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滕更：从鞠躬到尽瘁

作者：徐迅雷

信息来源：浙江档案局

档案索引

档案是个人的、地方的、国家的，档案又是全民的、社会的、世界的。一批来自英国的档案照片，让梅滕更再一次进入我们的视野。

先说背景。2012年4月，浙江大学方新德博士受浙大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委派，与同事到英国国家档案馆查阅史料。方老师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档案学的，他拍摄回了大量与中国相关的历史档案，其中与浙江、与杭州相关的稀见档案图片，已被浙江省档案馆收藏。这些史料档案，主要出自当年英国驻浙江的领事馆。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年签订中英《南京条约》，次年英国在宁波设立领事馆，随即宁波开埠；1895年甲午战争战败后，大清帝国与日本签订了《马关条约》，杭州也成为开埠城市，1897年英国开设了驻杭州领事馆。这两个领事馆当年所产生的各种资料，保存到今天，弥足珍贵。

这些档案，多为英文文档，亦有中文文牍，既有文件报告，又有往来书信，内容极为丰富。其中有：

    1883年出自个人的《浙江旅行报告》；1891-1897年杭州官府文件；杭州开埠后，英国驻杭州首任领事孙德雅（中文名）在1897年6月致英国驻华公使麦克唐纳德的报告；1898年清政府浙抚关于高尔伊开矿的文件；1900年震惊中外的衢州教案以及有关义和团的中文传单、文件；1903年和1912年的《浙江军事报告》；1905年杭州领事馆总务账目；1905年有关嘉兴等地内河航运的中文文件；1907年杭州官府有关火油公司铁路鸦片等公文；1909年杭州地方舆情摘要、情报季报；1910年杭州租界欧洲警察视察员有关文件；1912年8月23日特殊设计炮舰进入江浙重要城市的秘密备忘录……等等等等。

这是百年前的历史，记载了中外关系史上的种种事件、冲突、矛盾、妥协、合作；如今知者寥寥，若是愿闻其详，可以爬梳钻研。而英国国家档案馆是世界上最大的档案馆之一，馆藏十分丰富，有千年以上的档案。方新德老师介绍说，其全部实体文件的排架，长度加起来达到185公里，超过杭州到上海的距离。而在他们官网上有句名言：“政府产生的信息中绝大多数是你有权查看的。”

档案的收集、保存、展示、查阅、使用的方式，已经越来越多样化。对重要的历史档案，用现代化的手段进行复制，让原件只能“远观”，唯复制件才能“近用”，这是通常做法。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档案馆所藏蒋介石日记，专门用方便区别的绿色纸张来复印，只向读者提供复印件，而且只能抄录不可拍照。浙江省档案馆也丰富了档案收集、使用的模式，用复制的方法在地球的另一边建立“镜像”，从而让关联本地的世界档案能够在杭州方便查阅。

方新德老师所摄英国档案，主要是杭州领事馆部分，约有4000余页，体量巨大。其中有梅滕更在1911-1914年间处理宝石山等处医院房产的材料，共26页。《都市快报》曾经多次报道过这位来自英国的著名医生梅滕更，他是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的始创元勋，他在杭州服务了45年，他把一辈子的黄金岁月，都奉献给了这个人间天堂。

梅滕更老少鞠躬照

感人的照片，留给人的记忆是长远的。在一张百年老照片上，在遥远的黑白画面里，两个人——一老一少、一大一小、一高一低、一洋一中、一医一患，他们双手合一，相互鞠躬行礼。小伢儿四五岁的样子，穿着长衫；大老外年过半百，戴着礼帽。这是梅滕更医生巡查病房时发生在廊道里的一个场景，那位小病友自是可爱，而梅医生不是更可爱吗！瞧他们鞠躬，那么诚挚，梅医生的腰都弯成标准的90度了。

如果那时有“荷赛”“华赛”奖，一定要把金奖颁发给这张照片。穿透百年时光，那吉光片羽依然璀璨闪烁——这张“老少鞠躬照”，在当今的网络上一度转疯了，感动了无数阅读者。

杭州著名企业家宋卫平也是受感动者之一。他把这个画面定格为立体的雕像，让它永久地矗立在浙医二院的门前。这是把和谐的医患关系固定下来，树立起来。2014年12月5日，浙医二院迎来145周年院庆；这组老少鞠躬的雕像，是对不远万里来自英国的梅滕更医生的最好怀念。

    事实上，“大洋人”梅滕更那时来到杭州，或骑蒙古马，或坐小马车，遇上认识的长者或妇女，总会下来恭敬地深鞠躬，并且友善地和他们聊天。梅医生的出现，成了小伢儿最开心的时刻，他们一边欢快地蹦跳，一边喊：“梅医生来了！梅医生来了！快让路！梅医生来了！”长于以当真为特色的“英式幽默”的梅滕更，常常以一种好玩的方式，和小顽童互相鞠躬，像跟省长鞠躬一样；梅医生喜欢带着洋腔，和某个小男孩搭讪说：“你好呀，老头子！”而孩子们也总会用同样的方式和他说话：“您好，阁下！”

当年传教士来到中国，很多与兴医办学相结合。梅滕更致力于建设浙医二院的前身——广济医院，使之成了当时全中国最大的西医医院之一。广行济世，广慈博爱；济人寿世，救死扶伤。艰难时世，梅滕更院长以45年之韶华，将优渥的情怀播撒在中国杭州的大地上。

