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伍斌 来源：《读书》在美国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镌刻有“Anna May Wong”三个词，这是一代传奇华人影星的英文名，同它对应的是颇有意境的中文名字——黄柳霜。这个足可在电影史上传世的名字，其主人却因她的华人身份而终生处于“东”与“西”的夹缝中。
美国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镌刻的“Anna May Wong”
黄柳霜（1905-1961）
近些年，随着美国华人历史研究快速而深入地推进，黄柳霜的人生也逐渐为更多美国人所熟知。然而，对国人来说，“黄柳霜”仍是一个相对陌生的名字，以至于近日有在美国的学友感叹说，黄柳霜作为风靡一时的华人，在美国颇为知名，曾被美国国家肖像馆（National Portrait Gallery）誉为“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美籍华人影星”；而在其母国，知晓她者却为数不多。美国作家郝吉思（Graham Russell Gao Hodges）也说，一代传奇黄柳霜“已被中国所遗忘”（郝吉思：《黄柳霜：从洗衣工女儿到好莱坞传奇》）。事实上，黄柳霜也是徐国琦所言的中美“共享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她的经历所承载的厚重跨国历史，实应引起国人的注意。就此而言，郝吉思关于黄柳霜的传记著作翻译成中文出版，可谓正当其时。这部著作细腻而相对客观地描述了黄柳霜身处中美两国认同间，同时又不被两国社会所理解、接纳的纠葛一生。
黄柳霜于一九〇五年出生在美国洛杉矶，其祖父早在一八五五年以前就随华人淘金大军自广东台山移民美国。与当时绝大多数华人淘金者或归国，或孤独终老异域的境遇不同，黄柳霜的祖父得以幸运地在美国成家定居，繁衍生息。其父黄善兴，同十九世纪末的很多美国华人一样，开了一家洗衣店（Paul C. P. Siu, The Chinese Laundryman），虽然工作单调辛苦，却也能过上温饱有余的生活。黄柳霜的出生地是距洛杉矶中国城（Chinatown）一个街区之遥的混合居住区，其中容纳了华人、爱尔兰人、德国人、日本人。由于她当时年纪尚小，再加上这一社区东方面孔颇多，因而并未感受到强烈的种族歧视与东西间的文化冲突。黄柳霜在这里度过了也许是她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五年。一九一〇年，黄柳霜的家庭搬到菲格罗亚街（Figueroa Street），这里的居民几乎都是墨西哥人和东欧人，黄柳霜一家是其中仅有的华人家庭。街区的两座小山将黄柳霜的新家同中国城分隔开来，尽管其家庭努力维持中华传统，这种居住环境仍加速了她的美国化进程，逐渐拉开她与中华传统文化间的距离。黄柳霜同父母之间不同的美国化进度，导致彼此在诸多事物与认知上的观念冲突，同时也改变了她对妇女角色的期许，她意识到自己的生活目标和机会，与其专注于家务的母亲会有云泥之异。
不过，黄柳霜的同化进程因其东方肤色而受阻。她先后在公立学校和长老会学校就读，在那里她成了其他学生逗趣嘲弄和种族歧视的对象。由于排华的敌意、经济的限制，以及住房的制约，绝大多数华人生活在中国城之中，华人小孩也集中于专门的华人学校。华人在经济与社会上的边缘地位，使得中国城也无可避免地滑向美国社会的边缘，成为贫穷人、罪犯的聚集地。然而，对于绝大多数华人而言，同其他华人生活在一起，有一种群体的心灵归属与聚集的安全感，“这使得同化到其他群体和从其他群体同化进来是困难的”（戴维·米勒：《论民族性》）。即便那些没有生活在中国城的华人，仍会经常参与到中国城的事务当中，来听听乡音，品尝乡味，倾诉乡情，一起庆祝中国的传统节日。黄柳霜后来回忆，其童年并不愉快，一直生活在“家庭的传统世界和白人种族主义的双重挤压之下”。这大概与她少年时代没有生活在中国城所导致的“美国化”与“传统文化”之间的紧张有关。
