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如璋：慈禧与内阁矛盾加剧引发“地震”

来源：历史学家茶座

何如璋其人

何如璋1838～1891年，字子峨，号璞山，广东大埔人。同治七年1868中进士，光绪初年出任中国首任驻日本公使，为中日外交、琉球事件交涉、朝鲜对外开放、东北亚国际局势的形成，作出了积极贡献。他和公使馆参赞黄遵宪同被誉为杰出的外交官。何如璋的才能得到赏识，任满归国后接连升迁，光绪九年1883出任福建船政大臣。

然他到任仅半年，便爆发中法战争，在马尾海战中，中国舰船沉毁，船政局船厂和学堂也遭到法军炮击，因此遭到弹劾，被清廷从重惩罚，与张佩纶一起遣戍军台效力，在张家口度过近四年流放生活。期满后返回故乡，主讲于潮州韩山书院。光绪十七年1891病逝，年五十四岁。

何如璋蒙冤的由来

百余年来对何如璋的评价有很大争议，原因是许多史书记述其事迹有悖历史真实，毫无根据的污蔑和歪曲使他长时期蒙受冤枉与指责，乃至到今天都没有得到澄清。所以有必要对此作出辨析，还历史人物以公正。

流传最广、最易使人相信的是《清史稿》的记载。在《清史稿》中，何如璋传记附在《张佩纶传》之后，文字简短，记述马尾海战时说：“承鸿章旨，狃和议，敌至，犹严谕各舰毋妄动。及败，藉口押银出奔，所如勿纳，不得已，往就佩纶彭田乡。佩纶虑敌踪迹及之，绐如璋出。士论谓闽事之坏，佩纶为罪魁，如璋次之。”指责何如璋一心秉承李鸿章的意旨，指望通过和谈解决中法争端，大敌当前，仍然严令各舰将士不得轻举妄动。马尾海战失败后，借口押运银两出逃，所到之处不被接纳，张佩纶骗他返回船政局。福建战败，张佩纶是罪魁祸首，何如璋居其次。

这一段记述，完全抄录翰林院编修潘炳年的奏折里的话。而潘炳年弹劾张佩纶、何如璋，自言是根据“闽信”，也就是福建家乡人来信，他说：“臣等于马江失败后，迭接闽信，具言张佩纶、何如璋闻警逃窜。”他在京城就是依据乡间传闻而上奏。列举的罪状一条是“法人递战书于扬武管驾张诚，张诚达之何如璋，秘不发”，说何如璋隐匿了法国侵略者的战书，贻误战机。第二条是“张佩纶、何如璋甫闻炮声，即从船局后山潜遁”，“何如璋逃奔快安施氏祠，乡人焚祠逐之，夤夜到洋行投宿，早晨入城，栖身两广会馆，市人又逐之，复踉跄出就张佩纶。张唯恐众人踪迹及之，骗何如璋回厂”，指责何如璋临战脱逃，四处躲避。第三条是“何如璋督办船政，旦夕谋逃遁，弃厂擅走，已有罪矣。复于六月一日，将船政存钱二十六万两，借名采买，私行兑粤，不告支应所绅员。而私交其昌、汇丰各洋行。群众议论其盗国帑”，认为何如璋早就有心潜逃，侵吞公款。

清廷遂即命令赶赴福建前线的大臣左宗棠、杨昌浚调查，经过仔细查证，上奏说：首先，法国侵略军的战书应当递交总督，不应递交船政大臣何如璋。事实也是如此，何接到战书，而后电告马尾前线，译出电文时战斗已经打响。扬武管驾张诚从来没有接过战书，当然何如璋更没有隐秘战书的事。其次，针对说何如璋逃窜一事，经查“皆系里巷快心之说，未足为据也”。乡间百姓道听途说，不是事实。战斗发生时何如璋同张佩纶都在前线观战指挥。对第三条责难，调查后发现，何如璋连续两天击退法军后，唯恐船政经费银两有失，于是连夜押运到省城福州，寄存到藩库。汇兑银两系按照正常手续，为采买造船材料所用，有人证物证，“均相符合，其非盗帑，无待言矣”。这样本来已经洗清何如璋的罪名，但是左、杨却遭到朝廷申斥。原因很简单，必须有人对战败负责，何如璋一定要做替罪羊。

