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学生军组织的兴衰

来源：世界历史编辑部

作者：曾晓阳

内容提要 普法战争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政府视普及初等学校体育为重建军事强国、实现民族复兴大业的一个有效途径，首次采取立法手段将体育设置为初等学校必修课，希望初等学校通过开展体育和军事教育，从而为军队输送忠诚强健的“公民战士”。学生课外军事训练组织——学生军应时而生，并迅速发展壮大，树立起一个爱国主义少年先锋队的形象，完美地诠释了共和派“儿童—战士—公民”一体的理念。然而，在第三共和国复杂的政治与社会环境下，高举军事爱国主义旗帜的学生军被打上了过于强烈的复仇和尚武的烙印，同时还带有宗教挑衅色彩，再加上学生军自身存在的问题，这些因素使得学生军最终未能成为共和国的少年先锋队。尽管如此，学生军仍不失为第三共和国的一个核心价值观，即爱国主义的最鲜明、最集中的表现之一，同时对促进法兰西现代民族国家和共和制国家的构建与巩固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在普法战争的硝烟中成立。目睹法军溃败以及广大乡村民众厌战、反战乃至通敌的种种表现，共和派将战败的主要原因归咎于军事的落后和国民教育的欠缺，其中民族认同教育和国家认同教育的缺失更是备受时人诟病。为了开启民智，实现国家军事崛起，进而复兴民族，统一国土，巩固共和制度，共和政府视军事和国民教育改革为时政之要。1872年，军事改革率先进行，其重点在于实施义务兵役制，组建国民军队，增强国防力量。大规模的教育改革则于1879年拉开序幕，其重点在于实施免费、义务、世俗的初等教育，培养支持共和制度的未来公民和选民。义务兵役制和《义务初等教育法》的实施，使得学校和军队成为全体国民人生必经的两个阶段，折射出共和派将学校和军队建设成为共和国的民族熔炉与政治支柱的热切期望。为了进一步将学校和军队有机地联系起来，共和派教育改革者还将体育和军事教育设置为初等学校的必修课程，希望初等学校能够为军队输送大批受过一定军事训练的爱国青年，以助军队快速提升战斗力，担当起复仇雪耻、统一国土的重任。学生课外军事训练组织学生军（bataillon scolaire）的创建正是基于这一理念。从某种意义上说，学生军构成了学校和军队之间的过渡阶段。它参照军队建制，但性质仍为学生组织而非真正的娃娃兵。然而，学生军这一承载了共和派热切期望的组织，这一可以说是完美融合并践行了学校爱国主义教育和军事教育理念的组织，从创建、兴盛到衰亡不过10年时间，最后成为昙花一现的历史事件。

学生军是在重视初等学校体育的基础上创建的，但体育这门相对边缘的学科长期并未得到法国教育史学界的关注，学生军因而也被湮没在浩瀚的历史中。部分论及法国初等教育的史学著作对学生军也只有只言片语的记叙，还有少数论文论述了学生军在法国北部地区的创建和发展以及左右翼政党对学生军的不同态度。近20年来，有部分法国学者开始关注初等学校体育史。学界或致力于整理史料、记叙初等学校的体育发展历程，或侧重研究初等学校体育在起步阶段所呈现的军事教育特征，或探讨体育尤其是集体性体育活动以及体育协会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所具有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功能。这些著述或多或少地提及了学生军，视其为初等学校体育发展过程中的一段小插曲。目前笔者唯一所见的一部探讨学生军的专著，也将学生军放在初等学校体育发展的框架中论述。但作者阿尔贝·布尔扎克（Albert Bourzac）注意到，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的学生军在发展过程中呈现出过于强烈的军事沙文主义倾向，最终导致共和派对其始爱终弃。笔者认为，阿尔贝·布尔扎克的观点很有启发性，他对学生军的军事沙文主义倾向的强调，引导笔者意识到，初等学校的体育和军事教育固然是创建学生军的基础，但更为重要的是，学生军浓缩了共和政府的“儿童战士”和“公民战士”理念，是共和派力图将“共和国的学校”和“共和国的军队”有机联系起来而进行的一个有益的尝试。纵观学生军从创建、兴盛到衰亡的整个过程，可以发现，学生军的兴衰起伏均与第三共和国政府对军事教育全民化的态度演变有着直接关联，而共和政府的这一态度演变则是普法战争失败和共和制度遭遇多次重大冲击双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当我们超越学校体育的框架，从第三共和国政府对军事教育全民化态度演变的角度来考察学生军这个短暂但却精彩的学生组织由盛转衰的历程，才能够对第三共和国时期共和派对军队、对民众既寄予重望又心存顾虑的矛盾心理做出新的解读，同时也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第三共和国的立国和兴国理念，以及在此理念指导下进行的军事和教育改革的政治内涵。

