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郢客：温故知新“沈崇案”

作者：陈郢客   历史学者

【编者按：在解放战争的第一年，国统区北平发生的“沈崇案”曾引起国内外轰动。2009年，杂文作家谢泳发表了一篇文章，重提“沈崇案”，直指该案是中共为了统战而做局，流传甚远。所幸有学者陈郢客做精彩长文反驳。陈郢客是在网络上十分活跃的文史作者，但此文不知何故，很难找到全文。小编百般搜罗，只找到了这些。不过，据曾经追剧一般追读过的人说，作者并未写完。古人云，盖棺定论。今日有消息称，“沈崇案”的当事人、著名漫画家丁聪先生的夫人沈峻已于近日弃世。本文虽然不足以盖棺定论，但也可以聊表对这位老人的敬意。】

1.沈崇和谭卓

1946年12月26日《经世日报》登出一条新闻：

《女生看电影 归途被侮辱》

大学女生某，年19岁。昨晚9时，赴平安电影院看最后一场《民族至上》影片。散场后，忽见身后有美兵二人尾随。行至东单大操场地方，该二美兵即对该女施以无礼。

该女一人难敌四手，大呼救命。适有行路人闻知，急赴内七分局一段报告。由警士电知中美警宪联络室，派员赴肇事地点查看。美军已逃去其一，即将余一美兵带走。该女被强奸后，送往警察医院，检查后，转送警局处理。

沈崇案就此拉开序幕。《经世日报》由经世学社创办，发起人为时任北平行辕秘书长的萧一山（后赴台）。抗战胜利后，《世界日报》、《新民报》在北平副刊。《华北日报》、《华北晚报》亦是北平大报。（更不用提全国大报《大公报》、《益世报》。）《国民新报》有北平参议会的背景，《北平时报》由国民党人李泽民主办，就背景与影响力而言，《经世日报》大约中上，算不得上驷。

据谢泳先生2001年重说沈崇案的史料：北平民营亚光通讯社本来是抢到头条新闻的。

【当时北平民营亚光通讯社获悉这一消息后，就在12月25日发出新闻，披露事情真象。北平市警察局局长汤永咸曾给国民党的中央社打电话，让中央社通知各报不要刊登这一消息。中央社当即以警察局的名义给各报发了一个启事，声称：“关于今日亚光社所发某大学女生被美兵酗酒奸污稿，希望能予缓登。据谓此事已由警局与美方交涉，必有结果。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容有结果后，警察局当更发专稿。 ”为了阻挡发表这一消息，汤永咸还将亚光总编辑王柱宇和一些报社记者接到市警察局，叫他们具结，保证不发表此消息。】

亚光社签字画押写保证书了——可是中国人向来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不是，何况人精扎堆的新闻界——亚光社不说，别家转发不行吗？26日，《世界日报》《北平日报》《新生报》《经世日报》到底还是说了！最狠的是《新民报》，将中央社的有关电文编成一条新闻——这下可好，大众不仅知道了沈崇案，还知道了政府有意封锁消息！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大禹的老爹鲧败就败在堵不如疏，这招防川防民，后遗症难料，一旦决口，不堪设想。沈崇案可证，70码也可证，——离民众太远了，愈嚣张愈盲愚，谁想出70码这等火上浇油的说法的？

沈崇住在东城八面槽甘雨胡同四合院，谢泳先生所提供的史料有云，《益世报》采访部主任刘时平一番辛苦，终于核实了沈崇住地：【他找到14号（注：甘雨胡同），一看这是非常讲究、有地位的人家，两扇红油漆大门紧闭着。他按了门铃后，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问找谁，当听到找姓沈的，说了一声“没有”就把大门关上了。刘时平正要转身之时，一位绿衣邮差过来了。乘送信人叫门之际，他看见信封上写着“杨振清转沈崇”几个字，这一下他心中都清楚了。】

这就出现了一个有名有姓的人物：杨正清。杨正清教授，沈崇表姐夫，系国民党资源委员会华北电厂主管。

沈崇的家世已非一般之好——刘时平所查到的北大注册卡标明：沈崇，19岁，福建闽侯人，先修班法文组新生。永久通讯地址：上海古拔路25号。

福建闽侯，晚清颇出了些人。禁烟的林则徐，赴难的林觉民，启蒙者严复，民国才女林徽音林长民这一家子，自不用提。沈崇祖上沈葆祯，是一代船政大臣，马尾船厂由我控，船政学堂自我开（严复、邓世昌、刘步蟾、方伯谦、林永升都是第一届毕业生），这可是近代史上交涉国运的关键人物。其父沈劭，在国民党交通部任职，——这就提示了我们，沈家常住魔都上海。

1946年12月24日，时值圣诞平安夜。沈崇从魔都奔到落难帝都文化古都求学，不过20多天。看一场电影，命运转折，倒霉至极，不幸至极。

是的。历史不止一次巧合。沈崇去平安电影院看了一场《民族至上》，却惨遭强奸；70码的受害人谭卓，在西城广场影城看完电影《南京！南京！》，步行回去，被飙车族卷去了性命。现实冷酷如斯，却又如此充满戏剧性，叩人心弦。

这自然富有奇佳的新闻性：北大+名门世家女+美军 正如 浙大+富人+飙车+70码一样让人怒发冲冠，寒毛直竖——但凡长大成人，诸人均知灰色自有一片天地，拐卖儿童妇女到苦地的，一时也禁绝不了……这是真的，贫苦之危地，却难以拍案惊奇，这是每一天的挣扎，每一天的严峻处境——而北大不能保，浙大不能保，世家不能保，有为不能保，我们呢我们呢？再淡定的人，都难以安坐了。

该死的70码，在公关上可谓失败之极；沈崇案亦然如此。除了北大/名门/美军……是的，还有些别的……很糟糕的引信。

国民党中央通讯社为美国兵开脱，便拿女生名声下黑手：“沈崇似非良家女子”，“美军是否与沈女士认识，须加调查”。

美联社更是坦荡无耻，污沈为妓：“少女引彼等狎游，并曾言定夜度资。”

12月27日中央社实在不好抹黑沈崇的家世，只能含糊承认：“沈崇‘似系良家妇女’，在北平某中学肄业。是二十几岁的妇人，出事时间是在晚十点半”。并且说：“检查后，只判断其曾受强暴之胁迫，尚无显著并被奸污之迹象……”

这等家世，才“似系”良家，那中国的“良家妇女”，能有多少？暗示她成绩不好，不检点，而且——早就不是处女了，这种抹黑手法，令人无语。

12月25日，中央社下禁令，亦打着沈崇幌子：【事主方面因颜面关系，要求不予发表，以免该女生自杀心理更形加强。】2天后，刀风霜剑严相逼，如此相辱，就不怕沈崇自杀吗？！

12月28日北平行辕负责人在各报给出官方说法，异常曼妙太极：【此案系一纯法律问题，酒后失检，各国均所难免，惟望市民幸勿感情用事，致别生枝节，则宜注意也。】

12月28日，北平市长何思源（他有一个女儿叫何鲁丽）如是说：【“据检验结果，处女膜尚未十分破裂。”】

同日，《经世日报》刊载北京大学陈雪屏训导长讲话：【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

好一个“同学何必如此铺张！”若论耸人听闻，实不亚于今日之“70码”。可惜陈雪屏绝非不知情，因为陈雪屏训导长恰是管理沈崇的先修班委员会主任委员；也绝非口误或措辞不当，因为他还说了【该女生亦有不是处，为什么女人晚上要上大街，而且还是一个人？】

难怪北大学生，出离愤怒，热论如下：

【聪明的训导长，你会说：未必是北大学生，何必铺张。

现在是了，你还会说：不是我的女儿，何必铺张。

如果是了，你仍然会说：美军又不是强奸了我，何必铺张。】

没有网络的时代，只能串联+大字报。是的。那时串联、大字报盛行，非自文革起，亦不乏妙语如珠。

是的。这些言语，这些故事，鲜活如斯。历史的确像太多的轮回，早已发生的再次发生，不止一次地发生。

陈雪屏，这又是一位有名有姓的人物——最诡异的是，他还真和沈崇沾亲搭故。陈雪屏的妻子是林纾（林琴南）的族女，而沈崇的母亲，也是林族的。当然，远亲不如近邻，近邻不如上司：福建林家的纽带不算什么，哪有政治正确和前途重要？

据谢泳教授提供的史料可见：这位陈雪屏训导长，不仅名言可堪千古，阻挠记者查实的亦是此人。【刘时平来到校注册部找到姓刘的主任。刘主任说，教务长(陈雪屏)吩咐过，谁也不让查。】刘时平掏出记者证恫吓这位刘主任，才看到了沈崇的注册卡。

刘时平连夜写了一篇通讯《沈崇小姐》，北平不得发言，他只能凭借自己兼任上海《联合晚报》驻北平记者的身份，寄到上海发表。外地好报，本地难言，那时即是如此。这是沈崇案第一篇徵实人物的文章：

【圣诞之夜，在华灯初上的时候，美兵两名竟敢公然在北平东单练习兵场强奸年方19龄之女大学生。时隔三日，这位不幸生长在中国的女学生，还没有一个知道姓甚名谁，以及当时遇难的真实情况……报馆记者，虽然有一部分知道了其中的内幕，然而没有一家报馆敢把事实真相透露出来。”】

在这篇通讯里，刘时平提到了北大沙滩的壁报，两种意见的争锋：

其一：“八路军有意唆使一个女孩子调戏美军，以致招辱”。

其二：“上述混乱听闻的宣传，简直是丧心病狂，忘掉了自己是一个中国人。”

你相信哪一种？我曾以为这是智商检测，后来才明白，妄言自有屁股这尊大佛，哪里是那么简单的？

谢教授重提“真相”，暗示说法（一）是有道理的；可是再怎么思量都疑点重重。

刘记者寻到沈家，沈家起初是不认的。

【他按了门铃后，一个老太太探出头来问找谁，当听到找姓沈的，说了一声“没有”就把大门关上了。刘时平正要转身之时，一位绿衣邮差过来了。乘送信人叫门之际，他看见信封上写着“杨振清先生转沈崇 ”几个字……】

刘记者擅自进去，沈崇表姐亦颇无可奈何：

【“她还带着没有擦干的两颗泪珠，无可奈何地把记者引到客厅里。她用沉重的语气说：‘沈崇小姐住在这儿修养，不愿意和任何人接谈。因为她的祖父是两江总督沈葆桢先生，父亲历任交通部处长等要职，现在南京养疴，血压已高达220毫米汞柱。关于这件耻辱的事，实在不愿声张，第一是怕她父亲知道了，病上加病，更形严重；同时我们是福建的世家，只要提起姓沈的，当地没有一个人不知道’。”】

这和12月29日《新民报》的报道颇可互证：

【沈女士于本月一日新到北平，对北平地理尚不熟悉，现住于亲戚家中，廿四日晚拟与其外甥女同赴平安影院观剧，因其外甥女此片己看过，故未同往，沈遂独身前去，八时许至东长安街途中，致遭遇此意外之横祸。当美军暴行时，被一形似军人者发现，即跑至内七分局报告，待中美警宪联络班赶至时，已十时余，仅抓获一行凶之美军。现该女生近日精神极为颓丧，失眠两夜，为该女生之前途计，其家长不愿声张，复称：报上所载与事实颇有出入，且对中央社消息曾有“该女子年二十余岁，似系良家妇女……”等语，驳称，沈女士生于民国17年，实足年龄仅18岁零几个月，原系闺秀，何来“年廿余岁，似系良家妇女”等语。沈女士祖父曾任两江总督，其父亦现任交通部要职，纯系名门闺秀，素性极为倔强，求学尤极努力，对外界亦极少交往。并有警局口供可稽。且此种不幸事件发生于文化城中实不胜遗憾。又，现中美双方当局与其家属正积极交涉中，知无圆满结果时，该女生愿自行出头，并公开招待新闻界以明真相云”。】

