暗杀与报复，破坏与潜伏，军统特工在沦陷区的锄奸战

文：清風明月逍遥客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军统局建立了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忠义救国军。这支抗日力量长期游击于敌后;同时，还派出了大量的特工人员在沦陷区执行暗杀、破坏、策反等任务。

影视剧中被刻画成“冷面魔鬼”的军统特工们在历史上的另一面亦是热血澎湃的爱国青年，为了抗日救亡，他们孤身犯险，深入敌后，不少人为之献出年轻的生命。据长期服务于军统局的沈醉回忆，抗战期间，军统局仅正式在册的牺牲者就达1.8万人，其他不知名的附属人员牺牲者更多。

这是抗日战争中的另一个战场，亦是一段荡气回肠的往事。

“复兴社”与抗战前的锄奸行动

在“谍战剧”的影响下，民国特务机构“军统局”几乎家喻户晓，然而在大多数谍战题材的影视作品中，对“军统”这个带着些神秘和恐怖色彩的机构展现得非常失真，漏洞百出。历史文献中的“军统”有狭义和广义两层说法，狭义的军统特指成立于1938年，改组于1946年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军统”一词就是这个机构的简称;而广义的军统时间范畴则要长得多，它包含了20世纪30年代的“复兴社时期”，抗战中的“军统局时期”以及1946年改组后的“保密局时期”，文艺作品中最容易将三者混为一谈。要了解抗战时期的“军统局”，则不得不提及一个在20世纪30年代，出没无踪的秘密团体——蓝衣社。

在大多数情况下，“蓝衣社”所指的即是“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1932年2月由康泽将起草条例呈报蒋介石并获批准而建立，社长由蒋介石兼任，而社内事务主要由书记滕杰、宣传处长康泽、特务处处长戴笠等主要成员负责。复兴社的核心为“三民主义力行社”，力行社成员仅300余人，皆由社长蒋介石亲自拟定，多为毕业于黄埔军校的“少壮派”军官。复兴社的外围则包括了“革命青年同志会” “革命军人同志会” “中国革命同志会” “忠义救国会” “中国文化学会”等组织，仅从这些团体的名称来看便能知复兴社的组成人员遍布士农工商各领域。复兴社因组织形式与意大利的“黑衫党”、德国的“冲锋队”相似，曾一度被党内外抨击为“法西斯组织”。民国时期著名的“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之口号正是出自复兴社创办的《中国革命》 《中国日报》等机关刊物中。

力行社是复兴社的组织核心，而复兴社与社会上闻名的“蓝衣社”又有何关系呢？严格说，蓝衣社并不完全等同于复兴社或力行社，其社名出自黔人刘健群所写的一本名为《中国国民党蓝衣社》的小册子，在这本小册子中，刘氏认为中国国民党自北伐完成后日益懈怠、组织松弛、党部衙门化、干部官僚化，故必须从现有的数百万党员中选拔精英，组织蓝衣社，重建党的领导权威。刘健群在建社小册子《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中的第一条明确指出“日本军阀，对我已展开全面侵略，筹谋对策，刻不容缓”的危机局势。第二条针对党内提出“领导我们的党，组织涣散，纪律松弛，与民众逐渐疏离，与党员逐渐脱节”等问题。第三条则建议“主张别组一‘中国国民党蓝衣社’，重振党纪，重建民心，庶几党国有力，而敌寇可御”。后因种种原因，组建“蓝衣社”的建议并未被蒋介石采纳，但刘健群的治党理念几乎都在复兴社中得以实行。据马振犊所著的《国民党特务活动史》一书记载，蓝衣社之名在社会上被传开是因复兴社的“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在华北活动时期，自任“总队长”的刘健群指令“华北抗日宣传总队”的成员们一律着蓝衣进行活动，导致“一时间‘大批蓝衣社分子在华北活动’的消息广为流传，引起了日本华北驻屯军的恐惧，蓝衣社由此名声大噪。在日方的外交干涉压力下，刘健群终于在1935年4月被调回南京，所谓的‘蓝衣社’也就此烟消云散了。”