这是洒向天堂之爱。

1. 苏格兰风笛吹向杭州

苏格兰风笛是一种充满喜感的乐器，音色与中国唢呐相似。1881年，梅滕更这把充满喜感的“风笛”，不远万里，吹向中国，吹向杭州。

这是载入史册的事件。在浙江省档案馆提供的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42辑《新编浙江百年大事记（1840-1949）》中，在1881年（清光绪七年辛巳）11月条目下记载：“英国籍医师梅藤更来杭，接办圣公会之戒烟所。”

“梅藤更”之名出现不少，但更准确的中文名应该是“梅滕更”。梅滕更的英文名字是David Duncan Main，1856年6月10日，他出生于苏格兰艾尔郡的一个村庄，是家中第三子。在他出世后整整20年，1876年6月24日，司徒雷登在杭州出生，老宅在耶稣堂弄。父母都是美国在华传教士的司徒雷登，自己尽管也做过传教士，但他以外交官、教育家名世。这20年的时间差，使得梅滕更在1926年70岁上退休回国，没有赶上之后中国大地最激烈的风云激荡。毛泽东只说“别了，司徒雷登”，没有说“别了，梅滕更”，所以知道司徒雷登的人多，知道梅滕更的人少，这就很正常了。后人愿意把梅滕更比作“英国的司徒雷登”。

1881年，这是一个好记的年份，阿拉伯数字呈现轴对称的形态。这一年对于梅滕更来说是“三喜”：一喜是他完成了为期4年的医学培训课程，取得了医学学历；二喜是他确定被英国基督教圣公会派往中国；三喜是26岁的他结婚了。

梅滕更一生深爱的伴侣是一位护士，出身于名门望族，她叫佛罗伦斯·南丁格尔·斯密斯。此南丁格尔与彼南丁格尔是什么关系？是啊，南丁格尔，“提灯女神”佛罗伦斯·南丁格尔，是出生在意大利的英国女护士，是她开创了人类世界的护理事业，国际护士节就源于她的生日——1820年5月12日。梅滕更的夫人也叫南丁格尔，就因为也做护士的母亲，感动于“白衣天使”南丁格尔的故事，于是拿了她的名字作为自己女儿的名字，希望女儿也能像南丁格尔一样，为人类救死扶伤。

1881年9月，这对小夫妻在苏格兰爱丁堡的教堂举行婚礼后，即于9月28日启航，离开祖国，前往中国。一年以后的9月，比梅滕更小5岁的另一位传教士苏慧廉，受英国另一个教会委派，出发前往中国浙江的温州；苏慧廉后来成为著名的汉学家、教育家，成为美国著名学者费正清的老师。那时，浙北有了梅滕更，浙南有了苏慧廉。

早在公元7世纪唐朝的时候，基督教就开始传入中国。后来经历了一次次的传教与禁教，风风雨雨上千年。基督新教的传入，是19世纪的事情。百年前的时代大背景是：西风东渐，中国的有识之士在“睁开眼睛看世界”。但由于长期的封闭，导致种种愚昧，引发种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冲突，教案屡屡出现。有的冲突可谓匪夷所思，比如1870年天津教案中发生这样一件事：洋人在玻璃瓶子里腌制洋葱，当地民众却以为那是装满了婴儿眼珠！经曾国藩查证，才真相大白。

英格丽·褒曼主演的经典老电影《六福客栈》，讲的是一位英国女士到中国山西当传教士，经历种种困难，后来在抗战中带领一百多名孤儿翻山越岭逃难的故事。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里的“重复”，是一种使命，是一种信仰的力量。

年轻的梅滕更，最早梦想到东方的印度做传教士，从事医学宣教；只因当时杭州的传教职位空缺，朝气蓬勃的他于是应圣公会之招，去了另一个神秘的东方国度中国。夫妇俩携手从上海上岸，经宁波、过绍兴，最后抵达杭州，接手广济医院。那时多艰难：人地生疏，举目无亲，风俗不谙，语言不通，抵达上海时甚至不见迎接者的影踪。

广济医院的前身是一个小小的“戒烟所”——帮助戒鸦片的，它由英国圣公会的前身“安立甘会”委派传教士麦多医生所创立，时在1869年，这成为浙医二院院史的起点。戒烟所当时仅有病床16张，设在横大方伯——方伯是明朝布政使的称谓，“横大方伯”与“直大方伯”成了杭州富有特色的街巷名称。杭州著名的浙医一院和浙二医院为何就在“大方伯”这一带，原来是有很深的历史渊源的。1870年，在戒烟所的基础上，英国圣公会创建了大方伯医院；1871年，他们派传教士甘尔德医生来到杭州，医院地盘又有所扩大，这一年正式改名为“广济医院”，杭州人习惯叫“大英医院”。

杭州是天下人的杭州。十年之后，梅滕更夫妇到来。梅滕更热情、谦和、幽默、乐观，到杭第二天，他就迫不及待地逛了一遍杭州城，立马开始学汉语；天性乐观的他对妻子笑言：“让我们来建个‘保持微笑’的开心俱乐部！”

