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性的转折：1917年俄国革命

保存下来的沙皇与古契科夫和舒尔金的谈话记录表明，沙皇是动摇的。他的怀疑源自于他不相信缺乏经验的自由主义活动家具有管理这样一个处在战争时期的庞大国家的能力，以及确信只有君主制和专制制度能够适应俄罗斯的历史传统和精神。他在决定退位的时候相信，俄国的君主制度将会保留。据宫廷警卫队长沃伊科夫证实，尼古拉二世回到包厢时眼中含着泪水。尼古拉二世在3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周围都是背叛、胆怯和欺骗！”显然，他认为自己是被那些有义务为自己服务到底的人出卖的。在俄国君主制垮台的过程中，平时是如此强硬、如此招眼的俄国君主主义者，特别是黑色百人团，在关键时刻却没有表现出保卫君主制和君主的愿望，相反急忙离开了沉没中的君主制船只。

军队主要将领在促使尼古拉二世退位问题上起了决定性作用。大本营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在28日早上还调动部队前往彼得格勒，但到晚上他就决定支持杜马临时委员会主席罗将柯了。在这段时间里，罗将柯说服他不要用暴力的、军事的手段来对付彼得格勒，而要用政治的方法促使沙皇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这个关键军事领导人立场的转变对后来局势的发展至关重要。在得到各战线司令的支持后，阿列克谢耶夫命令已经到达彼得格勒郊区的伊万诺夫将军放弃早先确定的行动，并促使尼古拉二世接受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要求。对于阿列克谢耶夫将军的急剧转变，后来一些侨民和君主主义者指责他背叛。但是阿列克谢耶夫同情自由主义领袖，主要是出于吸引更广泛社会力量参加军事努力的考虑。他认为，由于拉斯普京丑闻，尼古拉二世在军队高层已经威信扫地，随着他的退位，政权将得到巩固，军事努力将会更加积极。

但是让米哈伊尔继承皇位的行动又一次落后了，就像当初试图通过允诺成立“对杜马负责的政府”以挽救君主制一样。随着彼得格勒群众情绪的发展，自由派领袖中出现了主张结束王朝、实现共和的意见。罗将柯在与普斯科夫和大本营联系过程中竭力使将军们相信，拒绝宣布米哈伊尔为皇帝只是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是有效的，立宪会议将就俄国君主制度的问题作出决定。这个新的突然的转折使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感到气愤，他试图在大本营召开战线司令会议，用他的话说是为了对政府施加压力，但他已找不到直接的支持，将军们不再愿意干涉彼得格勒的政治骚动。

3月3日清晨，10~12名杜马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的成员来到百万街布加金娜公爵夫人宅邸，米哈伊尔就藏在那里，向他提出了两种观点供“裁夺”:以克伦斯基和罗将柯为代表的一种观点要求米哈伊尔大公至少在立宪会议之前拒绝接受皇位；以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为代表的另一种观点坚持要他无条件接受皇位，认为这是保存俄罗斯国家的最后机会。最后前一种意见占了上风。在拟定的宣言文稿中是这样写的:“我决定:我只在我们的人民表达了自己意志的情况下才可能接受最高权力，他们应该举行全民选举，通过自己在立宪会议中的代表确定俄罗斯国家的治理形式和新的基本法。”宣言呼吁全体居民服从临时政府并以此使之合法化。

俄罗斯君主制就此被画上了句号。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反对派挟群众运动的威力对尼古拉二世施加压力，是结束君主制的主要力量。

沙皇制度的被推翻通常被认为是全民的意志，但实际情况并非完全如此。革命进程中彼得格勒群众的情绪是出现了超越立宪君主制的范围的趋势，在有些工人、士兵的集会上，通过了实现共和国的决议。但是，这些决议并不是出自“孱弱的群众”，而是由左翼政党的代表倡导和建议、在群众集会的热烈场面上得到通过之后被送往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并在这里被作为“人民的声音”接受下来。然后“执行委员们”向政府和杜马临时委员会提出了这个问题。在这里，倾向于由立宪会议解决未来国家制度问题的意见得到了加强。这些事态发展又反过来强化了社会上的反王朝情绪。3月2日，米留可夫在塔夫利达宫发表演说时谈到了立宪派在国家制度和皇位问题上的立场，结果引起群众长时间的反对王朝的口号声。随后，举行了反对君主制、要求宣布俄国为共和国的示威游行。卫戍部队的军官派出代表团向杜马委员会表示，如果米留可夫不收回自己的话，那么军官的生命在任何一个团里都无法保证。米留可夫只得宣布，他说过的有利于罗曼诺夫王朝的话只是他个人的意见。当古契科夫带着沙皇让位于米哈伊尔的诏书从普斯科夫回到彼得格勒，在铁路工人集会上为“米哈伊尔皇帝”祝福时，工人们关上了大门，试图把诏书毁掉，把古契科夫干掉。

