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尔什维克是如何胜利的

亚历山大·拉宾诺维奇（Alexander Rabinowitch）著
素侠云雪 译、coward校

按：此文所论，与“布尔什维克是一个高度一元化的统一政党”，“列宁把控布尔什维克全党事务”，“十月革命的成功有赖于列宁为首的最高革命指导”等传统认识不同，而揭示出很多布尔什维克基层组织、基层工人与士兵的主动性与积极性，且正是这种基层的主动性与积极性推动了布尔什维克灵活应对变化万端的局势。

1917年7月4日，在临时政府的机枪开火之后彼得格勒的涅瓦大街上的示威。

在本文中，我要回顾一下我关于1917年的文章中的主要结论，尤其是因为它们涉及到一个棘手而高度政治化的问题：1917年布尔什维克如何在彼得格勒的权力斗争中获胜？然而，首先让我简要介绍一下早期的历史学家是如何看待这个问题的。

在苏联历史学家眼里，1917年十月革命是革命的彼得格勒群众意志的合理表达——在列宁出色的指挥下，纪律严明的先锋党领导着布尔什维克推动了群众武装起义。另一方面，西方历史学家倾向于认为布尔什维克的成功是临时政府对待激进左翼过于软弱的结果；是一场历史事故，或更常见的说法是，在列宁的控制和德国的资助下，一个小而紧密的组织所发动的一场成功的军事政变，这个组织高度专制，具有密谋性质，缺乏群众支持。持后一种观点的历史学家——包括当今俄罗斯的很多历史学家——认为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的结构和实践必然会产生苏联专制主义。

我对1917年的研究工作所得出的结论与这些常见的解释大不相同。为了说明这一点，我注意到了在1917年夏秋时节一些重要但被忽略的时刻，对我而言，这些时刻对理解彼得格勒的“十月革命”而言有特别意义。我将总结一下在今天的我看来“红色十月”是什么样的。

七月起义

我想谈的第一个时间点是流产的“七月起义”，当时的很多人，乃至现在的西方历史学家，都曾提到过“七月起义”，他们将其描述为列宁想要夺取政权的一次失败尝试和“红色十月”的排练。

我在《革命的序幕》一书中所得出的结论是，混乱、流血和最终未能成功的七月起义反映出：饱受战火折磨的部分彼得格勒驻军不愿被调往前线去支持俄国1917年7月的进攻行动，对于二月革命后继续参战的政策及微薄的社会经济成果，彼得格勒广大的工厂工人、士兵和波罗的海舰队水兵普遍极度不满，并且变得日益急躁。关于布尔什维克在七月起义的准备与组织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我的结论是，七月起义的爆发是布尔什维克持续四个月的宣传与鼓动工作的成果；工厂和部队中的布尔什维克在发动起义的过程中起了领导作用；布尔什维克的两个武装部门——布尔什维克军事组织和彼得格勒委员会——的领导人非常激进，他们对其心急的新支持者作出回应，鼓励他们反对列宁和布尔什维克中央委员会多数派。

我在研究七月起义时，还尝试更广泛地概括随后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事件。其中一组结论涉及当时彼得格勒群众对临时政府、苏维埃和布尔什维克的态度。通过研究2月到7月间的民意转变，我总结出，当时（即在1917年仲夏），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水兵通过各种方式参与政治，他们普遍认为临时政府是一个有产阶级的机构，它反对根本性的政府和社会变革，对人民的需求态度冷漠。另一方面，尽管彼得格勒的下层民众越来越激烈地批评温和社会主义者支持临时政府和继续投入战争的行为，不过他们仍将各级苏维埃视作真正民主的人民自治机构。因此，布尔什维克的两个重要政治口号——“所有权力归苏维埃！”和“立即和平！”——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支持。

对布尔什维克而言，七月起义以痛苦的失败结束，这对他们似乎是一个决定性的失败。尽管如此，在我看来最重要的是，七月起义前和起义期间激进的布尔什维克纲领所表现出的巨大声望。在人们极度期待实质变革，而其他主流政治团体为了持续参战而呼吁忍耐和牺牲之时，布尔什维克激进的政治纲领，以及该党对普通公民需求和意愿的把握，使其能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获得强大的影响与力量。

