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鲁王文化 作者：曹峰
摘 要：明朝末年，天下大乱，济宁州周边各府州县，多被起义军或清军攻破城池，焚掠一空。只有济宁州人以周长“九里十三步”的区区小城屡挫强敌，保城池多年不失。明天启二年（1622年）后，济宁州人练兵备械、筹集钱物、修城浚池、建立指挥体系、内察外稽，组织起严密的城防体系。城防建设的一系列举措，起到了保城池不失、震慑过境明军、便于组织救灾等作用。另外，当年济宁州人在城防建设上所做的努力，在今天看来，仍有其借鉴意义
随着元代大运河的“裁弯取直”，作为运河沿岸的重要码头和水陆交通枢纽，济宁的经济文化前所未有地发展起来。元、明、清三代的济宁，多给人以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的印象。然而，在战乱频发的明朝末年，除经济文化久负盛名外，济宁（时为济宁州），还有鲜为人知的另外一面。
明朝末年，农民起义蜂起，清军多次入关抢掠，军纪败坏的明军官兵往来不绝，兵连祸结，数十年无宁日。在天下大乱的背景下，运河重镇济宁州经受了前所未有的兵祸威胁。从天启二年（1622年）徐鸿儒起义到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陷北京，济宁周边各府州县，如济南（崇祯十二年陷于清军）、兖州（崇祯十五年陷于清军）、临清（崇祯十一年陷于清军）、邹县（天启二年陷于徐鸿儒起义军）、滕县（天启二年陷于徐鸿儒起义军）等多被攻破，城邑残毁，庐舍为墟，官绅百姓多死难。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运河重镇，扼漕运咽喉的济宁州也不能“独善其身”，多次遭受攻城威胁。然而，在周边多被破城焚掠的时候，济宁州城虽屡遭攻略，却没有一次被攻破，整座城市固若金汤，州人的生命财产得以保全。在历次“南略”中破城不下百数的强悍清军也“环攻两旬不下”[1]，铩羽而归。明末济宁城防之坚固，由此可以想见。那么，是什么力量使济宁州这座小城在农民起义军的威胁和清军的攻势下岿然不动？本文将详细介绍济宁州城的城防建设，探究其“固若金汤”的原因，并分析其对当时及后世的影响和借鉴意义。
明天启、崇祯年间，各地农民起义蜂起，规模最大，影响最深远的当属高迎祥、李自成、张献忠、罗汝才等人发动的陕北农民起义。他们转战数十年，最终灭亡了明王朝，并在清军入关后坚持反抗，直至清康熙三年（1664年），陕北农民军的余烬“夔东十三家”才被清军完全镇压下去。但是，规模巨大的陕北农民起义主要转战在陕西、河南、山西、湖广（今湖南、湖北）、四川等省，济宁所在的山东地区受影响较小。对济宁而言，除崇祯十七年大顺军进入济宁州城“拷索比饷”，旋被逐出外，陕北农民军并没有实质威胁过济宁州。真正对济宁州城的安全影响巨大的，是发生在山东的规模较小的农民起义（相对于陕北农民起义而言）。由于土地兼并严重，赋税徭役繁重，加之水旱灾害频繁，山东地区遍地烽火，规模不等的农民起义纷纷爆发。如崇祯六年，山东西部“群盗主各以十数”；崇祯十四年，“山东土贼李廷实、李鼎铉陷高唐州及东平州，时东平、东阿、张秋、肥城所在皆贼，兖州二十州县，啸聚响应”。[2]其中发生地离济宁较近，对济宁州安全产生了较大威胁的主要有徐鸿儒、李青山两次农民起义。
天启二年（1622年）五月初十日，徐鸿儒在郓城梁家楼发动起义。至六月上旬，起义军连克郓城、邹县、滕县、峄县四城。六月中下旬，因运河西岸官军势大，徐鸿儒放弃巨野、郓城起义军东渡运河，与张东白、沈智等在邹县会师。会师后，徐鸿儒起义军有众“十数万”，势力雄厚。六月底，起义军在邹县城北与官军对战，“兵刃方接，徐鸿儒突出奇兵，以攻两翼，官军大溃，退而守兖。”[3]七月十四日，起义军一支偏师攻克夏镇，截断漕运。与此同时，起义军主力向北进攻兖州。兖州城坚兵众，起义军急切难下，明王朝趁机调集军队镇压，各地乡绅组织“乡勇”策应，峄县“乡勇”包围县城，将起义军逐出，峄县遂失。九月二十日，滕县义军出城“打粮”，县城被官军占据。后滕县义军在巨野康家集被官军包围消灭。十月十九日，义军首领侯五、魏七出降，邹县陷落，徐鸿儒被俘，后被押往北京处死。