一、 第三共和国前期初等学校体育的军事教育性质

普法战争后，收复失地、洗雪战败耻辱成为时政之要。共和派迫切需要加强国防力量，组建国民军队，恢复法国军事强国地位，并以此巩固共和政体。以莱昂·甘必大（Léon Gambetta）为首的激进共和派率先提出国民军事教育要从娃娃抓起。1871年6月26日，莱昂·甘必大在吉伦特省共和委员会代表大会上发言，强调国民教育必须同时发展智育和体育，有智育而无体育，仅是“学者的事业”而非“爱国者的事业”。他要求小学教师携手军人和体育从业者，将“我们今日的孩子，未来的战士和公民”培养成为能够为祖国“持剑操枪，长征露宿，百折不挠”的战士和公民。莱昂·甘必大之言反映出时人实际上将学校体育和军事教育视为同一的情况。鉴于当时的初等教育基本上是广大民众子弟所接受的全部教育，莱昂·甘必大要求在初等学校开设体育，实际上就是在要求实现军事教育全民化，为军队储备后备力量。1872年义务兵役制的实施可以说实现了莱昂·甘必大全民皆兵的“公民战士”主张。然而，其后陆军部和教育部先后发布的几道有关学校体育和军事教育的通报，如1871年12月13日通报、1872年9月27日和10月28日通报、1876年6月25日通报，仅涉及中等教育。显然，政府有意将普通民众子弟排除在军事教育之外，这反映出政府对武装训练民众心存顾虑，担心倘若再发生类似巴黎公社的暴动事件，受过训练的民众将更难压制。莱昂·甘必大的军事教育全民化的理想需要等到1879年共和制度确立后，共和派开始全面深入地投入初等教育改革运动中才得以逐步实现。这当然并不意味着共和派开始信任民众，而是他们在与君主派、帝制派等复辟势力的反复较量中深刻地认识到，共和国若不取得占全国人口绝大多数的乡村民众的支持，若不成为“农民的共和国”，就必将走向灭亡。这一认识反映在共和派领导的教育改革运动中，就是要将初等学校建设成为“共和国的学校”，培养支持共和国的未来公民和选民。而其中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大力开展爱国主义教育和军事教育，以便为“共和国的军队”输送身强体健的爱国青年。

为此，共和派采取立法手段，将体育设置为初等学校必修课，并在各种场合反复强调体育之于国家军事的重要性。1879年4月5日，出任教育部长一职仅两月的茹尔·费里（Jules Ferry）即着手普查初等学校开设体育课的状况。结果显示，全国绝大部分初等学校未开设体育课。在这一结果刺激下，1880年1月27日，参、众两院全票通过《学校体育法》。该法第一条明确规定：“体育为所有隶属国家、省和市镇的公立男子学校的必修课。”该法有两点值得我们特别关注。其一，该法首次将体育扩及初等学校，拉开了军事教育全民化的序幕。其二，该法是茹尔·费里入主教育部后颁布的第一部教育法，同时也是第三共和国颁布的众多教育法中唯一一部获得参、众两院全票通过的教育法。显然，政界一致认为，普及学校体育能够为军队输送合格士兵，有利于建立优秀的国民军队。另外，1882年3月28日，《义务初等教育法》颁布。同年7月27日，《初等教育教学大纲》颁布，明确了增设体育课的目标是为培养“男童胜任未来的士兵和工人之职”，并详细规定了各年级体育和军事训练的内容。《义务初等教育法》将《学校体育法》的覆盖对象扩及全体学龄男童，《初等教育教学大纲》进一步明确了体育的军事教育目的，肯定初等学校负有培养未来“公民战士”的使命。更重要的是，《义务初等教育法》和义务兵役制的实施使得学校和军队成为全体法国国民人生的两个必经阶段，学校体育和军事教育因而成为联结“共和国的学校”和“共和国的军队”之间的桥梁。值得注意的是，学校体育课还肩负提高儿童体质、培养合格的劳动者的重任。显然，共和派教育改革者期望通过体育训练出体格强健的一代新人，既为共和国提供军事崛起所必需的有生力量，又回应工业发展对体力劳动者的大量需求，加快恢复和发展国家经济。政治、军事和经济三重目的使得初等学校体育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这也是《学校体育法》能够得到参、众两院一致认可并通过的根本原因。

《学校体育法》颁布后，为了保证该法得到切实有效的执行，从1880年到1882年，茹尔·费里屡次在公文和演讲中强调体育和军事之间的内在关系，肯定学校开展体育活动是一个“爱国行为”，是“保障各项军事法顺利执行的非常有效的途径”。1882年5月28—30日，马恩省举办兰斯体育节。马恩省公务人员和社会名流悉数出席体育节开幕式，到场庆贺的还有内政部部长、教育部部长、步兵司令、议员、巴黎学区副区长等政界、军界、教育界要人，充分显示了各界人士对体育的重视。茹尔·费里更是在开幕式致辞中充满信心地预期，十年的义务教育和军事教育必将为法国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新人。值得注意的是，茹尔·费里尤其强调：“军事精神由纪律精神和牺牲精神两部分组成。”茹尔·费里对“纪律”和“牺牲”的强调，突出了军事教育在培养具有爱国奉献精神且遵纪守法的“好公民”上的作用，将军事教育从简单的身体训练提升到了与思想政治教育并重的高度。

