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莹的爱情是故事，而吴家西院后人吴宓的爱情却是事故

按：正在热播的电视剧《那年花开月正圆》以陕西省泾阳县安吴堡吴氏家族的史实为背景，讲述了清末出身民间的陕西女首富周莹跌宕起伏的人生故事。因为民间有慈禧太后认周莹为干女儿的传说，所以，1962年12月30日，作家李南力在《重庆日报》发表《忆安吴堡》一文，文中带有政治倾向的不恭之词，“安吴寡妇曾经迎过所谓’圣驾’，招待过那位顽固的封建老腐败……”而作为吴家西院后人的大学者吴宓则指出文字失实，并在日记中记述：安吴寡妇周莹“并未见过慈禧，但以1900年助赈最多，诰封一品夫人。”

原来大学者吴宓是周莹的侄子！

吴宓很有故事：他学识过人，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并在1925年清华大学设立国家研究院时，他出面请来了了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为教授，这就是后来名动天下、流传久远的“五星聚奎”。但是，他的婚恋之路却异常艰辛！

以下内容选自民国文林著《细说民国大文人》。

文：民国文林

十三天闪婚

1918年9月，在美国留学的吴宓接到清华同学陈烈勋的来信，陈在信中向吴介绍了其姊陈心一。陈心一毕业于杭州的浙江省女子师范学校完全科，芳龄24岁，目前在浙江定海县任小学教员，素慕吴宓之文章，许为不与世俗浮沉之人，愿意依托终身，家中长辈也认同吴；此后又寄陈心一的照片和文章。

到1919年6月底，陈烈勋亲自到哈佛询问吴宓的意思。吴宓与陈寅恪、汤用彤商量后，二人都说事情不能搁置，应进行调查。吴宓遂致信清华同学朱君毅，请朱托他的未婚妻毛彦文代为考察陈心一。

吴宓

毛彦文考察后告诉吴宓：“陈女士系完全一师范学生，不十分活泼，然亦不板滞。不十分美丽，然亦不丑。不十分善于交际，然亦不过于默静（交际，指与西人言）。倘欲伊为一贤主妇，在家中料理家务，实甚佳。若欲伊能与西人接近，及与一辈受过西洋教育者交际，或虑不足。”“吴君倘不过求一中等匹配，则陈女士最为合适。若欲得出色人才，陈女士或虑不足。”

吴宓得知考察结果后，与陈寅恪、汤用彤商量，决定允婚。之后，吴宓致函陈烈勋，要求与陈心一通信。陈回信说，其父要求须正式聘定后，方准吴宓与乃姊通信。吴宓颇为愤怒，去信通知取消婚约。信寄出后，吴又颇为后悔，觉得陈氏父子不通情理，又与陈心一何干，且自己既已允婚，不能食言，遂于同日再次致函陈烈勋，自承前函为病后狂言，作为无效，婚约如旧，并不取消。

1921年8月，甫回国不久的吴宓便赶到杭州，与陈心一见面。二人一见如故，并在陈父的安排下泛舟西湖，相谈甚欢。十三天后，吴宓与陈心一“闪婚”。

吴宓婚后，与妻子育有三女。陈心一“辛勤安恬”、“谦卑恭顺”，果如毛彦文所言，为一贤妻良母。但吴宓却不满足于此，他不喜陈“呆滞迟钝”“冥漠昏盲”。婚后，吴宓对在清华读书时就神交已久的毛彦文很是倾心。在经过了多番思虑考量后，吴宓终于决定和陈心一离婚，二人的婚姻仅维系了八年时间。

吴宓离婚之举遭到亲友的一致指责，父亲吴建寅公开斥责吴宓：“无情无礼无法无天，以维持旧礼教者而倒行逆施。”吴宓最初的打算是让陈心一、毛彦文效娥皇、女英，共事一夫。

当吴宓将双妻的意思告知毛后，遭到毛的拒绝。几番思虑之后，吴宓坚定了与陈心一离婚之心。

离婚后，吴宓虽与陈心一分居，但吴宓仍负担陈的生活，他每月领到薪水后，必到陈的住处交与陈。

爱情游戏

毛彦文是吴宓痴恋一生的女子，吴宓曾说：“生平所遇女子，理想中最完美、最崇拜者，为异国仙姝（美国格布士女士），而爱之最深且最久者，则为海伦（毛彦文）。”