但即便如此，这种情况也只是发生在彼得格勒。首都以外的庞大的俄罗斯在那些日子里并没有参与这些事件，也没有表达自己对俄罗斯国家制度的意见。二月革命期间，工人对待君主制的态度并不一致，二月事件是在“打倒战争”而不是“打倒沙皇”的口号声中发展起来的。在一部分情绪激进的首都工人提出“打倒沙皇”的口号后，仍有很多工人对此并不确定，甚至愿意支持君主制度。在外省，传统的政治观念几乎还没有任何改变。在伊丽莎白格勒市工人代表苏维埃第一次会议上，通过了致拟议中的皇位继承人米哈伊尔·罗曼诺夫的致敬电。在哈尔科夫铁路工厂，当一位社会党人向工人们宣布沙皇已被推翻时，一些工人把他从临时搭起的讲台上揪了下来。在赫尔松，当省长宣读尼古拉二世退位的诏书时，一些刚刚参加了革命游行的工人双膝跪下。君主制的思想在农民中具有更深的根基。虽然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士兵大量参与二月事件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民对沙皇的忠诚已经动摇，但大部分农民并没有失去对沙皇的信任。

政权问题

当沙皇专列在铁路线上来回运动最后停在普斯科夫的时候，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与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着手谈判组织临时政府的问题。

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同意谈判，是由掌握其领导权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革命理论决定的。早在1905年革命之后，孟什维克就逐渐形成了关于俄国未来革命的理论。他们认为，在俄国这样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里，革命的任务是为资本主义的充分发展开辟道路。而既然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性质的，那么就应该由资产阶级来领导，来掌握政权。社会主义政党将实行对资产阶级政府施加压力的政策，以争取实现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经济要求和政治要求，为向社会主义过渡创造条件。二月革命中，孟什维克实践了这一理论，认为立宪民主党是“最有资格执政的民主派”。政权应该集中在由自由主义政党的代表组织的政府手中。至于社会革命党，1905年革命的结局使它得出了与孟什维克类似的结论。在二月革命中，社会革命党人起先是尽量避免掌握权力，继而又同孟什维克一起，与立宪民主党实行合作。

但除了这个因素，还存在着更加实用主义的考虑:形势还有不确定性，还不能肯定沙皇政权已经完结了，伊万诺夫将军的部队随时可能进入彼得格勒。而与杜马的妥协能够使已经发生的事情具有某种“合法性”。

为了便于让资产阶级出面领导运动，27日的苏维埃会议没有讨论关于战争和君主制的问题，而只是着手处理一些相对次要的问题，如彼得格勒的粮食供应、接管金融机构等。即便在这些问题上，苏维埃也在很大程度上放弃了领导，新成立的粮食委员会任命立宪民主党杜马党团领袖盛加略夫担任主席；接管金融机构一事完全由杜马负责；军事委员会也在当夜根据罗将柯的建议与杜马军事委员会合并，并由杜马代表担任主席。

彼得格勒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宣称自己准备支持新政府，但前提是它不损害“革命民主派”的利益。执行委员会确定由齐赫泽和执行委员会委员苏汉诺夫、索科洛夫、斯捷克洛夫、菲利波夫斯基与杜马临时委员会进行谈判。而国家杜马的领袖也很清楚，在国家崩溃的情况下，除了与苏维埃谈判之外，不可能指望还有别的什么出路。

3月1日到2日的那个夜里，苏维埃与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的谈判通过了临时委员会提出的第一届临时政府组成名单。达成的妥协性纲领的八点内容是:立即赦免政治犯，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阶级、等级和民族的限制，立即准备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以隶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民警取代旧警察，按四项原则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解除参加革命的部队的武装、也不把他们调离首都，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应该说在总体上这是一个把国家引向宪制和民主的纲领。列宁在回到俄国后也承认，俄国仅仅在几个月时间里在政治制度方面就“赶上了先进国家”。

由于执行委员会与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妥协，国内形成了苏维埃（1917年6月选出了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临时政府两个中心。苏维埃确实表达了“革命民主派”（工人、农民、士兵）的利益，而临时政府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有资格”的阶层以及全国性的利益。尽管存在实质性的分歧，但它们保持了在主要问题上的妥协。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对临时政府的支持已经创造了日后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主义政党（除布尔什维克）组织联合政府的现实可能性，从而为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走一条较为和平的道路提供了条件。

通常认为，二月革命后政治局面的基本特点是两个政权并存。实际上这只是表面现象，更本质的特点是无政府主义泛滥。因此，与其说是出现了双重政权或两个政权并存局面，还不如说是在空前的无政府主义情况下存在着两个政治中心，因为实质性的问题不是真正的权力机构多了，而是政权的权威不够或者就是没有有效的政权。

在二月革命后的俄国，还未能摆脱旧制度遗产就急剧地按照西方模式实现民主化，而且还是在战争期间，因此不可能没有消极后果。在推翻了旧的权威之后，获得了解放的俄国人民表现出他们向往自由自在、无所拘束的天性。“给予的自由”被下层人民群众接受为允许做任何事情，对于和平、土地和其他东西的现实渴望压倒了还未来得及扎根的公民意识。

有一种观点认为，临时政府只是在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压力下才被迫作出了政策让步，但实际上临时政府还是希望结束旧制度残余、建设新社会的。但问题在于，自由主义领袖及其领导的政府对二月革命后俄国社会和政治现实的认识和判断是不正确的，因此其政策中有很多政治上幼稚的、不切实际的东西。最主要的是，临时政府没有看清楚二月革命后彼得格勒政治舞台上的真正主角是不再承认任何权威的群众，没有把群众的迫切需要作为稳定政局的问题来解决，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拖延不决，结果最终被群众抛弃。

二月革命的胜利是在彼得格勒决定的，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外省以及前线，基本上是平静地、和平地接受了2月底3月初彼得格勒的事变。