与此同时，新兴的美国电影业开始从东海岸迁往洛杉矶地区。华人题材的电影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盛极一时。这缘于一八八二年美国《排华法》所建构的排华话语，激起了美国白人对“华人”这一东方群体的好奇。他们一方面相信华人的存在污染了美国社会，同时又想窥探这一神秘东方族群的生活方式与传统价值。是时，美国的大众媒体将中国城描述为现代社会的化外之地。这种描述反而吸引了更多的美国游客。游客来到中国城，渴望见到的正是前现代的遗存，并在其中寻找美国排华话语所建构的“低劣”华人形象的蛛丝马迹。美国正在崛起的电影公司抓住这一商机，在中国城取景，拍摄与华人有关的电影。
凭借地利之便，洛杉矶的中国城便成了各电影公司经常取景之地。常出没于其间的黄柳霜，对电影这一新生物充满好奇。她开始用节省学校午餐的钱去尼克罗顿（Nickelodeon）影院观影，并很快为之着迷。其父对她的这一兴趣并不认可，觉得电影妨碍了她的学业，但黄柳霜稚嫩的生命里已经种下了一颗电影的种子。九岁时，她不断地恳求电影制作人给她角色扮演的机会，并因之赢得“好奇的中国娃”的绰号。
黄柳霜的机会终于在一九一九年降临。意识到中国主题的电影对美国人具有吸引力，米特罗电影公司（Metro Pictures）摄制了《红灯笼》，黄柳霜在其中扮演了一个无关紧要的角色。尽管黄柳霜在这部颇受好评的影片中只是惊鸿一瞥，但已足以令她对电影如痴如醉，近乎疯狂。彼时，黄柳霜不过十四岁。
此时黄柳霜的表演天赋已经引起了电影公司的注意，可以说，她的一只脚已经踏进好莱坞演艺界。十九岁时，黄柳霜出演的《月宫宝盒》使世界为之惊艳，但其扮演的衣装裸露的蒙古女奴让黄家蒙羞，演员职业本身也是对美国华人女性约定俗成的角色身份的挑战（Karen J. Leong, The China Mystique）。其父黄善兴直截了当地要求黄柳霜放弃她的新职业，在黄善兴的观念里，“戏子”绝非体面的事业，而当时他所想的是给这个不甚安分的女儿找个好婆家，过相夫教子的生活，做一名传统的中国家庭妇女。黄柳霜面临来自家庭的持续压力，几度近于崩溃。
黄柳霜在《月宫宝盒》中的剧照
黄柳霜虽为华人，但她的美国化经历以及她倔强的性格，预示着她绝不会逆来顺受，听从父亲的支配。这反映的也是美国华人不同代际间的巨大价值鸿沟。尽管华人生活相对封闭，但华人后代的美国化历程仍在有意或无心地进行。黄柳霜精通英语，却基本不会读写汉文，对当时中国正在普及的国语也不能言说，在家庭的熏陶下，只能操持一口还算流利的广东话。同普通的华人妇女相比，黄柳霜身上多了一根“自由”的神经。她不顾家人的激烈反对，决然地投身到电影事业当中，并很快成为好莱坞一时风靡的“摩登女郎”。
在《龙的女儿》中，她所着的由拉维斯•巴顿设计的绣龙旗袍，现在被看作20世纪最美的女性服装之一。她在1965年把它捐给了布鲁克林博物馆，随后此衣又被送给大都会博物馆
黄柳霜的“摩登女郎”形象部分来自电影公司的宣传造势，部分来自她自己的追求。她的这种装扮在美国华裔女性中掀起一阵旋风，并波及大洋彼岸的中国。民族主义日渐觉醒的国人，因大洋彼岸有一位华人“摩登女郎”引领潮流而感到自豪，对黄柳霜本人所仅存的中华文化因子有一种莫名的好感。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之初，黄柳霜在好莱坞已经小有名气。国内的杂志也开始了对她的持续报道，其中着力最多者，一为《良友》，一为《生活》周刊。二者的相关报道，让黄柳霜及其电影逐渐为中国人所熟知。中国媒体的报道，更多地关注通过黄柳霜和她的角色所呈现出来的“中国特性”（Chineseness），往往冠以“我国旅美明星黄柳霜”之类的称呼，希望她能够代表已“开化”的国人，传播中国积极正面的因素，强调“在千百灿烂巨星之下，黄亦足吐气扬眉”，尤其是她“真切恳挚”的爱国之心，“非国内同胞所及”。可见，中国舆论对这位同胞女星的态度和评价，寄托着国人在西方传播正面“中国特性”的意愿（张隽隽：《爱恨交加》）。
1922年，年方十七的黄柳霜在踏入好莱坞整整三年后迎来了自己人生中第一部扛鼎之作——《海逝》（The Toll of Sea）
不过，国人很快发现，黄柳霜在电影中所扮演的角色让华人难堪，令中国蒙羞。原因在于这些影片中刻板的角色设定与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黄柳霜只能饰演东方人或混血儿，且无法担纲主角，这些角色不仅阴险狡诈，还对白人存有肉欲贪念。类似角色的塑造，反映的是白人对东方人的恐惧与污蔑。国人认为它“侮辱中国的情形令人发指”。《上海快车》中黄柳霜的妓女角色所反映的东方人性的堕落，以及对革命力量的丑化，使得该片在中国遭遇抵制，并被国民政府列入禁片名单。这些电影惯于以中国人的“丑陋”与“落后”来反衬白人的“高贵”和“文明”。因此，中国媒体将黄柳霜斥为“借洋人的鼻穴讨吸氧气”的“卖国者”也就不足为怪了。
