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万慰安妇的命运

作者：夏秋   来源：时拾史事

1.《鬼乡》与《三十二》

几个月前，韩国电影《鬼乡》在韩国本土取得了票房和口碑的双赢，上映一个半月，观影人次超过三百五十八万，击败《死待》、《疯狂动物城》等好莱坞大片。

这部创作过程长达十四年、靠韩国民众众筹12意韩元（合750万人民币）、在拍摄和发行时都差点胎死腹中的小成本文艺片，为什么上映后从韩国一路火到了中国？因为，它揭开了两国共同的隐秘伤口——“慰安妇”。

所谓“慰安妇”，就是在二战期间，被日本政府或军队强征，被迫为日军提供性服务的女性。关于“慰安妇”的确切人数，因为档案的缺失，中韩日学术界尚有争议。日本学者认为在 8 万人左右，朝韩学者的意见是在8-20万的范围内。而中国学者估计，大约有40万女性被日军掳掠充当性奴，其中中国大陆的慰安妇人数最多，达到20万，其次是16万朝鲜女性，日本女性约有2-3万人，东南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包括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台湾、香港等地约有数千人，甚至还有来自荷兰、俄罗斯、美国、澳大利亚等国的数百名白人女性。

据估计，这20万名中国慰安妇，约有75%被直接虐待致死。抗战期间，从黑龙江到海南岛，凡有日军驻扎的地方，就有“慰安所”， 正式的慰安所达到数千个，遍布中国22个省市自治区，仅上海一地就有166个。假如算上规模很小、掳掠的慰安妇人数很少的日军据点，“慰安所”的数量，将达到数万个。

虽然我们缺乏在大银幕上能和《鬼乡》同等重量级的故事片，但郭柯执导的两部纪录片《三十二》及其姐妹篇《二十二》，从另一个角度，记录了中国慰安妇幸存者在战后的生活。三十二和二十二，指的是纪录片拍摄的当年，也就是2012和2014年中国慰安妇幸存者的人数。

2.慰安妇制度

原来的印象中，日军慰安妇制度始于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实际上应该比这更早。

1931 年，日本海军在上海虹口设立4个风俗场所，指定为日本海军特别“慰安所”。1932 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后，为控制日军愈演愈烈的性侵事件，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致电长崎县知事，要求迅速征召妓女，组织“慰安妇团”到上海日占区建立慰安所。

到了1937年，由日本军方开启的“慰安妇”制度，已经在数年的实际操作中成熟。“慰安妇”人员构成上也逐渐以强征占领区和殖民地女性为主，“慰安所”为日军配备性奴的大致比例约为1:29或1:37。这种依靠政府与军队的国家力量，有计划、长时间地构建大规模的军事性奴隶的制度，在人类历史上是第一次。

电影《鬼乡》中再现的牡丹江慰安所，每一个格子里都有一个被凌辱的女性

日本政界曾有一种说法，“慰安妇”事件是某些商业人士所为，与日本政府无关。这种说法根本站不住脚，日军“慰安妇”制度，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为了维护军纪、增强士气、防止间谍渗透以及性病蔓延，日本政府内务省、厚生省、警察部队、各县都府与陆军省都参与了慰安所的建立、运营和管理。

除了提供慰安所住地、制定管理章程、指导定价、协调各部队使用的日期和时间、给慰安妇定期体检、提供性用品之外，日本政府还向非军队直营的慰安所征收“特别营业税”。那些从日本及亚洲其它被占领区征召的“慰安妇”，由日本地方政府登记许可并核发“出国证明书”，再以“军用物品”的名义，被输送到中国及太平洋战争前线。在日本警视厅和外交史料馆中，至今还保存着此类证明书。

既然有证据证明日本政府在“慰安妇”制度中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那么日本政界部分人又以另一个角度，试图推卸责任。比如，2007 年 3 月 1日安倍晋三首相在官邸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对于（慰安妇制度）是否使用了强迫手段的问题，是存在争论的……然而事实情况是，没有证据证明起初提出的存在强迫的说法。”

战时，从日本和朝鲜征召的慰安妇，被称为“女子挺身队”，日本方面也曾辩解“她们是自愿挺身而出的，她们只是从事一种赚钱的职业”。有自愿从事慰安妇的女性吗？的确有，以被军国主义洗脑的日本女性为主。绝大多数慰安妇，是被掳掠、被强迫的，那些幸存者，是活生生的人证，然而这些人证，一年比一年少。