外省的二月革命被称为“电报革命”，这一说法反映了地方上二月革命的实际过程。国家杜马临时委员会成员布勃利科夫关于杜马已掌握政权的电报以及报纸上有关彼得格勒事态的报导，成为地方上开始革命的信号。“电报革命”也反映了彼得格勒以外广大地区对革命的抵制和反抗是微弱的这一事实，说明以社会爆炸形式表现的二月革命是国内形势发展的结果。但首都与外地的革命并不是完全协调一致的，如果说彼得格勒的革命主要是在“打倒战争”的口号下展开的，那么外省的革命则更多的是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下进行的。“革命是为了战争的胜利”是许多地方3月发生事件的潜台词，有时甚至成为直接的口号。

2月27日杜马临时委员会成立之后，马上就得到了全国各地地方自治机关的有力支持。数千封来自地方的电报都表示拥护革命、拥护杜马临时委员会的决定。临时政府成立之后，各地的地方自治机关都把它视为“革命人民意志的产物”，是人民“早已期待的政府”并得到他们的“充分信任”，宣称已为全面支持临时政府作好了准备。萨马拉地方自治机关负责人在给李沃夫总理的电报中说，他作为地方自治运动公认的领袖而当选为政府首脑是实现俄国地方自治运动宿愿的保证。斯摩棱斯克地方自治会议表示相信，李沃夫领导的政府“将把祖国引向最后的胜利并为伟大的俄罗斯开辟光辉的前景”。

革命初期，临时政府把地方自治机关作为地方政权的唯一基础。在二月革命从首都向外省发展时，地方自治机关成为临时政府的权力在地方上的支柱。许多省、县的地方自治机关向临时政府提出，他们应该成为地方政权的骨干。还有一些地方自治机关干脆自行接管了当地政权。而临时政府也在3月5日正式宣布，各省、县地方自治会议主席为临时政府委任的拥有全权的政治委员，暂署当地政务，从而使临时政府至少在形式上控制了全国。

但这个决定也引起了许多地方群众的强烈不满。他们认为，任命那些名声不好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担任政治委员是对革命的嘲弄，并纷纷给临时政府发出信件和电报表示抗议，要求临时政府以至李沃夫总理本人解除当地政治委员的权力，其理由都是这些人与旧政权有密切联系，推行反人民的政策。3月，在彼得格勒、明斯克、梁赞等许多省份，都发生了群众自发地逮捕政治委员或宣布解除他们职务的事件。4月，政府几乎每天都收到有关这类情况的报告。在革命中被卷入政治生活的人民群众迅速地觉醒，要求一切政府官员均由选举产生的呼声越来越高。

这种形势迫使自由主义政党控制的临时政府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做出妥协，改变了对地方自治机关的态度，同时开始正视“社会执行委员会”的存在。社会执行委员会出现于二月革命期间，并很快遍布全国，在省、县、区各级积极活动。同地方自治机关相比，社会执行委员会是群众自发的组织，具有更广泛的社会基础，政治立场也更为激进。

3月中旬，临时政府决定省和县的政治委员由选举产生，力图争取社会执行委员会的支持。临时政府还公开表示，当初指定地方自治会议主席担任地方政治委员，是认为他们在民主阶层中享有威望并受到信任，堪为政权的基础；现在既然发现并不是所有的地方自治会议主席都符合这些条件，就应该允许由其他社会人士担任政治委员。3月27日，临时政府又发出指示，各省政治委员在自己的活动中应依靠同全省保持着紧密联系的社会执行委员会，这个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应成为全省社会意见的负责任的表达者。于是，社会执行委员会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地方自治机关而成为地方政权的重要基础。原先由临时政府任命的省、县政治委员，开始被社会执行委员会选出的代表接替，政权的构成发生了变化。

在地方政权组成问题上的让步也许是自由主义在二月革命后为争取人民群众的支持而作出的最重要的努力。自由主义领导集团甚至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了自己的传统，削弱了自己与地方自治机关的联系。

布尔什维克与七月事件

布尔什维克接受了列宁《四月提纲》的思想后，开始为把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斗争。临时政府在面对和处理国际和国内一系列重大问题时，受到了来自苏维埃及其代表的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巨大压力，以及更为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的挑战，并因此而陷入了持续不断的危机。

在历经四月危机、六月危机后，1917年7月初，俄国发生了又一场严重的政治危机。3~4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开始了反对临时政府、要求“一切政权归苏维埃”的运动，人数最多时达到50万左右。4日晚上至5日凌晨，支持苏维埃和临时政府的军队平息了运动。事后官方正式的侦查结果把七月事件定性为布尔什维克受德国指使挑起的暴动，其目的是破坏俄国的军事努力以有利于德国及其盟国。

而布尔什维克则断然否认这一指控，强调布尔什维克只是在不能阻止事态发展的情况下领导了运动并使之具有和平性质。这也是苏联时期党史和十月革命史中对七月事件的标准观点。近年来不少俄罗斯史学论著通常把七月事件视为布尔什维克组织的一次不成功的夺权活动。

实际情况是，七月事件既具有一定的自发色彩，又明显受到布尔什维克的影响以至于具体领导；它既是群众反对临时政府、要求苏维埃掌握政权的运动，也是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的尝试。之所以如此复杂，是因为在七月事件的过程中，布尔什维克党内存在着明显的意见分歧和步调不一，即便是党的中央委员会也一再犹豫，多次改变立场。