世家素重名声，尤其姑娘被欺辱，家长不欲声张，亦是自然之理。然而政府的压制，激怒报界；而中央社等抹黑沈崇的说法，亦激起家长不满，岂可受此奇耻大辱？所以有“知无圆满结果时，该女生愿自行出头，并公开招待新闻界以明真相云”的态度。

沈家起初不欲声张——这像奉八路军命令调戏美军，故意招辱，设下陷阱吗？这苦肉计实在太苦太闷了。沈父沈劭——1922年交通大学毕业赴美，后担任交通部下属第一工程处负责工程的副处长，1942年带着4000多人在孟拱至印缅边境地段修路（参见1942年：中国民工中缅边境大逃亡），绝对是久经考验的党国干部，八路军如何能轻易插得手去？

证据何止一两处。1946年北大先修班沈崇同学，上海女子中学毕业——【参见《国立北京大学民国三十五年度第一学期先修班学生名册》，北大档案，卷宗号MC194612（4）】——绝非中央社所抹黑的“肄业生”。沈崇初到北平20多天，假设沈崇和共党相关，必定要追溯到上海中学时代。可是沈崇案事发，她的母校上海女子中学颇为平静；倒是她妹妹的学校中西女中反响强烈。这也忒奇怪了吧？中共地下党干嘛放着朝天大道不走，名正言顺得来个痛快，还要如此曲径通幽？

沈崇案发于12月24日，中共12月26日才反应过来。报界早已闹起，他们也是看报纸才恍然的哦。不仅如此，土共这支“黑手”颇懊悔示威游行中，手伸得有点晚了，他们就此展开真诚地自我批评：【在这次北平学生示威游行中，据闻核心组织的意见开始时落后于群众。】（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6册384页）

能不能严肃地自我批评，总结得失，这是国民党和共产党的重大区别。国民党的屁股太沉，挪不动，也懒得挪了。得失天下——自有因果道理。

12月24日，“北大先修班因校方所规定之文理二科课程有所不满”，罢课是以抗议。事发突然，这是先修班学生自发的行为。若非如此，住宿生沈崇不会待在表姐家里，更不会起意去看那场该死的电影……

平安电影院12月18日开始放映《民族至上》，每日三场，至12月24日，已经放映了7天，20场。若不是先修班罢课，考试日近，沈崇将不会卷入这场变故。话说回来——班上罢课，沈崇却回家了——恰见她毫无中共地下党的气质，别说当地下党，左翼青年都谈不上。十八九岁的世家小女，对政治显无兴趣，绕道为上。她乖乖呆在家里，后来决心就近看一场侄女已经看过的电影。

倘若当日土共和今日精英一副无耻嘴脸，必大肆炒作这一细节，附以种种冷嘲热讽：

——看看！这就是你不参加罢课的下场！那就是被美军强奸！

唉，精英的活儿，除了豁出脸皮，还真是挺没技术含量的。论证强权，抱大腿，欺负百姓，何其容易？

历史告诉我们，当年土共心胸和谋图相衬，厚德载物，不至这般躁急刻薄。今天有些人何其自负而猴急，哪里知道“人民”两个字怎么写？

除了累累证据，还有证人。

1946年12月26日《经世日报》提到的无名“行路人”，这个小人物，在沈崇案中，却是一重要之极的人物。

2.孟昭杰们，哪儿去了？

周星星教育我们，即使是死跑龙套的，也可以有“我是一个演员”的伟大梦想。

这个无名“行路人”——出现在那里，就结果而言，很难说及时——“我”只是个小人物，“我”看见了，可惜，两次救助未果。

但是，如果没有他，一切将会更糟。身劫难以避免，声名不可再辱。没有这个声音的存在，沈崇会被当日深心远谋的当局、他日得志猖狂的知识分子们怎么糟蹋，我们不用想象已可看见。人家翻案容易，沈崇翻身做人却太难了。

孟昭杰，第十一战区修理班工人。

谢教授史料中草草一语代过：【沈崇拼命抗争，大声呼救，路过此地的工人孟昭杰发现后，两次救助未成，便向国民党北平警察局内七分局报告，当警察到出事地点查看时，普利查德已逃走，警察遂将皮尔逊和沈崇带回警察局询问。】

不知谢教授意识到没有，他草草代过的这个人物，对于他宏论大业翻案文章，实在是要命的威胁。

这位工人相当有素质。

近日H1N1流行，民众再次明白，海龟未必个个有素质，素质和学历关系也不大——非典时期，有疫区民工带干粮步行回乡，电话联系老父后，在村外喝了N碗水，——碗是父亲依约先放好的，他始终和父亲隔了20米远。喝完水，朝父亲磕了几个头，此人直奔当地防疫中心报到。对民众负责，对家人负责，细心周到，可叹可赞。

几个知识分子捧着几本书，便以为可以对“愚民们”指手画脚了，这是怎样的一种幻觉。有素质肯干事的人才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孟昭杰很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精神。看见了，又如何？努力救助两次，又如何？那帮人打不过惹不起，一般人晓得厉害，也就罢了，可他不抛弃不放弃，报了警。

接警的是内七分局警士关德俊。

中国警方终于出现了。

自古衙门朝钱朝势开，一方是握有兵器的美军大爷们，人家还有治外法权的上方宝剑，大家心知肚明。另一方是一个小姑娘，警察局后来才发觉这小姑娘颇有来头。在发觉这小姑娘来头非小之前，警察局对待沈崇，显然是戴了有色眼镜的。

《燕京新闻》1947年1月6日登载了《沈女士访问记》，事主一方关于警方有如下回忆：

【警察局呢？说来还有文章。

当被污之后，来了一个警察。

夜是黑的，他来到出事地点，看见美兵暴行和这位苦难的少女一句话没有说，他先猛烈地掴小姐一个耳光，喝道：

“你究竟赚他几块美金？”

“谁赚他美金，我不认得他，他侮辱了我……我是大学生！”沈小姐刚遭美兵损害，复受中国警察同胞之残暴，悲痛无力地回答。

“既然你是大学生，他说的话你给我翻译一句。”警察同胞还在逞威，“大学生不会不懂英文”，他回身恭敬地叫美兵说一句英文。

狡猾的美兵看着这个警察，懒懒地说：

“She is my friend”。

“她是我的朋友”。她照着翻译。

拍！又是一个耳光凶猛地打过来。

“妈的，你说不认得他？他不是说你是他的朋友？”

“这是我翻译他说的。”

“你住在什么地方？”警察问。

“××胡同××号杨公馆。”

“呸，你住在那儿？你配住那儿？你只配住苏州胡同！”警察非常侮蔑地说，他不相信站在面前的这位少女是一位大学生，更不相信她真就住在杨公馆。他把沈小姐带去警察局，在警察局她又听到难入耳的冷讽热嘲，作为一个娇生惯养的她，当时之痛苦悲哀可以想见。

警察局即以电话通知杨公馆，杨先生星夜赶至，接着检查等等手续开始，一直延至次日清晨5时二人才回寓。】

我们要感谢沈崇的“家世”，若非她的家世，这样的故事难以真正进入大众视野，烙印在大众心里。在那时中国，吃过美军亏的女孩子多了。即使出身小康家庭的，被奸污了，也多会被有心势力扣上“贪图美金 贪图享乐”的帽子打发了事；底层更不用提——连沈崇都能被诬为妓女，她们能逃过吗？【它看来与1946年发生的大多数时间没有差异，唯一不同之处是，沈崇不是那种常卷入此类与美国水兵事件的姑娘：她是北京大学的学生。】（美国学者Suzanne Pepper《中国的内战-1945-1949年的政治斗争》）

1946年的沈崇就像2003年的孙志刚，人们大多对收容站的残酷略有所知，然而当一个大学生遇害，这种戕害不可能像发生在一个民工身上一样默默无闻——社会积压的愤怒就此喷薄，穿透了人们对于灰色地带的忍耐。人们忽然觉醒：我们忍无可忍，绝不再忍！

同时，亦因为沈家是世家，多有顾忌，不欲人知。沈崇也只是个十八岁出头的小姑娘，在保存证据方面，斯文人家，既不擅长，亦不积极。倘若真是土共设下伏笔，一环扣一环，绝不会沦落至此。左双文在台北“国史馆”查阅过国民政府外交部所存沈崇案原始讯问笔录，深有感触，【沈崇在保留犯罪证据方面毫无经验，皮尔逊在她身上曾两次得手，但因她拼命挣扎，竟未在她身上及衣物上留下罪犯的任何体液，因而在后来的审讯中显得相当被动，实在不像是有意设局。】

正因如此，证人孟昭杰们的存在，便格外具有价值。原谅我此时抖这个包袱，是的，目击者不止一人，一共是5个人。孟昭杰势单力孤，回身叫了同伴帮忙。警局亦留有他的报警记录。

《北平市警察局为呈报沈崇案经过纪要致内政部警察总署代电》内称：【“一、事实北京大学先修班女生沈崇，年十九岁，寓居本市内一区甘雨胡同十四号。于三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八时三十分，由家赴东长安街平安电影院看电影，至影院迤西地方，由对面（东方）走来美兵二名，突将沈头挟持，拖架南行。沈崇当时呼救不得，被挟越过马路至使馆界界墙下，即被一美兵强行奸污，连续三次。事被第十一战区修理班供职之孟昭杰等瞥见，告知于内七分局警士关德俊辗转报告本局，当派警在当场将肇事之正犯美海军陆战队士兵皮尔逊（Peirson William）一名带交美海军宪兵队看押，将被害人带局讯悉前情。本局为详求当时事实真相计，曾将被害人送往警察局医院鉴定，确属被奸，开具鉴定书，并协同北平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纪元赴现场覆勘，制作笔录。传据证人孟昭杰、赵泽田、张志新、赵玉峰、马文彬等五名供明当场发现经过暨聆被害人哭泣甚哀。并警士关德俊、刘志平、尚友三报告美兵皮尔逊强行奸淫，施行强暴各节，均与沈崇所供符合。又据本局外事科科员张颖杰及巡官策绍明报告，该被捕之美兵（皮尔逊）身穿制服，面部尘土颇多，一手戴手套，一手未戴。被害人身着之大衣纽扣未扣，里衣未扣齐，大衣后下部浸湿一块，两袜脱落于腿腕，头发凌乱，全身灰土，显曾抵抗甚烈。是本案犯罪事实至为明显。】

“辗转报告”这四个字并不简单，和何思源市长“处女膜尚未十分破裂”的用词一样考究，字字珠玑，充满了官僚体制的智慧——预留空间，方便塞责及下步运作。

沈崇被架至操场，Pierson Williams实施强奸，T.Pritchard协助守卫。孟昭杰第一次被Pritchard驱逐，第二次叫上了稽查员，仍然被驱逐。后关德俊视察现场，T.Pritchard已离去，Pierson还压在沈崇身上。警方将Peirson William带交美海军宪兵队看押。三个小时，中国人不能救助沈崇，若被新闻界发难，警方显然颇为被动。“辗转报告”寥寥数字，妙处便在这里。片警儿关德俊随时可以抛出，责任自然就由他杠了。

