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海明威的妻子，也是他最痛恨的女人，用无畏的战地采访证明自己是比海明威更优秀的无冕之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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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是经历20世纪多次重大战争的战地记者，她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第三任妻子，也是海明威最为痛恨的女性，她对重大的战争、各国政府都有很多评价，但由于她自身强硬的性格，为多国政府和新闻史书所忽略，她是玛莎·盖尔霍恩。

1908年，玛莎·盖尔霍恩生于美国圣路易斯的一个中产家庭，父亲乔治·盖尔霍恩是一位医生，而母亲则是一位进步的女权主义者和改革倡导者。玛莎的父母显然对于政治很感兴趣，他们在家庭中招待客人举办茶会，玛莎和哥哥们允许旁听，父亲饶有兴趣地按照英国议会制度规定了交谈准则：不得谈论谣言绯闻，鼓励分享政治见解，不允许使用种族歧视、自卑、夸张的言辞。这种开放的家庭环境鼓励了玛莎分享自己的见解，同时父母在茶桌上备好字典词典，以供孩子们查阅，这段快乐的时光后来被玛莎称为“交谈中的童年”。

“交谈中的童年”对玛莎今后的道路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她学会变得独立而善于思考。然而，原以为可以走上文学之路的玛莎在现实中碰了钉子，她考进大学后多门功课不及格，陷入了复习与补考的循环之中。大三那年，一场重病不得不使得玛莎休学，她退学后在当地报社找到一份工作，不过没干多久。1930年，她离开经济上哀鸿遍野的美国，前往法国巴黎，希望在那个“艺术之都”创作自己的小说，重拾文学之路。

玛莎· 盖尔霍恩

法国的四年生活是玛莎一生中非常艰辛的一段时光，她租住在便宜旅馆里，到处打零工，依靠从美国带来的打字机进行文学创作，同时为许多报社写稿挣取生活费，可惜文学上毫无建树，也没有遇到菲茨杰拉德、斯泰因那样的文学引路人。在结束了和一位法国侯爵为期两年的不成功的感情后，1934年，身心俱疲的玛莎背着打字机提着行李箱坐上了返回纽约的船。

人生就是这样，玛莎在法国孤立无援，在这条船上却遇到两个贵人，其一是亨利·霍普金斯，此人是罗斯福总统内阁的重要人物，正在为经济大萧条做收尾工作，另一位贵人就是罗斯福总统的夫人艾莉诺·罗斯福。二人当时正在招募记者为大萧条做报道，玛莎立刻就接到了工作。在北卡罗莱纳进行了一系列采访后，署名“玛莎·盖尔霍恩”的新闻稿开始出现在美国报纸版面上。

1935年，玛莎整理了大萧条时期的见闻，出版小说《我所见过的问题》，开始在美国文坛小有名气。此时的玛莎还不知道，她即将遇到自己人生里最重要的一个人。

1936年底，玛莎在佛罗里达州遇到了当时美国文坛上大名鼎鼎的海明威。对于这次相遇，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玛莎去佛罗里达度假，与在海明威经常光顾的酒馆里不期而遇，二者对文学话题进行交流，相互倾慕对方，一对典型的男才女貌，一段典型的美丽邂逅。另一种说法，是玛莎带着杂志社的任务找海明威约稿，处心积虑找到海明威光顾的酒馆，巧妙找到海明威，展开攻势，处于被动的海明威欣然接受，真好比美女作家为文豪下“诱饵”。

