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 | 回忆我的父亲“俞师傅”

父亲俞敏虽然精通旧学，骨子里却是个新式的知识分子。“德先生”“赛先生”的精神渗透了他的价值观，因此他后半生就不太顺畅。如果只是精通旧学，情况就会好得多。父亲临终时洗了个澡，干干净净地，刚站起来，又坐倒在地上——往生净土了。没有“褰裳”，没有挥手，却是用生命的终结再一次诠释了“师傅”二字的意义。

我很幸运，我的父亲就是我的师傅。

一

按旧礼这篇文章应该这样开头：“先君子讳敏，字叔迟……”如果我坚持国粹，用笔而非手提电脑写文章，也许还得学习林黛玉，在敏字上少写一笔，然后读作“米”。但是，父亲虽然精通旧学，骨子里却是个新式的知识分子。“德先生”“赛先生”的精神渗透了他的价值观，因此他后半生就不太顺畅。如果只是精通旧学，情况就会好得多。尽管如此，他还是把自己修成了一个著名的教授。有人称他俞先生，有人叫他俞教授，近来还有人说他是某个领域里的“大师”“巨匠”。这后两个称谓因膨胀而贬值，让人闻而生畏。就算不贬值，父亲在天有灵，也会发挥语言“大师”的天赋之才，把这四个字挖苦得悔遇仓颉。

只有我才知道父亲最喜欢人们怎样称呼他。

大概是1974年，我和父亲从北师大主楼西侧往新华书店旁边的理发馆缓缓而行，迎面飞来一辆半旧的自行车，骑车的人身材颀长，面色微黑，左脚鞋跟蹭地代替刹闸，很有风度地停了下来。在看戏都有样板的年代，这独出心裁的停车法，对于我这个半大小子来说，颇具“震撼力”，比杨子荣的“气冲霄汉”更使我终生难忘。停下车，那人用沧州一带口音问候一声：“俞师傅，干嘛去?”嗓门之大，震得我耳鸣。父亲也用那种口音回答：“韩师傅，理发去。”说完二人点头一笑就各奔前程了。我问父亲：“这是谁呀？怎么管您叫师傅？是您的徒弟？那您干嘛也管他叫师傅？到底谁是谁的师傅？”父亲说，那是中文系的一个青年教师，叫韩兆琦。“我们曾在一起劳动过。他干活有力气，是把好手。”父亲补了一句，算是回答我的问题。

大学教师、有力气、劳动好手……不知道二十一世纪的国人是否会觉得这事有些难解。

父亲被“劳教”是1958年初的事情。父亲的工作主要是打扫主楼六层整个走廊加男女厕所的卫生。

1966年，我未满十一岁，正被突然到来的风暴吓得糊里糊涂，我从原辅仁大学附近的师大宿舍走到太平庄师大“新校”去看父亲劳动的地方。

连问带摸，我居然找到了师大的主校园。这个校园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建设的，1966年时，人们还习惯地把它叫做“新校”。经人指点，又摸上了主楼的六层，一眼看见父亲正用拖把很努力地擦拭着走廊的水磨石地面。我拉了拉他的后衣襟，他转过身来。我看到他胸前挂着个牌子，上面写了十二个字。这种东西在当时我见得多了，已经不再害怕。只要他还活着、还有力气劳动就好。他也不问我为何突然到学校来找他，直接附耳轻语：“别看上边两行，单看下边那一行。”然后直起腰来，指着地面说，“你看，你看！是不是跟镜子似的？嘿嘿，甑亮！”说罢还给我示范劳动程序：先在左边墙角与地面的交接处狠狠地前后擦两次，然后横抡三下，从左墙根擦到右墙根，再在右墙角与地面结合部前后狠擦两次。“横三竖四。这是我总结出来的擦地秘诀。”父亲很骄傲地告诉我。

我对“秘诀”没兴趣，只是看他兴冲冲的样子，松了口气。没想到他不由分说，拉着我走进男厕所，推我站上小便池，说：“靠前站。撒泡尿。你先使劲闻闻，没味儿吧？”我仔细闻了一下，确实没有什么异味。反而有一种净水刚刚冲洗过瓷砖的清爽气。说话间他伸手从厕所门背后的挂钩上摘下一个布袋，就是以前上课时装书和讲义的旧书包。几年之后我在启功先生家里，注意到他也有一个类似的书包，我至今记得，因为它的外形跟父亲的书包太像了。启功先生还为那个书包写过几句话：“手提布袋，总是障碍。有书无书，放下为快。”那一次父亲的包里掏出来的可不是书，而是一个不小的玻璃瓶、橡胶手套、扁铲、砂纸。父亲说：“以前我没能巧干。用铲刀、砂纸物理性地去除尿碱、垍垢。效果不佳，反而溅了我一身一脸。后来赵伯伯给了我这个。”说着他举起那玻璃瓶，看着那里面多半瓶的液体，轻轻摇了一下接着说：“浇上去，沤上几分钟，刷子一刷就掉了。嘿，就是扫厕所，咱也得扫出最干净的来！”