1843年的中英《虎门条约》和 1844年的中美《望厦条约》强加给我们“治外法权”，即“领事裁判权”。诸位列强国人士，在中国胡作非为，中国政府亦不能处理。

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日本调整了其中国政策：进一步扶持汪伪政权，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日本则“主动”撤出租界，放弃治外法权。反正，大半中国都是它的。美英为换取中国牵制日本，唯有应变，许以支票，1943年1月11日，中美签订《关于取消美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

1943 年10月1日，经蒋介石签字而命令公布了关于《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规定：“对于美军人员在中国境内所犯之刑事案件，归美军事法庭及军事当局裁判”，空头支票的泡沫正式破灭。

抗战后，美海军陆战队5-6万人驻扎我国。1946年 9月20日，蒋介石致电司法行政部氏谢冠生，提议将治外法权有效期延长“至在华美军全部撤离后为止”。司法部颁布《防止美军人员刑事案件发生及确保受害人获致公允裁判注意事项》，要求“各地治安机关，应随时告诫当地人民，勿于美军驻扎处所，及附近地带，逗留窥探，藉免误会。如遇美军酗酒，或藉端滋事时，并应劝导在场民众疏散，不得围观”。国防部更规定，在华美军顾问团官员眷属犯法，“甲：肇事人员，请免逮捕；乙：如车辆肇事，请免充公；丙：请协助肇事人员以电话立即报告美军宪警，以便到场调查该案”。

孟昭杰显然有“刁民”色彩，沈崇案，用官方的话要而简之，亦不过是“美军酗酒，或藉端滋事”，司法部希望“在场民众疏散，不得围观”。孟昭杰何止于“围观”，挑战美军有之，报警有之，真是个“好事之徒”。

仗义每从屠狗辈，负心多是读书人。谢教授私下摘引了一份所谓的“美军档案”——谢教授告诉我们，周一良公子周启博先生调出记录，然后，“据周先生介绍”，谢教授洋洋洒洒一大篇，无时间，无任何证人名录——这又如何可信呢？

谢教授不欲提供英文原文方便比照，亦不负责提供这份档案的时间，所有证人均隐约不详——却勇于翻案揭秘，当真强悍。

有两份记录：

一份是《北平地方法院致美国驻平海军陆战队司令公函》。

【“案据沈崇于本年元月四日起诉：本人于去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晚八时许，在北平东长安街平安电影院附近，被美兵二名强架至东单操场地方，由一美兵连续强奸，另一美兵帮助强奸，请求法办等情到处。当经本处侦查，兹根据被害人沈崇并证人关德俊、刘志平、唐文华、王桐、孟昭杰、赵泽田、马文彬、张志新、赵玉峰等供述，以及各医师之诊断证明书，检查伤单等件，认为该两美兵确有犯罪行为，经向北平市警察局调查犯罪人系贵部士兵。其当时捕之一名，其姓名为 Pierson Williams，已送交贵部。其另一名，已由贵部拘押。相应依据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第四条第二项规定，函请查明依法惩处为荷。此致美国驻平海军陆战队司令官。”

附送证件：

（一） 被害人沈崇侦讯笔录一份，附肇事地点略图一份，伤单一份。（二）证人孟昭杰、赵泽田、张志新、赵玉峰、马文彬、唐文华、王桐、关德俊、刘志平、尚友三、李凤坡侦讯笔录共十一份，内附证人结文共十份。（三）警察医院诊断证明书共两份。（四）勘验笔录二份。（五）北平市警察局外事巡官朱绍明报告一件。】

一份是谢教授转述的“时间不详 证人不详 原文不详”的“美国档案”。所谓 美国档案

——你相信哪一份？

无论是对极想“息事”的当局，还是对今日的翻案教授——孟昭杰们还真是棘手。唉。

3.很傻很暴力

2008年诞生了一副牛联：

上联　　很傻很天真

下联　　很黄很暴力

民众向来油菜。在政治领域里，则需词语重组，——“傻”和“暴力”往往浑然一体。确切说，愈愚盲愈嚣张，愈嚣张愈愚盲，古往今来多少人事，很少逃过这一循环。

中国的百姓是世界上最好的百姓。但凡明智的统治者，都会承认并且善用这句话的信息。中国老百姓耐力惊人，但凡治人者知道收手，悬崖勒马，还来得及。中国老百姓对于统治者，向不敢期待，亦多有宽容。——别把人逼到绝路即可，别傻到让老百姓彻底死心绝望即可。

三千年变局，于满清既是挑战，更是其洗白历史罪孽的最好机会。倘若满清放开怀抱，汉族精英也罢，民众也罢，必会坚挺，以之为核心，一致对外。满清政府的“合法性”即由此真正确立，历史旧账亦会揭过不提。然而满清政府囿于部落小私，被中国民众抛弃，不仅失去江山，爱新觉罗后代亦和每个中国人一样，承受亡国边缘的苦楚。

中国人民自古有非凡耐心，且着眼未来，看重大局，执政者会拥有异常多的纠错机会或弥补机会，——满清政府有，国民政府有，今天的土共亦会有。那么多朝代都是这么走过来的，可是看似小概率的事情却一再发生，官僚机器锈透了，临危收手，谈何容易？ 古今多少事，难逃因果，唯有一声叹息。

沈崇案发前一个月，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４日，蒋政府和美国签署了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即臭名昭著的《中美商约》。内容大体如下：

一、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及经商”，其经营范围包括“商务、制造、加工、金融、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并可以在中国开发矿产资源、购置产业、建筑房屋和租借、保有土地。美国的“法人及其团体”，在经济权利上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之待遇相同”，凡依美国法律组成的“法人及团体”在中国也要“承认其法律地位”。

二、美国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现在或将来所给予”中国“国民、法人、团体之待遇”，美国“任何种植物、生产物或制造品之输入”，以及运往美国任何物品之输出，“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

三、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可以无限制地一只船停泊几处口岸，其人员货物可以经由“最便捷之途径”，有通过中国“领土之自由”，“不得课以任何过境税或予以任何不必要之迟延或限制”，而且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只要在遇到“任何危难”的借口下，就可以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

四、美国人在中国的住宅、货栈、工厂、商店及其他业务场所以及一切附属房地，中国人概不得进入察看或搜查，其中所有书册文件或帐簿亦不得查阅。

蒋政府为得到美援，打赢内战，全面出卖中国及中国大众的利益——中国民众谁愿集体喝下这杯毒酒，只为解利益小集团之渴？无论是底层还是工商实业家，利益均被损害，群情滔滔，亦是自然之理。

“还我青岛”是五四发端的一个重要因素，二战中国惨胜日本，青岛却落到了美国人手里。

1945年10月9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6师谢勃尔少将率众由前海栈桥登陆，几天内，2.7万美军登陆。这一住下，人家就不肯走了。1946年5月13日，美海军第7舰队抵达青岛，落户远东。这是什么样的国际主义精神？

1946年11月，蒋政府不但签了《中美商约》，还签了《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青岛遂成为美国在远东的重要基地。直到——1949年5-6月，解放军发动历时一月的青即战役，解放青岛，美军被迫撤离。

从这个角度而言，国共之战，并非纯粹的内战——蒋政府为己之私正把中国拖入殖民地，是可忍孰不可忍？要不要红牌拿下？在殖民地和自立自强的国运博弈中，中国人民做出了清醒的选择。

当然，绝大多数民众不得不立誓弃绝政府，这必然是一个艰难的决定，也必有一个酝酿的过程——沈崇案发时，丧钟初响，蒋政府尚有时间和腾挪空间。然而，朽木不可雕，民众眼睁睁看着它死命折腾，越做越错，越错越不肯罢手，奔向自己的末路。

四

在历史长河中，许多被称为“导火索”的历史事件，看起来是事发突然，且事发偶然。

倘若深究其理，鲁迅的“地火”学理显然更切内情。

“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往往如此。古谚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邓公也说过：“迟早要来”，“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只不过是迟早、大小的问题”，可见他政治家的视野和洞察。

美军在中国耀武扬威，胡作非为，我们可以想见。当然，现实远远超乎我们的想象：

据天津国民党警察局档案统计，自1945年10月1日到1947年9月，驻扎天津的美国军人共实施重大车祸、故意杀人、抢劫、强奸、捣毁财物等犯罪案件365起，导致中国民众死亡、重伤达2000余人。美军没有任何责任人受到刑罚。

据北平国民党警察局档案1946年1月美军汽车肇事案统计数据：

日期　　　　　　地点　　　　　　　　　　　　　伤亡人数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日　　　外五吉祥路东口外　　　　　　　　伤男一人

七日　　　内四阜内大街三十二号门前　　　　伤女一人

十四日　　　内二六部口北口外　　　　　　　　伤男一人

十王日　　　内四中毛家湾西口外　　　　　　　伤男一人

十七日　　　内一履中牌楼　　　　　　　　　　伤男一人

十九日　　　内一南小街南口　　　　　　　　　伤男一人

十九日　　　内四南草场　　　　　　　　　　　伤男二人

二十三日　　　内四西四北大街　　　　　　　　　伤男一人

二十五日　　　外二观音寺　　　　　　　　　　　伤男一人

二十六日　　　外五三益里口外　　　　　　　　　伤男一人

二十七日　　　内四西四北大街　　　　　　　　　亡男一人

一月之内，伤12人，亡1人。“美军汽车肇事后，任便驶去”，“即或当场查获”，“只酌付被害者少数赔偿费而已，至对肇事司机人，并无若何处分”，此时中国堪称美军大爷们为所欲为的乐土。（一九四六年九月八日北京市警察局长汤永咸与北平行辕代电）

沈崇案发后，《国立北京大学全体同学抗议美军暴行大会告全国同学书》记载了以下事实：

【在北平九月五日，因为穿了一条美军裤，把辅仁中学同学曹桂明打伤；十月一日王振华律师被美军大卡车撞死；十一月二日，市立中学体育教员徐振东又被美军碾成肉酱；至于打死铁路车夫和其他老百姓死于美车下面的，真是举不胜举。

在中国土地上，在文化的故都里，美国兵们居然把我们的姊妹强奸了。（注：指沈崇案）

然而，这不过是千百件美军暴行中之一个，还有在上海不也有美军踢死我们同胞的事发生吗？（注：指美国水兵打死人力车夫臧大咬子案）在天津，不是有美军将街头的孤女抛下河吗？在堂堂国都所在地，一位公务员的妻子被扯在草坪上强奸，宪兵看了不敢去救的吗？总之，在每一个有驻华美军的城市里，报纸上不每天都记载着美军车辆碾死中国人民的新闻吗？更悲惨的，在塘沽，在沈同学被强奸的同一晚上，一个年老的小商人被十几个美国士兵用木棍打破了头颅，用尖刀割下了耳朵，以至于死去。】