《清史稿》依照潘炳年奏折中“莫须有”的传闻之词，写入史书，影响极其恶劣，多年来在教科书以及近年的影视作品，都将何如璋描写成马尾战败的罪人。而事实并非如此。

何如璋主战、卫厂

何如璋自从担任船政大臣以来，他的政绩和表现如何呢？

首先何如璋是位有作为的清廉官员，他上任伊始便筹划扩建船厂，计划制造新式舰船；拓展学堂，培养新型军事人才。因经费短缺，所以在战争时刻留心保护经费银两不受损失。他洁身自好，其后人家藏的家信中，多次告诫家乡人船政局不能安排闲人。使用公款和经济开支上自律较严。

其次，在保存至今的奏折、电报、信函中发现，在马尾港碇泊的中、法舰船首尾相衔，停泊在一处一月有余，日夜监视并牵制法军舰队，为此还曾经受到嘉奖。因舰船力量对比悬殊，他和张佩纶一方面多次请求调拨兵船援助，一方面一再请求先发制人，在火力和吨位远逊敌军的情况下，变被动为主动。清廷先后指派李鸿章、曾国荃与法国人谈判，命令何如璋只准被动防守。新披露的何如璋家书中，他表述了昼夜面对强敌的焦急、无奈：“此次法人以全力注闽，口外内大小兵船十余号，我以小兵船九号，与之相持月余日，兵力既疲。迭请南北洋拨船来援，不应。迭请决战先发，又不应。惟饬静以待动，毋涉轻率，故只得株守，以俟指挥而已。”侵略军狡猾地利用了下达战书和开火攻击的时间差，精心选择潮向有利时机，抢先攻击，疲惫又处于劣势的中国舰船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

又次，文献资料中表明，李鸿章等曾经指示必要时放弃船厂，让与法军占领。何如璋认为船政局自从沈葆桢开始经营多年，实属不易，所以积极备战，赶制武器，招募亲兵，在厂侧校练门安设大炮，选善于操炮的工匠掌握；船厂埋设地雷，防备敌军占据。因为有这样周密布置，法军在七月初三、初四两天进攻并炮轰船厂时，不但打退敌军进攻，而且击伤敌船，迫使敌军不敢登岸，保卫了船厂。他身为船政大臣，船政是他的专责，军事失利，他也不应该是主要责任人。可以认定何如璋是主战官员，船厂和学堂获得保全，何如璋功不可没。

再次，何如璋的奏疏中总结了船厂受损情况，敌军炮火并没有完全摧毁船厂和学堂，只是部分设施严重受损，战后他又及时组织官兵工匠和学员努力恢复。船厂既没有失陷，又没有被摧毁，他被清廷从重处罚，于理实在讲不通。

遭到惩办的根源

最终何如璋有罪而无功，被严厉惩罚的原因何在呢？

许多文章以为他在船政管理上撙节经费，裁汰冗员，得罪了福建籍官员。我们发现《船政奏议》中何如璋的所有奏折，他既没有裁员，也没有降低官兵待遇标准，相反，为谋求发展，前任船政大臣张梦元裁抑的部分，何如璋还予以恢复。他十分重视人才，信任并且依靠船政局原有人员。他曾经向朝廷列举历届船政学堂毕业生的不凡业绩，建议船厂添置设备，提高制造能力，发展技术，拓展规模。同时呼吁培养学生，造就中国新式军事人才。他的计划和措施，只会得到闽籍人士的欢迎与支持，没有理由为难他。因此，这种说法缺乏事实依据，不能给出合理的解释。

为了弄清其真实原因，需要从中国政局变动的大背景去做探讨。

何如璋之所以被严厉惩罚，唯一的合理解释是：这一年4月8日，慈禧太后与以恭亲王为首的内阁矛盾加剧，利用中法冲突，罢黜恭亲王，彻底撤换内阁、军机处大臣。史称“甲申易枢”。这次政局的大“地震”彻底改变了何如璋的命运。

何如璋从日本回国后，一再升迁，先后主持政局的大臣沈桂芬、李鸿藻都看重他的才干。法国侵略越南以后，何如璋呈递《整顿海军以规久远折》，提出巩固海防、建设海军六项措施，建议设立水师衙门相当于海军部，划分六个战区，编舰队、练海军，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他不仅熟悉外国海军情况，特别关注日本海军近年来发展状况，而且对中国海军建设提出设想，所以不久便任命他出掌船政，并且升任詹事府少詹士，所以很自然被认为是以恭亲王为首的中枢机构一向重用人员。“易枢”之后，他随之成了政治纷争的牺牲者。后来，一同发配到张家口的张佩纶、当时问成斩刑的扬武管驾张诚等人，均获重新起用，何如璋却一直被排斥，直到病没。