无论是由于哪种情况，已婚的海明威与玛莎在一起了。当时西班牙内战打得火热，海明威组织一批记者作家前往西班牙，加入著名的“国际纵队”支援共和政府，抵抗佛朗哥叛军，陷入热恋中的玛莎以《克里尔》杂志记者的身份追随而去。这支国际纵队中有许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海明威、乔治·奥威尔、罗伯特·卡帕、聂鲁达、加缪……而玛莎则是少数的女性之一。1937年叛军轰炸马德里，玛莎在海明威鼓励下写了自己第一篇战地报道——《唯有子弹哀鸣》，描述了西班牙人民在轰炸后的坚强和生活破灭的凄惨境遇，文章登上《克里尔》杂志，又被《纽约客》转载，玛莎战地记者的名声逐渐打响。从此，玛莎所写的《被包围的城市》《第三个冬天》以平民视角审视战争的文章俘获了大量美国读者，人们认识到西班牙战争的残酷，也牢牢记住了那个小说家转型战地记者的玛莎·盖尔霍恩。

一直到1938年，海明威在西班牙战场上三进三出，身旁都有玛莎的身影。菲茨杰拉德曾经调侃海明威：“他每出一部作品都要换一个女人。”的确，创作《永别了·武器》的海明威与艾格尼丝热恋；《不固定的季节》回忆了首任妻子和他的巴黎往事；《非洲的青山》描写了他与第二任妻子宝琳的狩猎之旅；西班牙内战期间，他在炮火中创作了《第五纵队》的剧本，剧本里那个玩世不恭的女记者多萝西就是玛莎的化身，而多萝西爱上的主角则菲利普正是海明威本人，当剧本中多萝西建议和菲利普“共同生活”时，第二任妻子宝琳也知道自己和海明威的感情也要结束了。

1939年春，玛莎在古巴挑中了一所房子，海明威在这里创作了《丧钟为谁而鸣》，1940年该书出版，美国评论界一片赞许之声，称其人物之丰满，立意之深刻为海明威最好的作品，堪称美国最佳小说，同年，宝琳的婚姻保卫战宣告失败，海明威与其离婚后，11月迎娶了玛莎，将家定在古巴。

这一段时间也是玛莎的事业上升期，她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采访、报道苏芬战争的进程，甚至见到了如日中天的希特勒，此后，玛莎常驻伦敦《克里尔》杂志社，不久海明威也加入，《克里尔》杂志一下拥有了两位明星记者。

1941年，《克里尔》杂志请海明威夫妇前往远东采访中国战场，玛莎将这段中国之旅定为她和海明威的蜜月之行，喜爱冒险的海明威欣然应允。然而，由于与罗斯福内阁和第一夫人艾莉诺关系密切，很多人认为这段蜜月之行是不折不扣的“间谍之旅”，夫妇二人肩负着搜集中国情报供美国政府分析的任务。

夫妇二人经香港、韶关、昆明一直到了国民党政府陪都重庆，与其说蜜月旅行，不如说是“噩梦旅行”，处于战争时期的中国和国民党政府没有给玛莎留下任何好印象。玛莎没有见到中日两国军队的正面交锋，但仍然指出了对中国军队的失望：“（广州战场）这里只有一条五百米铁路，缺少卡车、汽油、道路，他们几乎不能回家了，一个士兵一个月只能挣30美分，这不能让他们填饱肚子。一个搬运苦力能挣一个上校两倍的工资，奇怪的军事系统和糟糕的医疗情况是中国军队的灾难。”

在重庆，海明威夫妇受到了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接见，宋美龄还邀请海明威夫妇出席家庭午宴。玛莎后来在自己的自传中写到，蒋宋对抵抗日本入侵毫无兴趣，不甚上心，他们对于维持自己的权威统治和对付共产党更感兴趣，同时他们也不在乎处于水深火热中的中国人民，反过来人民也不可能爱戴这种领袖。玛莎也对中国人民报以同情：“在中国出生就是厄运，没有一切自由，你看不到任何希望，除非你有幸生在那0.0001%的有权有势的家庭。”