天下苦秦久矣！

沈崇案终于成为历史事件导火索，特别在哪儿呢？

臧大咬子案已经在上海闹得沸沸扬扬，沈崇案实不啻于加了一把火。

底层人民向来被人欺负，不仅仅被美军欺负，也要受权势阶级欺负；可沈崇的家世、学校，实让人痛楚地体认到：中国实际就是一个殖民地，虽高层世家也不能保证安全。还能忍耐到哪里去？中国人向来知道“清醒”的痛苦，多数人但凡能“睁只眼闭只眼”，是很善于自我说服的；沈崇案把人逼到死角，逼人正视思考“这是什么世道”，难以遁逃。

沈崇案发当日清晨——有一家报纸以辛辣的笔触讽刺说：圣诞要到了，洋大人肯定要撒野，没人保护我们，中国人只有宅在家里的份儿。谁也没有想到，华灯初上8点半，繁华大街上也能发生这等事情——讽刺却被落实了，惊诧莫名愤怒非常，这自然是屁股还没遮住脑袋人士的直接反应。

对于国家政府而言，危机公关的上策是：预留空间，防患未然。

政府拥有决策的权力，亦要预估民众的种种反应，并有所准备。一个企业尚要预估市场，何况一国法统政府？当然，这要求统治者“知己知民”。这并不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一个王朝生机勃勃的初期，往往积极纳谏，甚至承民心之先；中期虽有颓相，但凡未病入膏肓，玻璃碎了，得补，再不济也要裱糊一层白纸。有这层白纸，民心才不致绝望，另起炉灶。所以说，这层白纸，关涉甚重，——政府的道统尊严，政府的合法性，不可失也。08年奥运前夕及奥运期间，土共对于军车严控督查，格外紧张，——自己好歹知道军车声名不佳，若关键时刻掉了链子，媒体大战中，不可逆料；遂有此举。

沈崇案发一个月前，蒋政府签了《中美商约》和《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非官方报纸一致批评该条约，坚称一个经济不发达国家给予美国这样强大可畏的伙伴以如此广泛的商业特权，无疑是一个愚蠢举动。早在签订该条约之前，全国各地的商人已经不断在抱怨美国产品的不公平竞争了。】（见美学者《中国的内战：1945-1949的政治斗争》）

这是两个非常坏的条约，背叛全国民众的利益，群情鼎沸。而【美国人的举动在整个1946年频频成为新闻评论的主题。政治立场迥异的报纸，如《和平日报》和左翼的《文汇报》报道了大量的美军开车横冲直撞、打劫抢掠、酗酒强奸甚至枪杀事例。】

天怒人怨，风头浪尖；唯有减压，哪怕是象征性的。签下条约，蒋政府实应和美国大佬就美军风纪协调一二，这是可以谈的。——我刚刚出让了如此巨大的利益，民意麻烦，土共亦非俗物，还请贵军军纪略微收敛一两个月。万一因小失大，我损失尚在其次，您未必能安享这么多利益了。

美国是一个利益为重、非常务实的大国，朝战后会反思，这是“一场在错误时间、错误地点、对抗错误敌人的错误战争”；去年亦会“懊悔”把俄国逼得太紧，人家自然要回一拳。晓以轻重利害，值得大佬估量一二。

读民国史，蒋政府对列强大佬的理解亦失之肤浅，令人叹息。有种种幻想，往往泡沫破灭，沦为空想；手上的牌，如何打最佳，积极性有欠，思考有欠，行动有欠——蒋政府从未试出大佬的底线，甚至怯于尝试。乏胆识，乏热情，失之过卑。事情便必然会一边倒：人家不断打破你的底线，事实上，你也好像没什么底线。

这方面既不敢尝试，沈崇案发，唯有引导舆情，亡羊补牢。此乃中策，事情严峻，尤需详尽分析，谨重以待，不敢有失。

政府没有意识到沈崇案的特异。报界反应迅速，封锁消息已不可能；沈崇的家世，5个富有存在感的目击证人——这意味着“息事”的惯用套路均难奏效，且后遗症匪浅。

蒋政府一向手段粗糙，所谓“息事”的惯用套路——

1）暗示强奸受害人“贪图享乐或亟钱卖身”，和美国大兵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倘若受害人出身底层小康，暗示往往有效。可是沈崇的家世、学校，显见棘手，迷汤不好蒙混。

2）受害人当然是“共党指使”。可惜“狼来了”的把戏玩得太多，民众已经疲了。1945年11月27日，西南联大及云南大学学生为反对内战、反对外国插手内战、言论自由举行罢课。初到昆明的邱清泉将军对云大校长甩出“你的学生有言论自由，我的士兵有开枪的自由”，彪悍之极。12月1日学生未出校门，很多陌生人冲入校园，3名学生1名老师被炸身亡。十几人受了重伤。学生后来抬棺游行，昆明大学区几周后才恢复平静。蒋政府逮捕了两名复员军人，并从速处决，然后宣布：这两个人被共党买通，制造事端，学潮是土共煽动的。国防部亦有人发言，不仅煽动学潮的是共产党，就连“身藏武器溜进圣洁的学府，屠杀手无寸铁的青年，酿成了如此惨剧”的黑帮也是共产党用“金钱和高位”收买的！

陈胜兄（Victor Chen）和吴广兄（Broad Wu）这一年被恶搞的网友们撒豆成兵，叫嚣乎东西，隳突乎南北，全世界奔忙；当年土共在国府庄重的声明叙述中依稀如是，任何事都和执政党无关，全是土共的缘故。有胆做没胆承认，大学生不好骗，也是真的。“我们不相信，区区几个政治阴谋家就能煽起万余学生和教授采取一致行动，倘若他们能如此轻易受骗上当，那么普遍的反战呼声何以未被安插在各校的特务们压倒？”1945年效果几无，1946年还要故计重施，脑子进水咩？何况这招于1946年的沈崇案却是大忌，1945年只是单纯抹黑对手，1946年施用却不可避免中伤受害人！沈崇的背景：世家女、读名校、绝非左倾——明火执仗的栽赃，全天下人都心知肚明政府在恶劣扯谎抹黑，侮辱我们的智商，这还不是火上浇油？！

就沈崇案的最终结局而言，皮尔逊被中国判了15年，转送回国；很快无罪释放。既然法律不过是一场游戏，走走过场而已，为何不好歹哄哄百姓？

政府做义正辞严状，好好把戏扮完，方便中国百姓自我说服，临界点掐灭燃线，也有利于自己的法统尊严。

即使初期宣传拙劣，执政党到底有大把机会，扮“痛定思痛，幡然悔悟”也好啊。哪怕心里自我强梁，不肯演一出“义正辞严”的戏，抢占道义制高点；固守“拖字诀”，“重重举起 轻轻放下”，慢慢消磨民众的关注，躲过锋头，再行蛮霸，亦是一招。

善良女子遭遇感情骗子，囿于情根深种或机会成本太重，宁愿沉醉不愿醒，可是现实严酷，那位连哄连骗都不肯了，一头热的梦可怎么继续，——你倒是哄哄我啊！

这分明是末路图景：官僚机器“目中无人”，亦不屑“打点”群众，裱糊裱糊，做做表面文章。蒋政府不懂“和谐社会”的道理，老子枪最大，老子说什么就是什么，谁赞成，谁反对？丢失的民心道义，它是不怕也不在乎的。

另一方面，又色厉内荏，耍强蛮又爱撒娇。责任永远属于共产党，自己高贵无辜——这实际上是将自己从“执政党”降低到“在野党”的水准，损失尤重。蒋政府不觉得，官方承认“官即是匪”，实质即自己将“合法性”拱手让出了。他只相信抱美国的大腿，有钱有武器，搞定一切，不在话下。

《易•革•彖辞》有云：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命”一词，实肇端于汤武。中国树立了一种“天道”传统：夏桀无道，“天道”（即法统）便可以转移。商代夏，周代商，几千年均是如此。

“法统道义”需要苦心经营，用心维护。道义尽失，“合法性”亦不复存在，“革命”（天命的转移）有理。中国从一开始延续几千年的历史，不过是这个简单道理的反复书写。

不尊重人心道义，不尊重历史内核，还请后果自负。

蒋政府走得太远，越做越错，——先毫无顾忌地侮辱民众智商；后来却激得大伙儿不怒反笑，深感自己智商的优越性。唉。

五

沈崇案发时，国民党是第一大党；军队400万，是土共军队三四倍；且法统在手。说到学校系统控制，执政党亦天然占有资源优势。

1946年，国民党党员通讯局在北平区成立，亦专设了“学运组”，在全市47个大专院校均有下设小组。除此之外，还有“中统学运组”特务组织在各校活动。李宗仁时任北平行辕主任，在回忆录里承认，“国共两党此时在北平各大学中都有职业学生从中活动”，“国民党的学生甚至身怀手枪，在宿舍和教室中耀武扬威”。

谢泳先生所提供的资料亦可相佐——邵燕祥如是回忆，【像我这样的年轻学生，主要是从自己所持的是非、善恶这些道义标准决定去取。师友之间的互相影响也会起作用甚至决定的作用。我相与的尽是传统所说的好学生，品学兼优的为多。我们当然看不起带流氓气的、飞扬跋扈的学生。别处我不清楚，偏偏我们学校里，少数三青团分子中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泡MISS’、打群架的一流。基层如此，上层可知。我在1947年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前后，认同‘军队国家化’的同时，认同‘党团退出学校’一说，就缘于这样的感性基础。事实证明，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知识分子，这些口号是得人心的。以周恩来为首的在国统区活动的共产党人，分别在高层的社会贤达（政治界、文教界、工商界人）和基层的学校师生间，所做的宣传和统战工作是成功的。这与他们的人格形象分不开。我之投向共产党，不能说没有一定的理性认识基础，但肯定夹杂了许多纯感性的东西。 ”】

邵燕祥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普通中间派学生的心路历程。1947年，他尚持“党团退出学校”的中立看法：所谓职业学生，不管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应撤离校园，还其一片净土。然而，20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偌大中国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亦是客观现实。

再以谢泳先生提供的史料为据：

杨端六、袁昌英夫妇的女儿杨静远在美读书，1948年写给恋人的书信倾心话胆：【我们倾向于主张维持现状，因我们正好是现状的受益者。由于害怕失去我们正在享受的特权，我们自然会反对任何可能要求我们牺牲自己的部分利益以利于全民的改变。我们也许不愿承认这一点。但这正是存在于我们意识底层的东西，它使我们反对建议中的由国民党、共产党和非党自由派人士组成的联合政府。我们这少数人要不要联合政府，其实无关紧要；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需要它。而中国人民的力量是每时每刻都在壮大。反动势力只能推迟它，却绝不能摧毁它。这一天终将到来，中国人民将站立起来，作出自己的决定。华莱士先生是对的，他预见到这个重大事件，对美国人发出警告。联合政府将不是一个一党统治的政府。利昂先生说：‘一个联合政府中只要有了共产党人，那就除共产党人什么都没有’，他这话只不过重复陈腐的歇斯底里里滥调。奇怪的是，他竟把‘恐怖和屠杀 ’与联合政府相提并论，而他明明知道这些正是国民党政府目前所采用的手段。一个联合政府没有理由停办教会学校和医院。既然联合政府代表了全民的利益，凡是对人民有益的事物都将被接受和欢迎。我们中国人民不要一个共产党专政，正如我们不要一个国民党专政。如果美国政府一意孤行地援助国民党政府来抵拒联合政府，结果必然是现政府被彻底推翻，由共产党专政取而代之，那也同样是不合人意的。我们是一个挣扎在生死线上的民族；我们需要全世界的朋友。我们希望人们理解我们的要求，而不是误解我们的要求。】

