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风：孤意与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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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大维家族中，跟俞大维公去台湾除了俞大彩（傅斯年夫人），还有弟弟俞大纲。大纲是1907年出生，比大维公小十岁，早年就读于上海光华大学以及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俞大纲曾师承徐志摩，是北京“新月诗社”成员之一。新月诗社是徐志摩、闻一多发起专门研究新体诗的团体，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续，著名诗人臧克家也是新月诗社的成员。印度诗人泰戈尔来华访问，大纲随徐志摩陪同接待，收获非浅。

一毕业即进入中央研究院工作，养成了浓厚的“历史癖”，专攻唐史和太平天国史，连太平天国史的权威罗尔纲，对他也是刮目相看。对中国传统文学以及戏剧艺术尤其研究深入。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把此作为终生研究目标。此后应聘到浙江大学历史系任教。抗战爆发，随校内迁，在贵阳遵义山沟里整整七年。1946年回到杭州，1949年随大维公去台湾。在台湾文化大学任教，是文大戏剧系主任。俞大纲、姚一苇与李曼瑰（1907-1975）三人共同主持六、七十代的文大艺术研究所、戏剧组，开创了台湾戏剧教育史上的全盛时期。

俞大纲先生的戏剧创新风格，深深影响70、80年代的台湾文化，也影响台湾当时的京剧、戏剧发展，甚至其他文艺领域如舞蹈、电影、文字、音乐等。被誉为台湾文化青年之父。

俞大纲不但精通戏剧理论，且遍读经史子集，学识渊博，中国文化的根底很深。他认为，二次大战后，西方艺术思潮，逐渐转向富有原始情操的精神世界来探索人生。这股思潮，反映于戏剧，大有乞灵于东方古老剧场之势。他们对东方戏剧的东方式象征手法，疏离效果，以及带有仪式性的表演形式，大感兴趣。戏剧的植根在广大的群众和表演回到演员本身等东方戏剧特质，认为可以补救一味侧重物质世界表象、充塞了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剧场缺憾。中国戏剧表演体系，因而也受到西方戏剧工作者的注意。

台湾被日本占领长达五十余年，在奴化教育下，对大陆华夏文化，已经陌生，处在一个文化真空状态，俞大纲的贡献，在于重新浇灌、培植了华夏文化之苗，使之在台湾生根、开花。

我和俞大纲老师的认识是颇为戏剧性的，那是八年以前，我去听他演讲，活动是李曼瑰老师办的，地点在中国话剧欣赏委员会，地方小，到会的人也少，大家听完了也就零零落落地散去了。

但对我而言，那是个截然不同的晚上，也不管夜深了，我走上台去找他，连自我介绍都省了，就留在李老师那套破旧的椅子上继续向他请教。

俞老师是一个谈起话来就没有时间观念的人，我们愈谈愈晚，后来他忽然问了一句：
“你在什么学校？”
“东吴–”
“东吴有一个人，”他很起劲地说，”你去找她谈谈，她叫张晓风。”

我一下愣住了，原来俞老师竟知道我而器重我，这么大年纪的人也会留心当代文学，我当时的心情简直兴奋得要轰然一声烧起来，可惜我不是那种深藏不露的人，我立刻就忍不住告诉他我就是张晓风。

然后他告诉我他喜欢的我的散文集《地毯的那一端》，认为深得中国文学中的阴柔之美，我其实对自己早期的作品很羞于启齿，由于年轻和浮浅，我把许多好东西写得糟极了，但被俞老师在这种情形下无心地盛赞一番，仍使我窃喜不己。接着又谈了一些话，他忽然说：
“白先勇你认识吗？”
“认识。”那时候他刚好约我在他的晨钟出版社出书。
“他的《游园惊梦》里有一点小错，”他很认真的说，”吹腔，不等于昆曲，下回告诉他改过来。”我真的惊讶于他的细腻。

后来，我就和其他年轻人一样，理直气壮的穿过怡太旅行社业务部而直趋他的办公室里聊起天来。

“办公室”设在馆前街，天晓得俞老师用什么时间办”正务”，总之那间属于怡太旅行社的办公室，时而是戏剧研究所的教室，时而又似乎是振兴国剧委员地的兔费会议厅，有时是某个杂志的顾问室……总之，印象是满屋子全是人，有的人来晚了，到外面再搬张椅子将自己塞挤进来，有的人有事便径自先行离去，前前后后，川流不息，仿佛开着流水席，反正任何人都可以在这里做学术上的或艺术上的打尖。

也许是缘于我的自入，我自己虽也多次从这类当面的和电话聊天中得到许多好处，但我却不赞成俞老师如此无日无夜的来者不拒。我固执的认为，不留下文字，其他都是不可信赖的，即使是嫡传弟子，复述自己言论的时候也难免有失实之处，这话不好直说，我只能间接催老师。

“老师，您的平剧剧本应该抽点时间整理出来发表。”
“我也是这样想呀！”他无奈地叹了口气，”我每次一想到发表，就觉得到处都是缺点，几乎想整个重新写过–可是，心里不免又想，唉，既然要花那么多功夫，不如干脆写一本新的……”
“好啊，那就写一个新的！”
“可是，想想旧的还没有修整好，何必又弄新的？”
唉，这真是可怕的循环。我常想，世间一流的人才往往由于求全心切反而没有写下什么，大概执着笔的，多半是二流以下的角色。

老师去世后，我忍不住有几分生气，世间有些胡乱出版的人是”造孽”，但惜墨如金，竟至不立文字则对晚辈而言近乎”残忍”，对”造孽”的人历史还有办法，不多久，他们的油墨污染便成陈迹，但不勤事写作的人连历史也对他们无可奈何。倒是一本《戏剧纵横谈》在编辑的半逼半催下以写随笔心情反而写出来了，算是不幸中的小幸。