这让我从七月经验中得出了第二部分结论。这些结论与人们对1917年布尔什维克党的传统印象——由列宁控制的同一化的、专制的、阴谋化的组织——有关。我根据详尽的实证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是，这种印象与事实没有任何关系。布尔什维克并不是简单的自上而下，从1917年3月开始，布尔什维克组织分为左、右、中三派，每一派都力图塑造党的政策。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是，不稳定、局势变动、持续变化的形势遍布于1917年革命的彼得格勒（更不用说整个俄国），布尔什维克的中央委员会根本无力控制名义上的下属机构。下级组织相对自由，可以根据他们对实际形势发展的认知来调整其诉求和策略。我得出的结论是，在解释1917年革命期间的布尔什维克党时，我们不应高估组织集中化这一因素的重要性。

我进一步发现，在“二月革命”后，列宁在革命前提出的建立一个小型的、职业的、秘密的党的构想已经过时了，这时党的大门迅速向成千上万新成员敞开，他们也影响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换言之，很大程度上，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组织既开放，又能积极响应人民群众的想法。毫无疑问，这在7月造成了很大的困难。然而我总结出，从长远来看，布尔什维克在工厂，在无数工人组织与武装部队中建立了广泛而精心培植的关系，这是党的力量的重要来源，也是最终夺权的重要助力。

反动

我想谈的1917年的第二个启示性时刻是七月起义失败之后彼得格勒发生的短暂反动。那时，俄国最初在东线获得成功的攻势转变为极其可怕的溃败，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当上了总理。克伦斯基领导着一个自由派和温和社会主义者的联合政府，他们一心想着压制布尔什维克，恢复国内的政治权威和秩序（如果必要时就用武力），以及通过某种方式支撑崩溃的防线。

简而言之，革命的工人运动似乎退潮了。彼得格勒的民意似乎已决定性地向右转。因此，尽管克伦斯基不断发表华丽与强硬的言论，并不断得到暂时复兴的保守的市民与军事团体的响应，但很明显，克伦斯基大力宣称的压制措施并未得到充分的实施，或者说未实现其目标（并不是说他们可以成功恢复秩序）。不仅如此，反革命的危险明显增加，如莫斯科会议（1917年8月中旬举行的一场大型的、狂风暴雨式的反动派集会）中就反映出这种倾向，但这使人民更加怀疑临时政府，激起了人民要求将过时的事物变成历史的愿望，并使人们更加团结起来保卫革命。我发现，人民已普遍察觉到反动复兴对革命的威胁，并进行了回应，这一点反映在当时很多互相印证的文件之中。

如果说因为面临明显的反革命威胁，普通市民对布尔什维克的敌意在七月起义后数周逐渐消散，那么到8月下半月——在拉夫·科尔尼洛夫失败的右翼政变发动之前——有更多的迹象表明，布尔什维克党在保持了自己基本力量的基础上，在短期内有了惊人和快速的增长。8月中旬彼得格勒市杜马选举清楚地表明了布尔什维克党正在迅速上升。在这些市级选举中，布尔什维克取得了显著胜利。

科尔尼洛夫事件

外部的武装力量，内部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的瓦解，克伦斯基政府很明显无力阻止局势的恶化，这些因素时刻威胁着俄国的生存，而这或许是不可避免的，所以自由派与保守派团体都将目光投向了俄国的最高统帅部，期盼着他们来拯救局势。这其中的一些因素最终导致了8月底的所谓“科尔尼洛夫事件”。在思考科尔尼洛夫将军那完全失败的右翼政变时，我的关注点既非科尔尼洛夫个人的目标和野心，也非克伦斯基可能从苏维埃手中夺取权力并通过军事独裁手段重建秩序的阴谋。在目前的情况下，最让我感兴趣的是，这件事揭示了在那个历史时刻，彼得格勒反对科尔尼洛夫的斗争所展示的当时普通市民的态度与力量，以及科尔尼洛夫的经历对布尔什维克地位的影响。