徐鸿儒起义发生地郓城梁家楼距济宁仅百余里，后来起义军攻克的郓城、邹县、峄县、滕县也都在济宁周边。势力最盛时，所占四县横跨运河两岸，将运河畔的济宁州城夹在中间，整个济宁州在义军的兵威下陷入混乱。济宁州城日夜关闭城门，“举城如在沸鼎中”。由于地理位置重要，济宁州还是起义军拟攻击的目标之一，徐鸿儒在起义之初就制定了“先取郓城，次巨野，次嘉祥以及济宁”的军事计划。至于最后起义军为何没有攻击济宁，一方面是因为运河西岸官军力量强大，起义军紧急转战东岸邹、滕、峄。另一方面是因为济宁州城紧急戒严，做好了守城准备“上下协力，固守无虞”（杨洵墓志铭），起义军在后有追兵，仓促转战的情况下不会进攻这样的坚城。除安全威胁外，起义过程中，义军一度攻陷夏镇，截断漕运，也使依运河为生的济宁州经济受到了不小的影响。另外，起义失败后，余部仍在济宁附近活动。天启四年 “八月，邹县贼余党劫掠兖州”。[4]崇祯元年，邹县白莲教另一个支派“同心歃盟，谋攻兖州府”。[5]
崇祯十四年（1641年）初，梁山寿张集人李青山“潜蓄异谋，啸聚日众，吏民劲者效死，偷者苟生，盗窥之，志益肆”[6] “同弟号招平昔党羽，掠取远近马匹兵仗，聚数千人”。[7]五月，明兵部右侍郎张国维“兼督淮、徐、临、通四镇兵，护漕运”。[8]六月，在官军的压力下，李青山率众上梁山，正式发动起义。起义之初，由于受水浒传的影响，李青山幻想朝廷招安，曾去济宁拜见途经此处的内阁首辅周延儒：“青山谒之，言率众护漕，非乱也。延儒许言于朝，授以职”[9]，又曾帮助官府疏通运河：“皆愿自效，人给一畚锸，奋力齐作数日，河通”。[10]后来朝廷的招安诏令久候不至，李青山先“率贼众破东阿、新乐，从兖南下抵扬州之沙河店，劫漕船三十，转而陷东平、张秋，围丰县，与群贼合”，[11]以威胁漕运的方式逼迫明朝招安。起义军的攻城略地引起了明朝的残酷镇压，崇祯十五年正月，李青山部众被官军击败，本人则被擒获，解至北京处死。李青山起义失败后，起义军余部仍然坚持战斗，“有未获者，破东平，贼余城印破张秋，贼李明、陈惟新劫漕，破阴新、焚关厢，贼朱连破新乐、东阿”[12]“土寇十余万掠宁阳、曲阜、兖州”[13]，使济宁州周边地区仍然处在动荡之中。李青山起义对济宁州城的威胁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活动地区北至东平、张秋等地，南至丰县、沙河店，这些地方都在离济宁州不远的地方，而且起义军沿运河活动，更对济宁州城形成了类似“经济封锁”的态势。除此之外，李青山起义中，起义军与官军来回拉锯，使济宁周边地方遭受了严重的破坏，直接削弱了这些地区抵抗南略清军的潜力，使半年后的清军入关部队轻易进抵济宁城下。
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原明朝建州卫指挥使、龙虎将军努尔哈赤建国号“金”，史称“后金”。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发布“七大恨”起兵反明，次年在萨尔浒之战中击败明军。随后，后金占领以辽阳、沈阳为首的辽东八城，逐步占据整个辽东地区。天启（1621年-1627年）年间，孙承宗、袁崇焕等建立关宁锦防线。天启六年和崇祯元年（1628年），明军在宁远之战和宁锦之战中两次击败后金（其中，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被炮火击伤，不久病死，皇太极即位），使其难以通过辽西走廊侵入关内。因此，自崇祯二年（1629年）始，后金（崇祯九年改国号为清）转变策略，改由长城其他关口侵明，史称清（后金）南略。这几次南略中，后金（清）军一次比一次深入明朝腹地。其中，最后两次南略威胁到了北京以南千里之外的济宁州。
