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迟退休”这个事儿，古人是咋干的？

“延迟退休”并不是新发明新创造，古已有之。有的人一看到让自己闹心的新政策出台，总埋怨说人心不古，瞎胡闹。其实翻翻历史，基本上都能找出渊源，无非新瓶装老酒，换汤不换药。

古代的退休只限于各级官员，叫做“致仕”，也有叫“致事”或“致政”的。而官员之外，士农工商各色人等都是活到老，做到老，自己养活自己。做不动了，就靠儿女，没儿女的靠墙根儿，反正国家不管。

官员退休制度从周代就已经形成。《礼记·曲礼》说：“大夫七十而致事。”就是说大夫这个级别的官员七十岁就可回家颐养天年了。周公旦在辅佐周成王长大后退休，天子没让他回封地鲁国，而是让他居住在洛邑，享受最高的礼遇，把打理鲁国的事务交给了他的儿子伯禽。伯禽于是成为“鲁”姓的始祖。

生老病死，自然规律。人一上了岁数儿，眼也花了，耳也背了，工作能力越来越差。另外，保持动态的官僚任职机制，有利于权力的制衡和新鲜血液的补充，所以历朝各代很注重对官员退休的管理。明清之前，基本上延续了周代七十致仕的规定。

七十岁！看到这个岁数，当今的官员们一定要欢呼雀跃了。但是且慢，那时候公务员凤毛麟角，五、六万人里才出一个，国家培养一个干部真心不易，但凡能用，是决舍不得丢掉的。要是换成现如今的公务员比例，国库非空了不可，皇上都得上街要饭去，呵呵。

从古到今，官员大都不愿意退休，原因你懂的。虽然也会有几个官吏“挂冠而去”，或者“不为五斗米折腰”，但多是因为政治上不得意，有的想图个清静自在，有的为了避祸，本意上并非跟职务过不去，而且家里一般也不缺那五斗米。鲁迅先生就曾对陶渊明很不以为然，在一篇文章里以惯常的尖刻风格写道：他若家里没点吃的，哪里还有兴致“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怕是早就饿死在东篱旁边了。

在古代，由于官员属于稀缺物资，虽然有明确的退休制度，但皇帝对用惯手的重臣往往打破惯例，让他们延迟退休。所以七十退休这个制度执行得并不严格，有时候基本上靠官员的自觉性和廉耻心来维系。

到了时候，官员一般不用组织上提醒，都会主动提出退休申请。一打报告就立马批准的，肯定姥姥不疼舅舅不爱，能平安着陆就算烧了高香。而多数情况下皇帝不管真心假意，总要下诏慰留，然后臣子再恳求，来来往往几个回合，这样大家面子上都好看。

如贞观二十年，长孙无忌自求免去太子太师之位，唐太宗不许（准备留着他托孤用）。高宗即位，他又提退休，高宗不许（政局未稳）。永徽三年，无忌又以天下大旱上书请辞，高宗频降手诏，敦谕不允（影帝级表现）。君臣之间就这样反复请辞和回绝，皇帝得了惜贤敬老的名声，臣子显得懂规矩，知进退，大家和气一团。

可是人心苦于不知足。按说古人平均寿命很低，把退休年龄定在这个杠杠上，几乎可算是“领导干部终身制”了。即便如此，仍有少数不自觉的官员，驽马恋栈，赖着不走，慢慢玩坏了游戏规划和官场生态。

著名的大书法家柳公权，书坛名头很高，政声也算不错，官职已做到了太子少师，但就是不舍得手里的印把子。宣宗大中十二年，已经年满八十的他在上朝时精神不够集中，将皇帝的尊号念错了两字，遭到御史弹劾，被扣了一个季度的工资。更难堪的是落下了话柄，“世讥公权不能退身自止”。

无独有偶。宋太宗时期，太子太师王彦超按规定要求致仕，这本是件正常事，而时年已经八十多岁的右千牛卫上将军吴虔裕听说后，愤然放出话来：“我纵僵仆殿阶下，断不学王彦超七十便致仕。”这个愤怒可以理解：你才七十就退，叫老夫我情何以堪！

还有更过分的。唐朝有个宦官叫杨复恭，自恃有功，对昭宗皇帝的任职安排不满，矫情地提出要退休。没想到皇帝很痛快就答应了，还派使者赐给他几杖以示褒奖。杨公公弄巧成拙，竟安排人半路截道杀了使者。这就是作死的节奏，也用不着退休了。

都要这么玩，这出戏就演不下去了。一方面君王对臣下产生了猜忌，另一方面守规矩的臣子觉得太亏，难免有意见。所以从宋真宗以后，致仕制度开始强制执行。侍御史知杂事司马池就曾上奏请求：“文武官年七十以上不自请致仕者，许御史台纠核以闻。”谁要再到点儿不走人，让御史参他丫的！

总体来说，宋朝对退休官员待遇相当优厚，一般官员退休后可领一半的俸禄，功臣全俸，职务提升一级，还酌情解决子女提干就业等困难，既有面子，又有里子。

明清两代，官员退休后的地位和待遇一落千丈，每况愈下。从洪武皇帝朱元璋起，将文武官员的退休年龄降为六十，后世的弘治皇帝又下诏，自愿提出提前退休的，一律同意。清朝更搞，规定文官六十退休，武官分级别：副将六十退，参将五十四，游击五十一，守备四十八，千总四十五……重点是不，发，退，休，金。

这简直就是卸磨杀驴的感觉，年轻力壮时我给你卖命，打拚不动了你就让我卷铺盖走人？如果真的两袖清风，那么退休后你就让我喝西北风？官员贪腐历朝都有，但明清尤甚，贪得既无节操，又无技术含量，这种现象跟退休制度有很大关系。

这里面的神逻辑是：

老板想：当官这几年，你们也该捞够了，还用老子给发安家费？

伙计想：我给你卖命一辈子，你既然不管我身后事，我就得替自己好好打算

但制度归制度，总也有些“能人”不受年龄约束，让老板哭着求着延迟退休。明朝的严嵩，一口气干到八十五岁，直到老得实在写不成清词，伺候不动嘉靖皇帝；清朝李鸿章死在《辛丑条约》的谈判桌下时已经七十六岁，消息传回，慈禧和光绪双双痛哭，觉得失去了臂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