在1881年和1882年，与茹尔·费里交替掌管教育部的保罗·贝尔（Paul Bert）也是学校军事教育的积极支持者。1882年1月21日，时任教育部部长的保罗·贝尓创建法国首个军事教育委员会，他亲自担任委员会主席，34名委员由12名现役和退伍军人、9名教育部人员以及参众议员、省市议员和民间人士组成。从其人员构成来看，军事教育委员会显然希望军方和教育部携手开展学校军事教育，同时充分调动地方热情和民间力量。1月25日，在委员会首次会议上，保罗·贝尔明确指出军事教育与智力教育同等重要，强调军事教育是“从思想上和身体上”培养“遵纪守法、富有牺牲精神的理性公民”的最有效手段。可见，无论是以莱昂·甘必大、保罗·贝尔为代表的激进共和派，还是以茹尔·费里为代表的温和共和派，都强调体育的军事教育目的及其兼具的公民思想政治教育性质，希望学校通过开展体育和军事教育，既为军队输送德智体兼修的“好战士”，又为社会培养遵纪守法的“好公民”。

在宣传学校体育和军事教育重要性的同时，共和政府还在训练用枪和军事教官的配备上向学校提供支持，帮助学校开展军事训练。1880年10月31日和1881年10月22日，茹尔·费里专门就射击训练用枪的发放问题，分别向各省省长和陆军部长发布通报，确认陆军部拨专款100万法郎用于制造“专供学校射击训练”使用的枪支。每个计划开展射击训练的学校可获发三支射击训练用枪，操练用枪则由地方政府负责购置。据统计，1880年至1881年，陆军部向教育部免费提供了12万支旧款枪，教育部则动用制造学校射击训练用枪的专款，改装了其中52600支步枪，并向各地学校发放了35700支改装枪。此外，陆军部还担负起为学校配备军事教官的任务。1882年5月20日，陆军部长专门就向学校派遣军事教官一事，致书巴黎和里昂的军区司令以及各军团指挥官，要求遴选一批“经验丰富且军事才能卓越的忠诚军人”前往各地学校兼任体育教员和军事教官，并强调该任务为一项“爱国使命”。

在这一系列举措以及良好的舆论推动下，体育逐渐在初等学校占据了一席之地。1882年4月至5月，教育部再次调查初等学校体育和军事教育状况。结果显示，在全国44335所男子初等学校中，有10094所学校设置了体育课，11441所学校开展了体育和军事教育，2419所学校组织了射击训练，4462所学校开展了野外行军拉练活动。距上一次调查仅有短短的三年时间，初等学校体育和军事教育就有了相当快速的发展。与此同时，政界、教育界和民间的拥军尚武热情持续高涨，这都为学生军的创建和迅速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

二、 学生军：“儿童战士”和“公民战士”理念的最佳载体

1880年1月27日《学校体育法》颁布后，支持“儿童战士”和“公民战士”理念的政界人士希望进一步强化儿童军事训练。1880年11月4日，议员阿里斯缔德·雷（Aristide Rey）向巴黎市议会提交“关于组建男子初等学校武装团以强化军事教育”的提案，强调法国必须拥有“一支能够捍卫领土完整的军队”。而推进学校军事教育、组建学生武装团，“关系到国民军队的建设”。1881年7月19日，巴黎市议会决定拨专款2.5万法郎组建学生军，并成立一个八人委员会协助塞纳省省长进行组建工作。同年10月，第一个学生军在巴黎第五区建立，“学生军基金”也同时创立，以资助困难学生家庭购置学生军的制服和装备。巴黎的创举立刻得到各地效仿，勒贝利、里昂、亚眠、马赛、敦刻尔克、拉罗舍尔、波尔多、贝利格等地先后组建学生军。社会舆论也十分关注学生军这一新生的学生组织，《19世纪》《事件》《小巴黎人》《世纪》《小国民》等报刊纷纷载文支持学校开展军事教育，赞誉各地组建学生军的爱国行为。同时，在法律上确立学生军合法身份的呼吁也开始见诸报端。

教育部虽然尚未正式批准组建学生军，但其实已经在事实上认可了这一学生组织，两任部长茹尔·费里和保罗·贝尔对地方自发组建学生军行为的肯定态度便是佐证。1881年12月24日，保罗·贝尔肯定组建学生军是一个“高度爱国的行为”，强调“应当热情欢迎并尽可能鼓励一切有利于这一年轻组织的举措”。1882年3月21日，茹尔·费里发布通报，表示要授旗给“定期开展体育、军事和射击训练的男子公立学校所在的城区”，而组建学生军正是其中一种形式。因此，学生军组织得到法律认可只是一个程序问题。