作者俞宁与启功先生

那个赵伯伯，当然是以我的口气称呼的。父亲朋友中能对上号的，有两三个。我猜想应该是师大化学系的赵继周先生。他那时也受批判。一次他拉着我父亲诉苦，说：“他们给我扣的帽子是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我子女多，生活不宽裕，哪有资格当资产阶级？再说我既没权又没威。要说您是学术权威还差不多。”我父亲赶紧说：“这您可不带谦让的。我已经有了帽子了，您还要再给我加一顶啊？”说完他们竟偷偷笑了起来。今天我看到父亲的牌子，知道不管愿意不愿意，那顶帽子是扣上了，而且肯定不是从赵伯伯那里转移过来的。他在此刻还能悄悄帮助父亲，真是够朋友。

我看看便池上亮晶晶的瓷砖，一尘不染的水磨石地面，又见父亲没事，就转身回家。父亲送我到八楼的楼梯口，说：“本来他们让我把橡胶手套扔了，说是资产阶级。我说不戴手套药水烧手，他们也就让我留着了。回去跟你妈、你哥、你姐说，不用担心我。”我一面急匆匆地跑下楼梯，一面心里嘀咕：“知道我们担心的是什么吗？”

二

到了1971年和1972年之际，父亲的劳动更重了，却不像以前那么脏了。他参加了后勤基建科的劳动，砌院墙、盖房子。刚开始，后勤的师傅们让他当壮工，就是和泥、运砖什么的。时间长了一点，大家混熟了，知道他劳动认真、肯钻研、肯吃苦，似乎忘了他是改造对象，而像普通工友那样对待他。证据之一就是很快父亲就从和泥搬砖的“小工”升级到上脚手架“跑大墙”的“大工”。“跑大墙”是行话，专指初级技术工人在师傅“撂”下“底盘”“放”好线之后，沿着线一块一块地把砖砌到墙上，不能碰线，也不能离线太远，标准是与线似挨非挨，行话叫“抖搂毛儿”。为什么我懂得这么多的泥瓦匠行话？因为命运偏爱我，为了让我给父亲作一个合格的儿子，1974年冬天政府安排我到北京市西城区长安街房管所当了一名瓦工，学徒三年，出师一年后，又升为二级瓦工。1978年我考上大学的时候，已经是如假包换的工人师傅。正因为如此，我才更加佩服父亲，因为从工艺角度看，父亲的手艺至少不比我这个专业瓦工差，在细微的地方，甚至比我强。当然，我年轻，干活的速度可能比他快些。

让我吃惊的是，父亲并没有止步于“跑大墙”。一次他指着一所平房的墙角说：“这个角儿，是我把的。”“把角儿”，又是行话，意思是技术较高的瓦工专管砌东西向和南北向两墙垂直交接的墙角，加上两个方向各一小段墙。他必须把握两个垂直：上下与水平线垂直，两段墙也要互相垂直。“码”（专业师傅不说砌）砖要横平竖直，不能“奔儿”着（外倾），也不能“败”着（内倾）。所以把角儿的“把”字，有把关的意思，是“技术含量高”的工作。后来，我瓦工出师之后，还专门去用工匠的眼光考察了一次父亲把的角儿，因为后勤的师傅们给了父亲一个光荣称号：“三级教授，四级瓦工。”瓦工是数字越大级别越高，与教授的级别正相反。我学徒三年，一级工一年，到第五年头上才升为二级工，心里当然不服气。考察结果使我大吃两惊：一是后勤的师傅真胆大，居然敢让改造对象干专业要求高、风险性高（墙角歪了，整面墙就歪了，有垮掉的危险）的工作；二是父亲的活儿干得真地道！横平竖直不说，选砖对角十分细致，外加“游丁走缝”绝没有超过一公分的，根本看不出是非专业工匠干的活计。难怪后勤的师傅们如此信任他。我当时的感想相当复杂，觉得给他当儿子，实在是窝囊。他教我点过《史记》，我知道他的古汉语知识是我望尘莫及的；现在就连我的专业瓦工，他都要略胜一筹，给儿子留个饭碗行不行？恢复高考以后，我之所以报考英文系而不报考中文系，就是想躲开他的强项，给自己找一个发展空间。没想到，多年以后我到北外读研究生，发现两位全国顶尖的英语教授，一个专文学，一个专语言，都比不上父亲那口纯正的剑桥音。“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我这个亲儿子都受不了，别的人可想而知。父亲的命运不顺，是不是因为我们太小了？他并没做错什么，错的是我们——我们受不了他把样样事儿都做得比我们好。