他们很快迎来了在杭州的第一个春天，漫步西湖边，“晚风拂柳笛声残”，花动已是满城春色。

梅滕更风采：拿起笔，记录他在中国45年的医学宣教生涯

B.洋风浸润的广济医院

苏慧廉的女儿、作家谢福芸，曾在书中多处提到梅滕更，当时访问杭州的老外，大多首先拜访成为名医的绅士梅滕更。

    另一位女士鲍金美，父母是美国人，1910年结婚后刚过蜜月就从美国来到杭州做传教士；1913年，鲍金美在上海出生，随即被母亲带回杭州的家，9岁之前她都在杭州度过。后来她写了一本回忆录《杭州，我的家》，浙江省档案局收藏有中译本，由浙江省国际文化交流协会于2003年3月在内部翻译印行，书中就写到了她眼中的梅滕更医生。她父亲鲍乃德是基督教杭州青年会的创办人和总干事，与梅滕更很熟悉。在她跟那张“老少鞠躬照”中的小孩差不多年纪的时候，他们一家搬到了大方伯旁边的马市街，成了梅滕更的近邻。有一天，调皮的她在街边草坪上摘吃了一大把野果，母亲看见后吓到了，“她当即将手指伸进我的嘴巴，强使我吐出来。但我到底吞下了多少？它有毒吗？如果有毒，毒性有多强？”

怎么办？赶紧去请梅滕更医生！快！于是，一个信使飞奔而去。问题是，梅滕更医生在哪里坐诊呢？如果从广济医院过来，不用太长时间；如果去宝石山上的肺病疗养所看病人，情况就不妙了；或者更糟糕，是在宝云山视察新的麻风病院，那该怎么办？“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时间一小时、一小时的过去。他终于来了。我母亲满脸忧虑地奔向大门口迎接他。”

鲍金美描写她印象中的梅滕更医生：留着胡子，看上去总像一位穿便装的快乐圣诞老人，而且总带着一种小男孩般的顽皮。梅医生凝视着她母亲递过去的白色小果实。母亲焦急地问：“它是不是有毒？”梅医生却问：“吃了有多久？”一听过去这么长时间，他说：“现在送到医院去清胃，已经太晚了。”母亲的脸一下子就煞白了。

梅医生弯下腰，仔细观察站在她旁边的小病人——这很像他与“老少鞠躬照”中的姿态。问：“肚子痛吗？”答：“不，我想没有。”“好吧。我看我们不必担心，马上——给她服用足够剂量的蓖麻油。”鲍金美最后当然是安然无恙。那时没有救护车，梅滕更医生就像救护车一样过来了。按正常应该是带着“小病友”往医院跑，大概因为平常关系太好了，焦急的母亲立刻想到的是“赶紧请梅医生来”，梅医生就来了。

    还有一位女士——英国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著有中国游记，中译本名为《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其中有两个专章：《杭州》和《杭州的教会医院》。她从上海到杭州，梅滕更医生在一座桥上迎接她，带她穿过人口稠密地段，通过高墙下的一扇门，她看到这个“东方最好的医院”：一个棚架上，悬吊着淡紫色的紫藤花簇，成百上千；大围栏伸入草坪，护住玫瑰花坛；一幢老式英国房屋，两幢精美的二层楼房……“有修剪过的草坪、英国的花树、英国风味的建筑和住宅，真是不可思议的变化”。

是的，这就是洋风浸润的广济医院。伊莎贝拉到了院内，观察记录更为仔细：“医院用著名的宁波清漆涂刷，那是真正的漆，它缓慢凝固形成一个非常坚硬的表面，反光性好。墙、地板和寝具，一尘不染，无可挑剔!”“妇女病院的大病房，有鲜花、油画、桌椅、脚踏式小风琴，看起来像英国大厦内一间舒适的双层客厅，这里由梅滕更夫人管理……”

到了2013年岁末，一位著名的中国女士——柴静，感慨于网络上盛传的“老少鞠躬照”，写下了长篇博文《一百年前的医患关系》，其中说到：梅藤更要求医者作出表率，在医院里不能大声说话，有交流需一旁轻声私谈；见面不能冷漠不语，须相互问候；行走不穿硬底鞋，避免发出声音……

穿越百年时空，4位女性对梅滕更和他的西医医院，都是赞誉有加。

C.知识·技能·良知

梅滕更有句名言：“好医生应该具备3个H：Head（大脑里的知识）、Hand(手上的技能)、Heart（心中的良知）。”说到，可贵；他自己做到，更可贵。

医学是科学，知识的储备是基础的基础；加上多年诊疗经验，化经验为知识为理论，这样才能更上层楼。梅滕更在中国45年，主要是办医院办医校做医生，其次才是宣教，同时也讲授、传播医学知识。

作为广济医院的院长，梅滕更不是一个只会坐办公室的行政官员，而是一位医技高超的名医。“外国医生能让跛子走路！”是当时杭城到处流传的一句惊讶话语。一位妇女，一条腿溃烂，需要截肢才能保命。百年前的截肢手术，那是巨大的工程巨大的挑战。梅滕更是主刀医生，梅夫人做洗手护士，医校的一位助教过来当助手。浙医二院院史书《百年名院百年品质——从广济医院到浙医二院》详载了这次手术：术前，这位女患者皈依了基督教，接受了洗礼。手术时，实行的是氯仿麻醉。整个手术过程困难重重，它是梅滕更行医生涯中耗时最长的手术之一。最终手术非常成功，患者恢复良好。西医进入中国之前，谁见过这医术？出院时，梅滕更指导木匠打造了一条木质义肢，多年无法站起来的患者从此站起来了，竟能走路了！