《中国的内战》对学生的主流思想论断是很准确的：

【他们中间多数人显然不赞成由中共统治全国的想法。然而，他们对国民党政府的麻木不仁和腐化堕落不满。他们推论道，为维持这样一个政权的执政地位而打一场内战，代价太高了。】

倘若说彻底一点：他们不过强烈知道自己不要什么，并没有积极选择我要什么。他们不断在延宕决定的时间。

就像在今日论坛里，潜水员才是主流。说话的早有了主意，潜水员心里话：你们俩最好别掐，非要掐，请单挑，上论据，我慢慢看，慢慢决定。但是谁也不能坏了论坛的规矩，要是非要从别的论坛请来太多马甲，上窜下跳，搞得论坛乌烟瘴气，毁了整个论坛，我们没法过了，自然要反对你。

曾经我以为“第三条道路”是中国一个未完成的可能性，后来才明白，所谓“第三条道路”，不过是观望，打酱油——不是历史没有给其机会，时间永是流逝，梦想过第三条道路的人们多会告别、分化。他们反对时比较清晰，亦有底线；他们的理想却是一个不存在的“奇点”，除非他们真正参与博弈；而一旦真正做出选择，“第三条道路”却如梦幻泡影，倏忽消散，人们揉揉眼睛，正视脚下的土地。

1946年沈崇案发，观望的潜水的中间派尚没有就国家的命运和自我的道路做出最后的决定，但是他们明确知道自己不能接受什么：忍无可忍，我们一定要打打酱油。那么，到底是谁，将潜水员逼成酱油党的？

六

我们不妨穿越一次，借用北大一名普通学生的视界：

12月26日，诸家报纸把消息捅了出来。当天下午，“我”在北大民主墙（固然不是今日三角地，美学者称之为中央布告栏）看见了种种愤怒的议论，最具有代表 性并广为传播的一篇是：“在中国的土地上，两个美国兵，把一个中国的女大学生拖去强奸了！凉血的才不愤怒，奴性的才不反抗！美军必须滚蛋！”

沈崇是“我”校友，难过、愤怒并且关注，这是自然之理。北京大学档案馆收藏的《三十五年度北京大学录取新生名单（全份）（卷宗号MC1946(2))中并 无“沈崇”此人，但是《国立北京大学民国三十五年度学生名册》（卷宗号MC194611（1）），沈崇的记录赫然在列：“学生姓名：沈崇。学生类别：先修 班”。《国立北京大学三十五年度第一学期先修班学生名册》（卷宗号MC194612(4)及1946年先修班录取名单，“沈崇”亦均在列。当时，北大学生 分为五类：正式生、试读生、借读生、旁听生、特别生。“先修班”的学生同“研究生”及一到六年级学生一样，计入“正式生”类别，拥有正式北大学籍。

12月27日从早到晚，愤怒尚在积聚：为此案而出的壁报，达二十多种。

因为感同深受，灰楼的女学生最先行动起来，举行全体大会，中午12点半在灰楼女生楼厅议决：

向美军抗议，要求严惩凶手，赔偿受害人身体及精神巨大损失，美军公开道歉，保证不发生同类事件。这件事要公告各校，公告全国同胞，请求北平妇女团体给予声援。对了——还要向政府请示对此案的态度。

学生团体代表晚上7点半开会，并往谒训导长陈雪屏。训导长不承认沈崇是北大学生：未必是……何必铺张。女孩子那么晚在街上，啧啧。

（12月28日《经世日报》如此标题:

耶诞节女生被污案平市学生抗议 北大女生议决各项活动

陈雪屏说：”该女生不一定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

对此案最为感同身受也最为忧惧的高危群体做出了最快的反应。（谢先生就沈崇案大肆宣张并批判中国人阴暗的性心理，难以照应这一幕）

学生的最初反应是正常的，可料可控；可惜政府格外多做了不少事。

12月28日，“我”再次来到北大壁报栏，发现了“情报网”消息，俨然路透社的口吻，“本报专电”，内容三条，主体思想是：中共苦肉计，沈崇女共 匪。（见：“派‘其八路同志’引诱美军成奸，以好发动反美运动”之字句）另有半通不通的“罢课吧，斯大林的信徒”这样不知是讽刺还是煽动的句子，这是啥意 思？晕。

“我”很快看到了反驳“情报网”无耻造谣的壁报：

你说延安命令在圣诞夜勾引美军造成事件，你说沈女同学是八路，我们问你，你这没良心的东西，没心性的“棍子”。现在贪官污吏横行，也是延安命令吗？许多同胞死在吉普车下，也是延安命令吗？你何不说延安命令美军强奸，延安命令官吏贪污。

假使美军强奸了你的姊姊，你怎么样？

假使美军强奸了你的妹妹，你怎么样？

假使美军强奸了你的女儿，你怎么样？

假使美军强奸了你的姑姑，你怎么样？

假使美军强奸了你的妈，你又怎么样？

狗东西，你会叫好。

党棍子，你会歌颂：美军是你的伯伯舅舅。

作为一个潜水员，给谁献花给谁砸草，“我”有权利保持沉默。人心是杆秤，公道自在人心。

12月29日晚七点，北京大学抗议美军暴行筹委会，拟开会商议30日罢课游行抗议的具体事宜。不料来了一群中国大学的学生和看起来不三不四的人物，手执木棍，腰别手枪，不讲先来后到，生生霸占了会场。

这些人也要开会，成立一个“北平各大学学生正义联合会”，骂了一顿苏联（这关苏联什么事儿？）也宣布了通过几项决议，如“誓做政府后盾抗议美军暴行”（注：这句话真深奥，政府对“打酱油”到底啥态度？），“决不采取罢课游行手段以免荒废学业”（注：罢课1天能荒废多少学业？）。

人家会开完了就动手，把会场捣毁。这么大场面却又非一般极品的自说自话，雷得在场同学外焦里嫩。当然拳头就是力量，手枪就是话语权。人家砸完了又把校园所有标语撕掉了，还指着两个筹委会同学说：明天不得游行，否则小心机枪对付！

这是几天后“我”看报纸上说的。当然，作为一个北大学生，“我”有机会比外校同学早知道此事，因为“我”又看壁报了（天明的时候，校墙上又贴满了抗议和标 语。撕得完吗？有人撕，就有人贴，还让不让说话了。众目睽睽之下，居然还有个穿黑长袍的别手枪的职业学生来撕布告，全操场的人群呼,“打狗”！他看看众怒 难犯，拔腿就跑，被人执住。同学们很文明的，大家既不打他，也不夺枪，给他拍了一张照片留念而已，呵呵）——

筹委会被捣毁告全体同学

我们原定于昨（廿九日）晚六时半各系级代表联席会议。那知在五时许，就有数百头戴呢帽，脸套口罩的为人物，自称个大学代表，迫令开会，于是我们一面婉拒， 一面即着人告知工作人员退避。并出临时通告会议暂缓举行，不料特务即拥入筹备会办公室实行捣毁，接着驱走会场的同学，自行开会……

“各大学代表”中，有平市调统局主任在焉，所穿黑大衣值价百余万，与场中各人频频点头。

会议完毕，决定撕毁北大民主墙上各壁报。并即自袋中取出铅印“告同学书”张贴。

至于到底是7点还是6点，“我”也不晓得。可这事总有吧？这个时间细节恐怕没有沈崇案发“十点半”还是“八点半”重要吧？政府说“十点半”，暗示她行为不检——人人都知道是“华灯初上八点半”，有必要这么折腾吗？难道“十点半”被强奸就是自作孽了？！

“我”看了燕大、清华、北大各校的《告全国同胞书》，每一封都强调了“八点半”，愤怒指向何处，谁不晓得？抗议美军是因沈同学而起，当然，“我们”都晓 得，不仅仅是为了沈同学一个人讨公道，而是在为“我们”每一个人争安全，保权益。清华版说出了“我”——不，“我们”的心里话：

我们真不敢相信：在流了八年的血，牺牲了千万军民的生命，付出亿万财产的代价后赶走了一个日本帝国主义，而仅仅是换来了另一个奴役我们的“盟邦”。

……

“请政府告诉美国当局，立即撤退在华美军，中国人民是不甘愿做奴隶的。”

燕大版（注：燕大地址即今日北大的一部分。北大当时住在沙滩。）深入肌理，力透纸背：

这并不是一件偶然的时间，自从抗战结束后，美军留华曾在各地奸淫枪杀简直不可胜数，我们的同胞在他们的扰乱下，已受到绝大的侮辱了，虽然如此，我们的政府为什么又不把美军请出去呢？而美国当局也为什么不把他们的军队撤出去呢？这就是中国政府正利用美军在华助长其内战的火焰而美国反动派的政策也正欲利用我腐败政府来把中国作为反苏的据点，因此在这种情形下，美军驻华使有碍我国内团结的和破坏世界和平的。

另一方面我们的政府为了取得美国剩余物资，以作内战的资本，遂和美国好战分子勾结，而在外交上表现的即是十足的奴才外交。

从这两方面来看，美军驻华使由于我们政府用作战争资本，和美国反动派制造战争造成的，因此我们应喊出：政府应停止内战，停止奴才外交，请美军退出中国去！

清华大学抗议美军暴行会还写了一份《致美国官兵书》，写得真大胆，游行次日，《益世报》发表了。“我”也这么想，可他们居然敢说出来，佩服佩服——

这个政策只有让我们陷入内战之深渊，我们知道，世界各国也知道，现在中国的问题，只是政治问题，而且只应由中国人自己解决。因此我们希望你们回家去，留下这问题给中国人民去解决。这样我们将永远感激你们。

（见1946年12月31日《益世报》

是的。“我”到底去打酱油散步了。为了沈崇也为了“我”自己，以及“我”的同胞们。

“我”的愤怒在不断升级。谁刺激的？或者说，谁是主导？

附：【12月30日 散步纪实】

12月30日，午后一点钟，中法大学的同学们来到了北大操场。北大同学鼓掌欢迎。朝阳大学也来了，北大也就把校旗抬出来，插在司令台上。

过了一会儿，清华和燕京的大部队也来了。

他们早上9点出发，走了4个多钟头才来到北大。经过辅仁大学的时候，他们驻足喊“欢迎辅仁同学参加”，并向各个宿舍招手。辅仁大学情形特别，并没有组织什 么抗议美军暴行会，因为北大送去的游行通知被人扣了。有所谓学生“代表”出来说，“我们代表同学声明，不参加游行，不受党派的诱惑。”然而学生们看见这种 景象，云集响应，自动跑出校门，加入大部队。还临时买了些布，制了面大旗。

一点半，近万人的游行队伍出发了。清华大学约有两千人，燕京大学约有千余人，朝阳大学约五百人，中法大学约二百人，辅仁大学约八百人，师大约一千人，交通大学约百余人，北大先修班约五百人，北大其余各院约三千人。

距离“一二九”刚好十年，十年来，北平城里首次大游行。上回抗议日本，这次却要抗议美国了。唉。哀民生之多艰！

游行路线图：

由沙滩——东皇城根——东华门大街——王府井大街——路过东单三条调处执行部门（同学们高呼“抗议美军”口号。）出东单三条东口，南行至东单大操场（即沈 崇案发地），集合休息，早9点就出发的清华并燕京同学临时午餐（北大学生带的馒头……）。据另一家报纸《文汇报》描述，“清华燕大的同学多黎明五点起床， 从八点钟由校徒步出发进城，走到东单已经走了七个小时。未息一步，粒米未进。”