从20世纪30年代初期开始，日本军方就已开始为全面侵华做积极准备，土肥原贤二等大特务到处物色北洋政府时期的失意政客，企图利用他们建立傀儡政权以达到分化、蚕食中国之目的。面对日军的利诱，北洋时期著名的大军阀张敬尧卖国求荣，在1933年春日军进攻我国长城一线之际，答应为日本效力，并企图与日军勾结发动政变，宣布华北独立，建立亲日伪政权。得知此消息的蒋介石立即令特务处处长戴笠制裁汉奸张敬尧。5月2日，戴笠令复兴社特务处驻华北地区的特派员郑介民联络天津站长王天木和北平站长陈恭澍执行锄奸行动。当得知张敬尧藏身于中国人难以管理的六国饭店后，王天木、白世维等人潜入饭店，摸清了张敬尧的住所。5月7日这天，白世维发现张敬尧后拔出手枪对其连开三枪，张敬尧胸部连中两弹，送往医院后即丧命，而白世维等复兴社特工则在成功刺张后全身而退。

除了铁血锄奸行动，策反与收集情报也是复兴社最擅长的工作。1936年5月，日军扶持德穆楚克栋普鲁（即德王）组织伪蒙古自治军政府，企图分裂我国内蒙古。面对这一严峻形势，戴笠派出特务处人员对伪旅长安华庭、伪团长王子修等人进行策反，并收集到大量有利于国军的情报。在“绥远抗战”中，安华庭、王子修等部宣布投诚，并配合傅作义的第35军对伪蒙军进行有力反击，国军于1936年11月24日克服百灵庙，粉碎了日本分裂内蒙古的阴谋。戴笠的特务处成员王植甫、苗秀圃、李贺民等人为“绥远抗战”的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复兴社功不可没。

诞生于烽火中的“军统局”

抗战爆发前，日本特务在华活动日益猖獗，各路汉奸在日军的引诱下蠢蠢欲动，汉奸殷汝耕更是在日军的收买下成立了冀东伪政权。鉴于两国尚未处于全面战争状态，国民政府不便公开缉捕日谍，于是蒋介石令戴笠用“以特制特”之法对抗日军的“以华制华”政策。戴笠派出的特工人员以惊人的效率在1936年前后破获了所谓的“护清铲民会” “华南会” “先锋队” “自治会华北分会”等敌特组织。

活动于华北的复兴社一直酝酿着一个重要计划，即活捉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首脑殷汝耕。早在1936年9月，“特务处”的河南站副站长尚振声就与“冀东保安总队”第一纵队长张庆余、第二纵队长张砚田取得联系，并计划让二张倒戈时捉拿汉奸殷汝耕献给南京政府，可惜这一计划因“西安事变”的发生而终止。七七事变后，此时已调属陈立夫所管辖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此调统局不等同于后来的“军统”）任第二处处长的戴笠立即派人与二张取得联系，并策动其于7月29日凌晨发动“通州起义”，投诚部队一举逮捕了汉奸头目殷汝耕（后被日军劫走），并向日军宪兵队发起进攻，捣毁焚烧日军兵营。在这一事件中丧生的日本人共计200余人，史称“通州事件”。

全面抗战第一年，复兴社在敌占区的锄奸行动曾一度达到高潮。例如上海沦陷后，日军开始笼络大批汉奸商人准备成立一名为“上海市民协会”的伪机构为其建立伪政权成立做铺垫。对此，国民政府派出复兴社特工秘密潜入敌占区，于1937年12月先后刺杀了为敌伪服务的南市水电公司经理陆伯鸿、上海“米大王”顾馨。锄奸行动对与日军合作的汉奸起到了极大的震慑作用，日军处心积虑想建立的“上海市民协会”就此胎死腹中。1938年3月28日，“特务处”的特工王文率行动组潜入北平，准备对伪“维新政府”头目王克敏进行暗杀，后来刺杀行动虽未成功，但依旧造成不小的轰动，令身处北平的汉奸们人人自危。

尽管复兴社在抗战前期的锄奸行动中屡立战功，但这毕竟是一个半秘密性质的团体，在党内外曾多次被反对派冠以“法西斯组织”之名进行抨击，调遣行动亦多有不便，例如戴笠的“特务处”就不得不挂靠在陈立夫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不等同于后来的军统）名下。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抗战爆发后，无论是戴笠还是蒋介石都希望特务组织能早日正规化。早在1937年9月中旬，蒋介石就召集调查统计局局长陈立夫和力行社骨干康泽、刘健群三人谈话，蒋指示说：“现在抗战已经开始了，过去秘密的小组织形式不合需要了，要来一个大组织，把党部的（指陈立夫的调统局）、同学的（指复兴社）和改组派都团结起来，并以此为中心，再求各党各派的团结和全国的团结，你们去研究一下。”