    作为福音医者的梅滕更医生，对患者的关爱情怀，是自然而真诚地流露的。在军阀混战时期，梅滕更参与红十字会救护活动，曾亲率医疗救援队奔赴一线。伊莎贝拉在书中说，“梅滕更博士机敏、和蔼与忠诚，是中国人对外国人友好的一个原因”，“尽管病人处境悲惨，但他们还是会被梅滕更博士的笑话逗乐”。一次，她拿着相机，在院子里拍摄都督的几个警卫，整个院子爆发出阵阵欢笑；梅滕更使劲夸赞警卫大腿强健，逗得病人也开怀大笑。

    梅医生在医院查房时，总是充满了欢乐，许多正在康复的病人都很期待见到他。由浙江省档案馆收藏、1935年出版、亚力山大·甘米(Alexander Gammie)所著的英文传记书《梅滕更在杭州》（Duncan Main of Hangchow），生动描述了有一天早上发生的“好玩的一幕”：从床的这头走到那头时，梅医生被床撞到了膝盖骨，他不由自主地大叫了一声“痛”，表情很夸张。病人们立刻上前帮忙，现场一片忙乱。梅医生依旧不停地呻吟，有点小夸张。一位老妇上前揉他撞伤的地方，一两个人开始给他扇风，另一个人抬着他的腿，一个人扶着他的背，一个人给他把脉，还有一个急忙跑出去叫梅医生的妻子，其余的人都聚拢了过来。

梅夫人赶到后，一眼就看穿了梅医生的恶作剧——他在享受这场“欢乐盛宴”。梅夫人肯定了大家为这位“病人”做的事，然后匆匆转身走开，不一会儿她拿来一个照相机，“咔嚓”一声拍下一张照片，笑言命名为《局势逆转》——医生变成了“病人”，病人变成了“医生”。梅滕更夫妇送出这样的“开心”无数。

美国医生特鲁多有一句著名的墓志铭：“有时，去治愈；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福音医者梅滕更，就是最会安慰病友的人。《梅滕更在杭州》一书记载，他对一个从来不会笑一笑的小病友，一次次逗他。小病友在冬天穿着厚棉袄，像个胖乎乎的矮脚鸡，梅医生就模仿大公鸡：先弯下腰，然后慢慢直起脖子，身子往后仰，发出公鸡“咯咯咯”的叫声，逗得小病人终于忍不住“哈哈”大笑。

    “未雨绸缪，脚踏实地，定期锻炼，笑口常开”，梅滕更对“广济人”提出的一系列素质要求中，有一条就是“尊重”——对自己、对他人、尤其是中国人，要有足够的尊重。谁能想到，在松木场麻风病院的圣约翰教堂，传教士与接受治疗的病人一起领受圣餐，大家共用一个杯子喝酒，杯子经过患者与传教士的唇边舌尖，一切都已习惯成自然。

百年前的医患关系，主旋律正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相互关爱、相互合作。对于治疗的无知与偏见，被一声“病治好了”就扫到九霄云外。梅滕更以他的良知与识见，带来了现代医学和现代文明；“广济之舟”，摆脱病痛，并非虚言。

D.可以验证刻在石碑上的话对不对

除了医学技能，梅滕更更具有领导医院发展的巨大能力。他接手时的广济医院，那是一穷二白：没有自来水、没有电、没有像样的设备、没有手术室；在他几十年孜孜不倦的努力下，广济不仅发展了总院，而且建起了肺病医院、麻风病医院，开办了医校、药学院、护士学校、协和讲堂等等，成为当时中国一流的医院和医校。

1911年，医院从英国引进了X光机，那是全中国最早引进的一批X光机。《梅滕更在杭州》书中有张照片，是梅滕更的大儿子在帮助调试X光机。医院还装备了发电机、自来水塔、电灯、电话、电疗器，诸多项目，皆属杭州第一。

至梅滕更退休离任时，广济医院有500张病床、3个手术室、患者年住院4000例左右，已成全国最大的、技术最强、管理最先进的西医医院之一。

广济医院具有很大的公益慈善性质，几乎不收诊金，是真正的非营利医院；要持续发展和维持运转，一靠院外经营，二靠各种资助。除了英国圣公会提供部分资金外，梅滕更努力争取各个基金会的帮助，以及官绅的捐赠。

为了扩建医校校舍，作为校长的梅滕更回到他的祖国募捐，声言如募不到10万元决不回来。英国的麦克莱爵士夫妇，为纪念在一战中于1918年在法国阵亡的儿子，当场认捐1万英镑，相当于10万元大洋。他儿子曾在一封信里说，使命似乎在召唤他成为一名医学传教士，他很愿意走上这条路。支持梅滕更在杭州办医校，正是对儿子的最好纪念。《梅滕更在杭州》一书，特意收录了他们的儿子埃比尼泽·麦克莱中尉的照片。

广济医校1885年初创时只招收10名医学生，之后发展成医学、药学和产科3个专门学校，培养了众多莘莘学子。青年陶行知曾入校就读，因信仰不合而离校。浙医二院院史书收录了新医校落成的碑记，由林徽因的父亲林长民在1924年题写，赞颂梅校长：先生莅浙，四十五年，以医救世，实导其先，博爱为教，宏愿允宣……

在大理石碑揭幕典礼上，梅医生对大家说：“感谢同学们的厚爱，我觉得自己受之有愧。构筑最有价值人生的，不是名声，不是大理石板，不是财富，也不是地位，而是奉献……”他再次展现了幽默的风格，“我希望大家说的这么多好话没有说错，我很高兴自己还活着，可以验证你们刻在石碑上的话对不对。”