在此演讲控诉，很多人热泪盈眶。三时许，部队再次出发。原拟至西长安街中南海北平行辕情愿，但行至南池子南口地方，临时变更路线，进南池子大街。到达北池子北口后，北大、中法、朝阳各大学，列队归校。

清华燕京两校同学，西进，绕西四大街，出西直门返校，时已五时。

而每校选出两名代表，则继续原定路线，经南长街赴中南海北平行辕请愿。经过交涉，最后推出两名学生代表入内，行辕主任李宗仁“因公”没有出见，政务处处长 王捷三代为接见。代表提出“美国撤军、审判肇事美军、公布真相”几点要求，王捷三答应转呈李宗仁和中央，学生代表就离开了。

一路上，学生们高唱“打倒列强”曲子所谱牒“撤退美军”歌，成千上万的围观群众抱以热烈鼓掌，控诉美兵暴行的传单迅速的传递在市民的手里，柏油路上写上斗大的“要求美军撤退”的标语，街道建筑物、电车上、公共汽车上甚至十一战区司令部一个中将的小汽车上，都被贴满了标语。

标语不妨记录几条：“美军暴行是中美邦交的阻碍！”“看，谁说黄帝子孙没有血性！”“反对政府媚外！”“美军立即撤退”！“奴隶才不抵抗冷血才能沉默！“国家至上民族至上！（注：此系双关。沈崇去看的电影就是《民族至上》）”“美军不走，内战不止！”“中央社是造谣社！”“美军不走中国妇女不得安宁，中国人民不得安宁。”

有记者先后采访路边群众约30人，三人未发表意见，剩余的均赞同学生行动。两个家庭妇女在家门口说：完全赞成。一个坐在三轮车上、整洁入时、受过良好教育的家庭妇女说：必须要行动，否则暴行更要增加，她看了队伍，生了好多感慨。

一个在北平经营工业的中年人（坐三轮车，穿西装皮大衣，带一个公事皮包）说学生做得对，“我自身就有痛切的感觉。美国货源源而来，我的工厂最近就关门。这是事实，除了倒歇没有别的办法。不过，就是美国兵走了，就有办法了吗？美国货就不来了吗？我觉到还不够。”

这天，警察局准备好了水龙，特务满布各校，大街上增添了岗哨，东单美国兵营的墙上也布置了机关枪。政府又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闹剧：

队伍离开东单操场西进时突然有手持中国大学校旗的队伍约200人前来参加。他们喊的口号令人啼笑皆非：“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的走狗！”“打倒朱毛！”“要求苏联军队撤出大连！”

同学们三人一排，互相挽手，避免被人冲乱行列，一万人和两百人对喊口号。到了南池子口，中国大学的队伍突然飞奔向前，大队停止前进，改变路线转入南池子。 这两百多人自行走向行辕。南池子北池子是军X中X办事处所在地（注：保持民国报纸本色），路过学生大喊“打倒特务，取消特务组织”。大队主席团为避免不 幸，发出各校归校的命令，解散大队，各校出两个代表赴行辕情愿。

事后，对“另类酱油”感觉最郁闷的是中国大学“被代表”了的潜水员们。太丢脸了。中国大学的名声算完了。他们元旦写信给《文汇报》，委屈地诉苦：

“捣乱者的行为不能代表大家！”

“学生们怒吼了！而我们几个中国大学的学生心里却感到非常的难过，我们是民主运动的一份子，但是在这次大游行中，我们却无法参加，这怎能不让我们难过呢？

中国大学的前任校长何其巩先生，被某种势力给逐出了学校，他们组织了国立促进会及校务委员会，在这两个会里，一切可想而知了。他们在学校里公开活动，变成了北平学术界中的反动大本营。”

我们同样是中大的学生，但是我们却非常想参加这次继承五四——一二九——一二一精神的大游行，而我们是被摒于游行行列之外了！我们当然不能参加中大的队伍，因为这样做只能增加他们的声势，但是我们也无法参加清华等学校的队伍，因为我们不是清华等学校的学生，他们会疑心我们参加是为了捣乱的。

“我们愿意告诉你，请你转告给全国的同胞，就是这二百多某种份子，并不能代表三千余学生的中大——虽然他们那次拿着中大的旗子！

中大一群读者同启”

你读出了什么心情？

——俺是正常人，跟那帮脑残活宝不是一伙的。他们连累了俺。别拿有色眼镜看俺。俺受不了！

这已经不是“是非选择题”而是“智商”划清界限了。

一等政府让百姓“敬爱”。自家人呐，或者可以套用“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句式。当然，这近乎理想。

二等政府让百姓“尊重”。好事有，坏事也有，百姓对之尚有期待，能给个“及格”分。

三等政府让百姓“畏服”。政绩down掉，你有强力国家机器，我敢怒，却不敢发作。

等到爱不能爱，服不能服，——甚至百姓怒不可遏，不怕政府恫吓，这已经太糟糕了。

当然，更糟糕的状态接近一种喜剧，很烂的喜剧：

民众唯恐避之不及，很愿意做“智商”上的划界，希望自己也能和大伙儿一起睥睨你。

……

蒋政府沦落至此，真真令人无可奈何，无话可说。

7.精英的分化及偶像的倒掉

【问：沈崇案事发于北平，学生散步亦初起于北平，为何谢泳先生的“解密”文中频频出场（几乎是唯一出场：此人对学生不满，对教授不满，居高临下，指摘众人……）的政治大员却是魔都上海的领导人吴国桢？自明成祖朱棣以来，帝都落难屈尊降贵呼为“北平”不过1927-1949这一段，“文化古都”高校重镇的招牌还没倒，谢教授何至于如此目中无人呢？

第七部分将给出答案。】

【part A 燕大：告别司徒雷登】

司徒雷登先生因太祖1949年的别了，司徒雷登一文而在中国人心中“不朽”，幸耶不幸耶？太祖告别他，是告别“美国驻华大使”；燕大师生告别他，却是在1946年沈崇案发后，以“吾爱吾师，吾尤爱真理”的心情告别燕京大学老校长司徒雷登。

陈远在《逝去的大学》里将“司徒雷登”称之为“燕京大学的灵魂”，虽稍显煽情，并不过分。司徒雷登1919年便担任燕大校长（1918年美国南北长老会决 定将北京的两所教会大学——汇文大学和协和大学合并，选中了司徒雷登负责），募款寻址，1928年建立哈佛燕京学社，声誉斐然。“在燕京学生人数较少的时 期，他能够准确地说出每个学生的名字。”

然而1946年，司徒雷登出任美驻华大使。沈崇案发，他和燕大师生之间，自然隔了国族立场的鸿沟。其实，裂痕早就埋下。

【今天暑假（注：1946年）燕京同学向他阐说美军在华之暴行及所引起之恶果时，他曾用几乎留下眼泪的动人场面表示对美军很表遗憾，他说：“我很伤心，我很倒霉。”于是大家以为他会了解这意义，会能呼吁一下他们的政府稍为改变一下对华政策了。

事过不久，他亲自签订中美商约，青岛美军基地在他的交涉和默契之下开辟了。

因此，这次美军暴行，燕京的反应是不必理会司徒，纵然他那时还在天津，也不要他回来，因为大家怕他回来眼泪一把，鼻涕一把地向大家抱歉一番，又把它搁置了。】

司徒雷登的确难为。他对中国固然有感情，对美国更有感情责任。《star trek》里的Spock和《天龙八部》里的萧峰，身份纠结，理智和情感常有矛盾冲突；电影或小说自能化解或了断，而多数人只能尴尬活着。对于中国人而 言，司徒雷登未见行动甚至反向行动，这样的“难过”有什么用？

燕大是一所教会学校，政府对之亦有些忌惮。12.30游行清华燕大两校进城，探听到西直门守城门的军警接到上面命令：燕大学生可进，清华学生要禁。——政 府到底不敢得罪“美国教会”背景。两校领头学生灵机一动，想出一条调包计：清华队伍打着燕大的校旗大摇大摆进了西直门；燕大的学生自报家门，你还敢拦吗？ 军警果然不敢拦，就这么都进了城。

燕大因美国教会而享受特别“礼遇”，沈崇案发，燕大颇为勇为。燕大学生会议通过三项决议：

1）要求学校立刻制止美军眷属在校求学，若学校未办到则由同学自动驱逐之。

2）在校门口立“禁止美军出入校园”之木牌。

3）抵制美货。

越熟越不怕，受其道，还其身也。燕大代理校长陆志韦的名言即：“美国人出钱办的燕京大学，但燕京大学不是为美国人办的！”并一语道破，“盗泉之水，可以灌田”。有如此校长，亦难怪有如此学生。

燕大学生写壁报都是国际接轨派的：“假如一个黑人强奸了一个白人，美国的大人先生们将会对这黑人怎样？”

燕大的教师亦值得一表。学生去探问老师对沈崇案的态度，夏仁德（Dr.Sailor）教授笃信普世公道，格外愤慨，甚至捐了5万元给燕大学生自治会抗议美 军暴行会，表以支持。社会学系雷洁琼女士曾经是1935年12.9游行行列中唯一的燕京大学女教师，曾经在下关被打（注：1946年6月23日，上海人民 团体联合会组成赴京和平请愿团，41岁的雷洁琼是请愿团最年轻的代表。代表团到达南京下关车站时，遭到法西斯暴徒的残暴殴打，雷洁琼也身负重伤。这就是震 惊中外的“六·二三”下关惨案），这次，她再次走向街头，和学生站在一起。她在访谈中亦直言不讳：美军口头道歉无用，根本办法为美军撤出中国。

12月29日，燕大壁报处处可见；定下三大决议已经晚上11点半，清华学生来报告说次日游行；燕大耻于落后，夜里三点半，约定两校共同游行；仓促间，大家连夜准备，清晨开拔。

游行之后，燕大学生犹有“剩勇”：“假若司徒回来，我们一定要问他这次北平学生运动及全国学生运动是否为他所喜悦的学生运动?再问他这个运动究竟是属于破坏的呢还是建设的？”这让老校长如何回答？

【partB 清华：中流砥柱 齐力断金】

梅贻琦校长太牛了！当然他不是一个人，清华的教务长吴泽霖、训导长褚士荃（可对照北大训导长陈雪屏）各个都很牛。

这项数据更是北平高校中独一份的：

【清华大学各院教授于二十九日对学生纷纷表示抗议美军暴行意见，据该校自治会同学称：该校教授及助教百分之九十九赞成罢课，百分之九十赞成游行。】

教务长吴泽霖表示：“抗议是应该，罢课学校当局不便表示赞同，不过同学既然坚持罢课，学校决不至强迫学生上课，这种侮辱，不仅是某一个同学，某一个学校的事，而是大家同学的事，全中国人民的事。”

训导长褚士荃语重心长：首先不反对罢课，此外，“根据经验，我们知道每次同学发生时间，最初都是以校外为对象，而终结都是牵涉到学校当局，希望同学重视这一个事实，力避这事件之发生，不要造成学校当局与学生对立的现象。”

朱自清：“赞成罢课，主张彻底解决美军驻华问题。”

吴晗：“主张彻底解决，并望同学与外界社会各阶层联络行动，才更有效。”

