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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张建安 来源：经史博物馆
恭亲王奕訢是咸丰皇帝的弟弟。他因聪明过人深受父亲道光皇帝的喜欢，差一点当上皇帝，称得起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但是，在公元1860年英法联军攻打北京之前，奕訢长期受到兄长咸丰皇帝的冷落，赋闲在家达五年之久，以致于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
直到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咸丰皇帝仓皇逃往热河并临时任奕訢为钦差大臣处理对外关系时，奕訢才成为中外关注的焦点。
可以说，他是在最不情愿的情况下带着屈辱成为“国际人物”的。
英法联军火烧圆明园后，奕訢被迫与英法代表签定不平等条约。1860年10月24日，英国特使额尔金在签约时故意迟到两个半小时，而当奕訢主动走上前去，双手抱拳行中国礼时，额尔金却故意露出“骄傲而轻蔑的一瞥”。
额尔金还蛮横地要求奕訢走在他的前面，奕訢只得强压怒火，带着厌恶的情绪往前走。
当时，《纽约时报》的记者观察到：“恭亲王的行礼显得十分犹豫和焦虑。”
“在签约仪式中，那位不知疲倦的摄影师比托，急于为条约签订拍摄一张好照片，就把自己的照相设备搬了进来，把它放在大门正中，用巨大的镜头对准了忧郁的恭亲王的胸口。这位皇弟惊恐地抬起头来，面如死灰，朝额尔金勋爵看看，又向我看看，他似乎担心对面的这门样式怪异的大炮会随时把他的头给轰掉——那架相机的模样确实有点像一门上了膛的迫击炮，准备将其炮弹射入他可怜的身体。人们急忙向他解释这没有什么恶意，当他明白这是在给他拍肖像照时，他脸上惊恐的表情顿时转阴为晴。”
最终，奕訢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签署了与英国的不平等条约。蒙托邦写道：“人们注意到，恭亲王在向额尔金告别时，向他投出了恨之入骨的一瞥。”（伯纳·布立赛《1860：圆明园大劫难》）这大概便是西方人对奕訢最早的感性认识。
在此之前，西方人是难以见到这位皇弟的。即便此次见面，咸丰皇帝都认为是奇耻大辱。因为在咸丰看来，西方人是卑贱的，是“夷”，怎么可以平等地面见皇家人呢。
或许奕訢也有过这样的观点，但被“打”的教训刺激着他，他也开始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西方人——那便是“平视”的角度。
在强大的对手面前，奕訢采取务实而开明的态度，这种态度改变着西方人对他的看法。曾经傲慢无力的英使额尔金离开北京时，在告别照会上，希望日后的中国外交事务“仍归贵亲王专办”。法使葛罗也表示了类似的想法。
1861年1月，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总机关——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由奕訢提议并获得批准后设立起来。奕訢被任命为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一把手，力求调整中外关系，创造和平的国际环境，以便有更多的力量对付国内的起义（太平天国）。与此同时，奕訢积极筹备外国语学校，并收集中外商情信息及各国报纸，并按照中外条约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
1861年9月，奕訢与慈禧、慈安两太后联盟，在咸丰皇帝死后成功地实施了政变，将政府的最高权力从顾命八大臣手中夺取过来。此时，由于慈禧尚没有处理政事的经验，被封议政王的奕訢成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
西方各国对此非常关注。《绝版恭亲王》一书中有这样的介绍：“辛酉政变发生后，刚刚派驻北京的美国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向华盛顿报告了中国的‘宫廷革命’，准确地提到了恭亲王的摄政实权，却丝毫没有提及慈禧的名字，因为他压根没搞明白中国还有两个太后。
在1868年《纽约时报》对中国政府流程的详细介绍中，几乎完全找不到太后在其中的作用。美国有历史学家相信，在太后与亲王的联合政权中，太后的作用是象征性的。在这样的格局中，恭亲王自然成为国家权力的中心。”
洋务运动在奕訢的主持下展开。奕訢积极筹划学习西方的军事技术，购买枪炮船只，聘用外国教练，雇用外轮运兵、向洋人学习铸造枪炮的技术，迈出中国军事近代化的第一步。
在与太平军作战的过程中，奕訢还成功地雇佣了英国军舰及洋枪队，迅速加强了清军的战斗力，最终战胜了太平军，结束了国内最大的内乱。而在与雇佣军首领发生争执时，奕訢又成功地解散了雇佣军，使曾经受雇于清廷的西方军队不能祸害中国。所有的这些既灵活又务实并卓有成效的措施，使奕訢在西方人心目中的地位一再提高。
