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有朋自远方来

文：陈思呈

1961年8月，广州连续十余天处于台风及暴雨的吹袭，洪水淹没了广东境内多处道路。因暴雨而延误行程的人群中，就有着从重庆起程、经武汉、“来粤晋谒”老友陈寅恪的吴宓。这是一个曲折的行程，按原计划，吴宓到达广州应是白天，但因暴雨不停，车马受阻，他到达广州的时候，已是当天夜里11点。

在车站，吴宓见到了陈家派来接他的、陈寅恪女儿陈美延、小彭、女婿林启汉。

在此之前，这两位老人已经通过信件，将这个行程探讨得具体而微。陈寅恪当时已经全盲，所有来往信件皆由夫人唐筼代笔。据考陈寅恪在1949年之后，所写字数最多的一封信，就是1961年8月4日写给吴宓的、告诉他来广州后如何选择路线的指引。

这是一封因为尽是琐碎细节而显得婆婆妈妈的信函。它与这位大学者一生写下的其他文字如此风格迥异，读来令人滋味万千。我们可以摘录一段，复现当时情形：

“（兄）到广州火车若在日间，可在火车站（东站即广九站）雇三轮车，直达河南康乐中山大学，可入校门到大钟楼前东南区一号弟家门口下车。车费大约不超过二元（一元六角以上）。若搭公共汽车，则须在海珠广场换车，火车站只有七路车，也要排队，必须排在郊区一行，则较优先搭到。故由武汉搭火车时，应择日间到达广州者为便。岭南大学已改称广州大学。……兄带米票每日七两，似可供两餐用，早晨弟当别购鸡蛋奉赠，或无问题”。

“寅恪兄犹坐待宓来”

现在我们回到1961年8月4日那个深夜，时间已过12点，陈寅恪犹在家中客厅坐着，焦急地注意楼下传来的小汽车声。风尘仆仆的吴宓，则在陈氏女儿的带领下，穿过一座城市的风雨，“过海珠桥，行久久（似甚远），方到中山大学。即入校，直抵东南区一号（洋楼）楼上陈宅。寅恪兄犹坐待宓来。”

通过吴宓的日记，我们看到当时的陈寅恪：“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容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目盲，故目细而更觉两端向外下垂。”

这对十余年未见面的老友初相逢的情形如何，我们无从得知，但倘若了解当时陈寅恪的处境和心绪，便可想象这个乱云飞渡、风雨如晦的夜晚，重逢老友的陈寅恪，必定是万千感慨。

这时的陈寅恪已经完全不授课，1958年3月开始的“厚今薄古边干边学”运动后，陈寅恪已处于风口浪尖。当时中山大学历史系的批判会和大字报上，陈寅恪被指为“假权威”和“伪科学”，成为“中山大学最大的一面白旗”。

1958年7月，陈寅恪上书中山大学校长，表示坚决不再开课，马上办理退休手续。他之所以坚决不再开课，是因为学生说他“误人子弟”，这一说法伤透了他的心。陈寅恪从1926年以导师身份进入清华国学研究院，到此时已足足从事教育事业32年，11年前他重返清华园时，第三天便要求马上开课，可以想见，现在他黯然退出教坛，心里何等悲凉，以至发出“只欠一死”喟叹。

在这种至为压抑的状态下，陈寅恪见到当年至交，倾诉的热情可以想见，甚至有评论者对这个夜晚的陈寅恪作出“狂泻式倾谈”的描述。在吴宓的当天日记中，谈到了当时陈寅恪和他谈话的内容：“此后政府虽再三敦请，寅恪决计不离中山大学而入京：以义命自持，坚卧不动，不见来访之宾客，尤坚决不见任何外国人士，不谈政治，不评时事政策，不臧否人物……决不从时俗为转移。”

连用九个“不”字，可以想见这个深夜的陈寅恪情感沸腾到何程度。我们知道陈寅恪性情沉郁内敛，从不多言，有评者将他和吴宓比作哈姆雷特和堂吉诃德，陈寅恪的深思忧郁有如哈姆雷特，而吴宓的率真坦诚、渴望行动则是堂吉诃德——但在这个夜晚，陈寅恪显然与平时的沉郁有所不同，他急切地向老友表达自己的想法和态度，用词之铿锵，语句之澎湃，感情之激昂，虽为吴宓转述也犹在耳。

“鸡鱼等肴馔甚丰”

第二天上午，吴宓与陈寅恪再聚倾谈。陈寅恪把自己的著述《论再生缘》油印稿一册送给吴宓，这是他花七年功夫的心血之作。吴宓当天中午马上将其读毕，下午三点，又前往陈宅与陈寅恪再作倾谈。显然两人都处于高度亢奋中。他们一直谈到晚上吴宓回招待所晚饭，唐筼让人送来炖鸡一碗，加红薯和卤鸡蛋一枚。在陈宅，上下午亦进牛乳、咖啡及果酱面包、饼干等。

一定有人注意到了，这是1961年，在这一年，广州市民的生活状况大致如下：每人每月只配给二两食油，每人每年的“布票”只有二尺一寸，至于肉类，基本上没有供应了，很多人“三年不曾吃过猪肉”，粮食定量已跌至每人每月平均二十斤左右，且百分之三十要搭配其他杂粮。而“火水（煤油）”每人每月限量一两。