张奚若：“事情不能孤立看，这是一连串事实的继续，非彻底解决不 成；彻底解决，非美军：撤出中国不可。”（注：张奚若是徐志摩好友，亦是“第三条道路”之一员。第三条道路实是知识界主流。抗战中张奚若曾经说过，“现在 中国政权为一些毫无知识的、非常愚蠢的、极端贪污的、极端反动的和非常专制的政治集团所垄断”；“在报纸上马路上常常可以看到一个名词‘赤匪’，假如共产 党可以叫做‘赤匪’的话，我想国民党就可以叫‘白匪’。其实‘白’字还太好了，太干净了，他们简直就是‘黑匪’！”；用一句话总结国民党，“好话说尽，坏事做绝”。1957年，张奚若批评共产党“好大喜功、急功近利、鄙视既往、迷信将来”，周恩来力保，毛泽东说“张奚若是个好人”，虽勇猛如斯，也未划为右派。此是后话）

何汝辑:“只是罢课效力有限，我们应该由自治会同教授会联合向美方提出严重抗议。”

赵仿熊：“美军暴行是由于他们贱视中国人，把中国人看成奴才的结果。赞成向外宣传及游行示威。”（见1946年12月30日《益世报》）

梅先生在清华将要复校（抗战时清华、北大、南开等合为“西南联合大学”）时曾在日记中一坦心胸，“余对政治无深研究，于共产主义亦无大认识。对于校局，则以为应追随蔡孑民先生兼容并包之态度，以克尽学术自由之使命。昔日之所谓新旧，今之所谓左右，其在学校应均予以自由探讨之机会。”这是“昔日北大之所以为北大，而将来清华之为清华”的关键。

壮哉此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蔡元培先生所坚持的“兼容并包”，恰如好友鲁迅所言，——实需自己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人（原文是他们，在下因意略改）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自己诸般承担，给别人路走，这样一条艰难的路，多少人愿意走呢？

蔡元培先生之后，梅贻琦先生又有此志，实令人感慨万千。——于是，蔡元培先生时期的北大，梅贻琦先生时期的清华，熠熠光芒，遂成永堪后辈眺望的风景。

梅贻琦先生最牛的文章，我以为是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1943年）。当年在《梅贻琦教育论著选》中读到，感慨良深。其眼光视野胸怀，穿越时代，抵达今日。

工业化三大问题：【一是资源的问题。二是资本的问题，三是人才的问题，而人才问题又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是组织人才，一是技术人才。近代西洋从事于工业建设的人告诉我们，只靠技术人才，是不足以成事的，组织人才的重要至少不在技术人才之下。】

【我认为人才问题，有两个部分，一是关于技术的，一是关于组织的。这两部分都不是亟切可以解决的。研究民族品性的人对我们说：以前中国的民族文化因为看不 起技术，把一切从事技术的人当做“工”，把一切机巧之事当做“小道”，看作“坏人心术”，所以技术的能力，在民族的禀赋之中，已经遭受过大量的淘汰，如今 要重新恢复过来，至少恢复到秦汉以前固有的状态，怕是绝不容易。组织的能力也是民族禀赋的一部分，有则可容训练，无则一时也训练不来；而此种能力，也因为多的淘汰的关系，特别是家族主义一类文化的势力所引起的淘汰作用， 如今在民族禀赋里也见得异常疲弱；一种天然的疲弱，短期内也是没有方法教他转变为健旺的。这一类的观察也许是错误的，或不准确的。但无论错误与否，准确与 否，我以为他们有一种很大的效用，就是刺激我们，让我们从根本做起，一洗以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弊病。所谓从根本做起，就是从改正制度转移风气着手。此种转移与改正的努力，小之可将剩余的技术与组织能力，无论多少，充分的选择、训练，而发挥出来；大之可以因文化价值的重新确定，使凡属有技术能力与组织能力的人，在社会上抬头，得到社会的拥护和推崇，从而在数量上有不断的增加扩展。】

【一是关于基本科学的，二是关于工业技术的，三是关于工业组织的；三者虽同与工业化的政策有密切关系，却应分作三种不同而互相联系的训练，以造成三种不同 而可以彼此合作的人才。抗战前后10余年来，国家对于工业的提倡与工业人才的培植，已经尽了很大的努力，但我以为还不够，还不够合理；这三种训练与人才之 中，我们似乎仅仅注意到了第二种，即技术的训练，与专家的养成。】

【为了适应今日大量技术人才的需要，我认为应当设专科学校或高级工业学校和艺徒学校。高 级的技术人才由前者供给，低级的由后者供给，而不应广泛而勉强的设立许多大学工学院或令大学勉强的多收工科学生。大学工学院在造就高级工业人才与推进工程 问题研究方面，有其更大的使命，不应使其只顾大量的出产，而将品质降低，而且使其更重要的任务，无力担负。我们在工业化程序中所需的大量的技术人员，大学 工学院实无法供给，亦不应尽要他们供给。德国工业文明的发达，原因虽然不止一端，其高级工业学校的质量之超越寻常，显然是一大因素，此种学校是专为训练技 术而设立的，自应力求切实，于手脑并甩之中，要求手的运用娴熟。要做到这一点，切忌的是好高骛远，不着边际。所谓不好高骛远，指的是两方面，一是在理智的 方面，要避免空泛的理论，空泛到一个与实际技术不相干的程度；二在心理与社会的方面，要使学生始终甘心于用手，要避免西洋人所谓的“白领”的心理，要不让学生于卒业之后，亟于成为一个自高身价的“工程师”，只想指挥人做工，而自己不动手。我不妨举两个实例，证实这两种好高骛远的心理在目前是相当流行的。此种心理一天不去，则技术人才便一天无法增加，增加了也无法运用，而整个工业化计划是徒托空言的。】

【我前者接见到一个青年，他在初中毕业以后，考进了东南的某一个工程专科学校，修业5年以后，算是毕业了。我看他的成绩单，发现在第三年的课程里，便有微 积分，微分方程，应用力学一类的科目；到了第5年，差不多大学工学院里普通所开列的关于他所学习的一系的专门课程都学完了，而且他说，所用的课本也都是大 学工学院的课本。课本缺乏，为专科学校写的课本更缺乏，固然是—个事实，但这个青年果真都学完了么?学好了么? 我怕不然，他的学力是一个问题，教师的教授能力与方法也未始不是一个问题。5年的光阴，特别是后3年，他大概是囫囵吞枣似的过去的。至于实际的技能，他大 概始终在一个半生不熟的状态之中，如果他真想在工业方面努力，还得从头学起。这是关于理论方面好高骛远的例子。】

【关于艺徒学校的设立， 问题比较简单。这种学校，最好由工厂设立，或设在工厂附近，与工厂取得合作。初级的工业学校，也应当如此办理。不过有两点应当注意的：一要大大增添此种学 校的数量，二要修正此种学校教育的目标。目前工厂附设艺徒班，全都是只为本厂员工的挹注设想，这是不够的。艺徒班所训练的是一些基本的技术，将来到处有 用，我们应当把这种训练认为是国家工业化教育政策的一个或一部分，教他更趋于切实、周密；因而取得更大的教育与文化的意义，否则岂不是和手工业制度下的徒 弟教育没有分别，甚至于从一般的生活方面说，还赶不上徒弟教育呢?艺徒学校的办理比较简单，其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加入的青年大都为农工子弟，他们和生活环境的艰苦奋斗已成习惯，可以不致于养成上文所说的那种好高骛远的心理。对于这一点，我们从事工业教育的人还得随时留意，因为瞧不起用尹的风气目前还是非常流行，他是很容易渗透到工农子弟的脑筋上去的。】

【不过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 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工学院毕业的人才，对于此一工程与彼一工程之间，对于工的理 论与工的技术之间，对于物的道理与人的道理之间，都应当充分了解，虽不能游刃有余，最少在这种错综复杂的情境之中，可以有最低限度的周旋的能力。惟有这种分子才能有组织工业的力量，才能成为国家目前最迫切需要的工业建设的领袖，而除了大学工学院以外，更没有别的教育机关可以准备供给这一类的人才。】

【因此我认为目前的大学工学院的课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课程而论，工学院所能造就的人才还够不上真正的工程师，无论组织工业的领袖人才了。 其后来终于成为良好的工程师和组织人才的少数例子，饮水思源，应该感谢的不是工学院的教育，而是他的浑厚的禀赋与此种禀赋的足以充分利用社会的学校或经验 的学校所供给他的一切。就大多数的毕业生而言，事实上和西洋比较良好的高级工业学校的毕业生没有多大分别，而在专门训练的周密上，不良态度的修正(如不屑 于用劳力的态度)上，怕还不如。】

【工业的建设靠技术，靠机器，不过他并不单靠这些。没有财力，没有原料，机器是徒然的，，因此他至少对于经济地理、经济地质，以至于一般的经济科学要有充分的认识。没有人力，或人事上得不到适当的配备与协调，无论多少匹马力的机器依然不会转动，或转动了可以停顿。因此，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说 也奇怪，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这和工业理论的关系虽大，和工业组织的关系却并不密切。人事的重要，在西洋已经深深的感觉到，所以一面有工业 心理的工商管理一类科学的设置，一面更有“人事工程”(Human Engineering)一类名词的传诵。其在中国，我认为前途更有充分认识与训练的必要，因为人事的复杂，人与人之间的易于发生摩擦，难期合作，是一向 出名的。总之，一种目的在养成组织人才的工业教育，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要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得愈多，使受教的 人愈博洽，则前途他在物力与人力的组织上，所遭遇的困难愈少。我在此也不妨举一两个我所知的实例。

我以前在美国工科大学读书的时候，认识一位同班的朋友，他加入工科大学之前，曾经先进文科大学，并且毕了业；因为他在文科大学所选习的自然科学学 程比较的多，所以进入工科大学以后，得插入三年级，不久也就随班毕业了。就他所习的工科学程而言，他并不比他同班的为多，甚至于比他们要少，但其他方面的 知识与见解，他却比谁都要多，他对于历史、社会、经济，乃至于心理学等各门学问，都有些基本的了解。结果，毕业后不到10年，别的同班还在当各级的技师和 工程师，他却已经做到美国一个最大电业公司的分厂主任，成为电工业界的一个领袖了。】

梅先生此文使我坚信，有见地有境界之人往往殊途同归；对于我理解50年代土改并集体化及毛公时代教育用心，别生一条路径；愈信建国60年道路颇应“总结协调”，善善相叠。此乃杂话。

1946年沈崇案发，清华燕大学子，表现卓异，积极勇悍。这与清华校长梅贻琦、燕京大学代校长陆志韦（注：陆先生为人可参见《逝去的大学》中《陆志韦与燕京大学》部分）的作为是分不开的。

谢泳先生在《重说沈崇案》中曾委婉批评：

【同日《申报》第一版第二张有一篇报道：《北平女生被辱事件》，对于当时学生和知识分子和行为都做了批评。其中有这样的话：“而且亦正足以反示我们对于民主政治的没有训练。”同时还说：“我们引以为憾的就是身为师表的教授们，竟也有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的行动。 ”对于沈崇案后的学生运动，当时的清华校长梅贻琦认为，看见清华和燕大的同学步行入城，他表示同情和愤慨。当日上午九时，他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召集北大 各负责人开会，席上表示：清华燕大二校已决定采取不干涉态度。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陆代校长志韦表明三点意见：（一）不论何国都不应在华驻军。因为时 代已过去，已无必要。（二）此次游行不应是专对美军而发。（三）此系小事，但有大意义，惟不应因此引起其它纠纷。】