纪录片《三十二》中的主人公韦绍兰及其受辱后生下的混血儿罗善学

3.“慰安妇”问题的研究

我们批判日本推卸战争责任的极右观点的同时，也应客观和理性地看待整个日本对这个问题表现出来的态度。

日本记者千田夏光在 1973 年出版的长篇纪实文学《从军慰安妇》，是第一部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著作。1991 年，日本律师高木健一出版的《“从军慰安妇”与战后补偿》，对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的责任进行了深入的分析。1992年，矢野玲子出版的《“慰安妇”问题研究》一书指出，中国妇女在日军侵华期间所遭受的痛苦和损害最深。

从20 世纪 80 年代末开始，日本学者吉见义明接连发现从军“慰安妇”的历史档案，在国际社会引起巨大反响。比如，他于1992年1月在日本防卫厅的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的绝密文件《陆支密大日记》，就显示从军慰安妇绝非日本政府此前强调的“是民间业主所为”。陆军省兵务科的正式文件有关于慰安所设置的指示，说明慰安妇制度是在陆军的直接控制及管理之下。文件中还显示， “从军慰安妇”中年龄最小的还有小学女生，一时间日韩舆论大哗。同年，吉见义明出版了《从军“慰安妇”资料集》，系统探讨了这一制度的历史背景和指挥系统，以及在日、朝、台湾和中国大陆征集“慰安妇”的实况。

此后，日本出版的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调查、资料和专著达到344 种。很多将战争责任明确指向日本政府的书面材料，和这些日本学者及有识之士，有着莫大的关系。

中国学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在时间上远远落后于日韩，关注的焦点主要局限于陈述受害事实及揭露日军性犯罪暴行。仅有少量学者着眼于“慰安妇”在战后的心理创伤和生存状态。整个社会对于“慰安妇”问题缺乏足够的重视，甚至还出现了情色化、消费受害者的情况。

所幸我们还有许许多多关注真相的同胞，比如 “中国慰安妇民间调查第一人”张双兵，这位乡村教师用二十年时间，自费走访了123位“慰安妇”幸存者；“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第一人”苏智良，这位上海师范大学教授，用二十三年时间从事“慰安妇”问题和日本侵华战争遗留问题研究；拍摄《三十二》和《二十二》的导演郭柯及其摄制团队，等等等等。

《二十二》获第二十届釜山电影节“最佳纪录片”提名

目前，中国大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学术论文和专著已有数百篇；各地慰安所的名称、位置及操作陆续得到考证；各省市档案馆也陆续发现一批关东军、“伪警察局”等关于慰安妇问题的直接资料以及战犯审讯记录这样的间接资料；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也于1999年在上海成立。

2015年，南京大屠杀档案和中国慰安妇档案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大屠杀档案正式入选名录，而慰安妇档案落选。2016年6月，中国、韩国、荷兰等11个国家和地区的民间团体将“慰安妇”有关文献重新登记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

4.国际社会对“慰安妇”问题的反应

4.1 国际社会的态度

1990年5月，韩国的妇女团体借总统卢泰愚访日的时机，发表要求日本向战争中的韩国女子挺身队予以赔偿的声明。10月，韩国的37个社会团体组成“解决挺身队问题委员会”，向日韩两国政府发出公开信，要求日本政府调查、谢罪和赔偿，并且要求在历史教科书中对慰安妇问题予以记载。同年12月，韩国代表在汉城召开的亚洲女性人权评议会上提出，亚洲各国女性应共同关注慰安妇问题。

1993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废除种族歧视专门委员会主席、荷兰代表芬.包边教授在日内瓦提出报告，他认为慰安妇是人权和基本自由权遭受重大伤害的受害者，她们有权获得赔偿及恢复名誉。他还要求日本政府在一年内应就赔偿问题做出回应，调查事件真相，公布资料，并且向被害者正式谢罪。

1995年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派出专家进行独立论证，次年提交了《就战时军事性奴隶问题访问朝鲜、韩国和日本的报告》。该报告明确指出，“慰安妇”问题是完全非人道的行为，是反人性、反对人的尊严的犯罪行为。日本政府有责任履行其应尽的国际义务，调查并公布事件的真相，严惩有关罪犯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2001年12 月，荷兰海牙一个针对日本“慰安妇”的女性国际战犯法庭开庭审判，判决日本裕仁天皇和冈村宁次等 8 人因为二战时期在亚洲推行“慰安妇”制度而犯下反人道罪。