E.宝石山·宝云山·莫干山

“水深水浅东西涧，云去云来远近山。”仁者乐山，梅滕更喜欢山。在杭州，他把肺病医院建到宝石山上，他把麻风病医院建到宝云山上；在德清莫干山，他不仅建起了麻风病医院，而且建了有休假特色的临时医院。也正是在山上的行动，后来惹出了“官司”。

在整整100年前的1914年，广济医院松木场分院落成，这是一个麻风病院，坐落在宝云山东麓山脊上；宝云山在葛岭初阳台东北，宝石山北边。如今留存着一组当年所建的建筑，就在浙江省档案馆的里侧，弄堂向里左拐沿右侧山坡小道上去，红黄等不同颜色的老房子就是，有的依稀是欧式风格，是杭州市文保单位。秋日的一个黄昏，我来这里探寻遗存，问了附近所遇到的居民多位，茫然无所知。闻生人前来，犬声此起彼伏，这山岗原来是世外桃源。很快我就找到当年的小教堂圣约翰堂，这是现今保存较好、也最漂亮的一幢小房子。暗淡了时光身影，远去了教堂钟声，唯有热烈的烹饪声从里头传出。这些房子收归国有后，如今都变成职工宿舍了。

当年，这里是荒郊野外。这些建筑分别为男麻风病院、女麻风病院、男隔离病院、女隔离病院、男清气院、女清气院、教堂等等。在那时，这是国内设备最好的麻风病院之一。

久伫荒郊亦为家。广济的医护人员和麻风病人，就以此为家了。

1932年，郁达夫以麻风病院为背景，写了小说《蜃楼》，其中有云：“有许多结构精奇的洋楼小筑，散点在那里，这就是由一位英国宣教士募款来华，经营建造的广济医院的隔离病院……”

2014年5月，梅滕更的曾外孙女布莱克夫妇来中国杭州寻根，追寻曾外祖父的踪迹。“梅滕更老院长，不仅创建了当时闻名全国的广济医院，还在莫干山山脚下创建了麻风病院。”现任浙医二院院长王建安教授感慨地说，“那时，麻风病比现在的艾滋病不知恐怖多少倍。我时常在想，一位英国医师和他年仅19岁的妻子，离乡背井服务45年，还收治麻风病人，真是了不起。”

　　结核、麻风和梅毒，是世界上三大慢性传染病。麻风病由麻风杆菌传播，主要侵犯人体皮肤、神经及内脏等器官，一旦得病，致使神经末梢坏死，导致毁容、残疾，甚至死亡。20世纪初，杭州流行过麻风病；广济医院的病例档案，见证了杭州麻风病的病史。

    梅滕更致力于收治麻风病人，并且提高治疗水平。1921年，英国医学博士苏达立受教会派遣来到广济医院，他与梅院长一起“两手抓”：一手抓援助，争取到英国国际麻风救济会的援助资金，大大改善了病院的环境设施；一手抓人才，先后请了不少世界著名的麻风病专家来杭工作。梅滕更院长退休后，苏达立曾两度出任院长一职。

　　广济医院医治麻风病，本着公益慈善原则，其“事务规则”记载：“麻风病一症，酷毒非常……患者以贫苦人为多，衣被药食，皆由本院施送，不收分文。倘有愿出饭金者，则充为本院膳费。”

    麻风病治疗需要集中隔离，病房建在相对偏远的山上为宜。后来在德清莫干山建立麻风病医院，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梅滕更这样评价莫干山：“这是一个极好的地方。它这样安静、平和，这里有阴凉的小径，竹林也很美。患病的孩子们一到这里，健康状况就开始改善。”

莫干山是我国四大避暑胜地之一，以“清凉世界”著称于世，从1896年至1926年，洋人纷纷来此建房消夏。梅滕更1910年到莫干山购地建房，地点选在炮台山的一块台地，建了一座英国古城堡式的别墅，附设网球场、游泳池、阅览室等。冬暖夏凉的古堡，一时间成为了莫干山的标志性建筑。但它不是梅滕更独享的，广济医院的外籍医生和中方高层，都可以到这里来消暑度假。

由于这一带医疗条件匮乏，梅滕更决定在莫干山开设临时医院，利用医生来此休闲的时间，为百姓服务。1924年夏天，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开张，门诊室、外科室、病理室、药房等各种设置一应俱全。苏达立上山主理其事。广济医院莫干山临时医院是“只此一家，别无分店”，安吉、孝丰、湖州一带都有百姓赶来看病。

自打上了莫干山，梅滕更就经常亲自为山民义诊看病。对莫干山人文历史素有研究的德清图书馆朱炜先生，以生动的笔墨，描述了当年的情形——

上山第二天，梅滕更的信差就敲着铜锣满山跑，告诉周边的山民：“梅先生上山了，有病的都可以来看了！”这面铜锣，至今珍藏于看门人楚庆仁之子楚召南家中。于是，在莫干山，通常会上演这样的一幕：一夜过后，有被人背着的、抬着的，或自己拄着拐杖的病号从各地涌来。他们相信并认可梅医生的医术，更重要的是，梅医生看病从不收钱。