玛莎对中国人唯一的好印象也许就是周恩来了，夫妇二人曾在重庆密会周恩来，玛莎并不知道周恩来的共产党身份，但玛莎称，他是胜利者，我在中国见到唯一的好人。

玛莎在这段旅行中展示了极高的政治敏锐度，她认为日本不可能击败中国。“一个能三次转移自己的首都、学校、工厂，100天内不依靠大机器建造起机场的国家会坚持到最后。四年很长，但是这个国家有四千年甚至更长的历史，四年只是沧海一粟。”

然而，玛莎在重庆染上湿疹，在公务未完成的情况下提前回国，在重庆机场，临走前她留下一句：“再见了，可怕的中国！”玛莎在整个中国旅行中没有给《克里尔》杂志发太多的稿件，而发表的新闻主要是描写中国军队，夫妇二人都没有写批评统治者的文章，玛莎在后来的自传中抱怨这是“新闻审查制度”作祟。夫妇二人回国后几个月就被总统召见，这也证实了夫妇二人的旅行确实是充满政治意味的，在华盛顿，玛莎才说出了对中国统治者的不满和悲观，称当时的中国没有民主，并预见共产党将接管中国。

经过中国之旅，玛莎开始对新闻客观性进行抨击，她写信给朋友，称“记者在报道里会胡言乱语，人们怨恨真相，不愿相信，你也无法写出真相，你会找到一堆借口，然后避开新闻客观事实。”玛莎回国后对自己在中国没有客观报道的行为感到羞愧，逐渐放弃主流新闻界新闻客观性的宗旨，通过自己的角度来写战争中的人。

“蜜月之行”结束，玛莎和海明威的感情却日渐淡薄，正应了那句“可以共患难、不可同富贵。”西班牙内战时期两人顶着炮火在马德里街头采写新闻故事，而回归古巴平静的小屋后却心生嫌隙。

首先造成矛盾的就是生活差异。海明威家族有精神病史，而他本人不去就医，喜欢畅饮威士忌麻醉痛苦，而酒后的海明威常常为所欲为，狂躁易怒，把自己房间弄得又脏又乱。吃饭时海明威喜欢大口咀嚼三明治，这都使得玛莎难以忍受，她公然质疑海明威的饮酒品位和对酒的鉴赏力，甚至嘲笑海明威的法语发音。海明威喜欢猫，家里养了一群公猫，对雄性崇拜的海明威拒绝为猫做绝育手术，认为有失雄性尊严，这些猫在发情期时常常惹得四邻不安，在餐桌上乱窜甚至咬人。有一天趁海明威不在，玛莎把公猫一只一只都阉了，这件事给海明威带去极大的心理阴影。海明威反击非常“雄性化”，他把睡着的玛莎吵醒，嘲笑她的新闻作品，甚至拔出枪来对玛莎射击，还好玛莎躲得及时。

1943年，玛莎忍受不了海明威，跑到欧洲。海明威大为光火，随后他想在专业领域重挫妻子。诺曼底登陆前，海明威主动提出为《克里尔》杂志做首席战地报道，由于规定，每家杂志只能有一名记者在前线，加上美军对女记者进入前线的严格限制，使得海明威“抢”了自己妻子的饭碗，战地伉俪失和的消息不胫而走。然而即使海明威多方阻挠，玛莎仍然展现了自己的专业性。

1944年夏，200多万士兵云集英国准备登陆诺曼底，海明威获准登上军舰，而玛莎则在海岸焦急地寻找登陆法国的机会。一天晚上，玛莎谎称自己是去医疗船上采访护士，穿过了军事警察的封锁，玛莎奇迹般地登上医疗船，在登陆行动中穿过海峡，她在医疗船上不仅写稿，也帮助法国病患翻译、照顾伤者，赢得了人们的尊敬，反观海明威，只能在英吉利海峡的船上观看这场军事行动。玛莎很快发给《克里尔》杂志两篇报道，不过这也暴露了她的行为，玛莎因非法穿越海峡被捕，遣送回美国，不过经过这件事，玛莎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坚强与专业，她和海明威的嫌隙也越来越大。