七月事件的酝酿和发生

在七月事件酝酿和发生过程中，布尔什维克普遍的宣传鼓动和党内激进分子的组织发动工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对于七月事件的原因分析在当时就是有分歧的。有些观察家确信，起义与联合政府瓦解有直接关系。当时的报纸特别关注临时政府中几位立宪民主党部长因在乌克兰问题上与社会主义部长的分歧而辞职的问题7月2日，因策列铁里、克伦斯基、捷列申科等组成的临时政府代表团在基辅事实上承认了乌克兰在立宪会议前就享有广泛自治，几位立宪民主党部长辞职，试图以此迫使临时政府对革命自发性施加更大压力。。立宪民主党报纸《言论报》记者认为，联合政府的瓦解给部分部队的士兵和一些工厂的工人提供了一个要求把“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绝好机会。也有一些别的说法，如认为首都的骚动是由卫戍部队反对军事指挥机关对前线拒绝进攻的部队采取严厉措施而引起的。

综合后来的研究，七月事件的起因是:政府和军事指挥机关在得到俄军在西南战线的进攻遭到失败的消息后，准备把部分彼得格勒的部队调往前线，引起士兵的骚动；而7月2日立宪民主党部长退出政府一事造成了群众不满情绪的普遍爆发

七月事件的大背景是6月以来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对于临时政府拖延解决迫切问题已经失去耐心，对苏维埃的无所作为也日益不满。群众性的骚动在酝酿中。在6月底和7月初的时候，整个彼得格勒“到处都在谈论某种事件即将发生，不是今天，就是明日……没有人确切知道究竟是什么人、在哪里和怎样发动，但能感受到整个城市都处于大爆炸的前夜。”

7月3日早晨，第一机枪团士兵要求本团的各连委员会和团委员会会议立即讨论武装示威问题。会议气氛非常激烈，前线的问题和政府危机问题交织在一起。会议选举了一个临时革命委员会，由每连派二人参加，以此来代替以前的团委员会。临时委员会派出代表到彼得格勒各工厂、各部队和克朗施塔得去进行宣传鼓动，请求援助。

第一机枪团士兵的呼吁得到了热烈响应。7月3日早上7时，很多工厂的工人排着队走上街头。9时，有7个团的士兵拿着武器向塔夫利达宫运动。示威游行的人数很快达到数万人，他们的要求是推翻临时政府，由苏维埃掌握政权，任命对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的部长。涌向塔夫利达宫的人群具有“散漫的”的样子，示威游行像是破坏性行为，而不像自觉的有组织的革命行动。

除了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以外，示威群众的另一个聚集地是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周围。起事的士兵和工人是把布尔什维克视为自己的领导者而来到这里的。托洛茨基有一个恰当的解释:“到克舍辛斯卡亚大楼来，是为了得到指示、领导和鼓励；到塔夫利达宫去，则是为了提出要求甚至以自己的力量进行威胁。”

虽然反对临时政府、不满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联合政策的运动是自发地开始的，但舆论普遍认为发生危机的主要责任者首先是布尔什维克。全俄中执委和彼得格勒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得出结论:首都无产阶级和卫戍部队的一部分手持武器上街是受到了“完全不负责任的布尔什维克鼓动的影响”，认为布尔什维克试图利用无产阶级和士兵群众的不满和不安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无党派报纸《交易所通报》的社论作者更直接地提出了问题:“这是什么？是实现6月10日没有实现的布尔什维克的欲望？是武装发动反对临时政府和按多数原则组织的民主制度？”官方机关从示威游行一开始就将其称为起义或暴动，并试图寻找武装力量来保卫临时政府和中央执行委员会。

从布尔什维克4月以来的策略原则来看，它在群众情绪的形成和蔓延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明显的。早在6月的全俄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期间，布尔什维克就试图借助于强力手段和街头斗争实现自己的目标，通过向全俄中执委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施加压力来解决政权问题。彼得堡委员会领导人之一、市苏维埃成员沃洛达尔斯基曾要求发动群众性示威游行，以此为手段破坏政府的军事努力、保持越来越不耐烦的工人阶级对布尔什维克的信任、最终迫使苏维埃多数派组织由各社会主义政党代表组成的政府。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建议在6月10日举行工人和士兵的反战和反政府的示威游行，并得到了中央同意。只是由于苏维埃大会的多数代表反对这样的示威游行，而布尔什维克意识到自己的力量还不足以与温和的社会主义者对抗，才最终取消了示威游行的计划。然而，在苏维埃代表大会指定的6月18日支持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中，布尔什维克还是让参加示威游行的士兵和工人打出了自己的口号。这一成功刺激了党内的激进分子在7月初组织新的行动。他们主张把对于临时政府的压力扩大延伸到苏维埃。

布尔什维克的纲领和宣传是鼓动群众上街示威游行的，而且7月3日开始的运动也确实打着带有布尔什维克口号的旗帜。但布尔什维克党内对待运动的态度是不统一的。有些领导人认为发动的时机并不成熟，对已经开始的运动持谨慎态度；有些人主张采取“立即行动”的路线，号召立即举行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其主要代表出自于党的军事组织和彼得格勒一些区的委员会；还有一些人则持观望态度，没有明确表明立场。