1882年7月6日，《关于军事教育以及在初等与中等学校组建学生军的法令》颁布，正式认可了这一自1881年起就已经存在的学生组织，其详细规定了学生军的组建、监察、管理、装备和活动等事宜。该法令规定，年满12岁的学童可参加学生军，单独或联合组建学生军的学校必须拥有200—600名适龄学童（第1条）；军方指派两名军官和学区督学或其代表组成三人委员会，每年至少检查一次学生军（第3条）；学生军由军方指派的“总教官和助理教官”负责管理（第7条）；集训时间为课外时间（第8条）。法令还明确规定了学生军使用的操练用枪和射击训练用枪的规格（第9条、第10条），但对学生军着装则未作任何强制性规定（第11条）。另外，法令后附一份决议，详细规定了射击训练和枪支弹药的管理等事宜。从法令内容上看，学生军被定位为学生课外活动组织。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道关于一个学生课外活动组织的法令，是由总统茹尔·格列维（Jules Grévy）、教育部长茹尔·费里、陆军部部长比约（Billot）和内政部部长勒雷·戈布雷（René Goblet）共同签署的，这充分显示了政界、军界和教育界高度重视学生军所承载的“儿童战士”和“公民战士”这一理念。

其后，一系列就学生军的组建条件、参加社会活动细则、射击训练的申请和组织、枪支弹药的分发和管理、军事教官的聘任和津贴等问题，以及解释和细化1882年7月6日法令的文件和法令相继出台，其中包括1882年12月20日、1884年7月1日和23日决议，1882年7月8日、10月31日、1883年4月16日、9月28日和1884年5月6日通报，1883年5月25日和9月25日法令。另外，1883年4月10日，退伍将军皮埃尔-冉·让蓝格鲁（Pierre-Jean Jeanningros）被陆军部部长任命为学生军总督察。皮埃尔-冉·让蓝格鲁将军18岁入伍，戎马一生，完美演绎了从士兵到将军的辉煌历程，其受命无疑是军方在刻意为学生军树立一个楷模。

学生军获得法律身份后，更加积极参加国庆、体育节等重大活动的阅兵礼，同时定期在市镇广场开展集训操练并进行穿越乡镇的行军拉练，迅速树立起“能够在国家危难关头勇敢地站在共和国卫士前排”的爱国主义少年先锋队形象。同时，这些各种形式的公开且高调的活动也令高举军事爱国主义旗帜的学生军将志在收复国土、振兴国家的共和国以一种极其生动具体的形象，展现在城镇居民乃至广大乡村民众的眼前，对激发民众的爱国情感、民族自豪感以及对共和国的认同感无疑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学生军完全回应了共和派实现国家军事崛起、构建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巩固共和制度的强烈意愿，得到军政及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

首先，政界和军界要人纷纷在各种场合检阅学生军，嘉奖其爱国主义精神。组建学生军的法令颁布一个星期后，即1882年7月13日，在巴黎市政府新楼落成庆典上，600名学生组成的巴黎市学生军接受了军区司令、市议会议长等军政界要人的检阅，并获塞纳省省长授旗。在阅兵礼后的盛大宴会上，茹尔·费里热情赞誉学生军“今日的努力将造就法国未来的军力”。巴黎学生军阅兵礼取得了巨大成功，并迅速为各地竞相模仿。自1883年起，检阅学生军并向其授旗成为各地国庆庆典的一项固定内容。授给学生军的旗帜上通常一面书写学生军所在省市名，另一面写着“责任和祖国”或“荣誉和祖国”。陆军部部长、教育部部长、内政部部长还常借巡视地方之机，检阅当地学生军，地方政府也热衷于在各种地方性庆典上检阅学生军。

其次，各地政府均拨专款为学生军购置制服、训练用枪和各种装备。尽管1882年7月6日法令并未规定学生军统一着装，但地方政府普遍认为，良好的军容有利于彰显学生军的爱国主义精神以及地方政府的共和立场，因而主动为学生军购置制服和军乐器。巴黎市政府除了拨专款用于组建学生军外，还在1883年7月27日决定为本市所有学生军成员提供统一的制服和装备。1889年，巴黎第18区公布了1887年10月至1888年12月该区学校基金收支表。表中显示，区政府该年度拨款2801法郎为该区学生军购置制服。格勒诺布尔市议会在组建学生军时，也作了11072.8法郎的精确预算。里昂市议会在每年的体育、音乐和语言教育预算中，拨出1万法郎专款用于建设学生军。另外，由于陆军部仅提供射击训练用枪，各地政府便纷纷出资为学生军购置操练用枪。例如，1882年11月，里尔市议会为学生军购置了80支操练用枪；同年12月，圣埃缔安市议会为学生军购置了110支操练用枪。同时，地方政府还负担了军事教官的津贴以及枪支弹药的保管和维护费用。