2007年美国日裔众议员迈克·本田提出的关于“慰安妇”问题的 H.Res. 121 议案在美国众议院获得通过。该议案指出，日本政府应该正式承认“慰安妇”问题，并承担法律责任；日本首相应以首相身份，发表公开声明，正式道歉；向日本国民提供有关这一罪行的教育。

美国民主党众议员迈克.本田

同年，加拿大、欧盟和印尼政府都第一次通过了类似要求日本政府向受害者道歉的“慰安妇”议案。

美国国务卿希拉里也曾下令，凡美国政府文件涉及“慰安妇”的内容，均用直接揭示其本质的“性奴”（Sex Slaves ）替代原有的委婉表述“慰安妇”（Comfort Women）。

2014年7月，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发表了“日本人权审查结论”，指出日本应为二战期间的“慰安妇”问题承担责任。一个月后，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皮莱在日内瓦指出，二战已经结束了70年，而日本有关“慰安妇”问题的言行仍在侵犯受害者人权。

4.2 日本的态度

1992年 1月，日本首相宫泽喜一在访问韩国时先后 8 次表示谢罪，但拒绝从政府层面向“慰安妇”给予赔偿。在韩国政府的要求下，日本外务省、防卫厅、厚生省、警察厅、文部省、劳动省等 6 个省厅开始调查日军“慰安妇”问题。除劳动省和警察厅之外，其他 4 个省厅发现了共计 127份有关的资料。半年后，日本公布调查结果，承认日军曾经强迫日本及朝鲜、中国、菲律宾、印尼等国妇女充当随军妓女，但否认日本政府在“慰安妇”问题上曾采用暴力手段。

1993 年 8 月 4 日，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未经国会批准，即承认日军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日军参与了慰安所的设置、管理以及慰安妇的运送，对于慰安妇经历的痛苦与伤害，日本政府表示由衷道歉。但是，对慰安妇问题进行谢罪和道歉的“河野谈话”是“非正式内阁决议”。

1995 年，村山富市首相倡议成立亚洲妇女基金会，通过民间募款的形式，向慰安妇支付约“抚慰金”。但该基金会同时规定“慰安妇”“若接受赔偿，则放弃控告日本政府的权利”，因此遭到各国“慰安妇”的强烈抗议，大多数慰安妇拒绝领取赔偿金。由于遭到各国的抵制，亚洲妇女基金会于 2002 年 5 月停止运作，一共只有 266 人申请补偿。

对于“河野谈话”，日本政府的态度始终反反复复，有时候会有道歉谢罪的言论，但谢罪常常是在首相访问某一国遇到该国民众抗议时，才做出的发言，比如在韩国和菲律宾。否认慰安妇制度违反国际法、否认慰安妇制度中存在的强迫、掳掠行为，甚至否认慰安妇存在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止。以安倍晋三首相在2007年混淆概念的“狭义强征”和“广义强征”的文字游戏最为著名。安倍坚称，日本军警没有闯入民居进行强掳（狭义强征），最多只有中介人强制妇女为娼的行为（广义强征）。

2007 年 6 月，在美国日裔民主党议员本田提出的H.Res. 121 议案在众议院通过前， 63 名日本右翼在《华盛顿邮报》刊登反对这条议案的广告，这些人中有 42 名日本国会议员，还有记者、律师等日本精英。他们辩称“慰安妇”是合法的娼妓工作，“慰安妇”靠卖身赚钱；1945 年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也曾经开办过类似慰安所。激怒美国的后果是， 7月30日美国国会表决时，强调日本政府应负战争责任的“慰安妇”议案获得了一致通过。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国内对这一问题，并不是一边倒地推卸责任。2008 年 11 月北海道最大城市札幌市议会通过决议，要求日本政府采取措施恢复“慰安妇”尊严。札幌市议会敦促日本政府通过内阁决议，就“慰安妇”问题谢罪；向“慰安妇”进行赔偿；就“慰安妇”问题进行历史教育。札幌是继兵库县宝塚市、东京都清濑市之后，第三个以决议方式要求日本正视“慰安妇”问题的地方政府。