而梅夫人也喜欢莫干山，山民们总能听到，这位美丽又善良的梅夫人在炮台山的小洋房里弹风琴。她与看门人的妻子还成了闺蜜……

甘博拍摄的保俶塔与肺病疗养院

F.保俶塔边上的冲突

民国初年，美国传教士甘博拿着先进的相机，在杭州走街串巷，拍摄了大量照片，他喜欢以梅滕更为“模特儿”，他拍过梅滕更乘坐他自己设计改造的“小马车”——车厢由两个自行车轮组成，以小马驹为动力；坐在这“中西结合”的车子上出门溜达，梅医生好不惬意。甘博在1917年所摄的一张保俶塔照片很经典，只见保俶塔破败得厉害，塔身上都已长了不少灌木。塔两边的建筑，正是梅滕更所建的肺病医院和疗养所。

梅滕更选址宝石山上，盖因肺病患者需要隔离和空气流通，当年对付肺结核，还没有特效药。1895年，梅滕更向保俶寺和尚怀仁租地筹集；1899年，宝石山上、保俶塔下两幢主建筑落成，一洋一中，一大一小，一西一东，统称为西湖肺病疗养所，这是杭州海拔最高的医疗机构。

那时的宝石山、松木场，皆属荒郊野外，但保俶塔毕竟始建于五代十国时期，是西湖的标志性建筑，尽管其时已破败不堪。肺病疗养所在使用十年之后，有人提出异议，认为应该予以收回。其中一个重要理由是影响“风水”。1909年1月，由浙江洋务局总办王丰镐出任中方交涉使，与梅藤更交涉，要求收回土地及房产。王丰镐赴沪与英国驻沪总领事磋商，并照会英国驻杭领事，双方争持数月未果，但王丰镐毫不妥协。执掌浙江官立两级师范学堂的沈钧儒，向省谘议局提出《收回宝石山、莫干山地亩，以保内地主权》的议案。“以保内地主权”一语，揭示了这本质上是主权利益之争。

这是梅滕更来杭后所遭遇的最严重冲突，最终是梅滕更知难而退，作出妥协让步，将所有的土地契据共21件，连同已建房屋交还地方，由政府补偿有关建筑费用。

    在浙江省档案馆收藏的来自英国的档案照片中，有各方在1911年7月20日所达成协议的英文文本，分为四个部分，主要内容翻译过来是：

一，各方最终明确同意，当地官方应派出官员随梅医生考察宝石山的山地，画出详细尺寸图，以及准确盘点出所有承诺的东西，还有花、树、石雕等设施，所有这些都予以归还，成为政府财产。

二，各方同意，官方重获宝石山上疗养所的所有权后，应提供维持这一设施运转的资金。

    三，各方同意，位于山顶上的肺病医院，此后应作为陆军医院，或用于类似用途。

    四，各方同意，原来商定的连续10年每月向广济医院补助200美元，现改为一次性支付总额24000美元，并开具收据。

    此协议一式四份，分别由英国领事、梅医生、外交事务专员及地方长官保存。

签字双方，分别为中方交涉使王丰镐和英国执业医生梅滕更。有意思的是，档案中还有一封王丰镐写给梅滕更的信，说房屋和土地产权问题已协议解决、记录在案，“不过，当地官方虽已拥有了疗养所，但仍请求您自愿成为他们的保健医生，当地官方已准备了一处合适的房子，供您使用”，“当您回到您的祖国，或者不再居住在杭州城，这份协定就将自动终止”，云云。

从以上档案材料看，很清楚的一点是，把宝石山上洋人的东西拿回来，拿回自己用，肺病医院变成陆军医院，广济疗养所变成地方官疗养所，并不是拆除景区“违章建筑”；由于地方官的疗养所缺乏医卫人员，梅滕更还得去充当 “卫生官”，提供保健疗养服务。这个过程与结果，与近百年之后洋咖啡星巴克被逐出故宫事件惊人相似，只是时间从1911年7月换成了2007年7月，地点从宝石山换成了故宫，医疗机构变成咖啡店，主事者从相当于“外事办主任”的交涉使王丰镐变成了“爱国愤青”央视主播芮成钢，而最重要的是，最终都变成“洋为中用”，洋咖啡星巴克撤出故宫后，马上中国牌子的咖啡店就进驻了故宫。

另有一份中文档案表明，达成协议3年后，英国驻杭领事馆在1914年12月19日发出照会，言及梅滕更在杭多年创办善举，因当地有人反对，将宝石山产业退还后，“商允从优奖叙，并应补助款项”，以另外购地建病院，梅滕更之所以要求奖叙补助，是因为反对者败坏名誉，补助款并非梅滕更所得，而是办理善举之用。

广济医院初期，有四间屋子的戒烟所

梅滕更那时选址宝石山建医舍，显然是个错误的选择。从长远看，保俶塔的身边当然是干干净净为好。案件了结十多年后，1925年的夏天，有一对美籍老外新婚燕尔，喜滋滋来杭州西湖度蜜月，新娘多萝西童年曾在杭州生活过，新郎马尔智则在燕京大学任教；他们拍了许多杭州的照片，马尔智还写下了蜜月日记。在1925年7月4日的日记中，已经被收回的广济医舍，被描述为“一座野蛮透顶的建筑”，账依然算在梅滕更身上：

    西湖北面宝石山脊的一翼上有一座优雅细长的保俶塔。在宝塔的脚下，有一座丑陋的二层楼谷仓式住宅，几乎要盖过那宝塔的风头。那房子是英国人梅滕更医生修建的，突兀地露出一片蜡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像是一个幽灵；那白色的方形粗暴地直逼你的眼帘。这是一座野蛮透顶的建筑，仅仅为了它，那些爱国的中国人也会捶胸顿足，希望我们这些外国人都滚回去。