再次，教育界也致力于将学童培养成为“具有强烈责任感的公民和热爱军旗的士兵”，专门为初等学校学生编写并出版了一系列宣扬军事爱国主义的语文、历史和公民教育教科书，引导学童养成拥军爱国意识，鼓励其积极参加学生军，提前为军营生涯做好准备。第三共和国著名历史学家埃尔纳斯·拉维斯（Ernest Lavisse）化名皮埃尔·拉卢瓦(Pierre Laloi)，编写了《一年级道德与公民教育课本》，强调：“法国人民应当毫无怨言地履行自己的军事义务。”值得一提的是，在法语中，拉卢瓦（Laloi）意即“法律”，拉维斯使用拉卢瓦这一化名，显然是希望学童将书中的训导视为法律来遵守。另外，拉维斯还借其弟法军中尉艾米尔·拉维斯(Emile Lavisse)之名，编写了语文阅读课本《你将成为战士》，向学童介绍军队组织和纪律，讲述军队之于国家的重要性。教育部部长保罗·贝尔也执笔编写了《学校公民教育》课本。该课本第一课即为“兵役和祖国”，强调“服兵役不仅是义务而且是荣誉”。保罗·贝尔尤其向学童指出：“无论谁用武力夺去一个同胞，就是夺去了你的一个兄弟。倘若你还不够强壮去保护你的兄弟，你的责任就是从现在起，做好一切准备以解救他。”乔治·布鲁诺（Georges Bruno）编写的著名的语文阅读课本《两童环法记》，以年满20岁的哥哥安德烈即将入伍，成为“法国的战士”而结束全书。教科书编者们普遍为学童规划了从学校到军队再到工厂或农场的理想人生，教导学童“牢记自己必须成为祖国的骁勇卫士，必须积极参加体育锻炼以强健体魄”。

最后，民间组织和文艺界积极支持学校开展军事教育，为学生军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氛围。1881年4月，法国教育联盟召开全国代表大会，秉承“以书本和利剑报效祖国”的格言，决定将联盟的活动从普及民众智力教育扩及军事教育。1882年7月15日，法国教育联盟发起全国募捐活动，以建立各地分支机构并向学校提供体育和军事训练器械，从而“促进青少年的公民教育和军事教育”，将他们培养成为“健康的、朝气蓬勃的、能够保卫祖国的公民和战士”。1882年至1886年，法国教育联盟在各地的体育、射击、军事训练协会从9个迅速增加到113个，在全国同类协会中占比达到16.5%，成为支持学校军事教育的一支重要力量。

几乎与学生军同一时期创建的爱国者同盟，更是将“为军队培训国民，融军队与国民为一体”视为同盟最高目标，全力在各地发展体育、射击和军事训练，支持体育社团，扶持学生军。同盟机关报《旗帜》频繁刊文宣传学校军事教育的重要性，强调“必须让年轻的战士在抵达军营时，已经在身体上和思想上做好履行义务的准备”，而学校军事教育是“唯一能够同时向军队输送优秀的士兵和士官的途径”。《旗帜》还经常刊发赞美学生军的诗文。例如，1884年7月12日出版的第28期《旗帜》刊登了路易·布顿尼尔（Louis Bretonnière）创作的《学生军》一诗，诗中写道：“向东方……向莱茵河那边的德意志/军号嘹亮/吹响高傲的挑战……前进，复仇之军。”

当时，涌现了大量以学生军为题材的文艺作品。桑塔瓦那（Chantavoine）在《学生军的孩子们》一诗中，将学生军比作“希望之军”，其成员是“为了复仇，为了法国的荣誉”而操练的“小战士”。路易·迈那尔（Louis Mainard）也以《学生军》一诗向“小战士们”致敬：“前进！你们肩负着法国的希望/去解救那边的兄弟。”广为传唱的还有《学生军进行曲》《玩打仗》《小战士》等歌曲。“小小孩童，小小战士/(……)/腰挎军刀，手持长枪/(……)/我们是小小战士/一心报效祖国/祖国啊，十年之后/我们就是骁勇的年轻军队/我们是小小战士/是希望之军/我们训练幼小的臂膀/为了复仇,为了祖国的荣誉”的歌声传遍了各地。身着制服、肩扛长枪的儿童形象还出现在绘画作品、玩具、广告、明信片、日用小商品甚至餐具上，爱国少年英雄形象也随之渗入国民日常生活之中。

在各界人士的支持下，学生军迅速发展壮大起来。1882年底，法国有39支学生军，分布在全国87个省中的26个省内，1885年这个数目上升到123支，到1886年，全国共拥有146支学生军，44326名成员，分布在49个省内。其后，学生军组织陆续扩及至62个省。其后几年，各省学生军组织数目与成员人数有细微变化，但总量基本维持在1886年的水平，直至1889年7月。其中，塞纳省和诺尔省分别以24支和23支学生军成为拥有学生军最多的两个省。然而，就在这欣欣向荣的表面下，种种困扰学生军的问题日趋尖锐，最终导致了学生军走向衰亡。

三、 学生军衰亡的社会政治因素

1890年，各地政府陆续停止资助学生军，学生军数目迅速下跌至80支。1891年12月31日，学生军总督察职位被撤销，学生军走完了其短暂的历程。学生军，这个曾经被视为架起“共和国的学校”和“共和国的军队”之间桥梁的学生组织，之所以最终未能成为共和国的少年先锋队，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学生军被推上极端爱国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和军事沙文主义的道路，成为布朗热危机的牺牲品。

