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祺瑞与第一次世界大战

顾则徐

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上，英国外相巴尔福提出中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借以作为不支持中国索回青岛等权利的自辩理由。正是由于西方列强对中国支持的程度不够，所以才导致中国政府在国内被一些人视作为“丧权辱国”，引起“五四”运动。由于在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问题上，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是破坏捣乱者，因此，在民国时期乃至今天仍然以革命党为正统的台湾史书上，一直采取了不能客观叙述历史和贬低北洋政府的态度，至于以中共为正统的历史叙述，就更缺乏了客观态度。虽然现在中国史书已经正面承认14万青壮年华工参战的事实及其贡献，1998年法国总统希拉克明确指出“任何人都不会忘记这些远道而来的、在一场残酷的战争中与法国共命运的勇士，他们以自己的灵魂与肉体捍卫了法国的领土、理念和自由”，但无论中外，对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事实描述都还是一笔糊涂帐，在根本上继承了当年“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态度。

最近有一个叫周树山的人在广东《随笔》杂志2011年第6期发表一篇谈林徽英父亲林长民的文章《‘五四’点火者》，其中说道：“中国对德宣战较晚，且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到前线（只派了华工到欧洲参加非战劳务）。”这可以看作是比较具有普遍意义的叙述。“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到前线”，跟“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根本上是一样。“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到前线”比之“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更加倒退，因为，“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毕竟还没有否定中国实际的参战行动，而“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到前线”则等于彻底否定中国的参战行动，是中国人自己至今仍然进行的自辱，而自辱者比他辱者更甚。当然，对周树山之类的人，我宁愿认为是他们不了解历史而放胆胡言乱语。

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中国，而中国被改变的深远程度，至今还仍然难以进行全面评估。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长期处于列强包围中的中国必须要表明自己的态度。当时世界上的广大地区是殖民地，具有独立地位的国家很少，分为强国和弱国两部分，中国则是弱国中的大国，虽然起不了左右局面的决定性作用，但态度如何则涉及到列强是否能全力投入战争。中国原本状况是与德国有着良好的关系，但周边构成最大威胁的欧洲列强却是英、法、俄，因此，如果参战，则现实选择只能是加入协约国阵营，与比较友好的德国为敌，如果加入德国阵营则对中国是面临灭国的灾难。因此，中国参战的话只有选择协约国阵营，即使不出兵，也可以使英、法、俄暂时可以不必顾忌远东地区，集中力量于欧洲战场。但是，如果中国参战，日本就处于了被动地位，作为同盟国就不能窥视在中国的利益，而日本恰恰又试图趁英、法不能顾及远东地区的机会，对中国进一步扩大自己的利益。由于战争初期中国参战，对英、法具有的军事支援意义还没有被认识，因此，英、法既要中国明确态度，又并不积极要求中国参战，而日本则积极进行活动，努力阻止中国参战。在这样的情况下，关于投机取巧的袁世凯宣布中立，自以为英明地采取了谁都不得罪的态度。后来法国改变了态度，不仅积极希望中国参战，而且强求袁世凯政府要加入，但处于战争最前线的法国发言权有限，无法改变英国不愿意中国参战的意志，所以，袁世凯为了不得罪法国就采取了输送劳工的缓和手段。

其实参战与否并不需要任何国家同意，中国政府完全可以单方面宣战，宣战之后自然就加入了协约国同盟，因此，是否参战的决定方还是在中国自己，中国政府内部由此而开始发生分裂。袁世凯采取的中立态度既符合了中国人长期以来形成的弱国心理，又符合于革命党的想法，由于不构成对德国的威胁，所有列强也都满意，袁世凯的统治空前巩固。这正是袁世凯敢于走向称帝道路的基础。然而，袁世凯受到了段祺瑞、蔡锷的挑战，令段祺瑞、蔡锷极其不满和愤怒。段祺瑞1890年毕业于德国柏林军校，是中国最早的留洋军人之一，性格坚强，是中国至今仍然被大大低估了历史地位和贡献的卓越政治家。段祺瑞作为陆军总长是袁世凯最重要的臂膀，在北洋势力中拥有非常强大的地位，当时可说是仅在袁世凯一人之下。一般关于民国史的书都说段祺瑞受控于“小徐”徐树铮，对他言听计从，实际是受当时人们严重误会的严重误判。徐树铮多谋略，十分勤政，处理事务果断，其性格和风格跟段祺瑞很切合，段祺瑞非常欣赏他，用人不疑，以其为臂膀甚至代言人，但真正重大的事情段祺瑞并不是没有主见，而是坚决按照自己的意志办。当时一般人都认为，段祺瑞应该是最亲热于德国的，甚至在军事上也是最害怕跟德国打仗的，而徐树铮又恰恰是积极主张不参战的人，所以，谁都没有想到段祺瑞会坚决主张中国参战。而且明确主张参战的立场，就再也不变，不惜为了国家、民族利益而跟袁世凯闹翻。当袁世凯与段祺瑞发生严重裂痕，也就在北洋系内部埋下了袁世凯最后垮台的伏笔。