这些房屋，直到解放后，因受白蚁侵害，才被拆除。保俶塔经过修缮变得更美丽了，只让郁郁葱葱的树木簇拥它，这最好。

G.“我警告梅医生注意这一影响”

“生在光明之中，我们才学会走过黑暗。”面对各种困境，梅滕更内心生长的力量，砺人砺己，他有句名言：“乐天的性格，就像是轮胎中的气，用量不多，却能让所有人前行时变得轻松、变得快乐。道路越是崎岖，越是需要它。”

王丰镐在任浙江交涉使时，办理过全省多地诸多涉外权益案件，他与梅滕更打交道，还涉及马市街房产的问题，时间也在1911年。

慈善公益事业要想发展壮大，自身需要多方经营、勉力事善。梅滕更非常擅长“院外经营”，以地产开发来补助办医办学。他领导广济，在大方伯和马市街一带，买了数十亩土地，购建了几十处房屋，其中部分通过租售以增值得益。当时，梅滕更将4个房子先租后售，转给了美国一家人寿保险公司的代理人鲍尔。鲍尔买房子时也蛮慎重的，咨询过英美两国的领事，两者皆书面回复，他可以从他愿意的任何人处购买地产。

然而，麻烦还是出来了。按照当时条约的规定，外国人不得在“中国内地”购置不动产，但教会、医院、学校以及公墓例外。地方官们认为杭州是“内地”，梅滕更无权那样做。在浙江省档案馆所藏英国档案照片中，有一系列的交涉文件，可见双方的立场与态度。交涉双方为王丰镐和英国驻杭州领事赛斐敕。王丰镐认为，“梅医生作为传教士，不能在内地以自己名义买卖房产”；而赛斐敕在致王丰镐的复信中说，“我带着十分惊奇的心情，阅读了您的函件；十分遗憾，我完全不能理解您的预设论据”。

赛斐敕说，杭州已是一个开放的口岸，把杭州设想为“内地”是错误的；“外国人在贸易口岸居住、贸易、买卖不动产，不需批准，不得阻碍”，梅医生“有权在包括杭州在内的中国任何贸易口岸中拥有他自己的私人财产”，愿意的话可以卖给任何人，“地方政府无权阻碍或反对他行使这样的权利；至于鲍尔先生购买梅医生财产，那是应由美国领事关心的问题；而鲍尔先生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同样享受和梅医生一样的条约权利”。

地方官进一步的理由是，传教士“个人在内地购买房产”，是违反条约的，只有传道所的“法人财产”才行。那么得查清，梅滕更操持的房产，究竟是个人的还是法人的。对此，王丰镐在致赛斐敕的信中说，“我发现，梅医生作为一个传教士医生，可能仅仅以他的传道所名义，为法人财产购买房产，而他个人可能没有获得自有房产”，如果梅医生把马市街房产列为他个人财产，那是不合适的，而把房屋卖给美国商人鲍尔则更不合适，“所以他们的买卖协议是无效的，我要求你必须立刻命令梅医生取消买卖”。

这个事情交涉的过程，一直在法律的框架内理性进行。赛斐敕在1911年3月20日致北京英国公使馆的信中说：“如果对财产的所有权是有争议的，就会引起法律上的复杂化。我警告梅医生注意这一影响。结果他作出安排，和鲍尔先生达成一致，后者同意：从梅医生处取得4000英镑后，取消销售合约。”

该让步时让步，该妥协时妥协，这就是屈伸有度的梅滕更。从这一案例可见，从封闭走向开放的社会转型期，中外在价值观、主权观、人权观、财产观诸方面，冲突是必然的，妥协是已然的，交融是当然的。

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冲突依然时有所现，苏格兰民歌《友谊地久天长》在中国的传唱也曾中断过，到了1962年，有人撰写关于梅滕更的史料文章，从头到尾全是批判，说他是“英帝国主义分子”，一无是处。

    从不同文化交流和交融的视角看，梅滕更本身是一个融合力极强的人，他擅长跟各色人等打交道，不见外。浙江都督朱瑞，1916年病逝时，梅滕更也送了挽联：“始终以顾全浙局为心，名将几人，能如循吏；国家有寄托长城之责，中原多故，遽陨元戎。”不知是他自己所撰还是托人代撰。梅滕更也与驻扎杭州的满清旗人打成一片，《梅滕更在杭州》书中有这样的记叙：一位满族将领和他的家人也在广济住过院，“1900年梅医生回国休假期间，慈禧太后曾下令消灭基督徒和外国人，正是这位满族将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说服了其他官员，拒不执行慈禧的指令”，以此保护广济。在庚子之乱中，慈禧其实没有下过此令，而在广济住院治好疾病、平常与梅滕更院长交好的将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以图保护广济医院，倒是在情理之中。

这本书里还有一张很有意思的“中西交融”照片：圣诞节，梅滕更到麻风病院看望病人，大家一起合影，人人都穿得很整洁，有的因麻风病致残的患者还拄着拐杖；而在照片一角，一张桌子上供着一头毛已褪尽的猪作为祭品。

H.爱西湖，爱杭州，爱中国

1913年，因为医院人手短缺，压力很大，梅滕更干脆把大儿子唤来中国，帮助分担工作，担任医院秘书和业务经理，一直持续到1927年。

梅滕更说：“能够来到中国，我一直心怀感激。如果我可以再活一次，我仍然会做同样的选择。”