《上海快车》 海报
黄柳霜在《上海快车》的剧照。她的一双纤手，在好莱坞被公认为“第一美手”
吊诡的是，让黄柳霜声名鹊起的恰恰是她的东方面孔，以及她身上流淌的中国血液和中华传统文化所熏陶的东方气质。尽管世人视黄柳霜为中国人，但她实则为土生美国人。黄柳霜对东方的粗浅理解甚至也都不是直接的。由于种族身份，尽管演技超群，身处好莱坞的黄柳霜却怀才不遇，很多自己明显更适合的角色被白人占据。她在电影角色中所饰演的东方形象，不过是白人所想象建构的东方形象，且在好莱坞种族主义的阴霾下，只能演绎一些悲剧性的边缘及负面角色，并长期在这种角色对她造成的声誉损害与精神痛苦中煎熬。正因为如此，黄柳霜的表演越来越不被中国观众接受，反而触痛了当时国人脆弱而敏感的神经。白人的不接受，家人与母国的不理解，致使黄柳霜在这种夹缝中苦苦挣扎。作为电影明星，黄柳霜深谙浮华如梦之理。为了摆脱好莱坞对自己的限制，一九二八年，她前往欧洲，一时在欧洲惊起不小波澜。很多欧洲观众争相呼应，只为一睹黄柳霜的东方异国风情。是时，好莱坞已经占据了世界电影业的龙头，而黄柳霜的赴欧，在某种程度上象征崛起的欧洲电影对美国影视公司霸权的挑战，她不仅提升了欧洲电影的声誉，也让欧洲人更多地了解中国，尽管这种了解是间接的，甚至是失真的。黄柳霜在欧洲受到更多的关注，出演了《刀光剑影》《歌曲》《毕甘狄来》三大名片，“一时名震欧洲，成了电影界一时代的雄狮”。欧洲的文人骚客与娱乐杂志对黄柳霜的报道不惜笔墨，不但使她在欧洲“暴得大名”，也为她在东亚赢得了声誉。但是欧洲人对华人同样存在种族偏见。在给黄柳霜带来非凡荣誉的《唐人街繁华梦》一片中，她与英国演员詹姆森·托马斯（Jameson Thomas）的吻戏被审查员删除。原因在于，欧洲观众同美国观众一样无法接受银幕上异族人物之间的相吻。
《唐人街繁华梦》剧照
黄柳霜在欧洲并非一帆风顺，一时浮华过后，她的热度也渐渐消退。也许是因为思念家人，也许是为了自己的职业前程，黄柳霜于一九三〇年返回美国。当时她已经二十五岁，意识到演艺事业的脆弱性，同时也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好莱坞已牢牢占据世界电影的鳌头，深知这里才是她的用武地。黄柳霜欧洲之行的最大收获，是感受到了在美国所无法体会的“自由”。回到美国后，她不愿再任人摆布，而是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作为一名华裔女性，黄柳霜多年来思考自己的身份。欧洲的影评人经常把她标识为中国人。黄柳霜也有意凸显自己的中国认同，至少在欧洲，她以身为中国人而非华裔美国人自豪。她注意到，西方对华人的误解始自电影中华人的负面形象。黄柳霜不厌其烦地告诉众人，现实中的中国人善思想、本性善良、热爱生活。一九三一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黄柳霜所表现出来的愤慨，再一次证明了她日趋强化的中国认同。而一九三五年底，米高梅公司在影片《大地》的选角中，拒绝黄柳霜参演阿兰一角的决定给她带来了很大的打击。随后，黄柳霜鼓起勇气，决定到中国去呼吸“新鲜空气”。一九三六年，当黄柳霜抵达上海时，成千上万的人涌向码头，争睹这位风靡一时的同胞女星的风采。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欢迎她的到来。一些报纸与杂志报道她在银幕上侮辱中国，公然抨击黄柳霜的品行，并拿她年过三十，却仍未婚配一事大做文章。面对这种民粹主义的诘难，黄柳霜颇觉尴尬、委屈。她不厌其烦地解释，她在电影中的角色并不代表中国人，而且，即便她不出演，也会有其他的演员取而代之，一些辱华的角色，也是“受了导演人欺骗”。不过，黄柳霜在同中国精英的交流中，有一种难得的惬意，彼此少了种族意识形态的隔阂，而多了文化与民族认同。她打定主意要致力于改善母国的形象，减缓其贫困，支持中国日益严峻的抗日斗争。
《玲珑》第225期（1936年02月26日）对黄柳霜到访上海的报道
