困扰中国两千年的西汉民生辩论

民生简单地说，就是“人民的生活”。对一个国家来说，民生往往又并非仅仅是人民的生活这么简单。因为民生要受到国家发展阶段、国际环境、战争消耗、经济体制，甚至领导人个人喜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政府的职能就是解决民生问题，而政府又该采用何种方式和途径来予以解决呢?两千多年前的西汉，对国家民生等相关问题，曾经有过一次影响中国历史两千年的大辩论，倒是可以作为我们今天认识民生的一个切入点。

汉武帝已死，“国有化”派官员失去了坚强后盾

汉武帝当政时期(公元前141年至公元前87年)，国家严格实行盐、铁这两种战略物资的专卖政策，不允许民间贸易，否则治以重罪，形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波“国进民退”的高潮。而主导这一铁血政策的人便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财政专家桑弘羊。

汉武帝死后，其子汉昭帝继位，桑弘羊依然掌管中央财政，并继续担任御史大夫。御史大夫是中央最高监察官员，同时也是“副丞相”，即仅次于丞相的中央第二号大官。汉武帝时期，中央政府全面进入生产经营领域，有其必要性，因为当时对匈奴的战争的确需要有强大的国家财政作为支撑。而桑弘羊也尽职尽责地为国家的财政和战时后勤分忧效力，深受汉武帝推崇和信赖。

但是，时代在变化，一朝天子一朝臣，汉武帝时期的全盘国有化政策，到了汉昭帝时期，就显得过时了。此时，不仅外在的国防压力远不及汉武帝时代，而且民心思变，整个国家已经厌倦了汉武帝的高压政策，尤其是商人们，更加渴望能够有一个比较宽松的民营经济环境。可是，管理汉帝国财政四十多年的桑弘羊，在汉昭帝即位后，却依然实行汉武帝时期的“国有化”方针。汉武帝已死，“国有化”派官员失去了坚强后盾，斗争也就一触即发了。

国民经济以民营为主，还是以国营为主

果不其然，公元前81年，也就是汉昭帝做皇帝的第六年，中央政府召集各地“贤良”、“文学”共五十人左右，来到首都长安，与桑弘羊展开有关政府职能等问题的大辩论。所谓贤良，就是著名的道德楷模，而文学就是儒家知识分子，可以把这两种人统称为民意代表。这次大辩论，由当时的丞相田千秋主持，辩论的一方是御史大夫桑弘羊及其助理官员，而另一方则是全国各大民意代表。可见，这场大辩论的规格之高、规模之大。

公元前81年的春天，在首都长安城，辩论拉开帷幕。第一个辩题就是政府该不该过多从事经营性的行业。

桑弘羊当然旗帜鲜明地认为政府搞生产经营，富国强兵，同时又可以遏制大商人的暴利行为，降低物价，增加普通百姓的幸福感，有百利而无一害。其实，桑弘羊的经济思想带有很强的社会主义国有化的性质，是一种国家重商主义的思想。

汉武帝之前，中国有过一段相当长时期的重商主义思潮。尤其是司马迁，他认为春秋战国以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史，告诉了后人一个深刻的道理，即最好的政府对民间生产和商业是放任的，最差的政府才“与民争利”。这种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在一千多年之后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中，也是一以贯之的。同样是一种重商主义，司马迁和亚当·斯密强调的是民间的商业，而桑弘羊强调的是政府直接从事生产贸易。

首先一上来，桑弘羊以盐、铁这两种最具代表性的物资由国有化经营为例，向众民意代表发问：汉武帝时期的国有化，使得匈奴遭受毁灭性打击。如果现在废除国家对盐、铁等物资的专卖，那么国防经费从何而来?