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彼得格勒卫戍部队和克朗施塔得水兵和驻军中都有很大影响。有学者认为，由波得沃伊斯基和涅夫斯基等人领导的军事组织策划了3日开始的行动。也有学者虽然强调运动是自发开始的，但也承认军事组织利用了形势。无论何种说法，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七月事件酝酿和发动过程中的重要作用都是没有疑问的。军事组织领导人波得沃伊斯基具有超级极端分子的声誉，是沙皇制度被推翻后第一个宣称“革命没有结束，它刚刚开始”的人。另一位领导人涅夫斯基后来谈到自己在1917年革命中的活动时，经常赞扬军事组织领导层的独立性和激进主义。他说，7月3日，“在自己的新支持者卫戍部队士兵的压力下，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在没有得到中央批准的情况下非常积极地推进了运动。”

在彼得格勒布尔什维克中，最有影响的激进分子是拉脱维亚人马尔登·拉齐斯，他代表强大的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早在准备未能实现的6月10日游行时，拉齐斯就特别强调，游行参加者必须全副武装。他和同样好战的中央委员、立陶宛人斯米尔加一起，呼吁党“武装起来，夺取火车站、兵工厂、银行、邮局和电报局”。在七月事件发生前、不满情绪逐渐增长的情况下，他批评党在群众运动中扮演了消防队员的作用。多年以后邦契-布鲁耶维奇回忆说，列宁中断他在芬兰乡间的休息回到彼得格勒之后，最担心的就是“布尔什维克的疯狂追求”。

但是，试图以武力推翻临时政府的准备工作是不充分的，被带上首都街头进行“武装示威游行”的士兵和克朗施塔得水兵没有得到具体的任务。事件的目击者、孟什维克活动家苏汉诺夫认为，虽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没有组织、也没有下令在7月3日起事，但布尔什维克无论在技术上还是在政治上都准备了起义，只是没有把起义时间确定在7月初。

需要指出的是，7月3日起事士兵中的领头人物除了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外，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第一机枪团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布莱赫曼在7月3日早晨就公开号召以武力推翻政府；士兵领袖之一无政府主义者谢马什科少尉在第一机枪团发动过程中也十分活跃:“他向工厂征用汽车，架上机枪，开到塔夫利达宫和其他地点。……自己又带着他那一团人走出兵营；他骑马到莫斯科团的后备连去，成功地劝说他们出来……他不断地与设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的［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联系。”

此外，无政府主义活动家尼基弗洛娃在7月2~3日率领首都无政府主义者代表团去克朗施塔得，在那里发表演说，动员水兵支持彼得格勒的起义，并成功地促使一大批水兵决定和克朗施塔得卫戍部队士兵一起参加彼的格勒的七月事件。

布尔什维克的立场一日三变

在7月3日一天里，布尔什维克中央对运动的态度随着局势的发展而三次变化，从试图制止，到领导运动，再到取消支持。

3日早上开始的运动很快就表现出转变为无政府主义暴乱的现实危险，迹象已经开始露头。这种情况迫使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必须采取明确的立场。当天下午，布尔什维克党中央试图制止运动。

3日下午3时左右，机枪团的两个士兵代表来到正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里举行的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代表会议上，报告说他们团已经决定发动起义。据托洛茨基说，“没人料到此事，也没人希望发生此事”。托姆斯基宣布:“那些已经发动的团的做法不是同志式的，他们没有邀请我党中央委员会讨论发动问题。中央委员会向大会提议:第一，发表呼吁书劝阻群众；第二，准备一封给执行委员会的信，要求它掌握政权。在缺乏进行新的革命的愿望的情况下，现在我们谈不上发动。” 与会的绝大多数人赞成托姆斯基的提议。沃洛达尔斯基以会议的名义回答机枪团士兵，要他们服从党的决议。4时，中央委员会批准了代表会议的决议。代表们分散到各区各工厂去做工作，劝阻群众上街。呼吁书的文本送到了《真理报》，准备次日早晨印在第一版上。斯大林奉命将党的决议通知两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看来，在运动初起的时候，布尔什维克党中央的态度是明确的。但也存在着反对的声音，例如，布尔什维克维堡区委领导人拉齐斯明确地反对中央委员会的决定，认为它回避了同临时政府的坚决冲突。

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做出劝阻示威游行的决定后，街上的群众并没有平静下来。武装的士兵坐着征来的轻型汽车和军用卡车，手持武器，打着红旗，整个傍晚在全城活动。据报载，一群士兵曾试图逮捕军事部长克伦斯基，但未成功。傍晚时分，数千名全副武装的士兵和工人举着旗帜，许多人还带着家人，聚集在临时政府和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在的玛丽宫和塔夫利达宫前面。他们打出的旗帜和喊出的口号是:“打倒10个资本家部长”、“全部政权归苏维埃”，这正是布尔什维克在6月18日组织示威游行时就提出的口号。

晚上7时，在塔夫利达宫召开苏维埃工人部会议。会议过程中传来消息，工人队伍和两个团的士兵在向塔夫利达宫运动。加米涅夫在会场一片骚动中登上讲台，正式表态对起义予以承认:“我们没有号召发动，但人民群众自己走上了街头表达自己的意志。既然人民出来了，那么我们的位置就在他们中间。现在我们将同他们在一起。现在我们的任务是给运动以组织性。”

晚上8时，全副武装的士兵高举红旗和要求把政权交给苏维埃的标语，开始在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周围聚集。涅夫斯基、波德沃尔斯基、拉舍维奇在阳台上发表演说，试图叫士兵们回去，而群众在底下报之以一片“打倒！”的呼声。在部队之后，又来了很多工人。在此期间，克朗施塔得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拉斯科尔尼科夫打来电话，说明天一早水兵们将开往彼得格勒，无论何人何事都不能阻止他们。克朗施塔得是布尔什维克党最主要的基地，决定性的因素。在7月3日夜间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动摇的时刻，克朗施塔得是那些坚持主张起义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手中的王牌。

