波、镇海营中官物。盖攻浙之贼回窥闽洋者。总兵达洪阿、兵备道姚莹先后奏闻。三月，敌遂以十九艘赴台报复，结海盗艇数十，导之入港。我兵先破其盗舟，敌人不敢入，遥轰大炮而遁。又屡遣奸细入台煽乱，皆被擒斩。一方屹然，洋船不敢再犯。屡诏优奖，姚莹加布政使衔，达洪阿加提督衔，各世袭轻车都尉。是秋，江宁议款，约所获兵民，彼此交还，而台湾黑夷百有六十五人，已于五月奉旨斩决，惟以白夷还之。敌目璞鼎查遂讦台湾镇道妄杀其遭风难民。时江苏主款官吏方忌台湾功，而福建厦门失守文武亦相形见绌，流言四起。耆英遂据闽人故总督苏廷玉及提督李廷钰二人家信，劾台湾镇道冒功，敕福建新督查奏。新督至台湾，查案卷，则所奏皆据厅营及绅士禀报，无功可冒，因强镇道引诬以谢洋人，遂劾逮至京。台湾兵汹汹鼓噪，达洪阿、姚莹谕解之。新督亦旋告病，以刘鸿翱代之。刘鸿翱尽以台湾厅营绅士禀报原案咨送军机处，上遍阅之，鉴二人枉，不深罪，达洪阿、姚莹旋即起用云。

廓尔喀者，在西藏西南，与英国所属东印度孟阿腊接壤世仇。二十年（１８４０年）秋，闻英人入寇，即禀驻藏大臣，言小国与底里所属之披楞部相邻，每受其侮，今闻底里与京属构兵，京属屡胜，小国愿率所部，往攻底里所属，以助天讨。

使廷臣明地势洋情，许其犄角，则英国印度之兵，怀内顾忧，不能全赴中华。此洋事第一外助。而廷臣未知其所谓底里者即英吉利，所谓披楞者即孟阿腊，所谓京属者即中国之广东，顾答以蛮触相争，天朝从不过问。于是廓夷罢攻印度，而英人入寇之兵无复内顾。及是秋款议成，英人归印度者，以此大骄廓尔喀。廓尔喀则反唇于驻藏大臣，词甚悖谩。驻藏大臣惟羁縻之而已。

佛兰西、弥利坚者，皆大西洋强国，与英人同市广东，且世仇英人，而恭顺中国。上年英人入犯，并阻遏诸国货船，不许贸易，诸国皆憾之，言：“英人若不早回国，亦必各调兵船来粤，与之讲理。”林则徐两次奏闻。俄林则徐罢，琦善一意主和，前议遂中止。及去年琦善褫逮，甫数日，弥利坚头目即出调停，故有　“但许通商，不索一切”，及　“私带鸦片船货充公”之请。乃广东诸帅，夜攻洋馆，反误杀弥利坚数人，于是弥利坚不复肯出力。而佛兰西洋官，于英人再次败盟之后，屡在粤愿助造兵船。是冬来兵船二，兵帅一，言：“有机密事，愿面见将军，请勿用通使，从有能汉语之二僧，可以传言。”

将军奕山及总督祁＜土贡＞与再会城外，屏左右，密言：“英人阻隔诸国贸易，国王遣兵船前来保护，并命从中解散，请赴江、浙代款，必能折服英人，不致无厌之求。倘英人不从，亦可借口与之交兵。”此粤事第二外助。乃奕山始则拒不肯奏。佛兰西请先赴香港，晤璞鼎查，议之数日，复称英人以香港及烟价三百万为请。奕山亦屏不奏，良久始奏闻，又言：“敌情叵测，难保其非阴助英人，代探我虚实。”佛兰西自正月至五月，待命半载，及六月，驶赴吴淞口，则英人已深入长江。佛兰西请我舟导之入口，上海官吏反难之，往返申请稽时。及佛兰西易舟入江，则款议已成数日，尽饱溪壑，视佛兰西原议，相去天渊。佛兰西头目顿足而返。是冬回至广东，议互市，英人欲各国洋商就彼挂号，始输税。佛兰西、弥利坚皆愤，言：