民意代表却从根本上否定了国防战争的必要性，认为战争不是解决国防问题的最有效手段。既然政府敛财的重要目的是用于经费开支，现在少发动战争，通过国家软实力等手段来震慑敌人，同样可以实现战争所要达到的目的，那么国家就没有必要疯狂敛财了。

可见，桑弘羊与民意代表根本就不是一个逻辑。

本来，政府如果喜欢直接搞生产、做生意，对民间贸易肯定会形成挤压，因为蛋糕就那么大。不仅客观结果是如此，而且桑弘羊接着还高调宣称，政府对民间贸易的强行接管，完全是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最大化的行为。

这一点激起了众多民意代表的极大愤慨，他们都认为政府根本就不应该垄断原先属于民间的生产贸易行业，这样只会使得民间财富极大缩水，造成人们的幸福感极度下降。

其实，在政府该不该从事生产贸易上，桑弘羊与民意代表都有些偏执。政府完全不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一味地搞全盘国有化，这肯定有违政府本该有的职能。而政府完全放任民间工商业，通过现代各国的经验证明，这也不是一条阳关大道。

民生为重，还是军事为重

接着， 御史大夫桑弘羊与民意代表辩论国家的首要任务到底是国内民生建设，还是对外打击敌对势力。其实这本来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道理很简单，国内民生建设要有一个安定的国际环境，而民生问题解决了，国家的力量就会强大，军事战斗能力就会跟着提高，两者本可相互促进。

但是，汉昭帝时期，人们对于汉武帝穷兵黩武、大规模对匈奴的战争，早已深恶痛绝，民间百姓大量死伤和破产的景象，还历历在目。战争的确消耗了过多的国力和民间财富。在辩论会上，桑弘羊虽然也看到战争的巨大消耗和民间的不满情绪，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即便代价再大，国家必须首先保证军事力量的强大，之后，民生便可因为有此基础而一劳永逸地得以解决。

而民意代表却认为，对外战争从一开始就是一个错误。他们举了很多远古时候的例子来告诉桑弘羊，一个地大物博的国家，如果不实行德治，即便军事力量再强，也会亡国。而他们所指的德治，其实就是希望政府不要发动较大的对外战争，也不要轻易折腾老百姓，政府要与百姓一道，共同休养生息。这样，国家自然强大，民众自然富裕，外敌自然不敢入侵。

民意代表的这一番言论，如果放到汉武帝时期，还是有相当的针对性和合理性的。但是，时过境迁，当时的对外战争的规模和强度已然大大降低，适当的国防开支还是有必要的。

其实在任何一个时期，国防和军事都是必要的。这些民意代表大都是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他们死咬着某种儒家治国理想，当然是错误的，桑弘羊当然也不会同意他们的观点。

作为桑弘羊来讲，他又怎么会不知道战争给民间所带来的疾苦呢?桑弘羊是一个奇才和全才。他出身于洛阳的大富商家庭，因其具有极强的商业头脑，年仅十三岁就被汉武帝看中，钦定为财政官员，然后一步步被提升为全国最高财政官员，他既是汉武帝的私人财务顾问，也是国家的财政当家人。

汉昭帝时代的这次大辩论展开时，桑弘羊已年过七十，不是那种走极端的愤青。四十余年的国家财政第一人和近六十年的官宦生涯、丰富的阅历和经验，使他能够清楚地看到国家和民众、中央和地方、对外战争和国内民生等方方面面的问题。

而且，作为大富商的后代，他对民间的富裕有着切身的体会。再说，他早已功成名就，个人和家族都不是他所考虑的对象了。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不是不愿意看到民间的富裕和百姓的安居乐业，而是恰恰相反，他强烈地期待着国民能够在他的带领下，人人都成为如他的家族一样的大富豪，过上非常幸福的生活。

只是，桑弘羊坚持认为，国民的富裕，必须建立在国家军事力量和财政力量强大的基础上。就当时的国际环境而言，他依然认为北方的匈奴对中原的威胁还很大，任何轻视武备的想法和行为，都会对国家造成灭顶之灾。国家不太平，更遑论民生。

