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6年前秘档公开:远征军娃娃兵照片爆红,贵州老农痛哭:这是我!

来源: 西安读书会

美国国家档案馆里珍藏着一张士兵照片,这张照片是1944年11月23日拍摄于中缅印战区,当时中美军队正在对滇西、缅甸的日军发起反攻。

军衣对于这位小战士来说过于宽大,已经快垂到他膝盖位置。同样宽松的帽子,使他不得不戴两顶才能勉强套稳在头上。一切装束都显露出与他的年龄极不相符。

帽子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显示他是一名中国士兵,他的身上挂着一个背包和两个水壶。脖子上斜挂着一个干粮袋,像是拍照前战友逗他而临时挂上去。

在阳光下,他稚嫩的脸庞,露出灿烂的笑容。举起右手,对着镜头竖起大拇指。在战火肆虐的环境里,这样的笑容很能给人信心,仿佛胜利就在眼前,光明即将到来。

美国的档案中的备注显示,这名战士的名字叫“Lee Chan-hon”。这是威妥玛式拼音,音译过来的就是“李占宏”。备注中说,拍摄时他刚刚满13岁,已经在中国军队里服役了2年。

也就是说,他11岁已经参军,是个不折不扣的娃娃兵。如今,绝大多数11岁的孩子还在上小学。而当年,民族危亡之际,“李占宏”这样的孩子,不得不扛起钢枪,走上战场,保家卫国。

这张照片在美国国家档案馆尘封了66年,直到2010年,影像图书《国家记忆》在中国出版,书中选录了这张照片。书刚上市,“李占宏”立刻引起了国内网友的关注,成为一位“网红”。

笔者看了很多关于这张照片的评论。有的人质疑,这么小的年纪不应该上战场,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孩子去当炮灰。有的人说,国难当头,不分老少,都有义务保家卫国,他很勇敢。也有的人说,他在那样残酷的战争环境里的笑,给人一股温暖……

笔者当时猜想,无论在何种情况下,作为父母大概都不会让自己如此年幼的孩子走上战场。他也许已在战火中失去了亲人,如果不去当兵,又或者部队不接收他,很可能无法继续生存。

关于这张照片有一连串的疑问。他到底为何年纪轻轻就走上了战场?是什么让他笑得如此开心?他是否在残酷的战争中生存下来?他的人生到底有着怎样的结局?

巨大的好奇心,使得网友急切地想得知这位娃娃兵的下落。他们甚至专门成立了一个寻找老兵的组织,检索了大量的资料,走访了许多抗日老兵,却一无所获。难道这个叫“李占宏”的娃娃兵已经牺牲了?

这些年,抗战老兵得到社会越来越多的关怀。2005年,一些志愿者成立了“关注黔籍抗战老兵慰问团”,专门帮扶一些生活困难的老兵,并记录他们的抗战故事。

2012年初,该组织联合贵州省青年志愿服务基金会发起了“贵州老兵关怀计划”。在活动启动当天,一位叫陈友礼的农民看到现场挂了许多宣传海报,便找到志愿者说,他也曾参加过抗战。

根据以往的经验,绝大多数抗战老兵都在90岁以上。而这位叫陈友礼的老人精神矍铄、行动矫健,看上去也就80出头。这给志愿者心头留下一些疑问。

为了了解具体情况,志愿者们数次到老人家中进行了细致的访问。经了解,陈友礼老人11岁就参加了中国远征军,部队番号是第5军第200师第600团第3营第8连。

他能准确说出连长、师长、军长的名字,以及营长、团长的姓,讲述的许多细节都符合历史档案描述,对照抗战老兵的一般认定标准,他完全符合。

后来,志愿者在与他的交谈中了解到:老人戎马生涯10余年,参加过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他觉得很遗憾的是,自己没有一张军旅照片。

为了满足老人的愿望,一名志愿者想到了同样是11岁参军的“李占宏”的照片。他把那张“网红”照片冲洗出来,装裱了,准备送给老人。

志愿者心想,照片虽然不是陈友礼本人,但他是远征军的代表,而陈也是远征军的一员,相信他一定会喜欢。

志愿者再次来到陈友礼老人家中探望,当送上那个相框时,老人愣住了。他惊讶地盯着相片看了很久,突然热泪直流,哭着说道:“这就是我呀。”

在场的志愿者看到这个场景,也非常诧异,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情?一个志愿者以为老人说的照片上的人与他小时候很像,试探着问道:“这与您当年的样子差不多吧?”