崇祯十一年八月二十七日，南略清军开始进军，兵分两路，分别由岳托、多尔衮统领，从墙子岭、青山关入关。十月初，两路清军于通州会合。此后清军在京畿一带抢掠，至十一月初六日，“清兵薄德州渡河，历临清分道，一趋高唐，一趋济宁，合于济南”，[14]开始沿运河向山东腹地进袭。十二月，清军抵达济宁，济宁道冯元飏率绅民死守,清军被迫退却。崇祯十二年正月初二日，清军攻破济南府，杀山东巡按御史宋学朱。三月，清兵掳人口四十六万余出塞。本次南略过程中，清兵西至北直隶山西界，东至山东中部，共攻破济南、赵州、高唐等一府、三州、五十五县、二关，计61座城池，掳走46万余人，整个华北损失惨重。
崇祯十五年十一月，清军由贝勒阿巴泰统领，兵分两路，自界岭口、黄崖口入塞。攻陷蓟州之后，再次转战至山东，克临清、兖州。随后，一路清军西攻济宁，“辇兖城之炮来攻”[15]（济宁遗事记），围城两旬不克，退走。其余诸路清军分道抢掠，其中一路“往略莱州府，取蒙阴、沂水二县”[16]，一路“由山东至江南，攻沭阳县，首先登城，克之”。[17]此次南略，山东受害最重，从登莱至临清，从德州至兖州，整个山东都暴露在清军的铁蹄之下。崇祯十六年三月，诸路清军饱掠而归，会于密云，至五月出塞。此次南略，清军 “克兖州、顺德、河间三府，州十八，县六十七，共克八十八城。归顺者一州、五县”[18]，合计94城，共虏获人口36万9000余，华北地区的人口、财富被掳掠一空，明王朝的统治基础遭到严重破坏。
天启二年（1622年）徐鸿儒起义时，由于承平日久，济宁州城防御力量薄弱，此时面临外来军事威胁，举城士绅民众十分惊惶，州城“举城如在沸鼎中”。为了抵御即将到来的威胁，济宁州人练兵备械、筹集钱物、修城浚池、建立指挥体系、内察外稽，组织起严密的城防体系，并在此后的二十余年间坚持不懈，在明末乱世中建设了一座从未被攻破的“金城汤池”，使济宁州城成为山东少数几座未遭破城兵燹的坚城之一，保全了阖城百姓的生命财产。这些城防建设，济宁旧志中有载，但多只言片语，不甚详细。明末清初的济宁州士绅郑与侨（1599-1682）曾亲身参与济宁州城城防建设事务，并在他的著作《济宁遗事记》中作了详尽的记载。本章以郑氏的记述为基础，兼采旧志所载，一窥明末乱世中的济宁州坚城。
济宁州城的防御不依靠正规明军官兵，防御清军进攻时官兵仅有“内丁二百人分隶各台”，[19]其守城主力是由济宁州人组成的“乡兵九营”，济宁遗事记载：徐鸿儒起义时，驻济宁州的总河陈道亨和济宁道熊文灿“遂简四关丁壮，得数万人，分为九营：曰太平、曰奏凯、曰勇奋、曰仁育、曰义正、曰智胜、曰信义、曰文成、曰元武，择士民之胆智者统之。此九营乡兵之始也。”[20] 据康熙《济宁州志》记载，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济宁州共有52038 丁，崇祯初年人丁“尚及其数”，[21]则天启二年（1622年）时济宁州丁壮数量约为5万，所谓数万九营乡兵，当是将大部分丁壮编为民兵，以资守城。民兵战时守城，平时还要参加生产劳动，训练时间无法保证，一旦仓促临阵，有溃散之虞，因此济宁州还“选兵三百名，分布各台……择土官之晓练者督之……有事不许调发，名曰城守营”[22]。又“各拨游兵，五人为伍……云梯所在，分头往援，专击梯而登城者”。[23]为了训练守城的民兵，州人在城北“建将台、设辕门，按期城操”，[24]使乡兵、城守营、游兵等武装力量得到训练。这样一来，济宁城的守御部队中，乡兵、城守营、游兵等互相配合、各司其职，在敌人来攻时能最大限度地将丁壮力量投送到城头。