毛彦文

毛彦文是吴宓清华同窗朱君毅的表妹，也是朱的未婚妻。毛9岁时由其父许配给一位方姓友人之子。毛从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毕业时，方家催促完婚。结婚当日，毛成功逃婚，方家遂退婚。之后，毛与青梅竹马的表哥朱君毅订婚。朱为吴宓同桌，每次收到表妹情书，都会让好友吴宓过目。吴对毛在信中流露出的才情至为欣赏，久而久之对毛暗生情愫，碍于同窗之谊，只能将爱慕之情深埋心中。

1921年，当吴宓到杭州与陈心一见面时，毛彦文正要去北京求学，前来向陈心一告别，与吴宓不期而遇。毛活泼雅趣、大方得体，颇具新派淑女风范，给吴宓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朱君毅移情别恋，同时以近亲结婚有害下一代为由提出与毛彦文解除婚约。朱、毛分手后，吴宓向毛彦文表达爱意，为毛所拒。最初，毛对吴宓的追求颇为反感。吴宓一边离婚，一边更加锲而不舍地追求毛彦文。他表示愿意资助毛彦文出国留学，毛拒绝后，他又以朋友张荫麟等人的名义给毛寄钱。

吴宓的锲而不舍最终打动了毛彦文。但当两人谈及婚嫁时，吴宓却表现出了犹豫。1930年9月12日，吴宓赴欧洲访学、进修，身边出现了两位留法美国女学生H和M，并携H游览意大利各地，日记中记载：“宓斜仰，而H依宓身，首枕宓右胸，宓以两臂拥H肩头，觉死于此亦乐。”两人还一同计划赴美，后因H与前男友重逢才未能如愿。另外，他又和远在北平的泰国华侨女留学生陈仰贤通信示爱。

在此情景下，吴宓对毛彦文的态度产生了变化。1930—1931年间，他连续写信、拍电报给毛，措辞强硬地要求毛放弃学业，迅速赶到欧洲，与之完婚，否则分手。在毛未按他要求行动时，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爱彦，决不与彦结婚，且彦来欧有妨我对H之爱之进行；回国后，既可与贤（按：陈仰贤）晤谈，亦可广为物色选择合意之女子，故尤不欲此时将我自由之身为彦拘束。”

1931年夏，毛彦文来到巴黎，吴宓又不想结婚了，改为订婚。毛失望至极，她哭着说：“你总该为我想想，我一个三十多岁的老姑娘，如何是好。难道我们的出发点即是错误？”吴宓不为所动，他说：“人时常受时空限制，心情改变，未有自主，无可如何。”他在日记中记载：“是晚彦虽哭泣，毫不足以动我心，徒使宓对彦憎厌，而更悔此前知人不明，用情失地耳！”

后来，吴宓对毕树棠解释他为什么当时不和毛结婚：“这次本来约好在巴黎结婚，那天我从伦敦赶到巴黎，按外国的习惯，也是我预想的，她在车站上接我。我一下车，看清了是她，就上前去，做拥抱与接吻之势，这是一定的，而她竟拒绝，而且毫无通融。以下不多说了。”

此后，吴宓一人继续在欧洲旅游，途中又恋上过一名德国女子诺伊伯（Neuber）。是年9月，吴宓与毛彦文回国前，达成谅解，约定四个月后在青岛结婚，但同时又商量好：“届时如别有所爱，或宁愿独身，那就取消婚礼。”回国后，吴宓回到清华，毛彦文任教于上海复旦大学。

此后两年间，毛彦文一方面有所矜持，使吴宓烦恼；另一方面又总在等着吴宓娶她。毛在给吴的信中说：“先生当记得我们俩在东北大学相处的日子，先生在东北大学任教，彦文若不是真心爱先生，会有到东北大学看望先生的那种一举一动吗？”“我把先生送出门外，先生离开了我，一直往前走去，没有再回头看我一眼，我一直站着，到看不见那消失了的先生的身影，才独自回来，把门关上。”但是，吴宓却不断地爱上别的女子，往住同时爱好几位，并将爱的感受写进日记，甚至说给毛彦文听。