还有，据我所知，从军慰安妇和南京大屠杀的内容是写进日本历史教科书的。虽然因质疑慰安妇问题而抗议教科书内容的声音，一直不绝于耳。

德国总理勃兰特跪倒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纪念碑前的举动为德意志民族以及他本人赢得了赞誉。他在事后所说的一段话，代表了很多亚洲受害国家要求日本政府停止反复、正式道歉的心声。

“我下跪并不是因为我有罪，而是因为我想和我国人民在一起，也就是说必须和这样的人民在一起，他们当中也出现过犯有骇人听闻的罪行的人……因为许多人，甚至太多的人需要排除孤独感，需要共同承担这个重责。”“我明确区分罪过和责任。我问心无愧，而且我认为把罪过归咎于我国人民和我这一代人是不公平的，也是不对的。罪过只能由某个人去承担，绝不能让人民或一代人去承担。 责任就不同了。尽管我很早就离开了德国，尽管我从来没有支持过希特勒，但用句婉转的话说，不能排除我应负一定的责任，或者称为连带责任。是的，即便我当时脱离了我国人民，对希特勒的上台我也感到有连带责任”。

5.“慰安妇”幸存者的生存状态

那些 “慰安妇”幸存者，就一定比死去的人幸运吗？

她们面临的是身体的残缺、内心的羞耻、旁人甚至亲人的歧视和“战争损伤性机能失调”（PTSD）的折磨。其生活状态可以用孤、老、病、贫四个字来概括。她们几乎都有严重的妇女病，有的甚至终身需要用尿布；很多人丧失了生育功能，永远失去了做母亲的权利，并因此被配偶抛弃；一些人肢体残缺，另一些人精神分裂，还有一些人自杀身亡。

在我读到这些文字、看到影像资料以前，“血泪史”这三个字，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现在，我感同身受。

海南“慰安妇”受害者邓玉民，1925-2014

1995年，在日本律师对中国的慰安妇进行调查的同时，日本从事和平运动和慰安妇问题研究的医生也来到中国。她们得出的医学结论是，受检者存在“战争损伤性机能失调”症。日军滥施暴力造成的伤害，在50多年后，仍然对被害人有深刻影响。

与台湾、韩国的“慰安妇”幸存者相比，她们也未能得到真正意义上的救助。台北幸存的“慰安妇”，每人每月可得到台湾政府和台北政府共计3万元台币的生活补助。此外，她们还可以享受医疗、住院、健康检查等补贴。韩国政府为每位受害女性一次性提供约 6100 美元补助，及每月50万韩元的生活补贴，还为每位受害妇女提供免费医疗保险等。

中国的慰安妇幸存者，除极少数有微薄的退休金外，几乎都没有自己的生活来源，靠后辈供养；农村地区的幸存者，生活质量更差。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在成立后募集捐款，给每位幸存者每月100元人民币的生活补贴；2015年发放的生活补贴增加到每人每年5000元，然而在贫病交加中，受害者已不足20人。

上海崇明“慰安妇”受害者朱巧妹，1910-2005

从1992年起，中国慰安妇对日诉讼索赔案件有5起，其中大陆4起，台湾1起。许多受害者把参加索赔作为了自己坚持活下去的唯一精神动力。而日本法院，除了认定侵害事实以外，基本以“超过诉讼时效”、“国家无答责”、“个人没有权利起诉国家”等理由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纪录片《三十二》里的主人公，广西慰安妇幸存者韦绍兰，尽管生活困苦，仍然没有失去希望，她说：“这世界真好，吃野东西都要留出这条命来看。”

在唱起山歌的时候，她满是皱纹的脸上还会散发出异样的光彩。我把歌词记录下来，以飨读者。

老了难，老了唱歌真的难

没比十八二十二，唱歌音过九重山

日头出来点点红，照进妹房米海空

米海越空越好耍，只愁命短没愁穷

一条江水去悠悠，一朵莲花水面浮

何时有心把花起，你无心无意看花浮

门口大田四四方，半边罗豆半边秧

秧儿得插花生得扯，我常年丢弃哪一厢

出门人笑我也笑，回家人笑我忧愁

人进大门呵呵笑，我进大门眼泪流

你讲你难我没信，我讲我难才是真

你难你有平屋住，我难住在苦瓜棚

天上落雨路又滑，自己跌倒自己爬

自己忧愁自己解，自流眼泪自抹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