加强守备兵力的同时，济宁州人还大量准备守城器械。济宁州城每个垛堞都制备了用于攻击登城敌人的“巨斧一、三眼枪一、猛棍一”，[25]还配备了防御箭矢的“箭帘”。明末是冷热兵器混用的时代，火炮的威力已经凸显，济宁州人对火炮及其弹药的制备也十分重视，“城每面用红夷炮十位，灭敌炮等百位，拐子炮、浮梁机又倍之”，[26]整座城市共配备大小火炮1240门。据康熙《济宁州志》记载，济宁州城周长“九里三十步”，约合5200米，则城墙上每4.2米就有一门火炮支援，火力之密，在那个时代实属罕见。火炮的弹药则有专人督造：“铅子大小视炮口为度，俱预为制造，以两孝廉、两诸生监之”[27]“开局普照寺西，以官儒之勤慎者监视……火药多而皆适于用”，[28]弹药以外火炮的附属器具也多有制备，“凡炮车、炮枕、炮锥、炮铲、榔头、舂棍、竹（上竹下甬）、药袋之类，无不毕具”。[29]兵器火炮以外，守城用的滚木礌石则“听筑夫采取，有力之家不得阻挠”。[30]其余撞木（撞云梯用）、“云梯盖”、旗帜、钟鼓（传递军情及命令），甚至在城墙上烧开水浇敌所用的水瓮、铁锅等物，济宁州人都多有准备，考虑到了守城战中可能面临的各种情况。所备守城诸器中，红夷炮和盔甲比较难得，都是驻济官员借运河漕船驶经济宁的便利，“题留”而得，济宁遗事记中有“时有赣州、苏州解京盔甲，总河题留”“红夷得之题留”的记述。
练兵、备械、修城、浚壕、发饷及围城时城内人员消耗，都需要大量的钱粮。郑与侨《济宁遗事记》载：城防各项费用“出之河道盈余者五，道、州罚赎者二，土人之捐助者三”。[31]当时筹集的钱粮数目史无所载，但募捐和取用之法被郑与侨记述了下来：“捐助之法，请公祖、父母于公所，绅衿毕集，矢公矢慎，逐大姓面为推敲，众论佥同官注册，不许纷更。其余中户，四隅遣行优八生登门劝谕，但取乐输，不强人以不堪。此捐助之始也。册既定，使乡约传催完纳。每隅以两孝廉、四子衿监收，每晚总交一大绅处。凡遇公用，首事者具领状，于大绅处关取。主收者不主贮，主贮者不主支，官吏又不得过而问焉。”[32]粮食方面，济宁州人将“大姓庄储及各州县水次，俱移城内”，[33]除了供应城内守城所需外，还起到了坚壁清野的作用。其中“各州县水次”指滞留在运河济宁州段的各州县漕粮。
加强城防的过程中，济宁州人对城池进行了系统的修葺、疏浚和改造。城垛原有2600余，州人“间塞其半”，只剩下1200余，避免了“人少力分”，使城墙防守更为容易；在四座城楼处建炮台28座，台上架设木屏风，遮蔽流矢，起到“心闲手闲，点放不致错乱”的作用；在城西北，因状元墓“高与城齐”，易被敌人利用，在其周边建造了敌楼三座；为拱卫城防，州人在城外李家庄、草桥口、济安桥、蓝衣堂等二十余地立寨，“各有公制炮铳，无事司盘诘，有事严守御”，附近居民不及进城者也可入寨躲避敌人。此外，州人还在城内外要地“各伏万人敌等毒物，又要虚实相间，令敌莫测”。[34]
济宁州原有2条护城河，至明末“水仅一带”；城西、城北原有重河，“但苦淤浅”，基本失去了防御功能。州人遂“分工开濬”，并将挖出的淤泥筑成十余里长的矮墙，绕城一周。又筑杨家口坝，决金线闸，封堵在城、赵村、石佛等闸，将汶水、泗水及马场湖水引入护城河及重河，“四关一望，皆汪洋矣”。城池的修筑与疏浚，皆遵循富者出资、贫者出力的原则，“其赀则输之商贾及富姓，穷民亦乐以力自效”，有效调动了整个州城的力量。经过多年经营，济宁州城形成了以寨卫城，以城护寨，城头、炮台、塞口火炮互相掩护，以护城河及重河、陷阱阻敌的防御体系。