主张参战的段祺瑞当时很孤立，但得到了被袁世凯调到北京的蔡锷的支持。蔡锷1903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长期把日本视作为中国最大的军事威胁。蔡锷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对中国是非常难得的历史性机会，可以借此宣战进攻青岛，收回被德国占领的国土。如果中国不参战，青岛必然被日本夺去。蔡锷认为，日本打败中国只需要30万军队，如果青岛被日本人占领，日军就在侵略中国时获得了中路基地，可以从青岛出兵直接进入中国腹地，所以，青岛具有决定中国将来命运的地位，绝不能坐视日本占领青岛，中国在军事上必须主动出击。当然，跟段祺瑞一样，蔡锷的参战建议也被袁世凯拒绝。之后蔡锷退而求其次，希望德国能够从军事上认识到无法守住青岛，要求袁世凯政府与德国进行谈判，请德国能够主动把青岛还给中国。但蔡锷这一建议还是被不希望得罪德国的袁世凯拒绝了。虽然蔡锷认为日本只需要30万军队就可以打败中国，但早在1911年辛亥革命前，他就已经在他的代表作《曾胡治兵语录》中阐述了中国如何对抗日本侵略的军事思想，他的思想正是后来中国抗日战争进行抗日的军事策略的源头，也即蔡锷早在辛亥革命前就已经奠定了中国利用国土纵深对日“持久战”的军事理论，因此，蔡锷并不因为日本强大而认为中国就没有办法对付日本侵略。1914年9月，日本与英国的联军进攻青岛，由日本予以了占领。蔡锷制订了中国第一个现代意义的全面抗日作战军事计划，提出有利于中国作战的从陆地进攻策略，趁欧洲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向日本开战，歼灭占领青岛的日军，坚决夺回青岛。但蔡锷这一建议自然被希望日本支持其做皇帝的袁世凯搁置。

1915年8月，袁世凯通过“筹安会”正式启动称帝政治活动，蔡锷立即跟居住天津的梁启超进行计划后，很快南下云南，揭起了反袁护国大旗，失去段祺瑞、冯国璋等北洋主要人物支持的袁世凯一命呜呼。随即民国恢复，黎元洪任总统，段祺瑞任总理，发生尖锐的“府院之争”。所谓“府院之争”，其中最核心问题也就是中国参战之争。由于护国运动，在二次革命中全面败北的革命党得以死灰复燃，重新在国内得到发展，声望卓著的蔡锷的去世也使段祺瑞得不到有力的观点支持，段祺瑞再次处于舆论孤立地位。当时十分畏惧外敌的北洋系军人不愿意参战，黎元洪不愿意参战，革命党四处活动积极反对参战，段祺瑞最重要的助手徐树铮也是反对参战。本就比较缺乏民主意识的段祺瑞就更需要实行自己的威权，试图实行强权政治，但其孤立主张并不能令其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府院之争”中暂时输给了黎元洪，不得不辞职，而总统黎元洪则也不得不于1917年6月宣布与德国绝交，搞一点并无意义的调和。1918年7月张勋复辟，在天津的段祺瑞很快就调集军队将其消灭，重新恢复民国。重掌大权的段祺瑞的威权也达到了顶峰，除了革命党的舆论反对外，在中央政府内段祺瑞没有了牵制，终于使中国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宣布了参战，使得中国政府从清朝后期以来第一次在重大国际事务中作出了正确的抉择。在鸦片战争之后，被击倒了的中国终于第一次艰难地从地上爬了起来。

由于中国宣布参战已经是在1918年8月，而第一次世界大战在11月即结束，因此，中国能够采取的军事行动就比较有限。即使如此，中国还是马上就进行了军事行动，根本不是什么“未花一先令，未死一个人”，更不是“没有派出一兵一卒到前线”。中国的军事行动分两个方面：一是由于正式参战，因此，在欧洲的华工就得以解除了国际法限制，其身份从“华工”有了改变为士兵的机会，大量在欧洲的中国人转化为了拿起枪的战斗兵，直接走上前线作战。这部分得到中国政府许可的中国士兵主要分布在法军、英军和美军军队当中，在战争的尾声中作为战士而不是作为劳工献出了生命。二是中国立即在本土组建了“参战军”，与日军、美军组成联军出兵俄国远东地区。由于战争很快结束，对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来说，中国是投机取巧拣了个大便宜，心理上自然非常不平衡，虽然不得不同意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分配一定利益，但并不愿意中国得到过多利益，自然也就要拼命贬低中国的牺牲和作用。而在国内，向来反对中国参战的中国知识分子和民众则忽然觉得了中国了不起，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民族自尊心改变为虚荣心，不顾实际地空前膨胀，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则利用这种社会心理推波助澜，攻击段祺瑞所控制的北洋政府，制造社会分裂，同时又嘲笑段祺瑞是牺牲民众，中国的历史就此进入了急剧变化的阶段。