玛莎重返欧洲后，随军一路参观了巴黎、荷兰小镇、随美军解放了达豪集中营，采访的脚步最终被苏联红军挡在了易北河畔。玛莎在战争中率先报道了纳粹德国平民对战争的态度，苏联红军的面貌以及苏联对盟军深深的不信任，这都是当时很新颖的角度。1945年战争结束，她和海明威的感情彻底破裂，两个个性鲜明、脾气火爆的人结束了五年的婚姻，玛莎放弃财产，净身出户。

与玛莎离婚的同年，海明威在伦敦遇到《每日快报》女记者玛丽·维尔什并疯狂追求对方，第二年两人在古巴结婚，这是海明威第四次婚姻，也是最后一次。

离开了战争的玛莎很不适应，1954年，玛莎与一位编辑结婚，并安心于小说创作，她出版了《直面战争》一书，将在中国没有机会说的故事说了出来，大受好评。玛莎同时还创作了一些短篇，被海明威嘲讽“没有写作能力”的她赢得了欧·亨利奖。

1966年，美国插手越南事务的声音越来越大，玛莎已经58岁了，她仍申请前往越南，美国政府鉴于她的立场没有批准，加上新的战地记者辈出，玛莎似乎没有机会了，多方求助下，英国《曼彻斯特卫报》接纳了她，玛莎自己支付费用，采访越南的农民、教师以及美国援助人员，呼吁人们正视战争，不要为军方的宣传所蒙蔽，很明显，自此，美国对她永远关上了通往越南的大门。

70年代，玛莎的创作到了另一个高峰，根据非洲经历写成《非洲的天气》，以及自己最畅销的《我一个人的旅行》。1989年，美军入侵巴拿马，81岁高龄的玛莎打点行装，前往巴拿马进行死亡人数调查，华盛顿认为平民损失在百人左右，玛莎挨家挨户调查，死亡人数统计到惊人的八千人。为此，玛莎背上了“反美”的罪名，她自己却淡然地说真相总有颠覆性。

晚年的玛莎居住在伦敦，1992年波黑战争爆发，玛莎实在是有心无力，承认自己确实老了，无法进行战地采访，此时的玛莎一只眼近乎全盲，身患严重的背疾和癌症，无法再过自己想要的生活了。1998年情人节后一天，玛莎在公寓服安眠药自杀，在选择直面死亡这一问题上，玛莎和海明威达成了一致。

玛莎似乎一直与美国政府作对，直面与政府的激烈碰撞。她写西班牙内战，写捷克，反对英美对纳粹的绥靖政策；越南战争，谴责美国军方蒙蔽真相；美军入侵巴拿马，她认为美国官方故意降低巴拿马的损失……加上玛莎无视新闻客观性，无论是在美国新闻历史上还是文学历史上，她都很少被提及。对于苏联，玛莎报道了苏芬战争，指出了苏联在二战后期对盟军的不信任，以及苏联对于欧洲垂涎的危险预测，所以社会主义阵营也不欢迎玛莎。

对于中国来说，玛莎既不是埃德加·斯诺、史沫特莱那样的左派，也不是艾米丽·哈恩（项美丽）那样的右派，她与国民党合不来，又对共产党有鲜有提及，所以中国的新闻史更喜欢左派记者们，以至于玛莎的书鲜有中文译本。

1999年，玛莎·盖尔霍恩新闻奖创立，鼓励讲一个平凡人的故事，击败普遍观点，不为官方宣传所淹没的记者与新闻稿。玛莎的坚强与独立，通过这一非常符合她性格的奖项得以延续，她不是欧内斯特·海明威的页边注脚，她是开遍世界的战地玫瑰玛莎·盖尔霍恩。

参考资料：

• 《战地旅行家——美国著名战地记者玛莎·葛尔虹》，赖慧

• 《海明威与盖尔霍恩》，上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