苦恋无果

1933年8月，吴宓南下，他准备先到杭州向卢葆华（此女吴宓曾准备介绍给陈寅恪）求爱，如不成，再去上海，与毛彦文讨论是否结婚。但吴宓的如意算盘却落了空。毛彦文已经厌烦了吴宓的爱情游戏，她告知吴宓自己准备终身不嫁，领养个小女孩，“归家与女孩玩笑对话，又善为打扮，推小车步行公园中，以为乐”。1935年2月9日，毛彦文与熊希龄结婚。

毛彦文与熊希龄

毛彦文将与熊希龄结婚的消息传来，吴宓备受打击，一连好些天杜门谢客。吴宓对毛彦文的爱恋并未因毛的结婚而终止。他一直试图通过各种途径，打听毛的近况。熊、毛二人婚后，由上海回到北平西山的双清别墅，贺麟曾前去拜会，吴宓便让他详细讲述所见所闻。听贺麟分析，在熊公之身后，毛生活情感皆孤立，必有最痛苦之时期，吴宓在日记中写道：“为完成宓对彦之真爱，应专诚独身，以俟熊公百年之后。”转念一想，其时，“彦未必能幡然与宓为觉悟后之爱侣”，于是又“烦扰不安”。

熊希龄病逝后，吴宓为毛悲痛不已，“万感纷集，终宵不能成寐”。此时，吴宓又燃起了与毛彦文复合的希望，他一封接一封地给毛写信，希望重建联系，毛不予回复。吴宓因事去香港，登门求见，却被告知毛已去上海。有一位叫毛仿梅的青年，自称其堂弟，与吴宓面谈，代为表示，毛今后拟继承熊公遗志，尽力于慈善教育事业，与一切朋友不欲往来，望吴宓勿再去函，更不可此时到沪过访。吴宓当面表态，绝不愿有一事而使熊夫人不快者。然而回去后，仍不断写信寄到上海。毛彦文不予理会，且态度一次比一次决绝。

1940年3月20日《吴宓日记》有记：“接彦三月十日自沪复书。不着一字，仅剪取宓函中数语，粘贴信笺上，为复。略谓伊决为熊公守节终身，祈宓勿再接近云云。”5月20日又记：“拆视彦命其秘书挂号寄还宓至彦函，并未启视。原函外批云：熊夫人已于月前离沪，故退。熊宅附言。四月二十九日。”1949年，毛彦文离开大陆赴台，此后，吴宓再也没有了他心爱的毛彦文的消息。

20世纪60年代初，吴宓请西南师范大学美术系的一位老师按照相片画了一幅毛彦文的肖像，挂在墙壁上，日日相对，夜夜相守。

据去过台湾而且拜访了毛彦文的沈卫威撰文介绍，当他向毛彦文提及当年吴宓对她的深情厚爱时，已是102岁高龄的毛彦文语气平淡地表示：“他是单方面的，是书呆子。”再问下去，她便连说“无聊，无聊”。

1953年6月，已近暮年的吴宓迎来了自己的第二次婚姻，他与原重庆大学法律系毕业生、二十多岁的邹兰芳结为夫妻。婚后仅三年，邹兰芳因肺结核不治，香消玉殒。

附：吴宓生平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8月20日生，陕西泾阳人。本名吴玉衡，乳名秃子。“玉衡”取自《书经》“陈璇玑之玉衡”之义，是北斗七星之一。1901年，祖母决定为孙子改名，以破除不祥，增强体质。于是，请玉衡的姑丈，诗人陈伯澜另取新名。这是吴家的大事，好酒好肉使主客如在节日之中，醉眼蒙眬的姑丈在一张破纸片上写出“陀曼”二字，吴玉衡也就变成了吴陀曼。吴宓之名是吴宓在1910年报考清华学校时自己所取。当时他随手拿出石印本《康熙字典》，在某册某页，闭目确指，得一“宓”字，意为安静。吴宓的字“雨僧”多认为出自南宋词人蒋捷的词《虞美人·听雨》：“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一句。