济宁州城防的指挥核心是官员和士绅。为在战时有效指挥兵民战斗，鼓舞士气，官员与士绅们都有固定的指挥地点：“四门楼与太白、得胜二楼，上官与大绅居之；四角楼，领兵官与监纪孝廉居之；二十八台，每台推绅胄士民之勇敢者一人为首，各选勇士五十人，以临敌可共生死为主，凡台左右之垛夫即隶之。一人镇定，五十人俱不惊溃；二十八人镇定，一千四百人俱不惊溃；一千四百人镇定，二千六百垛夫无有敢惊溃者”。[35]这样便建立起了官员登高观察敌情发布命令，士绅及“士民之勇敢者”作为基层军官统领炮台守军及城上垛夫的指挥体系，使官民各司其职，有条不紊地抵御敌人攻城。
守城战中，城内兵民秩序的维持和城外军情的探查也至关重要。前者可以使奋战在城头的守兵、垛夫安心，保障各项守城物资及时运往城头；后者则可以及时探知敌人动向，告知守城人员及时防备。鉴于此，济宁州人建立起了严密的内察外稽制度，确保城池不因内部混乱和敌人突袭而被攻破。
为维持城内秩序，济宁州城采取了立栅、保甲、坐门等三项措施。其一，城内各巷口修栅栏一座，以两名诸生监守，一旦城外敌袭警报传来，立即关闭栅栏，严禁居民随意出栅惊窜；其二，将居民编为保甲，各保甲主官分地挨查，有可疑着立即逮捕；其三，派遣专人严守城门，对出入城门的人进行稽察，严防敌人哨探混入，一旦闻警，则立即将城门关闭。在探查军情方面，济宁州“选兵民中捷足数人，厚其廪给，四出远哨”，[36]为守城提供情报支持。为防敌人夜袭， “城半悬灯笼，城下置塘火，每十二垛以二夫瞭望，一更一换”。为传递军情方便，州人还在城楼和四关塞口架设大钟，“何方有警，关钟先鸣，楼钟继之，人即登城”。
据笔者分析，徐鸿儒起义后的一二十年间，济宁能穷尽一州之人力物力，将城池打造成连南略清军都无法攻破的“金城汤池”，主要有以下三条原因。
其一，充足的财力与物力。济宁州依运河而兴，经济发达，官私积储甚多，有足够的财力建设城防。比如城头上的火炮，除40门红夷大炮来自“题留”外，另外1200门大小火炮都是“括资招商，往山右置买”；再如城内建设的敌楼，一楼之费，多者至“千金以外”。反观直隶高阳县，“土城低脆……石尽矢竭”[37]，清军不用云梯即登城克之，无力抵御敌军攻城。
其二，土兵守城，士气高昂。所谓土兵，相对于外地调来的客兵而言，是指由本地人组成的军队。清军来袭时，除官兵 “内丁二百人分隶各台”外，济宁州城所有守兵都是济宁州人，守城便是守家，一旦城破，则全家遭难，所以在战斗中拥有高昂的士气。正规明军则多为客军，没有守卫家园的责任感，加之军饷拖欠，军纪败坏，反而没有守乡民兵的战斗力高。如济南和兖州二府在清军南略中失陷，“皆由客兵先溃”。济宁州城守兵则众志成城，坚守岗位，以至清军“环攻两旬不下”，还折损了一员佐领祖大春，最终无功而还。而且，由于工商业发达，济宁州人多为工商业从业者。他们在日常的生产生活中就有一定的组织性，惯于服从上位者的指令，也是济宁州土兵战斗力较强的原因之一。
其三，强大的士绅阶层。济宁州城防建设和守城战斗过程中，士绅起到了几乎是决定性的作用。早在徐鸿儒起义时，士绅杨洵即捐资助饷，要求离任未走的济宁道熊文灿主持大局。到清军两次进攻济宁时，任民育、郑与侨、张世臣等众多士绅更是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捐资购买军资、发放乡兵饷银赏金，维持里甲秩序，并充任战时指挥官。如任民育在清军攻城时即“环甲力战，卒保万全”，[38]他还率子弟家人50余奋力抵抗，亲手投掷石块杀敌。战斗中，任民育身中三箭，家人死伤5人，仍坚持在城头作战。郑与侨也曾亲身在城头指挥杀敌，并曾为杀敌有功的市民苏成宗发放赏金。而且，济宁州士绅富户多深明大义，所捐钱财甚多，敌人离去后还有余财建造敌楼，加固城防。