关于中国劳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牺牲和贡献已经有很多研究，但至今对中国出兵俄罗斯的“参战军”则很少重视，甚至基本不为人知，且即使知者也是因为维护苏联的习惯性主流意识而采取全盘否定立场，因此有必要给予介绍。中国“参战军”分陆军和海军两部分，陆军计出动兵力3000人左右，海军出动了当时中国最先进的清末时购买于德国的3000吨级巡洋舰“海容号”，进入海参葳，舰长为海军上校林建章。

理解“参战军”的军事意义，必须要清楚俄罗斯当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角色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俄罗斯是从东线与德国作战，但是，1917年3月俄国爆发“二月革命”，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俄国建立了缺乏控制力的临时政府，陷入严重的社会混乱中，随时可能出现倒向德国的局面。1917年11月，俄罗斯爆发“十月革命”，列宁在德国的支持下获得政权，随即退出战争，这不仅意味着德国没有了东线威胁，更意味着可能从俄罗斯获得支持，事实上列宁通过布列斯特条约割让领土给德国也正是一种对其进行支持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从远东地区对俄罗斯进行牵制和威慑，使列宁苏维埃政权收敛自己，对于战胜德国就有着巨大意义。由于中国的参战，采取这一行动便有了可行性。1918年8月初段祺瑞政府一宣布参战，即马上组织中国驻海参葳支队，由驻扎北京南苑的陆军第九师第32团团长宋焕章兼任支队长，率领该团刘春台步兵第一营、苏炳文步兵第二营，及骑兵、炮兵、机关枪、工程、辎重各一连，共计2000人，迅速开往俄罗斯双城子、伯力予以占领，中国军队在清朝失去西伯利亚后第一次进入了该地区。由于俄罗斯苏维埃力量发展迅速，中国不久又派了第32团李源昆第三营和第35团曹德明第一营共1000人增援双城子，以巩固占领。为了应付可能发生的与苏俄的战争，段祺瑞亲自兼任参战督办，设立以靳云鹏为督练、徐树铮为参谋长的训练处，成立两个教导团，集训参战军军官和军士，组建“参战军”曲同丰第一师、马良第二师、陈文运第三师。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久即结束，中、日、美协约国联军也就没有与苏联发生战事，年底在海参葳举行阅兵后开始撤军，但中国驻军一直坚持威胁苏联，到1921年才撤回到本土牡丹江、一面坡等处。

虽然没有发生战事，但出兵俄罗斯远东地区对苏维埃是重要牵制，是协约国限制列宁政权支持德国的一系列行动中的重要一环，其战略意义远大于战术意义，因此，不能从是否发生作战来贬低中国“参战军”出击的历史地位。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参战军”占领双城子和伯力，其意义更大，不仅是回到了故土，更潜在着收复西伯利亚广大故土的可能性。如果第一次世界大战没有马上结束，协约国与支持德国的极其脆弱的列宁苏维埃政权正式开战，中国出兵所能获得的领土利益将是难以估量的。也正因为中国这次出兵所进入的领土和威慑的对象是苏联，因此，长期就被视为了是对抗“十月革命”的段祺瑞政府反动行为，其历史地位被无情贬低。段祺瑞决策参战和出兵，终于改变了他的助手徐树铮的立场，徐树铮懂得了中国出击的意义，不仅在这次出兵军事行动中积极组织军队，而且一年后就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最了不起的民族英雄之一。1919年段祺瑞迫于人们压力，不得不把令军阀和官僚们畏惧的徐树铮调出中央，任命他为西北筹边使兼西北边防军总司令，徐树铮反过来利用了这一被排挤出中枢的机会，专注于收复国土，在段祺瑞支持下组织专门应变苏联侵略的西北边防军，有宋邦愉、宋子扬、褚其祥、张鼎勋四个精锐的混成旅。西北边防军组建后，徐树铮亲自率领褚其祥旅突然出奇兵占领库伦，一举收回了被苏联和日本占据的外蒙古。1921年徐树铮回北京后，苏联没有了畏惧心理，一方面组建中共试图通过革命把中国搞乱，一方面则利用直系军阀战胜段祺瑞的机会，很快以蒙古“革命”名义击败失去了后援支持的褚其祥旅，外蒙古重新沦落苏联之手。

就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外政而言，段祺瑞、徐树铮所谱写的这一华章至今还是后无来者，足以令后世的革命爱国者们所汗颜。段祺瑞、徐树铮收复外蒙古，是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出兵双城子、伯力的政策延续。但是，由于段祺瑞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马上剑指中国最有能力对付的苏联远东领土，严重威慑到了苏联的软肋，因此，中国也就成为了苏联的威胁，中国实质性地被苏联视作为了真正潜在的和现实的敌国，有着辽阔国际相邻地区的中国如果采取进攻策略就是苏联难以防御的，苏联解除中国威胁之法，只能是除了制造和鼓励中国“革命”还是“革命”，只有引导中国建立起必须以俄罗斯为后盾的专制统治以保证远东安全外，别无它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