退休回国后，梅滕更写了一本小册子，前三分之二写杭州历史名胜、西湖十景，后面三分之一才写杭州医学传教的回顾。他们夫妇俩都是那么的爱杭州、爱西湖。

“早上，最先迎接我的，是西湖湖面上难以形容的美妙的日出。它最初看起来像是壮丽的火焰，从东边露出来，红扑扑的。黎明来临，光芒在上空照耀，这种感觉无法形容。深红色的光充满整个湖面，湖中小岛、堤上六桥、堤岸树木都倒映在水中——多么美的画面！”在离开杭州前，梅夫人在致友人信中这样描述西湖。“难怪中国人这么喜爱这美丽又悠久的湖。在人们还没有苏醒的最安静时刻，从山顶上看到它，会让我永远记得它，热爱它。”

    在1926年10月16日一封写于杭州的信中，梅医生说：“我经常对其他人说，‘多给自己一些读书时间’。我们都喜欢书，过去这么多年，我收集了许多关于中国的书籍，将来足够悠闲、完全自由时，可以好好读读它们。”

    他退休归国，临行前宴请杭州地方人士，话别时诚挚地说：“中国是有前途的，后一代的青年更是了不起！只是我老了，来不及看到中国的复兴。”

在上海上船离开中国前，医界同仁以及诸多他培养出来的医学毕业生，赶来与他依依惜别。梅滕更说：“我们为中国培养的这些优秀、年轻的医生、助产士、药剂师、护士，要比我们自己更有价值。他们正在以各种方式不断延续我们的生命。”

中国元素已经融进梅滕更的血液。《梅滕更在杭州》一书写到，每个圣诞节，梅滕更都会给英国维多利亚·玛丽王后寄中国日历，他也收到了王后本人寄给他的圣诞节贺卡。有一回，玛丽王后来到爱丁堡短暂停留，原本打算去看看梅医生收藏的中国物件，但遗憾的是，因为行程安排太过密集，王后没能成行。

    他说：“要是能够返老还童，要是我还有第二个青年精壮的时期，我梦想还要居留在中国。”这就是梅滕更的“中国梦”。

I.从病者福音到仁爱而劳

“70岁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跟50岁时一样健康，如果不说是更健康的话。” 在杭45年，梅滕更孜孜不倦，用今天的话讲就是“蛮拼的”，退休时他还说，“我的大脑不是冷藏库，也不是装古董的博物馆。‘过去’已不再，‘现在’就在我们说它时从脚下溜走，活在现在就像站在滚桶上一样，你得不停前进才能站稳。”

回到英国后，梅滕更住在爱丁堡，他没有歇下来。除了阅读带回去的中国书籍，他还将英文医学书籍译成中文；其实早在1895年，他就把英国伟伦忽塔所著的《医方汇编》介绍到中国：他进行口译，由来自浙江慈溪的医家刘廷桢笔述，全书4卷，由广济医局镌印，上海美华书馆出版。译本“以中融西”，成了近代中西医汇通史上的一个范例。为了办医校，他还翻译了中国第一本产科教材《产科西医心法》等医学典籍。

另外一个重要“退休生活”项目，就是常常外出演讲，述说他在中国的经历、分享他丰富的人生体验。他兼任了许多社会职务，其中包括苏格兰皇家地理协会名誉副主席的头衔。

1934年8月30日，鞠躬尽瘁的梅滕更在苏格兰老家辞世，享年79岁。梅医生去世后，在杭州，他的大儿子参加了两场悼念仪式。一场在广济医院举行；另一场在宝云山山麓麻风病院的圣约翰小教堂，所有麻风病人都参加了。一位年纪最大的病人站起身来，准备说几句悼念的话，但悲伤涌上来，一句话也说不出；一位女病人也站起来，但还没开口，已经痛哭失声。

    在梅滕更逝世后第二年，传记书《梅滕更在杭州》出版。他儿子说：一个传播福音的外国传教士，应该具有完整的信仰、持久的耐心、诚挚的愿望；我爸爸生活和工作故事的发表，对渴望到国外从事宣教的年轻人来讲，希望能帮助他们激励灵感、为他们提供指南。英国教会也特地为他写了一本名为《人间天堂的梅滕更》的传记。“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专门研究医学传教史的英文版《杭州医学传教会的故事》，全面介绍了英国安立甘会派出梅滕更等传教士，在杭州从事医学传教的活动。那时杭州，正是一片丰收的“禾场”。

    科学、哲学、宗教，是回答同一个问题的三种不同方式；宗教起源于人类对既有的生存条件作出的反应，与人类精神生活的关系最密切。基督教信仰改变了古典文明下长期形成的蔑视人的生命的态度，追求“爱人如己”的境界，“博爱”因此而来。

    遥想整整50年之前的1884年，到杭州广济医院才3年的梅滕更，从圣公会争取到1700英镑的拨款，建成新的广济总医院，大楼门廊挂着的大匾是4个汉字，成为和谐医患关系的最佳注解——病者福音。

在梅滕更去世整整80年之后，苏格兰于2014年9月18日举行独立公投，结果是反对独立的得胜，苏格兰继续留在英国。梅滕更在苏格兰的墓碑至今保存完好，上面刻着4个漂亮的繁体手书汉字，概括了他鞠躬尽瘁的一生——仁爱而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