“我非英国属国，且从未猾夏冯陵，何厚彼而疏我？”于是弥利坚来兵船八，不数月佛兰西亦来兵船八，皆上书求入贡，面陈诚款，并请留兵船于闽、粤，惟贡使数人，由陆入京，盖欲密献机宜，效回纥助唐之谊。此洋事第三外助。而廷臣再三却之。时伊里布已卒于广东。二十三年（１８４３年），耆英奉命驰往接办，先后许各国皆如英人之例，不用洋商，任往各海口，与官吏平行。英人反以此德色于诸人矣。

广东义民者，初英人自去夏困于三元里，不敢入市广州，及讲款后，奉旨许广州贸易。是冬白夷横行于市，粤民怒起诛之，聚众万余，焚洋馆，掠其货，又杀其洋官洋兵于澳门海中。时璞酋兵船正在广东，竟不敢报复，督抚惩治焚馆之民以谢。而番禺绅士潘仕成，捐资延佛兰西洋官雷壬士于家，造洋船洋炮，又造水雷，能水中轰破船底。所捐造二桅战舰四艘，材坚工巧，悉如西洋式。每水雷造价仅四十金，每艘仅价二万金。诏广东新造战舰，一切交其承办，毋令官吏经手，以杜侵蚀。大吏尼之，旋亦中止。

故敌寇之役，中国非无外援也，非无内助也，无人调度之，则驱属夷以资敌国，且化劲民为奸民，且诬义民为顽民。

迩者，沿海通商，鸦片益甚于前，并用广东巡抚黄恩彤言，开各省天主教之禁。其据定海及鼓浪屿之人，皆胁官吏薮逋逃，而福州乌石山之人，直踞省会腹心，俯瞰全城。总督刘韵珂、巡抚徐泽醇，束手惟命，而奏疏讳之，但言给与城外破庙。闽省士民愤怨。时林则徐家居，尤为闽大吏所忌。道光二十四年（１８４４年），召还耆英，降巡抚黄恩彤为同知回籍。二十五年（１８４５年），英人欲践耆英所许三年入城、设洋馆之约。总督徐广缙内联义民，外联弥利坚以拒之，敌受约束退，诏封徐广缙子爵，巡抚叶名琛男爵，粤事始稍定。咸丰元年（１８５１年），又特诏奖雪林则徐及姚莹、达洪阿之尽心竭力于边，而斥耆英畏葸骄敌之罪，中外翕然钦颂。

论曰：夷寇之役，首尾二载，糜帑七千万。中外朋议，非战即款，非款即战，从未有专议守者。何哉？且其战也，不战于可战之日，而偏战于不可战之日。其款也，不款于可款之时，而专款于必不可款之时。其守也，又不守于可守之地，而皆守于不可守不必守之地。粤东不议守而专款，是浪款也。

奕山不筹守而即战，是浪战也。颜伯焘、裕谦、牛鉴不择地而守，是浪守也。诚能择地利，守内河，坚垣垒，练精卒，备火攻，设奇伏，如林、邓之守虎门、厦门，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则能以守为战，以守为款。以守为战，则岂特我兵可用，即佛兰西、弥利坚皆可用，以外敌攻外敌也。岂特义民可用，即莠民亦可用，以汉奸攻逆敌也。以守为款，则我无詟于彼，彼有求于我，力持鸦片之禁，关其口，夺其气，听各国不得贸易之夷居间调停，皆将曲彼而直我，怒彼而昵我，则岂特烟价可不给，而鸦片亦可永禁其不来。且可省出犒夷数千百万金，为购洋艘洋炮，练水战火战之用，尽收外国之羽翼为中国之羽翼，尽转外国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富国强兵，不在一举乎？时乎时乎，惟太上能先时，惟智者能不失时，又其次者，过时而悔，悔而能改，亦可补过于来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