让我以最简洁的语言回顾一下，在8月27日，克伦斯基宣称科尔尼洛夫将军拒绝承认他的权威，且支持科尔尼洛夫的部队正在登上火车并接近首都之后，彼得格勒发生了什么：俄国主要的自由派政党立宪民主党同情科尔尼洛夫的目标，不信任并蔑视克伦斯基，拒绝支持他。在最短的时间里，似乎无法阻止科尔尼洛夫的军队占领首都，而克伦斯基政府也一定会垮台。但所有比立宪民主党左的政治团体——布尔什维克、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无政府主义者，每一个有一定重要性的劳工组织，各个层面的士兵和水手委员会——立即联合起来捍卫革命。

在铁路工人工会的指导下，位于南俄的科尔尼洛夫与他在彼得格勒的武装之间的通信被切断了，载有叛军的火车出轨。科尔尼洛夫的武装四处滞留，军官被迫无助地站在那里，群众组织派出了代表，其中一些来自彼得格勒和附近的城镇与乡村，这些代表十分可靠并具有纪律，他们迅速说服了科尔尼洛夫的部队，使他们不再前进，并表示忠于革命。可以说，这段插曲在几天内就结束了，甚至没有发生交火。

在战胜反革命带来的第一波激情之下，参加反科尔尼洛夫运动的绝大多数彼得格勒组织，在一系列政治决议中表达了他们对未来政府性质、组成和纲领的看法。这些决议显然不是由一个机构起草的，因为它们在细节上差异很大。然而，共同点是，他们绝大多数人都反对与有产阶级进行任何进一步的合作，并吸引人们建立某种能结束这场战争的社会主义专政。显然，对包括布尔什维克在内的许多人而言，科尔尼洛夫将军的迅速失败证明了所有社会主义者共同努力所具有的巨大政治潜力。

在我看来，科尔尼洛夫事件还有其他重要的政治影响。很明显，当时右翼运动是分散的。立宪民主党由于自己在危机前后的行为，被众人怀疑为与科尔尼洛夫将军勾结；立宪民主党被严重削弱，士气低落。此外，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内部对未来政府的性质和组成争执不休，所以它们的状况也没有好多少。现在每个组织内都有着迅速发展的左派，这些左派的政治目标与温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的目标高度一致。与此同时，俄国经济继续瓦解。在彼得格勒，食物与燃料的短缺情况更加严重。

科尔尼洛夫事件还使克伦斯基在被击败的左翼和右翼中声望大失。显然，在1917年彼得格勒争夺政权的竞争中，布尔什维克是右翼运动失败的最大受益者。然而很多历史学家以前认为，而且现在仍坚持认为，科尔尼洛夫的失败使得列宁的胜利变成了必然；不过这种看法值得怀疑。可以确定的是，科尔尼洛夫的失败证明了左翼的巨大潜力，并再次证明了布尔什维克激进变革纲领的巨大吸引力。然而，群众在情绪上并不特别希望组成布尔什维克政府。在我看来，这是个关键点。事实上，之前从未有人公开提出过组建布尔什维克政府的观点。在彼得格勒工人、士兵和水手的眼中，布尔什维克代表苏维埃政权——代表多党的苏维埃人民民主制。现在，这已成为单独一党夺取政权的障碍。正如科尔尼洛夫事件后的政治决议所表明的那样，组建一个由所有民主的社会主义分子所组成的苏维埃政府比以往任何时候更能吸引彼得格勒的下层阶级。

无论如何，七月起义的流产和随后的反动表明，过分依赖人民的情绪存在着固有的风险。我们无法忽视这个结论。此外，二月革命后的布尔什维克党的历史揭示了，党的队伍很可能在纲领上意见不和，在活动上无纪律和无组织。因此，在科尔尼洛夫事件后，该党能否获得必要的强大意志力和组织纪律，能否把握飘忽不定而又充满火药味的复杂局面，从而夺取政权，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红色十月”

这就是我对1917年夏季时一些重要的，但又常常被人们忽略的历史时刻的解读，这对于理解“红色十月”而言非常重要。现在，在此背景下，我来谈一下1917年10月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是如何出现的。回到9月中旬，仍躲藏在芬兰的列宁曾给在彼得格勒的党领导人寄了两封历史性信件。这两封信从字面上看来有些忧郁，列宁要求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组织一场武装起义并“不失时机”地推翻临时政府。不过要记住，列宁的指示被中央委员会一致否决。