学生军自创建之日起，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军、政、教育、民间各界对学生军所象征的法国未来军力无不寄予厚望，大量激情洋溢的宣传逐渐将学生军塑造成为一支未来的“复仇之军”。另外，学生军主要集中在深受普法战争创伤的诺尔省、都布省、沃日省、埃斯省等地以及曾是临时政府所在地的吉伦特省，当地民众对德复仇情绪尤其强烈，所以积极支持组建学生军，这也从一个侧面显示出学生军与国民复仇情绪之间的内在联系。于是，学生军，这支被披上鲜艳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军事沙文主义外衣的未来“复仇之军”，便和“复仇将军”布朗热一道成为“复仇”的代表。

我们虽然没有掌握有关学生军直接参与布朗热运动的资料，但有三个现象显示学生军的确被卷入布朗热运动的旋涡之中：其一，学生军虽然是学生组织，但其实际监管者却是陆军部。1882年7月6日法令将学生军教官的任命、枪支型号的确定、射击训练的组织等事项统统交与陆军部负责。同时，该法令虽然要求学校在学生军集训时，指派一名教师协助教官开展训练。但事实上，当时学校连体育教员都需外聘，能够胜任军事训练的教师更是寥寥无几，再加上学生军集训时间都在课外，该条款并未得到有效的执行。另外，在负责批准组建并监察学生军的三人委员会中，军方占两个名额，而且，军人在教育部军事教育委员会中所占的比重也最大。可见，当时学校内外的军事教育都处于陆军部的掌控之下。其二，1886—1887年，让-马利·布朗热（Jean-Marie Boulanger）出任陆军部长，旋即以“复仇将军”的姿态将举国上下对德复仇雪耻的情绪推向一个新的高潮。布朗热运动在1886年至1889年初达到高峰，而学生军也正是在这一时期迅速发展并一直维持在高位。1889年下半年，学生军的发展急转直下并于1891年底终结，这也正是布朗热运动走向末路的时期。学生军和布朗热运动有着一个共同的军事渊源，而且两者均高举“爱国”和“复仇”的旗帜，它们之间相互的推波助澜自然是难免的。民众对“复仇将军”的狂热拥戴引起了共和派的注意并开始高度警惕军队的政治野心，开始深刻反思和警惕打着“复仇”旗号的极端爱国主义及其衍生的极端民族主义和军事沙文主义对共和国可能造成的严重危害。时人开始有意识地远离黩武思想，就连法国教育联盟也将其著名的格言“以书本和利剑报效祖国”改为“以书本和博爱报效祖国”。在此情势下，有着未来“复仇之军”之称的学生军，在兴衰时间上与布朗热运动的起伏基本重合，就难以被视为纯粹的巧合。其三，布朗热危机虽然并未立刻导致学生军被取缔，但布朗热运动的中坚组织爱国者同盟被取缔，保罗·戴鲁莱德（Paul Déroulède）等领导人遭到起诉，而保罗·戴鲁莱德及其创建的爱国者同盟正是学生军公开的积极支持者，其本人还曾出任教育部军事教育委员会委员，直接参与了学校的军事教育事宜。综合这几方面的因素可以推断，学生军，这个曾经被共和派视为军事崛起和爱国宣传的最有效的载体，恰恰因为其过于鲜明的复仇和尚武标志，难以摆脱与布朗热运动的干系。

第二，对学生军的成效的质疑始终存在。学生军的开支成为地方政府愈来愈沉重的财政负担，然而，学生军是否真正实现了通过军事训练和思想教育，为共和国培养忠诚守法的“公民战士”的目标，却一直受到质疑。学生军的制服、军乐器与训练用枪的购置、枪支的管理与维护以及军事教官的津贴，构成学生军的主要开支。地方政府为学生军购置制服和军乐器主要是出于阅兵军容的考虑，但检阅学生军的行为逐渐有泛滥之势。为了渲染气氛，招揽民众，地方大小庆典，甚至带有明显竞选目的的集会都组织学生军进行检阅，招致时人针砭。同时，对军事教官疏于职责、训练流于形式、枪支管理不善而损毁严重、部分学生军成员行为不检、炫耀滋事等的批评也不绝于耳。部分教育界人士还对儿童是否适宜过早参加军事性质的训练表示了异议。时人开始直指学生军沦为竞选工具、昂贵而花哨的爱国主义玩具、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偏离了军、政、教育界组建学生军，以树立“儿童战士”和“公民战士”形象，激发国民爱国情感和共和意识的初衷。