有一天和尉素秋先生淡起，她也和我持一样的看法，她说：”唉，每天看讣闻都有一些朋友是带着满肚子学问死的–可惜了。”

老师在世时，我和他虽每有会意深契之处，但也有不少时候，老师坚持他的看法，我则坚持我的。如果老师今日复生，我第一件急于和他辩驳的事便是坚持他至少要写二部书，一部是关于戏剧理论，另一部则应该至少包括十个平剧剧本，他不应该只做我们这一代的老师，他应该做以后很多代年轻人的老师……

可是老师已不在了，深夜里我打电话和谁争论去呢？

对于我的戏剧演出，老师的意见也甚多，不论是”灯光”、”表演”、”舞台设计”、”舞蹈”他都”有意见”，事实上俞老师是个连对自己都”有意见”的人，他的可爱正在他的”有意见”。他的意见有的我同意，有的我不同意，但无论如何，我十分感动于每次演戏他必然来看的关切，而且还让怡太旅行社为我们的演出特别赞助一个广告。

老师说对说错表情都极强烈，认为正确时，他会一叠声地说：”对–对–对–对–……”
每一个对字都说得清晰、缓慢、悠长，而且几乎等节拍，认为不正确时，他会嘿嘿而笑，摇头，说：”完全不对，完全不对……”

令我惊讶的是老师完全不赞同比较文学，记得我第一次试着和他谈谈一位学者所写的关于元杂剧的悲剧观，他立刻拒绝了，并且说：
“晓风，你要知道，中国和西洋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一点相同的都没有！”
“好，”我不服气，”就算比出来的结果是’一无可比’，也是一种比较研究啊！”

可是老师不为所动，他仍坚持中国的戏就是中国的戏，没有比较的必要，也没有比较的可能。

“举例而言，”好多次以后我仍不死心，”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悲剧里在最严肃最正经的时候，却常常冒出一段科浑–而且，常常还是黄色的，这不是十分相似的吗？”

“那是因为观众都是新兴的小市民的缘故。”

奇怪，老师肯承认它们相似，但他仍反对比较文学。后来，我发觉俞老师和其他年轻人在各方面的看法也每有不同，到头来各人还是保持了各人的看法，而师生，也仍然是师生。

有一阵，报上猛骂一个人，简直像打落水狗，我打电话请教他的意见，其实说”请教”是太严肃了些，俞老师自己反正只是和人聊天（他真的聊一辈子天，很有深度而又很活泼的天），他绝口不提那人的”人”，却盛赞那人的文章，说：
“自有白话文以来，能把旧的诗词套用得那么好，能把固有的东西用得那么高明，此人当数第一！”
“是’才子之笔’对吗？”
“对，对，对。”
他又赞美他取譬喻取得婉委贴切。放下电话，我感到什么很温暖的东西，我并不赞成老师说他是白话文的第一高手，但我喜欢他那种论事从宽的胸襟。

我又提到一个骂那人的人。

“我告诉你，”他忽然说，”大凡骂人的人，自己已经就受了影响了，骂人的人就是受影响最深的人。”
我几乎被这种怪论吓了一跳，一时之间也分辨不出自己同不同意这种看法，但细细推想，也不是毫无道理。俞老师凡事愿意退一步想，所以海阔天空竟成为很自然的事了。

最后一次见老师是在国军文艺中心，那晚演上本《白蛇传》，休息的时候才看到老师和师母原来也来了。

师母穿一件枣红色的曳地长裙，衬着银发发亮，师母一向清丽绝俗，那晚看起来比平常更为出尘。

不知为什么，我觉得老师脸色不好。

“救风尘写了没？”我趁机上前去催问老师。
老师曾告诉我他极喜欢元杂剧《救风尘》，很想将之改编为平剧。其实这话说了也有好几年了。”
“大家都说《救风尘》是喜剧，”他曾感叹地说，”实在是悲剧啊！”
几乎每隔一段时间，我总要提醒俞老师一次”救风尘”的事，我自己极喜欢那个戏。
“唉–难啊–”

俞老师的脸色真的很不好。

“从前有位赵先生给我打谱–打谱太重要了，后来赵先生死了，现在要写，难啊，平剧–”
我心里不禁悲伤起来，作词的人失去了谱曲的人固然悲痛，但作词的人自己也不是永恒的啊！

“这戏写得好，”他把话题拉回《白蛇传》，”是田汉写的。后来的《海瑞罢官》也是他写的–就是给批斗了的那一本。”
“明天我不来了！”老师又说。
“明天下半本比较好啊！”
“这戏看了太多遍了。”老师说话中透露出显然的疲倦。

我不再说什么。

后来，就在报上看到老师的死。老师患先天性心脏肥大症多年，原来也就是随时可以撒手的，前不久他甚至在计程车上突然失去记忆，不知道回家的路。如果从这些方面来看，老师的心脏病突发倒是我们所可能预期的最幸福的死了。

悲伤的是留下来的，师母，和一切承受过他关切和期望的年轻人，我们有多长的一段路要走啊！

老师生前喜欢提及明代的一位女伶楚生，说她”孤意在眉，深情在睫”，”孤意”和”深情”原是矛盾的，却又很微妙地是一个艺术家必要的一种矛盾。

老师死后我忽然觉得老师自己也是一个有其”孤意”有其”深情”的人，他执着于一个绵邈温馨的中国，他的孤意是一个中国读书人对传统的悲痛的拥姿，而他的深情，使他容纳接受每一股昂扬冲激的生命，因而使自己更其波澜壮阔，浩瀚森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