布尔什维克领导层进行了紧张的讨论:事实上成为起义群众领导者后，下一步怎么办？虽然加米涅夫在工人部会议上表了态，但要不要以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号召继续“和平示威”，“这个问题使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彻夜受到犹豫和动摇的煎熬” 。

在示威游行浪潮高涨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和彼得堡委员会的领导人公开支持运动。彼得格勒委员会成员、全市代表会议以及各部队和工厂的代表，共同通过一个决议:不再试图阻止群众，而要领导运动，促使政府危机的解决有利于人民；为此号召士兵和工人和平地去塔夫利达宫，选出代表向执行委员会提出要求。大家决定以党的名义号召群众次日继续示威，“以一种和平的有组织的示威让正在开会的执行委员会关注群众的意志”。当时在场的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委员同意了这个策略转变。这标志着布尔什维克党正式决定领导运动了。立刻起草了告工人和士兵书；为4日的《真理报》第一版准备了相应的标语，以替代下午中央委员会制止示威的声明；新决议印成传单散发。

托洛茨基认为，“这并不是号召暴动”。但他承认，“从那个时候起，运动的直接领导权终于落入党的彼得格勒委员会之手了，其中鼓动家方面的主力就是沃洛达尔斯基，动员卫戍部队的责任则属于军事组织”。虽然党的多数领导人认为力量对比关系还未达到能够夺权的时候，因此主张示威游行应该具有和平性质，但事实上掌握了运动进程的党内持激进立场的活动家如斯米尔加、拉齐斯、涅夫斯基、波德沃尔斯基等，以群众情绪为依据，坚持发动武装起义、推翻临时政府。

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突然走到了舞台中心，“完全控制了运动，并且着手组织尽可能强大和广泛的军事支持。军事组织特别要求前线的支持，派出装甲车占领关键目标和桥梁，派出一个连的士兵占领了具有重要心理和战略意义的彼得保罗要塞”。

晚上10时30分，在塔夫利达宫前面的广场上，示威群众举行集会，选出了一些代表求见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了如下的要求:罢免10个资产阶级部长，一切政权归苏维埃，前线停止进攻，没收资产阶级报纸的印刷厂，土地收归国有，国家监督生产。但是，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是明确而又坚决的:拒绝群众以最后通牒方式提出的要求，坚持所有问题的解决都必须交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决定。

在群众和苏维埃的相持中，夜渐渐深了。局势开始发生变化，群众慢慢散去，街上和各区逐渐平静下来，天平开始向另一边倾斜。运动看起来趋于平息，这种情况促使布尔什维克党领导层再次趋于克制，取消了自己几个小时以前发出的“和平示威的号召”，“他们否定了继续运动并拒绝领导它”。为《真理报》准备的标语虽然已经排好了字，制好了版，但还是把它挖掉了。结果7月4日早上出版的《真理报》在第一版上留了一个空白。

局面失控与秩序恢复

但是，7月4日，运动出人意料地重新发展起来，有了更大的规模，而且很快失去了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布尔什维克党内出现了明显的意见分歧，对运动的态度表现得十分矛盾。

4日一大早工人区就行动起来，普季洛夫工厂3万工人和他们的家属–妇女和孩子，凌晨3时就往塔夫利达宫去。上午11时左右开始，陆续有一些部队走上街头。参加游行示威的人数达到了50万左右。人群从四面八方走向塔夫利达宫，有些队伍半路上拐到克舍辛斯卡亚大楼。

塔夫利达宫周围到处是人，但既不像和平示威，也不成队伍。有些武装的示威者冲进了塔夫利达宫。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发出最新呼吁:无意识的力量希望以武器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有组织的民主制度，街头运动和破坏行为得到了最充分的表达，“所有站在保卫革命立场上的人”都应该“等待全权的民主机构就政权危机做出决定”，即两周以后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来解决问题。

在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前，气氛也达到了高潮。中午12时，武装的克朗施塔得水兵、士兵和工人约一万人，在著名的布尔什维克罗沙里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率领下，乘坐征用的拖船和客轮开进涅瓦河口。为了这次政治进军的需要，从军火库里拿出来75普特（约25吨）重的军火。克朗施塔得人在涅瓦河岸登陆后，列队前进到了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前，等待得到指示。“克朗施塔得的水兵和首都的工人受了布尔什维克普通党员鼓动家的鼓动，热烈响应号召。……但号召示威的人并不明白是要彻底推翻政府还是只以和平的方式示威。”

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王国龙译，施用勤校，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第300~301页。在彼得格勒的大街上，局势已经完全失控。无政府主义倾向越来越严重，有人号召武装起义夺取政权，征用企业、银行、仓库、商店等。“在’起义者’的队伍中，根本就看不出任何计划性和自觉性，也根本谈不上对运动的限制和取消”。而苏维埃和临时政府派出了忠诚的部队:士官生、谢苗诺夫团和哥萨克。局势变得非常严峻，看不到任何防止普遍暴乱和大规模流血的措施。