三

从1966年开始到1976年，我和父亲见面总是断断续续的，因为他经常不定时地被“集中学习”，不能回家。我参加工作以后，父亲十分关心，每次见面都要详细打听建筑队里面的事情。我总爱挑一些徒工们淘气出洋相的事情讲给他听，希望他笑一笑，放松一下，但他更注意听我复述师傅们的言谈，跟我说：“一定得找个好师傅。人们食古不化，总喜欢重复伯乐相马什么的陈词滥调。其实，任何选择都是双向的，伯乐选马，马也选伯乐。找个好师傅，不但能学手艺，而且能学做人。”

经这一提醒，我注意到了第一施工班的副班长曹士元师傅。曹师傅个子不高，甚至显得瘦小，乍看不像很出色的体力劳动者，平常话也不多，工间休息时喜欢一边喝茶一边眯着眼听大家“砍大山”。他偶尔笑话我们：“先说天，后说山，拆完大塔砍旗杆。你们是什么大砍什么。”相对世上流行的“侃山”，我更欣赏曹师傅的“砍山”。有力度！有时兄弟们吹得过分了，我就挤兑他们：“说得忒邪乎，《今古奇观》里都没有。”一次一位师兄提起一个高明的师傅，给顶棚抹白灰时总喜欢穿黑色上衣，为的是工作完成以后向同行显示自己身上一个白点也没有。那时的室内装修，比现在简单一万倍。能做到“四白落地”就算得上高级。至于顶棚，是先钉上一层苇帘，再用掺了麻刀的白灰膏薄薄地抹在上面，就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天花板。抹灰膏时，人仰面朝天工作，白灰滴落到身上是牛顿力学第一定律决定的，黑衣服上面一个白点都没有是吹牛，至少我当时是这么认为的。所以我随口就说：“吹大发了啊！《今古奇观》里面可都没有这种事儿呀。”曹师傅听了鼻子里轻轻地哼了一声。

俞敏

不几天，我们施工的房子就到了内装修、抹顶棚的阶段。曹师傅说：“俞子，今儿你给我擓(Kuǎi，用指甲抓挠，也有地方作“挎”、“舀”讲。）勺儿。”抹顶棚是难得的技术活儿，我本来是想干的，可是出于对曹师傅的尊重，只好放弃。“擓勺儿”，就是用一个大铁勺把白灰膏擓起来，放在师傅的托灰板上，他用抹子轻轻挑起，然后把灰抹到顶棚上。“六成儿半，不到七成儿。”曹师傅言简意赅。我擓起多半勺灰，放在板上。曹师傅掂一掂灰板，抹子一挑，右臂一展，手腕一抖，白灰顺溜地抹到棚上。他又是一掂、一挑、一展、一抖、一抹，犹如舞蹈一般，煞是好看。这时我忽然觉得眼前一暗——啊？刚才没留神呐!原来今天曹师傅竟穿了一件黑色对襟小褂儿。我不敢怠慢，每勺儿都是精准的六成半。很快一间屋的顶棚就抹完了。曹师傅跳下满堂红的脚手架，拍拍手，展开双臂问我：“你瞧仔细咯，有今古奇观吗？”我前后巡视两遭，不得不说：“还真是没白点。”师兄弟们抢着挤兑我，而曹师傅拍了我后脑勺一巴掌，说：“算你实诚。学着点儿吧！”

一见到父亲的面，我马上就把曹师傅的传奇讲给他听。他笑得很开心，眯着眼睛说，你就选这个吧，是个好把式。他眯眼的神态倒是跟曹师傅有点儿像。“你得买点儿烟酒什么的登门去看看人家，琢磨琢磨怎么拜师吧。”父亲说。我说现在不讲究这个了，领导说算封建迷信呢。父亲说：“话虽如此，但该拜还得拜，别声张就是了。你现在拜了他，出师之后他就能护着你。”看来父亲已经有了思想准备，他这个比较喜欢读书的儿子命中注定要当一辈子瓦匠。

那时我受红色教育很深，买烟酒送礼的事绝对做不来，但登门拜访还是可以的。一个闷热的傍晚，我推开了曹师傅家的院门。院里吵吵嚷嚷，两团白肉扭打在一起，定睛一看，原来是两口子打架。天热穿得少，再加上撕扯，身上露出很多不该露的地方。曹师傅坐在树底下抽烟，看都不看眼前热闹的西洋景。我见那个男的出手太重，生怕出大事，想拦住他又无从下手。曹师傅扫了我一眼，明白我的意思，却也不跟我打招呼，从兜里掏出两块钱，说：“出胡同口儿往南拐，杂货铺里买个大绿盆来。”那时北京人洗衣，喜欢用一个大瓦盆，里面搪了绿釉，外面是瓦红色。我正拿着钱不知所措，只见曹师傅走到打架人家门口，抄起了一个洗衣的大绿盆，走回到两位斗士面前，抡圆了往地上一摔，大瓦盆变成碎瓦片，四处乱飞。那两口子吃了一惊，马上停止战斗，张着大嘴，瞪着曹师傅，虽然一时气促说不出话来，但兴师问罪的表情却在脸上写得清清楚楚。那些日子的业余时间，我正在半懂不懂地读《诗经》，见此情景马上想起了“兄弟阋于墙，外御其辱”。曹师傅朝我一挥手：“俞子，快去。”我走到院门，忍不住又停下来回头看。只听曹师傅说：“暑热无君子。你们打，我想拉，下不去手，只好这么办。我徒弟去买盆了，给您赔上。大热天的，有话好好说，别动手，吓着小孩儿。”