要不要搞平均主义

最后一个激烈的辩题就是，在国家发展和民生问题上，要不要搞平均主义。

在这个问题上，双方更是势同水火。那些儒家知识分子所谓的民生，是平均主义的人人有饭吃。他们举了孔子的一句老话，“不患贫患不均”，认为只要民众的生活水平都差不多，没有特别富裕的阶层，那就是一个好社会。而这与桑弘羊对民生的认知相差何止千里。在桑弘羊看来，国家的最终目的是让每一个国民都大富大贵，即便暂时有贫富差距，甚至差距较大，这都是阶段性的问题，都可以通过国家和民众的共同努力得以解决。

桑弘羊认为，只有国家军事力量强大，才可以达到人人富裕的目的。而儒家的民意代表反而觉得，正因为有这样一个人人富裕的目的，才导致了汉武帝和桑弘羊的穷兵黩武政策，后果就是民不聊生，最终不可能实现其所谓的人人富裕。他们坚信，桑弘羊的民生问题是一个伪命题，而他们所追求的平均主义民生才是一个真命题。

老实说，儒家的这些知识分子在当时到底有多大的民意基础，这还真是一个疑问。因为古今中外的历史和现状都告诉我们，在民生上搞机械的平均主义，是没有前途的。更为重要的是，没有强大财力作为支撑的国防，注定是要挨打被欺负的。

汉代之后，中国历朝大体实行的就是民生平均主义，后果自不待言。新中国成立后不久，我们曾搞过集体大食堂和全民吃大锅饭，这也是一种典型的平均主义，危害也遗留至今。不过，儒家知识分子的反战和厌战，倒是反映了当时的主流社会愿望。

从平均主义的角度推衍，儒家知识分子自然而然就推衍出国家要实行德治，而桑弘羊的国家干预思想，肯定就得出了国家要法治的观点。

于是，到底是德治，还是法治，成了双方辩论的又一个火力点。

德治还是法治

以道德的力量来约束人们的行为，进而以道德治国，当然是一种非常理想的状况。但是时至今日，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够放弃法律，专以道德治国。儒家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情绪在这一点更是发挥得淋漓尽致。不过，他们也有一套说辞，这就是举更为遥远的古代例子，譬如夏商周三个朝代的早期，国家没有什么法治，都是以德治国，为什么国家能够太平，而且还能成为今天治国的表率呢?

从这种所谓的“模范时期”入手，儒家知识分子猛烈批评以商鞅为首的法家学派代表人物。他们认为，正是因为商鞅严酷的法治政策在秦国的延续，才导致了秦代过早的覆亡。

这当然是桑弘羊所不能接受的。作为法家思想的拥戴者和法治理念的践行者，他认为只有完善的法律并执行严厉的刑罚，才能有效威慑和打击恶人，而秦国之所以能够统一中国，正是商鞅的法治为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至于儒家知识分子所说的古代德治模范时期，桑弘羊认为，即便有这样的时期，那也是当时的人们还普遍比较淳朴，而现在的人早已不具有德治时代的道德素养，刑罚和法治也就有其时代的必要性了。

儒家知识分子也听不进桑弘羊的任何法治理念，他们再次搬出老祖宗孔子的言论，认为一个好的社会就应该没有诉讼和刑罚，一个坏的社会才有诉讼和刑罚。桑弘羊对此不屑一顾，坚持认为，好的社会正是法律约束所形成的。

双方在诸多问题上，都是道不同不相与谋，最后不欢而散。

这次大辩论之后不久，西汉政府废除了汉武帝时期的国有化政策，不再干涉民间商业活动。这一点是好的，但儒家那一套平均主义民生观和以道德治国的理想主义，从此也在中国得以确立，一直延续到清代灭亡，甚至在近现代的局部时段，也总是死灰复燃。

从这次大辩论到当代，已然过去近两千一百年。很多民生方面的政策取向，基本都有了一个结论。回顾往昔，中国历史上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法治观、国家干预主义和反平均主义，虽有其历史的局限性，但也值得今人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