克朗施塔得人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前听了列宁的演讲后前往塔夫利达宫，在涅瓦大街和铸造大街拐角处遭到政府支持者的枪击，发生了对射。随后示威游行的水兵和士兵们开始了挨户搜查。发生了抢劫，很多商店遭难，首先是酒馆、饭店和烟草店。百货商场也遭到攻击。下午，在城里很多地方都发生了冲突和枪击。“所有这些不仅是可悲的，也是可怕的。这一切完全不像反对资产者部长的示威，也不像主张政权归苏维埃的起义”。在混乱中总共有400多人伤亡。 也有学者认为共有700多人伤亡。

一些事件亲历者指出，在“起义者”队伍中有一些挑拨者。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孟什维克右翼沃伊廷斯基指出:“无论如何，我有这样的印象，黑色百人团挑拨者在人群中起了很大作用，他们以自己的方式利用了自发的暴动。”

卢纳察尔斯基在给妻子的私人信件中写道:“一切都出界了。黑色百人团分子、流氓、挑衅者、无政府主义者、绝望的人们，很大程度上把示威变得盲目、混乱。……布尔什维克和托洛茨基……实际上在自发性面前让步了。”

5时左右，罗沙里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率领的克朗施塔得人到了塔夫利达宫门口，要求社会主义政党的部长出来见他们。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派社会革命党领袖、临时政府农业部长切尔诺夫去见水兵。一个魁梧的工人用最肮脏的词语咒骂切尔诺夫并给他迎面一拳，大声叫道:“给你权力，你就接着！”水兵们宣布将切尔诺夫作为人质逮捕并把他塞进停在台阶旁的一辆汽车里，以此要求苏维埃掌握“全部政权”。在托洛茨基出来发表讲话后，克朗施塔得人才勉强放了他。

两个执行委员会的联席会议于下午6时在塔夫利达宫开会，54个工厂共派90个代表到会。代表在发言中抗议执行委员会的文告把示威者说成反革命派:“你们看看我们的标语上写些什么。……我们要求10个资本家部长滚蛋。我们信任苏维埃，但不信任苏维埃所信任的人。……我们要求立即没收土地，立即实施监督工业。我们要求解决威胁我们的饥荒问题”。“你们见到的不是什么叛乱，而是一个完全有组织的示威。我们要求土地给农民。我们要求取消反对革命军队的命令……我们要求政权转交苏维埃”。 

但是掌握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不想走上冒险的道路，他们认为政权交给苏维埃意味着要宣布和平政策、与协约国决裂、与本国资产阶级决裂并限于完全孤立，局面将不可收拾。策列铁里坚持:“目前局势使得在彼得格勒环境之中不能实行任何新的办法”，所以只有“承认现存的政府……两星期之内召集一个苏维埃非常大会……在工作不受干涉的地方开会，最好是在莫斯科”。 

布尔什维克犹豫不决

在4日彼得格勒局面明显失控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的立场是非常矛盾的。多伊彻指出:“作为一场暴动的领袖，布尔什维克的表现确实令人不可思议:他们对群众发表长篇演讲，但又遏制群众，警告群众不要有暴力举动。不过，布尔什维克也有一些深思熟虑的举动”，如游行队伍中的布尔什维克带头鼓动，组织得最好的克朗施塔得水兵在动乱中表现最为突出等。伊萨克·多伊彻:《武装的先知》，第301页。

列宁对于事件的态度自然是最为引人关注的。七月事件开始时，列宁不在彼得格勒。他在6月27日离开彼得格勒去了芬兰的涅伊沃尔村邦契-布鲁耶维奇的别墅，打算在比较安静的环境下稍微休息几天，并为预定在7月召开的布尔什维克党代表大会作准备。

7月3日首都爆发大规模群众运动后，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派马克西米利安·萨韦利耶夫去向列宁报告情况。鉴于彼得格勒形成了严重局面，而且党已经参与其中，必须立即做出负责任的决定。列宁在4日一早乘坐早间列车去彼得格勒，快到中午的时候到达了布尔什维克总部克舍辛斯卡亚大楼。他刚听完最近事态发展的报告，上万名武装的克朗施塔得水兵在他们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带领下包围了大楼并要求见列宁。列宁起先拒绝出面，但后来还是不得不向坚持己见的克朗施塔得布尔什维克让步，同意与水兵见面。但列宁显然很不情愿，在走向阳台准备向水兵讲话时，他多次对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的几位领导人嚷道:“你们全都该打。列宁对克朗施塔得水兵先说了几句欢迎的话，然后表示相信“全部政权归苏维埃”的口号终将实现，最后又呼吁克朗施塔得人克制、坚强和遵守纪律。

多年之后，一位当时聆听列宁讲话的人回忆说:对很多水兵来说，列宁要求示威游行保持和平性是很意外的，他们中的很多无政府主义者和布尔什维克不能理解，武装起来并渴望战斗的队伍怎能满足于成为普通的手持武器的队列呢？Рабинович А Большевики приходят к власти.Революция 1917 год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c37.