我父亲听到这段故事，吃惊不小，说：“你看过《史记·游侠列传》，那里头的都不如这个精彩。这位曹师傅有仁心，有急智，话不多，但每句都在点子上，是个人才。现在拜不拜师倒不重要了，他已经认下你这个徒弟了。倒是我想抽空看看人家去。”

然而不是他想看就能看的，连回家看我都做不到，遑论其他。

四

我的英语是1969年秋冬之际开始跟父亲学的，更准确地说，是在父亲指导下自学的。因为不能常见到他，而且何时能见，何时不能见，既没有规律也不能自主，所以父亲是我的英语师傅，不是我的英语老师。老师定期、定点教学生，师傅则不同，有俗谚为证：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我初学英语时，父亲急急忙忙地教会我国际音标和查字典的方法，就被集中到校内的“学习班”里面去了。临走时放下一本原版《傲慢与偏见》，一年多以后才回家，看到我已经把该书从头到尾通读了一遍，所有的生词都查了出来，写满几个大本子。他很高兴，问了问内容，发现我一点儿都没懂，非但没生气，反而笑倒了，说：“你的耐心可真不错。看不懂的东西却能从头查到尾。你能忍得住枯燥，学外语一定能大成。”说到此他忽然话头一转，说：“你懂什么叫师傅吗？‘师’字好懂，‘傅’字就有点儿微妙了。”说着就开始给我细解“傅”字的来龙去脉。这里岔开说明几句。对于父亲拿手的训诂之学，我是一窍不通。他当时给我讲的，我似懂非懂，记忆下来的可能脱离了本意，也可能根本就没理解对。现在资讯发达，我可以上网查一查，纠正自己的错误印象，把我记忆中的误差调整过来。但是我不打算那样做，因为哪怕我理解错了、记忆错了，这么多年来就是那些可能错误的印象在指导我。我就忠于这些印象，哪怕它们是模糊的、走样儿的印象。即便说错了，也是真诚的错误。再说，也可能我那些印象并没错，或者并无大错。

父亲的大意是，“傅”字开始是指侍弄花草的人。我理解就是园丁。但父亲说那也不尽然。因为“傅”除了侍弄之外还负责展示花木。换句话来说，仅培植还不够，还要认准花木的优美之处并将其展示在世人面前。所以后来古代官职有少傅、太傅之称，都是培养太子、向世人展示太子才能和品质的官儿。作为师傅，一个人须有见识、肯于劳动、善于劳动并且无私地把劳动对象的优秀品质展示出来，而自己甘居幕后。你今天能劳动且技能娴熟，你今天是师傅；明天不能劳动了，就要老老实实地认识到自己不再是师傅。师傅不是师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不是真正劳动者的态度。你看有些老先生，自己写不动文章了，就叫学生写，自己挂名而且挂在前头，那样就是师父，不是师傅。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劳动到最后一刻的师傅。学术也好，手艺也罢，要做一个能工巧匠；一旦不劳动了，就干脆退休，不能再自称师傅了。古起太初之民，在《卿云歌》里唱：“精华已竭，褰裳去之。”今迄三十年代的浪漫小生，挥一挥手不带走云彩；都可以看成是为师傅“收官”作注解。

父亲嘱咐我的话，他自己完全做到了。首先，他遵循“有教无类”的古训。虽然自己的儿女已经被划在了不准上大学的那一“类”，但他对工农子弟中有才而基础差的，课外开小灶。至今我还记得一个贫农出身的学生牛纪超，在三年饥荒时期到我家来补课，父亲不但掰开揉碎给他讲，而且补课之后，还把我们十分紧张的口粮拿出一些来给他吃。这当然算培养。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周，他还为一个学生的书写了序，把学生书中的优点，一一推荐给读者。这就是展示。

他临终时洗了个澡，干干净净地，刚站起来，又坐倒在地上——往生净土了。没有“褰裳”，没有挥手，却是用生命的终结再一次诠释了师傅二字的意义。

我很幸运，我的父亲就是我的师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