1907就读于三原宏道书院，受关学熏陶，与于右任、张季鸾同为“关学”余脉。1911考入北京清华学校（今清华大学前身）留美预备班。1912年春，清华学校因清廷倒台，民国改制而暂时休学，时在上海圣约翰大学读书的北方“乡下人”吴陀曼，被一些小洋奴的子弟同学所讥笑，他们趁吴陀曼课间外出，便在黑板上写下颇具讽刺意味的“糊涂men”。待吴陀曼进门，教室里扬起一阵笑声。他莫名其妙地环视四周，方发现在同学们的笑声里，是把“吴陀曼”与黑板上“糊涂men”连在一起。于是，他决定以后在发表言论的场合，用“吴宓”，而不用“吴陀曼”。1917年23岁的吴宓赴美国留学，先攻读新闻学，1918年改读西洋文学。先在弗吉尼亚大学英国文学系学习，获文学学士学位。次年转入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师从新人文主义文学批评运动领袖白璧德教授，研习比较文学、英国文学和哲学。与陈寅恪、汤用彤并称为“哈佛三杰”。留美十年间，吴宓对19世纪英国文学尤其是浪漫诗人作品的研究下过相当的功夫，有过不少论著。

1921年吴宓回国，即受聘在国立东南大学（1928年更名中央大学，1949年更名南京大学）文学院任教授，讲授世界文学史等课程，并且常以希腊罗马文化，基督教文化、印度佛学整理及中国儒家学说这四大传统作比较印证，开设“中西诗之比较”等课，开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之先河。吴宓在南京大学与梅光迪、柳诒徵一起主编于1922年创办之《学衡》杂志，11年间共出版79期，于新旧文化取径独异，持论固有深获西欧北美之说，未尝尽去先儒旧义，故分庭抗议，别成一派。这一时期他撰写了“中国的新与旧”、“论新文化运动”等论文，采古典主义，抨击新体自由诗，主张维持中国文化遗产的应有价值尝以中国的白璧德自任。他曾著有《吴宓诗文集》、《空轩诗话》等专著。1924年赴沈阳，任东北大学外国文学系教授。次年清华大学成立，吴宓任清华大学研究院主任，聘请当时学术界最负盛名的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赵元任等四位学者为研究院导师，一时号称得人。研究院被称为“国学研究院”，为国家培养了不少优秀的国学人才。

吴宓离开东大后到东北大学、清华大学外文系任教授，1929年9月钱钟书考入其父钱基博曾执教的清华大学外文系，成为吴宓的得意门生，师生间常有诗词赠答与唱和，然而1937年因钱钟书一篇书评，师生关系曾紧张了多年。1928年，吴宓兼任天津《大公报·文学副刊》主编，他编古典文学，邀请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朱自清编新文学。1930年，吴宓赴欧洲旅游，先后游历了英国、法国、意大利、瑞士、德国等许多国家，访问了雪莱、司各特、卢梭等人的遗迹。次年结束欧洲归国，任清华大学外文系教授兼系主任。他按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系的方案创办清华大学外文系。明确提出培养目标为造就“博雅之士”。在他的努力下，清华大学外文系很快成为国内第一流系科。

吴宓于1941年被教育部聘为首批部聘教授。1943-1944年吴宓代理西南联大外文系主任，1944年秋到成都燕京大学任教，1945年9月改任四川大学外文系教授，1946年2月吴宓推辞了浙江大学、河南大学要他出任文学院院长之聘约，到武昌武汉大学任外文系主任，1947年1月起主编《武汉日报·文学副刊》一年，其间清华大学梅贻琦和陈福田一再要他回去。至1949年广州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以文学院院长之位邀他南下，且其好友陈寅恪亦在岭南，教育部长杭立武邀他去台湾大学任文学院长，女儿要他去清华大学，而他即于4月底飞到重庆到相辉学院任外语教授，兼任梁漱溟主持的北碚勉仁学院文学教授，入蜀定居了。1950年4月两院相继撤消，吴宓到新成立的四川教育学院，9月又随校并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后到中文系）任教。结果是虎落平阳，晚景甚为不佳。

至“文革”到来，吴宓成为西南师院批斗的大罪人，以种种罪名蹲入“牛棚”，到梁平劳改，受尽苦难。76岁的老人干不动重活，还被架上高台示众，头晕眼花直打哆嗦，被推下来跌断左腿。之后又遭断水断饭之折磨。腿伤稍好，即令打扫厕所。

1971年病重，右目失明，左目白内障严重，就只好让他回重庆养病。1977年吴宓已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只好让其胞妹吴须曼领回陕西老家终于使他得到了一些兄妹深情的照顾和温馨，延至1978年1月17日病逝老家，终年84岁。1979年8月平反昭雪。1981年1月17日，吴宓的骨灰，由吴须曼送至安吴堡，葬在白雪笼罩的嵯峨山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