回到美国后，黄柳霜竭力为中国抗日募捐，并拍卖了所有她钟爱的礼服。然而，令她心寒的是，她的努力并未得到应有的承认。在一九四二至一九四三年冬春之际，宋美龄访美，其间宴请美国各界支援母国抗战的华人名流，却唯独拒绝邀请黄柳霜。这一有意的遗漏，暴露了宋美龄狭隘的一面。她自幼接受美国教育，却缺乏民主包容与平等精神。黄柳霜在中美两国含混不清、模棱两可的认同间煎熬。一方面，由于她的种族血统，使得她的美国公民身份经常遭受质疑；另一方面，黄柳霜对华人文化存在矛盾心理，批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男性特权，拒绝接受传统的中国性别伦理。其中最让她反感的是儿子在华人家庭中的重要性。其父曾在发现他的第一个孩子不是男孩时，非常沮丧，以至于离家出走数日。黄柳霜同样也批判美国华人社区中传统文化对女性相夫教子的角色定位。当然，她也因之付出了难觅佳偶、孤老一生的代价。黄柳霜终身未嫁，这并不是她自己的有意之选，而是其“夹缝”身份所导致的尴尬处境。其实，黄柳霜对心中的如意郎君持相当开放的态度：不问种族，只求相爱。她也经历了数段时间不短的爱恋，去追求并不为现实世界理解、包容的爱情，却屡屡碰壁，徒添伤痕。美国土生华人妇女的婚配对象是极为有限的。华人男性考虑更多的是家庭主妇，而非生活的伴侣。他们更倾向于寻觅土生土长的中国姑娘为偶，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的姑娘才堪为“真正的妻子”；视华裔女子为“摩登女郎”，认为她们太过追求自由，难为佳偶。同时，种族主义所导致的反异族通婚法，也阻止了美国华人女性与欧洲裔男性之间的通婚，进一步限制了华裔女性婚姻的前景。
黄柳霜在浦江畔留影
黄柳霜的生活、事业和遗产反映了丰富的历史内涵。尽管黄柳霜经常抱怨美国的种族主义影响了她的职业生涯和她的婚姻，使其芳心“蕴满着烦闷和孤寂”，但这并未减损她的影响力。作为好莱坞第一位亚裔明星，即便在她去世数十年之后，其影响力仍持续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黄柳霜无疑是成功的。但她的成功并没有给她带来相应的幸福，这是她处于中美两国夹缝之中无法逃脱的宿命，是她对中美两国认同模糊不清的结果。好莱坞成就了黄柳霜，但也曾令她的声誉扫地，使她一度淡出公众视野，到她一九六一年去世时，也未引起太多关注。但她的经历是如此丰富，纤瘦的身躯承载着如此沉重的中国期许与美国偏见，以至于她到死也没有弄清自己的身份究竟是中国人多一些，还是美国人多一些。这种含混的认同如幽灵般纠缠黄柳霜一生。黄柳霜的“夹缝”人生经历并非个例，而是排华语境中美国华人中上层的普遍境遇。美国排华时期，华人的生存尚且举步维艰，向美国社会阶梯的上层攀登更是寸步难行。但仍有极少数华人，通过自身努力，抓住美国排华绝境中的渺茫机会，得以步入美国社会中上层之列。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中的多数向上攀登的阶梯，恰恰是缘于美国社会的排华环境。他们游走在华人社会与美国主流社会之间，利用自身通英语、知晓美国法律的优势，作为华人与美国社会间的中介人，并在这一过程中逐渐积累财富和提升社会地位。就连黄柳霜演艺生涯的成功，也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国排华环境下，主流白人对华人及其社会的好奇。
《玲珑》第96期（1933年05月24日）：“电影界漂流在异乡的两位失了国魂的女儿她们已经不算是中国人了”
然而，这群华人社会地位的提高，反而疏远了他们同普通华人同胞间的距离。华人视他们为白人的走狗，压迫同胞的帮凶，美国排华的受益者。同时，他们也并未拉近与美国主流社会间的间隙。他们曾一度有意地追求精英式的、美国化的生活方式，然而却不为美国主流社会所容。华人阿坤（中文名为谭聪坤）在美国经过十余年奋斗，得以升入美国中产阶层，为了取悦周围的白人，获得他们的认同，在一八七八年一次集会中，阿坤剪掉了象征自己中国身份认同的长辫，以表融入美国社会的决心。然而，阿坤的这一行为并没有拉近他与白人的距离（陈勇：《华人的旧金山：一个跨太平洋的族群的故事》）。这群人的特殊处境，使其成了美国华人史上一个特殊的“夹缝”群体，成了艾明如所说的“夹层中的人”，“文化中间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