老人仍然坚定地说:“这就是我,照片是美国人给我拍的。”后来老人还说出了拍摄这张照片的一些背景和细节。

这张照片拍摄于滇西的龙陵,当时是冬天但天气不算冷。拍摄者是一位美国通讯兵,当天他扛着三脚架要给中国士兵拍照,来的第一眼就看到13岁的陈友礼。

陈友礼不懂英文,表示要先经过自己的连长陆春凤(音)同意。陆春风略懂一点英文,是他与美国人沟通。拍照前,连长让人拿些东西给他挂上,以显示他虽然年幼,但能为战争出力。

陈友礼当时是勤务兵,身上背的两个水壶,一个是自己的,一个是连长的。战友们又给他挂上了一个挎包和一个干粮袋。而他帽子太大,事先在里面套了一个,两个缝在一起才能戴稳。

刚开始是站在战壕里拍,但光线不太好,最后又站在路边拍。他竖起拇指表达的是“顶好”的意思,这是对盟军的称赞。那时候,由于言语不通,士兵和老百姓们碰到盟军都会竖起大拇指,表达对他们的问好和敬意。

根据史料记载,老人所在的200师确实于1944年11月参加过收复龙陵的战斗。

志愿者出于慎重起见,给老人拍了照,拿着他的照片请贵州省公安厅技术处的技术人员,以及一些精于面部结构的知名画家鉴定。他们都回复:高度疑似。

另外有一个细节,陈友礼说他虽然是勤务兵,但必要的时候也会扛枪上战场,他曾参加过松山战役。

这是收复滇西过程中的一场恶战。松山地理位置非常险要,扼守着滇缅公路和怒江,不攻下这个阵地,就无法完成滇西反攻。

这一点,日军也心知肚明,早就在松山构筑了坚固的工事。把山体掏空,在内部构筑了三层地道,四周以子母堡相互侧防。中国远征军的飞机大炮都很难对其构成威胁。

中国军队打了两个多月都没有打下来,伤亡惨重。后来想到最原始的办法,挖一条地道到松山主峰下方,美军用飞机从加拿大调来3000公斤TNT炸药,埋到地道内,最终将日本堡垒炸塌。直到9月初才完全肃清敌人。

根据史料记载,当年参加松山战役的部队是新28师和新8军,并无200师参战的记录。有人因此质疑陈友礼身份的真实性。

但根据一位长期研究滇西战史和抗战老兵的作者周渝考证:他曾采访过一些老兵,有提到200师600团部分人员于松山战役末期参战。且现存文史资料中的一些回忆录也能与之相印证。

战史之所以未记录,大概是因为该部参战时间短而且人数少。档案只是历史的一角,而并非历史的全貌。需要长期关注这个领域的学者才能了解到600团参战的历史。

一般人即使要编故事,也很难知道这段隐秘的历史。这更加印证了陈友礼老人身份真实性。

说到这里,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照片上备注的姓名是“李占宏”与老人名字不符,而且美国人的档案管理非常严谨,不太可能出错。那么问题又出在哪里呢?

结合当时的情景,写错名字很可能是以下两种原因:

美国人拍完照并没有问陈友礼的名字,因为他不懂英文,可能事后由他所在的部队报上名字。虽然美国人的档案很严谨,但国军的档案却非常混乱。即便牺牲人员的姓名这样重要的事情也常常弄错,拍照这种不重要的事情出现张冠李戴的情况也不足为奇。

另一个可能是中美两国姓名写法的差异,英语的写法是名在前姓在后。在互相翻译过程中,可能出现书写错误,写成“Lee Chan-hon”。如果把“Lee”放在最后,则是“Chan Hon-lee”则与陈友礼的读音非常接近。

解决了身份的疑问后,下一个问题便是老人是在何种情况下参军的?