第三，学生军带有宗教挑衅色彩，受到天主教会的抵制。1882年法令规定学生军在课外时间集训，于是，不少地方政府将学生军的集训时间定在星期日，而这恰好与天主教会举行弥撒的时间相冲突，引发教会的强烈抗议。第戎主教曾愤怒地撰文道：“民众进入教堂，就在同时，前去训练的学生军队伍经过教堂门口。这一幕每个星期日都在上演。”教会直指共和派利用学生军来阻挠青少年参加宗教教育，挑衅教会，批评茹尔·费里企图“通过规定星期日的军事教育为义务教育，来取缔一切宗教教育”。当然，我们不排除某些激进的反教权主义者的确有意利用学生军来打压天主教会的教育势力，然而，从整体上看，温和共和派政府在推进世俗化教育改革的同时，一直强调宗教中立、反教权主义而不反宗教的立场。1882年3月28日颁布的《义务初等教育法》特地规定，学校除星期日外，另放假一日，以便学生在校外接受宗教教育。1882年7月6日法令也仅仅规定学生军在课外时间集训，并未指定具体时间。而且，茹尔·费里本人也屡次公开主张建立一个“开放的共和国”、“大家的共和国”，将“全体法国人民团结在祖国的旗帜下”。显然，共和政府希望构建的是一个超越宗教信仰分歧的法兰西民族共同体、一个包容全体国民的共和国。学生军因集训时间而引发宗教冲突自然不是温和共和派政府希望看到的，更何况自1888年起，教皇利奥十三表示不再否定共和制度，法国天主教会也在教皇的敦促下逐步归顺共和国。在此形势下，学生军有意或无意为之的宗教挑衅形象就显得有些不合时宜了。

第四，学生军始终未能成为法国全体适龄学童的组织。究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学生军是一个学生课外活动组织，而且其训练、管理与监督主要由军方指派的军事教官和委员负责，学校本身的参与度相当有限，不利于学生军吸纳成员。另外，学童年满12岁方可参加学生军，而当时许多儿童在十二三岁的年龄便开始做零工，部分儿童甚至结束学业开始了工作，以帮补家用。然而，1882年7月6日法令对组建学生军的学校拥有适龄学童的人数做了一个200人的下限规定，导致相当数量的学校，尤其是乡村学校，因达不到这一规定而无法组建学生军。这些客观原因使得学生军成员在全国适龄儿童和学童中所占的比例极低。即便在组建学生军的模范省塞纳省和诺尔省，学生军成员占适龄儿童的比例也仅为10.4%和8.1%，占初等学校适龄学童比例仅为34.3%和26.3%。其次，学生军的集训时间与教会的弥撒时间相冲突，而法国普通民众大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许多家长为了让孩子接受宗教教育而拒绝其参加学生军。最后，学生军一直未成为全国性的学生组织。全国87个省中，有25个省始终未组建学生军。而且在拥有学生军的省份中，学生军组织也多聚集在大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广大乡村地区极少或根本没有组建学生军。适龄学童参与比例过低，再加上学生军组织地区分布失衡，致使学生军一直未能成为真正代表法国全体适龄学童的学生组织，其在教育界的影响力也因而受限。

第五，第三共和国复杂的政治环境使得部分共和派对武装训练民众始终存有戒心。一方面，共和国成立之初，保守的农民们就选举出一届君主派占绝对多数的“地主议会”。即便在1879年后，共和制度已经确立，但君主派和帝制派依然时刻伺机向共和国发起反扑。另一方面，工人运动尽管在巴黎公社失败后转入低潮，但工人阶级从此登上法国政治舞台，成为一支不容忽视的新生政治力量。1876年10月，法国第一次全国工人代表大会召开后，工人运动开始复兴。1879年，法国工人党宣告成立，多次联手全国工会联合会以及各个社会主义组织，举行了大型罢工和游行示威等活动。面对激烈的政体之争和日益尖锐的阶级斗争，不少共和派十分忌惮民众的武装力量，担心武装训练主要由民众子弟组成的学生军，有为君主派、帝制派或下一次的“公社”培养训练有素的战士的潜在危险。茹尔·费里等学生军支持者之所以反复宣扬学生军奉行“纪律”“理性”精神，也正是为了消除时人的这一顾虑。然而，反过来看，茹尔·费里等人的言辞也表露出政府有意借学生军来规范民众的思想和行为，使之远离激进好斗的暴民形象，成为遵纪守法、安分守己的良民。显然，对第三共和国政府而言，武装训练民众是一把双刃剑，必须慎之又慎。

种种负面因素和质疑，使得环绕着学生军的爱国主义少年先锋队的光环逐渐褪色。1890年，巴黎、里昂、热拉德梅、特瓦、布尔日等地政府陆续停止资助学生军，同时开始在体育中剔除军事和政治成分，而着力资助建设体育场馆，发展学校体育，组建体育社团。1891年底，学生军已经完全被各种体育社团所取代，从而成为历史。

余论

学生军的存在虽然仅仅只有10年的历史，但这个一手持书、一手握剑的学生组织无疑是“以书本和利剑报效祖国”的最佳诠释者。具体体现了共和派希望通过“共和国的学校”和“共和国的军队”奠定并成就共和国的立国理念，同时也生动鲜活地展现出普法战争后，在法国发展起来的一种典型的、兼具激进与尚武色彩的爱国主义。

面对战败耻辱以及国内复杂的政治环境，第三共和国政府要巩固共和政体，修复战败创伤，振兴国家，必须妥善解决几大关键问题。首先，就是要直面广大民众乡土意识强烈但民族情感淡漠、国家意识欠缺的问题，努力培养并强化国民的民族认同感和国家意识，以树立法兰西民族共同体观念，构建现代民族国家。其次，就是要粉碎君主派和帝制派的复辟阴谋，结束政体之争。同时调和并淡化阶级矛盾，培养民众对共和制国家的政治认同，从而巩固共和政体。最后，就是希望要尽快走出战败的阴影，建立国民军队，增强国防力量，统一国土，以期再度跻身欧洲军事强国之列，同时振兴经济，推动工农业现代化发展，实现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