得到了蒋介石的授意后，戴笠开始着手对特务组织的改组。鉴于戴笠在陈立夫麾下倍受排挤，故其希望建立一个直属于侍从室，由蒋介石直接领导的组织。1938年3月29日到4月6日，中国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在武汉召开，这次会议提出了大力扩充特务组织的主张，最终决议将原属于陈立夫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一处扩编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人们熟知的“中统”。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维持“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之名不变，扩编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其班底为戴笠的“特务处”人员，职能侧重于对外抗战。

1938年8月，军统局正式挂牌成立，局长由蒋介石侍从室第一主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贺耀祖兼任，副局长由负责实际组织工作的戴笠担任。戴笠虽身居副职，但掌握实权，军统上下皆以其为最高负责人，习惯上称之为“戴老板”。在军统局组建的同时，曾名震全国的“复兴社”正式宣告解散，其成员一部分并入当年春季成立的 “三民主义青年团”，另一部分则随戴笠进入军统局，成为军统局的“底子部队”。

国共特工合作毙敌

武汉会战结束后，抗战进入了相持阶段。正面战场上的惨烈会战暂告一段落，但敌后惊心动魄的搏杀却丝毫未曾停歇，遍布于全国各地军统站的特工们纷纷出动，与日伪军展开了一场场暗杀与报复、破坏与防御、策反与潜伏的博弈。

1938年8月7日，驻河南彰德的伪“皇协军”第一军军长李福和及日军官佐十余人在检阅部队时被副军长徐靖远率部击毙，策反徐靖远的正是军统河南站的特工;1939年2月19日，伪维新政府外交部部长陈箓在大年初一这天被军统特工刘戈青击毙;1939年8月11日，军统广州站派人策动驻守白云山的日军营地的厨师李昌德在日军饭菜中投毒，造成日海军陆战队第115联队的19名士兵中毒身亡……

军统在全国各地与敌伪军的一系列暗战中，发生于1940年5月的“刺杀吉川贞佐案” 尤其值得一提。1940年2月，军统河南站行动组长牛子龙刺杀了伪开封警备司令刘兴周，这次锄奸引起日军“华北五省特务机关”的头目吉川贞佐的注意，并准备对军统河南站实施报复行动。为了抢先一步打击敌人，牛子龙抢先联络上中共党员吴凤翔，让吴利用自己在抗战前曾被国民党逮捕入狱的特殊经历去向日军诈降。吴凤翔依计行事，果然成功骗取吉川的信任，打入敌人内部。5月17日晚，吴凤翔与军统人员里应外合，一举将吉川贞佐以及在场的五名日本军官尽数击毙。吉川之死轰动开封，日本陆军大佐皆川雅雄设立“仁义社”特务机构继续对抗中国特工，但仅7个月后，皆川雅雄也命丧于军统特工的枪口之下。“刺杀吉川贞佐案”也算是国共两党的特工人员在抗战中合作抗敌的经典范例。

“两统”人员在敌占区的锄奸、破坏、暗杀等行动引来了日伪军的疯狂报复。1939年3月，叛国投敌的李士群、丁默邨在上海极司非尔路76号正式成立了伪“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工总部”，这个被称为“76号”特务组织自成立起便配合日军对重庆方面派出的特工展开大围杀，给军统造成不少损失。1939年9月，曾组织刺杀汉奸王克敏的王文再次潜入北平执行任务，不幸被捕，几个月后被日伪杀害，年仅30岁;曾刺杀了投靠日伪的青帮流氓头目季云卿的军统著名杀手詹森，于1940年秋被汪伪“76号”特务诱捕杀害;准备刺杀敌伪特务头目丁默邨的中统美女特工郑苹如因身份暴露而被捕，年仅23岁的她从容就义;“76号”以反间计策动军统上海区区长王天木叛变，进而导致北平、天津地区的军统站遭受毁灭性打击，军统天津站负责人陈资一、曾澈不幸被害……在沦陷区，大量的军统人员坚持与敌伪特务进行殊死搏斗，为此也付出了惨重代价。以军统武汉区为例，从1939年至1940年这三年中，共有170余名军统人员被捕，其中50余人被日军杀害。