陈友礼是贵州毕节赫章县平山乡人,出生于1931年。他的童年非常悲惨,一岁半的时候母亲便去世了,父亲对他也是不闻不问。他是跟着奶奶长大,六七岁就出去给人干活。

11岁那年,他正好碰到贵州师管区到毕节来招兵,于是便跟着一个比他大的伙伴想去参军。结果招兵的负责人一看说:“你太小了,不要。”

反攻腾冲

陈友礼没有死心,第二年春天他又碰到招兵。至于为何这么执着于当兵,老人坦言:他当时年纪小,又是一个孤儿,在外面很难生存,当兵有口饭吃。另一个是,经常听说日军杀害中国百姓的事,对他们产生痛恨。

那天,他去报名参军,看到招兵负责人迟疑的眼神,担心他又说不出“不要”两个字。便抢在他前面说:“我虽然小,但能打鬼子。”那个负责人听他这么一说,很高兴地说:“有志气,可以。”

就这样,陈友礼进入部队。因为年纪太小,他被分配到第5军200师600团3营8连,给连长陆春凤当勤务兵。

那时的陈友礼可能不知道,这是中央军王牌部队。第5军是国军第一个机械化军,而它又是在200师的基础上扩编而成的。前任军长杜聿明和继任军长邱清泉都是国军名将,200师前任师长戴安澜更是国共都认可的民族英雄。

陈友礼得到的待遇比一般部队要好,连长也非常照顾他。许多重活都不让他干,有时候从美军那边带回来一些罐头也分给他吃。连长还教他识字、打枪,说将来抗战胜利了,要送他报考中央军校。

在滇西反攻末期的回龙山战斗,老人亲身感受了战争的残酷。那时中国远征军部队已经把日军残部分割包围,日军若不投降也会被活活困死。

但远征军由于物资供应不上,弹药并不充分,攻势也越来越弱,不过他们都相信很快就会胜利。实际上,他们低估了日本人。日本人发现远征军攻势减弱后,在一个黄昏发起了自杀式冲锋。

漫山遍野的日军一涌而下,端起刺刀冲入远征军的战壕里,一些战士还未来得及反应便已牺牲在日军的刺刀下。陆连长一直把陈友礼带在身边,指挥战斗。

两军厮杀成一片已很难分清楚敌我。陆连长也在与日军拼刺刀的过程中受伤,这时日军又一刀刺过来,连长只能用手掌去挡,刺刀刺穿了他的手掌。陈友礼见状赶紧向那个日军开了一枪。

陆连长伤得很重,流血不止。陈友礼驮起他往山下跑,送到担架上,他哭着求那几个抬担架的说:“这是我们连长,一定要把他送到野战医院去!”

遗憾的是,陈友礼从此以后便失去了连长的消息,两人再也未见过。所以,老人看到那张照片,看到照片里的水壶,大概想起了自己的连长,便禁不住地落泪。

抗战胜利后,第5军投入了内战,在1948年底的淮海战役中被歼灭。陈友礼也早在1947年随部队投诚,后来被编入解放军当司号员。

抗美援朝战争时,他所在的部队第一批入朝参战。陈友礼参加过第五次战役等大小十多次战斗。1955年,他转业回到阔别13年的老家,后来被分配到遵义地质队当工人。

再后来,但由于历史的问题,他受到不公正对待,被开除工作籍和军籍,送到农场改造了10年。1979,陈友礼回乡当了农民,由于家人都已去世,他无依无靠,只能去做了上门女婿。

如今,他已有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在贵阳开出租车为生,老人跟儿子住在贵阳。这些年,国家对参战老兵越来越关注,相信老人的待遇已经得到很大改善。

回看老人一生,13年戎马生涯,大多数时间都是在与外族作战。此后又经历了10年沉浮,备受苦难和委屈。当所有荣辱都已成往事,从老人的谈吐之间仍然能深深地感受到他对脚下这片土地的热爱。

他从来不后悔当年的选择,曾在镜头面前说:“国难期间我们要尽最大的力量挽救我们的祖国,为了保卫祖国,打死也值得,打死就算了。”

个人的命运在大时代当中是微不足道的,民族危亡之际,总要有人付出、有人牺牲,总要有人负重前行。历史的车轮是滚滚向前的,不论经受过任何磨难和委屈,都应该向前看,努力去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好。

陈友礼老人做到了这一点,他回到农村后很少对人说起自己的往事,也没有抱怨什么,只是过好当下的生活。假如他那些牺牲的战友能看到今天的一切,也必定会含笑九泉。如今国家繁荣,社会太平,不正是他们当年不惜抛头颅洒热血所追求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