有人认为，在当时情况下，布党中央和列宁在很大程度上成了“形势的人质”、“党内局势的人质”。这个说法不够准确。因为就如列宁对水兵们的讲话所传达的信息是模糊的一样，他对当前运动的态度也是不很明朗的。在4日回到彼得格勒以后直到5日凌晨最终决定停止示威以前，列宁的立场并没有明确地表达出来。加里宁后来回忆，列宁当时不能确定，群众上街是不是夺取政权的开始。列宁不排除在事态发展顺利的情况下引入部队参加行动，但同时也要准备好在损失最小的情况下撤退。

当时与列宁十分接近的季诺维也夫在回忆录里说，对于列宁来说，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必要性问题在现在的这场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就解决了，事情只在于选择合适的时间。在7月的日子里，整个中央都曾反对立即夺取政权，列宁也是这样想的。但是当人民的愤怒浪潮高涨时，列宁的精神为之一振。在布尔什维克上层的一个小型会议上，“列宁笑着对我们说，我们现在不试一试吗？但他又马上补充说，不，现在不能夺权，现在还没到时候，因为前线的士兵还不是都站在我们一边”。

在七月事件中，列宁并不反对工人和士兵的举动，但他也不认为布尔什维克已经具备了夺权的基础。当时的情况是，临时政府在首都工人和士兵中还有一定的支持；苏维埃领导层依旧不愿向群众压力让步；大部分社会主义者认为，无论是外省居民还是前线士兵都不支持把政权转交苏维埃，在任何情况下“全国所有重要力量”都应该为继续战争和拯救革命共同努力。列宁注意到了这种局面，他认为外省和前线的情况具有决定性意义，但那里的情况并不乐观，布尔什维克在农民中得到的支持较弱，很多士兵保持着对苏维埃领导层的信任。这种心态和这种判断所产生的实际结果，就是对当前运动的矛盾立场或犹豫不定。

尤其重要的一个因素是，列宁回到彼得格勒后几个小时，布尔什维克领导层知道了后来对事态发展起了重要作用的两个新事实:第一，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委会已向前线部队发出呼吁，要求恢复彼得格勒的秩序；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控制的北方战线军队委员会已着手组织混合分队立即派往首都。第二，临时政府准备指控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按照德国的指示组织七月起义，并以此动员卫戍部队对付布尔什维克。

面临这样的情况，采取谨慎的政治策略显然是必要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主张小心从事，他们反对可能导致与温和社会主义者彻底分裂的措施，反对不顾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全俄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立场而夺取政权。早在3日晚上进行的中央委员会会议上，在确信已无法制止发动的情况下，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等接受了党应该支持群众运动并控制它的意见，但同时他们坚持，示威游行必须是和平的。

原先持强硬态度的彼得堡委员会部分成员对7月4日是否采取更积极行动的问题也开始趋于谨慎。同工人和士兵有联系密切的沃洛达尔斯基明确指出，这些社会群体还保持着对苏维埃的忠诚，他不想站出来支持那种不顾苏维埃领导层的意志、推翻临时政府的意见。

但与此矛盾的是，布尔什维克党事实上已经投入了战斗。特别是党内的激进力量打算放手一搏，7月4日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领导人期待中央委员会发出信号，准备“把事情干到底”。

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态度和临时政府采取的措施，最终决定了事件的结局。7月4日晚上，政府情报部门邀请中立的卫戍部队各团代表到总参谋部，竭力向他们证明布尔什维克拿了德国人的钱

据笔者考察，关于德国经费问题，现有的资料和研究表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把一笔经费用于在俄罗斯进行反对沙皇政府的活动，其中有一部分是给布尔什维克的。大多数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对此情况并不了解。尽管列宁本人知道此事，但没有证据证明这些钱影响了他的立场或布尔什维克党的政策。至于临时政府关于七月事件是由列宁和德国人一起策划的指控，是没有依据的。、彼得格勒街头的武装暴动受到德国人策动，要求卫戍部队派出保卫临时政府的分队，恢复市内秩序，执行逮捕布尔什维克的任务。这个消息立即传遍了各个团，卫戍部队士兵的情绪一下子改变了。7月5日凌晨1时，原先保持中立的一些卫戍部队团队到苏维埃所在地塔夫利达宫表达对苏维埃领导层和临时政府的支持。早晨6时左右，布尔什维克的《真理报》编辑部被捣毁。彼得格勒的街道很快恢复了常态。到7月6日早上，工人们复工了。从前线调来的支持临时政府的部队相继开进了彼得格勒。

在7月4日晚上局势已经趋于明朗的情况下，布尔什维克领导层对当前形势和党的立场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争论。考虑到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坚定态度、彼得格勒无产阶级仍对苏维埃寄予希望、卫戍部队还有一些部队情绪的变化、前线部队中还缺少可靠的布尔什维克核心、群众意识到“政权归苏维埃”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以及他们无意明日再继续斗争等等情况，包括列宁在内的大多数领导人同意停止示威游行

关于7月4日布尔什维克党内争论的详细情况至今未见具体材料，有可能是当时未做会议记录。

5日凌晨2~3时，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决议，呼吁工人和士兵停止示威。这个决议立刻通知了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5日早晨出版的《真理报》最后一版上刊登了一个简单声明:“示威游行的目的已经达到……因此我们结束示威游行。”

这个声明本身就是以运动组织者和领导者的身份作出的，它也证明了布尔什维克在七月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当然，以“目的已经达到”作为结束运动的依据，这个解释实际上是与事实不符的，因为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和参加运动的士兵、工人的目标是推翻临时政府，由苏维埃掌握政权；主张谨慎从事的领导人虽然认为夺权条件并不成熟，但也不排除相机行事。但是，布尔什维克党内这两派的目标最终都未能实现。

七月事件使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受到沉重打击，一些布尔什维克活动家被控通敌遭到逮捕；列宁因受通缉被迫转入地下；从4月以来党员人数的增长也停止了。但正如后来的事态发展所表明的那样，这只是其夺权过程中的一个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