另一个原因，是他同当时“清流”党人的著名人物如张佩纶、邓承修关系密切，在富国强兵、力争国权的主张上，认识相当一致。现在我们认为他虽然还不算在“清流”之列，但是在晚清时期，可能把他也列入“清流”党人，民国初年撰写《清史稿》，执笔者和何如璋生活时代接近，其传记和黄体芳、宗室宝廷、盛昱、张佩纶、邓承修等人合传，于“传论”中说：“体芳、宝廷、佩纶与张之洞，时称翰林四谏，有大政事必具疏论是非，与同时好言事者，又号‘清流党’。”那一时期，张之洞、陈宝琛、张佩纶和邓承修又有“清流四君子”之称。与这些人物合传，正是反映了当时的真实看法。在他出任船政大臣前后，张、邓等人也分别调离朝廷，主持地方军政事务。易枢之后，慈禧太后任命的中枢机构，不再容忍和允许清流官员说三道四，任凭他们主导舆论，事情的发展也证实了清流官员的命运，或先或后都被剥夺要职，清除出重要部门。

另外从何如璋个人原因来看，他是爱国和强烈反对列强侵略的官员，他洞悉国际形势，向李鸿章、刘坤一等大员呼吁修改不平等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协定关税等条款对中国主权的损害。外交态度强硬，处理“琉球事件”主张力争不让，不惜“撤使罢市”，以撤回公使、断绝贸易，甚至建议以武力解决琉球事件交涉。马尾海战爆发前，他积极备战而不愿执行“弃厂”指示。言辞愤激，行为坚定，难免不合时宜，“易枢”后自然会被排斥。

遗憾的是多年以来，隐匿战书、避战求和、贻误战机、临阵出逃、贪污经费等罪名，始终伴随着对他的评论，这些污蔑不实之词流传，对何如璋的评价带来极其恶劣影响。有不少文章辨明事实，还历史人物以真实、清白的呼声，并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所以长期存在争议。更有甚者，近年仍有人为制造轰动效应，歪曲事实，污蔑、误解何如璋。

是否“日本间谍”的争议

何如璋究竟是不是日本间谍？

一位教授孔祥吉和日本一学者合著《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新探》一书，宣称有“惊人的新史料发现”，根据在日本外务省档案馆发现的两封写给日本公使馆的密信，内容涉及中法战争的一些传闻，断定何如璋出卖国家机密。同内容的类似文章，又在《广东社会科学》、《光明日报》发表。继而有人张伟撰写《清首任驻日公使竟成间谍》。于是给何如璋又添一大罪状“出卖情报，充当日本间谍”。

爆出这一新闻立即引起不小反响，广东大埔何如璋研究会撰文质疑，何如璋嫡孙何欢言提出质问，刘宝干、何永年著《还爱国外交家本来面目》一文反驳。

经过对《罕为人知的中日结盟及其他：晚清中日关系新探》一书相关材料进行认真审视，发现对密信的解读存在“擅改、曲解、臆断”等一系列的错误。例如：密信书写字迹与何如璋笔迹完全不对；信笺中缝印有“在清国日本公使馆”，系日本驻华使馆公用笺；但是随意删去“在”字，于是误解为中国使馆用笺。信中所说“支那某官”，没有确证是指何如璋；尤其是第二件“内报”文后的红笔注文“右者何如璋寓所暂居的井上生致渡边书记生之内报，侍读系指何如璋云”。这本来再清楚不过表明是他人所写了，却被改为“右者，何如璋氏，经井上生致渡边书记生之内报。侍读者，乃何如璋自称”。删掉“寓所暂居”等文字，凭空增加“经”字，对“侍读”的解释，变成“自称”。何如璋哪里有自称“侍读”的道理？之后，有学者清华大学刘晓峰在《历史研究》发表《何如璋是否向日本人提供过情报》文章，终于澄清此事，其实密信乃是何如璋收养在身边的日本孤儿原陈政所书，何如璋在日本任公使期间结识友人得能良介，他将外甥原陈政托付给何如璋，何如璋任满时携带这个日本孤儿一起归国，这日本少年利用生活在何如璋家之便，将何如璋的一些日常活动密报公使馆。

何如璋生前坎坷多难，死后百余年仍然争议连连。随着资料不断丰富和研究的深入，新的清史著作应当还原一个真实何如璋，拂去障翳，一洗《清史稿》的冤词，予何如璋以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