从记录中可看出，这些快速的、完全负面的反应——确实令人震惊——有这样一些原因：其一，在收到列宁令人震惊的信时，恰逢民主国务会议开幕，当时在首都的党领导人认为自己得到了列宁的祝福，而他们的目的是要说服会议代表的多数，使会议成为建立一个新政府的开端，这个新政府将完全由社会主义者组成；不过这一努力失败了。事实是布尔什维克无视了列宁的命令，甚至在民主国务会议已经很明显不会放弃联合之后也仍旧如此，这部分要归咎于像列夫·加米涅夫这样的温和布尔什维克党人。然而最重要的是，哪怕像托洛茨基这样原则上赞同列宁的基本理论假设,认为必须而且可以在俄国发起一场早期社会主义革命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也对列宁所坚持的动员工人、士兵与水兵“立即上刺刀”这一主张持怀疑态度。

这种情况类似于七月起义之后的反动高峰时期。那时，在彼得格勒的多数领导人无视了列宁关于将苏维埃转变为革命机关的要求。现在，到9月底，这些布尔什维克似乎再一次对党的影响力有哪些局限，对党在普通公民中有怎样的权威等方面，有着比列宁更现实的理解，而市民继续视苏维埃为一种合法的民主机构，在该机构中，所有真正的革命团体将团结起来完成革命。因此，他们与左翼社会革命党人一起，开始联合起来为夺取政权而努力，试图公开建立一个全部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联合政府，并将此与下一次苏维埃全国代表大会结合起来，以此来利用苏维埃在民众中的合法性。

在临时政府被推翻之前的两周中，对布尔什维克的策略影响最大的是工人、士兵和水兵的看法。可以肯定，10月10日，列宁秘密参加的中央委员会的历史性会议决心将武装暴动视为“日常事务”。这尽管为武装起义开了绿灯，但彼得格勒的群众还未武装起来。

再一次，部分地由于加米涅夫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温和派的疯狂努力，立即使用暴力来反对政府才被阻止。然而，在中央委员会作出具有历史意义的10月10日决议之后，很明显，与工人和下级军事人员保持密切联系的富有战斗性的党领导人——原则上与列宁站在一边的布尔什维克党人——认真探讨了组织一场人民武装起义的可能性。而且在“各区域”（在车间、工厂和兵营）中流动数日后，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不得不承认，党在技术上还无法立即发起反政府行动。他们还得出结论，多数普通公民不会在苏维埃代表大会即将召开前响应由党发出的起义号召，毕竟布尔什维克自己曾吹捧立宪会议为革命俄国的最高政治权威，并要等待立宪会议的召开。
一些富有战斗性布尔什维克领导人回应了这些问题，他们坚持认为推迟发动起义只是为了进一步做好军事准备。然而还有另一种普遍态度：由于苏维埃在人民中拥有很高的声望，而非党的机关，因此只有苏维埃可用来推翻临时政府；因此，攻击政府需要以苏维埃的防御行为为掩护；应利用一切机会和平地破坏临时政府的权力；而且正式推翻政府应与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联系起来，由大会给予起义合法地位。持这些观点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比列宁更有信心在代表大会中赢得多数，且认为苏维埃代表大会将支持组建一个清一色的社会主义者联合政府。我发现很多在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都认同这样的观点（特别是托洛茨基）。

在《布尔什维克上台》中，我尽力重现布尔什维克是如何促使这些策略成功的，而非重现列宁的成功——尤其是布尔什维克利用反革命威胁来帮助创建了一个表面上无党派的机构——彼得格勒苏维埃军事革命委员会。在保卫革命的掩护下，该机构实际上控制了整个彼得格勒的驻军，在此过程中，没有开火就解除了政府的武装。直到克伦斯基决定以军事镇压来回应军事革命委员会篡夺驻军指挥权，武装反政府行动才正式开始，而列宁已经对此要求了一个月。武装起义在10月24—25日正式开始，离第二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仅有数小时。那时，只有士气低落、虚弱且不断减员的哥萨克、士官生和女兵仍在保卫着龟缩在冬宫中的克伦斯基政府。