1960年广州人每人尚可凭证购布十八尺，到了1961年，一年便只能购布二尺一寸。但是这一年吴宓和陈寅恪的会晤中，在吴宓的日记里，却频频出现了“鸡鱼等肴馔甚丰”、“肴馔丰美”等描写。这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陈寅恪当时的物质生活，是有基本保证的；第二，当时中山大学在生活上对已经不授课的陈寅恪，还是给予了特殊照顾。但也正是这些特殊照顾，使陈寅恪为很多人愤愤不平，诟病他“只吃资产阶级食物”。

陈寅恪一生受到的“特殊照顾”不少，1945年陈寅恪赴英国治眼，所有的费用英国方面都没有向陈寅恪收取。陈寅恪在清华园时，梅贻琦曾特批陈寅恪一人可以享受四个人分量的过冬用的燃料。但是当局这些特殊照顾，给陈寅恪的安抚作用，并抵不上一介书生吴宓的会晤。对于陈寅恪来说，他内心的遗恨和痛苦，只有同为优秀知识分子的吴宓，方能了解一二。

“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

陈寅恪是在哈佛大学时认识吴宓的，当时吴宓25岁，陈寅恪29岁，两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吴宓日记中有“以后宓恒往访，聆其谈述”的记述，还对陈寅恪作出这样的评价:“寅恪不但学问渊博，且深悉中西政治、社会之内幕……其历年在中国文学、鸣学及诗之一道，所启迪、指教宓者，更多不胜记也。”

如前文所提，这两人，一如哈姆雷特，一如堂吉诃德，性情大为迥异。正是因为他们性情不同，两人在很多问题上的交流才格外相映为趣，比如他们对爱情的态度。吴宓的情事奔放热烈，曾经公然在报纸上发表自己的情诗，“吴宓苦爱毛彦文，九州四海共惊闻”，其中的典故我们不需多说了。陈寅恪对爱情的理解却几乎不染世尘，甚至有些迂：“陈君又论情之为物……而断曰：(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二)与其人交织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等及中国未嫁之贞女是也。(三)又次之，则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及中国之寡妇是也。(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当吴宓在为爱情所苦时，陈寅恪发出了“学德不如人，此实吾之大耻；娶妻不如人，又何耻之有”以及“娶妻仅生涯中之一事，小之又小者耳。轻描淡写，得便了之可也。不志于学志之大，而兢兢惟求得美妻，是谓愚谬”这些言论。这些言论在当时，似乎很能为陷于感情生活而一团糟的吴宓励志。作为资料，它们还很好地丰富了我们心中陈寅恪的形象：这个著名的大学者的爱情观甚为迂僻。

陈寅恪到清华国学研究院任教，就是时任筹备处主任的吴宓向当时的校长曹云祥推荐的。由于陈寅恪放洋十六载并未获得博士文凭，所以吴宓的引荐颇费力气，吴宓为此事多次面谒校长，最后校长同意预支薪金数千元，兑成美元汇往柏林，陈寅恪得款才起程回国。1926年7月，陈寅恪抵北京，是吴宓陪同拜访了各位校长同事，两人自此成为朝夕倾谈、诗文唱和的同事，直到1940年暑假陈寅恪离开西南联大去香港而止。

解放后，陈寅恪任中山大学教授，吴宓在重庆西南师院任教授，自此两人天各一方，直到1961年8月这场相逢，这两位老友已经阔别十二年。陈寅恪夫妇非常珍视这次相逢，短短五天，他们分别多次题诗相赠，陈寅恪在诗中写下“五羊重见九回肠”之句，足见吴宓的这次到访，于陈寅恪而言，不仅是礼节上的探访，而是自己寂寞内心极大的安慰。

现在我们可以想象，在那短短五天里，这两位老友，一定是无数次将一生中挥斥方遒的岁月、苦闷压抑的岁月，像电影蒙太奇那样在眼前播放。夜晚，他们促膝相谈，陈寅恪谈到今后的打算，当前正在进行的学术研究，对《柳如是传》的思考，谈到他们过往的情谊。屋外是岭南八月的台风天，大雨滂沱，屋内一灯如豆。这样的场景，令人想到了杜甫在所写的《赠卫八处士》。

那年杜甫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从洛阳回华州时探访老友“卫八处士”，那个夜晚如今读来，仍然像在眼前—二十年的分别，旧友多半去世，儿女却已成人，重逢的友人，只能用刚剪的春韭和黄梁米饭做了一餐饭，以表达浓郁的友谊。都知道难再见面，所以一连饮了十杯酒。执手唏嘘，时值乱世，人生已老，明日一别可能就是永诀。

历史如此相似。9月3日，吴宓在广州的最后一天，陈寅恪写了四首七言绝句，总题为《赠吴雨僧》，其中两句为:“暮年一晤非容易，应作生离死别看。”这两句诗，和杜甫的“明日隔山岳，世事两茫茫”同样，是一语成谶。1961年8月，在暴雨如注的广州，康乐园东南区一号洋楼的这一场会晤，确实就是两位挚友人生的最后一聚。此后人间凄风苦雨，两人各自陷入更深的黑暗，隔年陈寅恪摔断右腿股骨，从此目盲膑足卧床不起。10年后吴宓劳改归来，冒险致信“中山大学革命委员会”打听陈寅恪的生死，此时陈寅恪已含恨离世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