这几个亟待解决的关键问题推动了民族主义热情的空前高涨，“爱国”和“复仇”成为第三共和国的两个最具号召力和凝聚力的口号。与此同时，两个拿破仑帝国建立的历史以及“地主议会”的现实，令共和派无比清晰地认识到，在实行普选制度的国家，要维持并巩固政体，必须高度重视民众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于是，在“谁掌握了法国的学校，谁就掌握了法国”的共识下，共和派秉承教育立国理念，大力推进初等教育改革，尤其注重开展民族认同教育和国家认同教育。初等学校各门学科也都努力结合自身的学科特点，合力构建起一个多学科渗透的公民教育体系，为共和国培养未来的好公民、好选民和好战士。

儿童寄寓着未来希望，战士是护国安邦的卫士，集儿童和战士为一身的学生军无疑是共和派树立的一个最令人瞩目、最易于激励并团结国民、鼓舞民族士气的爱国少年英雄榜样。共和派教育改革者们期待通过“共和国的学校”的体育和军事教育，一方面保证学生军的共和立场，进而确保国民军队成为名副其实的“共和国的军队”，另一方面也为工农业发展提供体魄强健的劳动力储备。应该说，学生军的创建和迅速兴盛得益于其集中体现了第三共和国创建者们力图实现军事和经济崛起、完成民族复兴和统一大业、构建现代法兰西民族国家、巩固共和政体的立国和兴国理念。

然而，在社会各界不断酝酿和升级的“复仇”情绪的推动下，学生军，这个意在为“共和国的军队”输送合格战士的爱国学生组织，快速衍化为极端民族主义和军事沙文主义的一个象征。同时，国内阶级矛盾的日益激化也令资产阶级政府十分忌惮民众的武装力量。再者，学生军的宗教挑衅形象也有挑起宗教冲突而导致民族分裂之嫌。“利剑”的确可以捍卫祖国，但如果用之不当，也有可能受蛊惑转而刺向共和国。时人对军国主义思想危害的反思、对构建统一的法兰西民族国家的期望以及对学生军组织本身的质疑，导致锋芒毕露、有可能刺伤共和制度、割裂民族共同体的“利剑”最终为温情脉脉、旨在团结政见、宗教信仰与阶级分歧甚至因此而对立的全体国民的“博爱”所取代。学生军，这个本应成为共和国少年先锋队的学生组织，在辉煌中转瞬凋落。

尽管如此，共和派对“儿童—战士—公民”一体的美好构想并未随着学生军组织的衰亡而消失。身着制服、肩扛长枪的儿童战士形象仍然在教科书、文艺作品和日常生活用品中流传。各地国庆庆典依然组织初等学校学生列队持枪，参加阅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马恩河会战中，约瑟夫·霞飞元帅（Joseph Joffre）也高呼“共和国将为自己的学校培养的士兵而自豪”，激励士兵奋勇杀敌。学生军组织虽然最终消亡，但它在短短的10年时间里，以军事爱国主义为纽带，集结起政界、军方、教育界和民间各方力量，成功地树立起一个“儿童战士”的爱国形象，堪称第三共和国政府为了实现“公民战士”理想而进行的一场全社会的公民动员。更为重要的是，共和政府通过推广体育和军事教育，在塑造爱国、守法、强健的新国民性的同时，也有效地将“民族”与“共和”的理念传播开来，令全体国民对法兰西民族共同体和共和制国家有了具体而深切的感受。这对法兰西民族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一个相当松散的民族共同体凝聚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国家起了积极的作用，同时也为共和制度在法国的最终巩固提供了助力。第三共和国的“爱国者的共和国”和“致力于教育的共和国”的形象也因而深深地铭刻在法兰西民族的集体记忆之中。自第三共和国起，公民教育成为法国初等学校优先开展的科目，第三共和国建立的多学科渗透的公民教育体系也沿用至今，成为法国基础教育的一大特色。值得一提的是，2015年以来，法国遭遇一系列震惊世界的恐怖袭击，其中主犯中不乏法籍者。这一现象引发法国社会深刻地反思共和理念的社会基础，人们再度将目光投向学校。2015年底，政治史学家万桑·杜克莱尔（Vincent Duclert）出版《共和国：其价值观、其学校》一书，系统梳理了法国自启蒙时期迄今论述共和国基本理念和公民教育的重要文献。时任教育部部长的纳加·瓦洛-贝尔卡桑（Najat Vallaud-Belkacem）和著名史学家莫娜·奥祖夫（Mona Ozouf）分别为该书撰写序言和导言，两人均重提第三共和国的教育立国典范，要求“共和国的学校”继续担当起传播共和国价值观、培养理性公民的重任。时人对第三共和国学校的缅怀，再度凸显了公民教育和“共和文化”构建在民主政治社会中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