国际战场中的“军统”

中国特工破译日军偷袭珍珠港密电之事早已被中外史学界认可，但中方的破译者究竟是谁却一直众说纷纭，其中最广为流传的一种说法即是戴笠一手培养的军统女少将姜毅英破译了“珍珠港密电”并间接导致了“中美合作所”建立，可惜此说法尚缺乏有力佐证;而另一种说法为军事技术委员会主任专员池步洲破译了密码，目前此说法似乎更为可信。无论“珍珠港密电”是否为军统所破译，但美国海军在战争爆发后与军统合作，成立了“中美合作所”之事确是事实，该机构建立后，军统不仅活跃于国内的敌后战场，同时也与千里之外的“缅甸战场” “太平洋战场”发生了联系。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横扫东南亚，盟军节节败退。为配合盟国抗日，国民政府于1942年春组建“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在印缅战场同样不乏军统人员的身影。远征军入缅作战时，军统也派出了一批工作人员随军出征，不少来自“星子训练班”的女学员被分配在孙立人的部队里担任译电员。缅甸战局失利后，这些女译员也随部一同撤往印度。撤退途中，当部队电台抵达印缅边境一个叫“当坡”的地方时，不幸遭到堵截日军的突袭，经过一场血战，护台的士兵全部牺牲，仅剩7名军统女译员被敌人逼至山上。前方日寇步步紧逼，而身后已是悬崖绝路，七名军统女子自知突围无望，又坚决不愿被日军所俘，于是抱定必死之心，每人高呼一声“中华民国万岁”后，有的女译员拉响了手中的手榴弹，没有手榴弹的则纵身跳下山崖，终无一人被俘。这段故事之所以会被人知晓是因有一名女译员跳崖后未死，被缅甸当地克钦族游击队所救，并留下了这段叙述。遗憾的是这位女译员在不久后也因伤势过重而牺牲。1942年4月1日（即军统成立纪念日），军统为这七位异域捐躯的女译员举行隆重的追悼会，会上军统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亲致祭词，以表哀悼。后来姜毅英在其办公室窗外种了七支连根的美人蕉，被军统人员称为“七姐妹花”。

1942年5月，美国海军中校梅乐斯奉命前往中国建立美军的“抗日根据地”。1943年4月，梅乐斯与他的中国合作者戴笠共同组建了一个指挥体系独立于中国战区的陆军系统之外，不受驻华美军司令指挥，直接由军统局与美国海军部联合负责的机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中美合作所”不仅为军统训练了数万武装游击队，同时还在全中国范围内建立起156个气象站，这些气象站掌握的气象资料除中国内陆及沿海之外，还遍及整个东南亚地区与部分太平洋地区，它们与太平洋战区的美军舰队有直接联系。美国二战学者杜彬斯认为“中美合作所的气象台于1944年至1945年间工作颇为顺利，当美舰队向西挺进时，重庆的气象总台就成为美舰队对日作战的主要气象情报来源”。谈及气象站在太平洋战争中所起的作用时，杜彬斯写道：“中国的气象报告，在进攻硫磺岛和冲绳岛时，也是不能缺少的。”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同年9月，戴笠在上海以一出“鸿门宴”将汪伪政权的大小汉奸们一网打尽，至此，军统特工抗日锄奸的历史也落下帷幕。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军统局正式编制者为4.8万人，其中有1.8万人为国牺牲，其麾下的武装游击队与编制外人员的牺牲者更不计其数。战时的军统不仅有自己的武装力量长期活动于敌后，同时还派出特工深入沦陷区，多次完成了刺杀日军高官、铲除汉奸、截获情报、破坏敌军设施等任务。另一方面，为配合盟军作战，军统在海外也建有不少联络站，毕业于黄埔三期，担任军统驻新加坡站站长的岑家焯更是在异国为抗日献身，从这方面看，军统的战场亦是一个国际战场。

1946年3月17日，军统局首长戴笠因飞机失事身亡，此时的军统局也因其“特务组织”之性质遭到社会各界的反对与抨击。戴笠死后3个月，军统局改组为以毛人凤为首的“中华民国国防部保密局”，这也意味着“军统时代”的终结。戴笠死后，章士钊为其题写了一副挽联，其下联也算是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个诞生于抗日烽火中的特务机构做一总结——“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功罪盖棺需论定。名满天下，谤满天下。是非留在后人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