著名的美国俄裔共产主义史学者罗伯特·V·丹尼尔斯（Robert V. Daniels）在《红色十月》中得出的结论是，迟到的10月24、25日“起义”有着至关重要的历史意义，因为通过促使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退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消除了在代表大会上形成一个社会主义者联合政府的可能性，若组成这种政府，温和社会主义者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力。因此，这为单一的布尔什维克苏维埃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建立铺平了道路。顺便提一下，这也是苏汉诺夫的观点。对即将赶来参会的代表在政府问题上的政治身份和立场的分析，以及对代表大会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开幕式的分析表明：确实如此。然而对我来说更重要的一点是，只是在克伦斯基对布尔什维克发起可以理解但毫无希望的军事进攻之后，列宁所主张的军事行动才得以实现。

支持布尔什维克推翻临时政府行动的彼得格勒工人与士兵之所以这样做，是相信了布尔什维克的判断：革命和苏维埃代表大会面临迫在眉睫的危险。他们认为，在立宪会议（重复一次，布尔什维克在民众层面所代表的正是立宪会议）对俄国的政治前途做出决定之前，由苏维埃代表大会建立完全由社会主义者组成的多党制政府，只有这样似乎才可以避免前线的死亡，实现更自由、更美好、更公正地生活的希望。

在彼得格勒之外

最后，我想说一下对我而言，在十月革命一百周年的今天，这一切对于回答“布尔什维克如何获胜”有着怎样的影响。很显然，这个答案要比苏联和西方提供的传统解释要复杂得多。可以肯定，对我和几乎所有的历史学家来说很难解释的是，在没有列宁最终决定性干预的情况下（最重要的是列宁在1917年4月回国后呼吁继续革命，且列宁自1917年9月中旬开始呼吁立即夺取政权），布尔什维克还能不能促使十月革命成功？列宁的这些干预是历史上有时个人会起决定作用的生动案例。

然而，对布尔什维克的迅速崛起和最终成功同样重要的是，在临时政府因经济迅速恶化和追求战争的政策而备受指责时（还不包括他们受到反革命的支持），布尔什维克的公共纲领响应了民众的愿望。而俄罗斯的三个主流政党——立宪民主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均因其明确支持克伦斯基及其内外政策而失去信任。我和许多研究“十月革命”的历史学家间最根本的区别在于，在我看来，布尔什维克党能够容纳不同的理论观点，各名义上的下级机关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主动性和策略上的独立性，党的分权结构和对人民情绪的回应，与革命纪律、组织团结和对列宁的服从一样，对革命成功起到了重要作用，甚至可以说前者更为重要。因为很明显，彼得格勒的布尔什维克在1917年秋的成功策略是由于革命发展理念的不断交换，以及各级党员同工厂工人、士兵、水兵之间不断的互相作用。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在1917年7月、9月和10月的很多场合，如果遵循了列宁信件中的指令，那可能会造成灾难。党的机构和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每一次都适应迅速变化的政治形势以响应民意，他们要么拒绝列宁的指令，要么使之适应当时的情况。否则，布尔什维克就不可能成功。从这个角度看，彼得格勒的“红色十月”很大程度上表达了真实的人民力量，是一场像军事竞赛一样的复杂的政治斗争，临时政府（尽管不是新生的革命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部分和特征）的命运在大多数报道中所强调的军事行动之前就已经断绝了。

我对布尔什维克如何在彼得格勒获胜的解释是否有大的变化呢？答案是：不，没有根本变化。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更改我的第一本书的书名（《革命的前奏》）。放眼整个20世纪，我们可以将七月起义、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称作“伟大的俄国革命”的关键阶段，这场革命是一个雄壮的、极为重要的社会与政治进程。探访俄罗斯档案、最近出版的文件集和学术专著等，为这些长期被忽视的话题提供了重要的新启示，如同各省的革命为俄国中心的发展增添了宝贵的新鲜细节。我通过布尔什维克党的结构和民主的苏维埃对人民的吸引力来解释“布尔什维克如何获胜”这一问题，而这些新增材料并未打破我对它所做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