济宁州城的城防建设中，最直接得益的就是阖州官绅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明朝末年的城池攻守战十分残酷，在攻城时，守军利用城墙地利，往往给攻方带来惨重的伤亡，所以城破之后，进攻方的杀戮也十分残酷。崇祯十一年底到十二年初，清军围攻济南府数十日，最终破城，济南城积尸达十三万具。崇祯十一年南略中，各州县破城之后的死亡数量十分巨大，其中泰安州男妇一万三百一十九名口、商河县男妇七千七百一十五名口、夏津县男妇二万三千九百零六名口、茌平县一万六千五百一十三名口等皆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39]由于济宁城防坚固，南略清军未能破城，此次南略中济宁州的人口损失是“男妇四百二十三名口”，这一数字包括城头战死者和城外未及躲藏为清军杀害者，与城破被屠的州县相比，损失微小。
除进攻城池的敌军外，军饷不继、军纪败坏的明军也是各州县百姓生命财产安全的威胁，他们往往明目张胆地抢掠，形如强盗。崇祯七年（1635年），已遭清军蹂躏的山西崞县复城之后，明军“搜门排简，凡虏所抢剩之衣物，概行装去。……妇女之藏留未去者，一任奸淫。”[40]崇祯十六年春，“总兵白广恩令马步万人住扎午桥堡，名曰援兵，实为寇劫。盘踞三月，蹂躏一空”。[41]而在济宁州，乡兵、城守营、游兵等民兵力量敢于与乱军相抗，往来的明军也不敢劫掠地方。崇祯十一年，“高起潜有游兵数十人，掠济宁，（州人）擒而斩之”。郑与侨也说：“历年来奢、蔺讧于南，闯、献扰于西，援剿之兵驿络不绝，少逆言行，焚掠立起，至济独敛迹以过。”[42]
城防建设中形成了民兵武装力量还成为后来驱逐大顺军的主力。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陷北京。四月下旬，大顺军至济宁，州人迎入。大顺军随即在全城展开“拷索比饷”，“先拷州卫，次及营弁，次及士民，行掠之惨，天日为昏”，激起了阖城士民的不满。五月，济宁州士绅联合历年城防建设中组织起来的九营乡兵，仅用一日，将大顺军驱逐出州。
保护城池不受敌人、乱兵威胁的同时，济宁州人还利用在城防建设中积累的钱粮物资、形成的组织体系救灾，保全了无数百姓。崇祯十四年（1641年）冬天，“济大饥，以人为食者，十人而七”。[43]济宁州“开粥厂五千余处，煮散皆委士人，且恤老有社、保赤有社，所活不下数万”。[44]大饥之后复生大疫，州人“或施药饵，或掩骨骸，一倡百和，全无悭囊”。[45]崇祯十六年二月廿八日，济宁州城大火，“城东北、东南隅顷刻俱烬，万户丧生，通融安置，委曲周全，人无迁徙之苦，以素有备也”。[46]
明朝末年，全国战乱频繁，饥荒、瘟疫随之，赤地千里，户口十不存一，而北方尤甚。在这样的背景下，济宁州凭借弹丸之城，二十余年间，屡次击退来袭敌军，组织救助灾荒，全活百姓甚众，成为齐鲁大地上的一个异数。鉴往知今，当年济宁州人在城防建设上所做的努力，在今天看来，仍有其借鉴意义。其一是保家卫国的斗争精神。崇祯十五年，南略清军甫入关，时在赶考路上的任民育（济宁州举人、“扬州十日”时的扬州知府）即放弃科考，返乡与桑梓父老共存亡；城东关市民苏成宗，在城头奋力杀敌，城头指挥官“犒以金钱，摇首不受”。[47]除任民育、苏成宗外，济宁州城还有成百上千保卫家园的勇士，在他们的守卫下，城池始终固若金汤。其二是同心同力，团结一致守城池。在城破家亡的威胁下，济宁州人不分绅民，不分贫富，积极投入到城防建设之中。天启二年设立乡兵九营，其众多至数万人，而当时济宁州的全部丁壮也只有五万人。填塞垛口、疏浚城河的工程中，阖州百姓皆踊跃参与，“不移时而工告成”。其三是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天启二年徐鸿儒起义时，明朝尚未陷入全国性的战乱，起义结束后，济宁州的威胁便暂告解除。济宁州人并未因此松懈，反而增建敌楼、炮台，疏浚壕沟，训练守军，积蓄物资器械，大战一来，各项城防工作皆有准备，方能屡退强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