奕訢对英国人赫德的重用，显示出他非常开阔的国际目光。从1863年开始，赫德担任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长达45年，使中国海关成为当时中国少有的清廉高效机构。
奕訢第一次接见赫德时，一句话都没说，保持着他的尊严。当户部侍郎文祥询问赫德关于商业、财政、海关方面的外国情况时，做了大量准备的赫德滔滔不绝，提供了很多重要的资料，给奕訢留下深刻印象。
第二次接见赫德时，奕訢变得随和起来，并在与赫德的交谈中，“察觉到了实行低关税对于贸易增长的好处。”（《赫德日记，1854—1863年》第242页）不能说奕訢对赫德这个外国人没有很大的防备，但赫德为中国做出的贡献，使奕訢越来越信任他，使其成为他的高级智囊，并被亲切地称之为“我们的赫德”。
1866年，赫德回国结婚，向奕訢告假，同时建议派一些中国官员同行。奕訢十分高兴，向两宫皇太后申诉派中国官员出国考察的必要性。
3月6日，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出国的官员斌椿带着他的儿子及三名同文馆学生从北京出发了。
他们在欧洲游历一百多天，回国后写出《乘槎笔记》、《航海述闻》，介绍了西方先进的火车、电报、电梯、铁路、兵工厂、纺织厂乃至报社、博物馆、芭蕾舞剧院等种种情形，使奕訢等人大开眼界，决心大规模向西方学习。
1868年，中国第一次派遣使团访问欧美各国。由于国内无法找到合适人选，奕訢大胆地奏请美国人蒲安臣带领出使。
蒲安臣此行的最大贡献是，代表中国与美国签订了中美《天津条约续增条约》，其主要内容为：保持中国的完整；中国控制自己的内地贸易；中国在美国各商埠设立领事馆；相互不得进行宗教迫害；鼓励中国劳工向美国移民；相互居住和旅行的权力；相互准许对方学生入学；不干预中国的内部发展。这个条约是当时中国少有的与外国签定的公平条约，被梁启超称赞为“实为最自由最平等之条约也”。
几个月之后，因寒致病的蒲安臣，在与俄国的交涉中病情加重而死。奕訢请示慈禧太后，给予蒲安臣以高度的评价。
1871年，奕訢又将全面学习西方的希望寄托在年轻人身上。
他大力支持曾国藩、李鸿章的建议，派陈兰彬、容闳带领中国学生留学美国。
这是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使中国迈向世界的步伐又大大跨进了一步。
事实上，在很长时间里，奕訢受到了国际社会的许多尊敬和很高评价。然而，奕訢最终受到慈禧的排挤而过早地结束了以他为主导的时代。
1884年4月8 日，奕訢突然间被慈禧太后免去了一切差使，令其回家养病。
5月2日的美国《芝加哥每日论坛报》却发出报道，称：“中国前总理恭亲王自杀身亡。”
1894年，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危机加急的时候，赋闲十年的奕訢被再度起用，管理总理衙门并被补授军机大臣。
中外人士对这位曾经的改革家寄予厚望，但饱经沧桑的奕訢不再像以前那样激流勇进了。他显得萎靡不振。在戊戌变法即将进行之前，奕訢甚至阻拦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他所持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主张，成为了更加激进的维新变法的巨大障碍。
所以，1898年5月29日奕訢真正病逝时，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都大大地松了一口气。而美国人马士则在自己的著述中称：“一般人认为如果恭亲王不死，可能会挽救国家很多的不幸。”《泰晤士报》驻华记者濮兰德（J.O.P.Bland）认为：“恭亲王的死是一件严重的事……如果他还活着，或许不会有义和团乱事。”
上海大不列颠高级法院的法官告诉我，驻北京的俄国公使有一次与恭亲王见面时，问他是否读过我翻译的《泰西新史揽要》，这位王爷回答读过。
“哦，我担心您没有抓住这本书的真意，”俄国公使回答，“它宣传以民主对抗权威。如果书中那些观点在中国被广泛接受，那么四万万中国人就会通过投票对六百万满洲人取得压倒性胜利。你们就只好回老家了。”（《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
在西方人的笔下，奕訢还有许多色彩，例如，他曾被英国记者杜撰成与慈禧有恋情的王爷，这自然属八卦新闻了。
而就整体来言，在西方人眼中，恭亲王奕訢不失为一位开明而有能力的中国领导人。
可是，当奕訢最终反被慈禧太后制服时，他们就无法了解其中的奥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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