懂得学生游行非仅为沈崇而来，实“有大意义”的陆志韦、梅贻琦先生，得谢泳先生“不明事理而从事于属外”之誉，可谓“求仁得仁”。

这段叙述中，最堪回味的是“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但凡一个八卦人士，都晓得，北大有好戏看了。

【part C：两个北大】

谢泳先生引用的这段史料尚语焉不详，1946年12月31日《世界日报》关于此事的叙述更加详细：

【昨晨黎明（注：30日），北大沙滩大操场，即有各学院同学集合。迄九时许，全场已有千余人。同时，各新标语、新壁报，纷纷增加，贴遍各处。尤以各教授之谈话及上书司徒大使之声明书，最为触目，争相阅读。十时，清华大学及燕京大学学生之联合进城请愿游行队已出发之消息传来，各同学莫不兴奋异常。十一时，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训导长褚士荃，教务长吴泽霖等进城，至北大办公处与北大秘书长郑天挺，教务长郑华炽等，召开紧急联合会议。当议决对学生游行事不加阻止，并联络各有关机关，请求保护。】

我素来敬重郑天挺先生学问严谨，直到翻阅这些史料，不由感慨，前人如海如山，后生们哪是容易得窥全景的？物理学家郑华炽，隔行隔山，在下知之甚少，惟“教务长”身份，暗示我们诸多内情。

清华班子一目了然：校长梅贻琦；教务长吴泽霖；训导长褚士荃。训导长大约类似今日“学生管理”或“政工”一系领导，褚士荃言论亦相对收敛谨重，然而，三人齐心，颇可得见。

而诸种史料中，北大班子却只能散见各处。因为一旦整合一处，谁都能看明白了——北大班子在分裂。

1945年9月6日，胡适被任命为北大校长。《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初稿》有云，此年6月，蒋梦麟要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一职，蒋介石属意胡适或傅斯年担任复校后的北大校长一职。傅斯年时在国内（胡适尚在美国），蒋介石请教育部长朱家骅先行咨询傅的意见。傅斯年于 8月17日上书力辞，盛赞“适之先生经师人师，士林所宗，在国内既负盛名，在英美则声誉之隆，尤为前所未有”，极具“佳话”体。政府任命发表后，胡适就任 前，由傅斯年暂代。胡、傅素来亲厚，亦师亦友，同气连枝。傅斯年代理校长后，屡次发表声明，决不录用伪北大教职员。他1946年1月7日写给夫人的信中 说，“实在说这种局面之下，胡先生办远不如我，我在这几个月给他打平天下，他好办下去。”（胡适1946年7月5日抵达上海，9月就任北大校长。）“周炳琳为法学院长……先以陈雪屏后以贺麟为训导长，郑天挺为总务长。”（注：本节人物基本出场完毕）

训导长：陈雪屏。

秘书长（胡适年谱中称为总务长）:郑天挺。教务长：郑华炽。

谢泳先生在《重说沈崇案》中对“陈雪屏”只字未提，对“郑天挺”、“郑华炽”亦只字未提。我们既看不见“同学何必如此铺张”的陈雪屏；亦不知郑天挺、郑华炽诸先生的担当。这样如何能还原沈崇案的真实全貌？

他借《申报》批评了梅贻琦和陆志韦两位先生，然后径直盛赞胡适、傅斯年“真正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智慧和人格”，原因不过是“他们没有无原则认同学生的行为，而对学生有所批评”，这种逻辑，何其武断草率尔？

《文汇报》1947年1月5日木耳的文章印证了《世界日报》的报道：

【新闻记者群走向北大的校长室，这里有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清华校长梅贻琦以及周炳琳、钱瑞升诸教授，有两位同学在哭诉校外分子来北大行凶以及向达教授被辱这些事。郑天挺安慰了一番，说学校必想办法，周炳琳教授则慷慨激昂，大声说：“党派必须退出学校，而国民党应首先退出！”这时电话铃响，原来是训导长陈雪屏来电，说他今日因病不能来校了。陈先生病的真巧。

北大清华燕京等校负责人召集了一个会议，决定对学生游行不加干涉，并与治安当局洽商保护学生】

12月27日，学生团体代表往谒陈雪屏，目的无非是探问徵求校方意见。北大复校，国民党六大（1945年5月5日至21日，国民党在重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行委员陈雪屏担任北大训导长，蒋政府显然颇有深意。“陈雪屏在北大积极发展国民党、三青团。”这样一位人士，说出“沈崇未必是北大学生，同学何必如此铺张”，令人无比愤慨，仔细想想，并不令人吃惊。

沈崇案发时，北大校长胡适正在南京忙着起草宪法。根据年谱，他11月11日晨飞赴南京，12月30日飞抵北平，用他自己的话说，“我在南方住了五十天。”

陈雪屏的继任者贺麟也参加了国民大会，回忆如下：

【1946年11月，国民党政府召开一手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人称伪国大），胡适和我都是代表。我这个遴选代表大概是胡适和教育部长朱家骅推荐的。我 们同机到南京去参加会议。……到南京后，他住中央研究院，我和一些代表同住招待所。在胡适担任执行主席的一次大会上，蒋介石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手捧伪 宪法，郑重其事地交给胡适，胡适则恭恭敬敬地接了过来。蒋介石讲了一通宪法的来源和意义以及什么“还政于民”的鬼话，两人煞有介事地表演了一番。我们还听 了参谋总长陈诚的军事报告，报告胡吹要在三个月内打败共产党，等等。小组讨论我只参加了一次，一百多人的小组，我连个座位都没找到，站着听了半个小时我就 走了。后来我就跑到杭州浙江大学看朋友去，没再参加会。从杭州回到南京，不等闭会，我就回北平了。】

胡适1938-1942年任驻美大使，1945年作为国府代表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制宪会议。一年两制宪：1946年11月25日，胡适在南京参加制宪国民 大会开幕典礼。南京期间，他给人题写条幅，“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依稀是其心情写照：建设的，乐观的，不失慷慨。可是，“住招待所”的贺麟，已 觉制宪不过一场游戏一场梦，他入不进戏，甚感无聊。

北大群龙无首，训导长陈雪屏的话，可谓官僚遁词与精英傻话共一色，群众听得面目发青。当然，陈雪屏官运亨通，亦可想而知。据继任者贺麟回忆，

【1947年9月，原北大训导长、国民党特务陈雪屏调走。学校一时找不到合适的继任人，胡适派总务长郑天挺到我家找我，要我干（可能是陈雪屏和朱家骅的推 荐，经南京最高领导人同意，让我接任）。……郑好说歹说劝我先干一干试试，等有了人可以不干，并说不必天天到校，有事大家到家找你，拿拿主意就行了。至于 为什么要让我这个书呆子当训导长，我就不清楚了。学生们对此也感到意外。当时学生们经常请愿，有时找到我，我作不了主，就带大家去见胡适。胡认为我推卸责 任，由此渐渐产生了不满。记得朱家骅曾经三次以教育部长的名义给学校来信，在信中开列过几批学生的黑名单，要求学校开除这些所谓“异党分子”。胡适把信交 给我处理，也不表示什么意见。我则把信往抽屉里一搁，跟谁也不提，不了了之。】1947年冬，贺麟过境南京，“由国民党青年部长陈雪屏接待我。”

党棍陈雪屏在北大师生心目中什么形象，有无威望，同样可想而知。他和郑天挺、郑华炽级别相同，若理念不同，亦难以一手遮天。他的策略既然有如火上浇油，学 生势起，游行在所难免，他只有称病在家，由郑天挺、郑华炽先生收摊承担了。“北大各院负责人同声响应”，亦可见陈雪屏势孤且不得人心。1946年12月 31日《益世报》登出一条奥妙无穷的短讯，道破郑、陈间的歧异：

【北大秘书长郑天挺和教务长郑华炽二人意见甚接近：北大四五十年一贯作风，向无关涉学生运动之成例，今日亦不能例外。在学生游行时，曾邀请训导长陈雪屏到校，陈推说有病，未到。郑表示遗憾。】

12月27日，学生组织了“北大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筹备会”，亦积极联络清华等校。29日，筹备会会场被砸，民主墙壁报亦被人扫撕一空。30日晨，“职业学 生”及打手们撕去罢课的布告，贴上“今日本校照常上课”的告示。历史系向达教授正好路过，眼见种种不堪，知识分子“迂气”发作，这位秀才试图和猛士们讲讲 道理：“你们就是反对罢课，也不能撕毁别人的……，因为在北大，任何人有发表意见的自由。北大四十八年光荣历史被你们丢尽了。”人家哪里肯听你的真理，打 骂有加。此即新闻中所言“向达教授被辱”一事。

学院知识分子，言必称言论自由，视之为内心信仰。然而遇见不信却又会武术的，只能束手。钱端升教授被问及对“情报网”共谍逗引说持什么态度，钱教授的怒言既可乐又悲凉，“这是造谣的低下手段，超出了言论自由的范围。有钱印这些东西，我的政治学讲义，到现在还没印出来！”

搞到这种地步，教授们亦要反了。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在校长室内已经怒不可遏，当北大学子等待清华、燕大学子入场时，这位周教授，亦毫无避嫌，出现在操场上，示以支持。学生们高呼，“拥护周先生恢复五四精神！”

此情此景，《文汇报》叙述时亦难免唏嘘，【原来周先生正是当年五四健将，一瞬卅年，如今已两鬓如霜了。】

好一个“一瞬卅年”！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这是关于代际更迭很敏锐的洞察。“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多数青年人的热血、慷慨、风发，向来如是。等到30年后，自己上了宴席桌，成为既得利益者的一员，当年的理想即使某一瞬间掠过，恐怕亦只有压下不想，还能 怎么样？有家有业，上街闹革命，你试试？再说，换人真能改变这个世界吗？失望太多，中老年人的思维自然会比青年人多有顾忌、疑虑，这亦是自然的。一个成熟 的社会仍需青年人和中老年人分担不同的角色：有人呐喊变革，有人步步谋划；有人热情，有人稳健；有人毅然加油，有人稳稳刹车。

而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在27年之后，竟然被满腔怒火逼得再次跳出来打酱油，这是多么令人感慨万千的一幕。记忆和此刻叠合，想必他心里亦感慨万千：我还是那个我？世道还是那个世道？或者，世道不止一次改变了我？！

1946年12月31日，《新民报》刊出的《北京大学四十八教授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抗议书》，周炳琳教授赫然在列。

向达、郑华炽、钱端升以及沈从文、朱光潜等人亦在列。

这份名录并非以姓名笔画排序，排在第一位的人，叫“袁翰青”。

周炳琳的作为意外提醒了看客们，沈崇案另有一重隐秘的戏剧性与悲剧性：与沈崇案相关的胡适、傅斯年、何思源都是五四排行榜上数得着的人物。

1918年，27岁的胡适发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成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26岁得蔡元培先生聘请任北大教授，一时“胡博士”风头无俩。

傅斯年是胡适的学生，他仅比胡适小5岁，说是师生，更近朋友。1918年和罗家伦组织新潮社（胡适颇有助力），仿《新青年》创办《新潮》月刊，与国粹派论 战，影响甚广。胡适如是评价傅斯年：“他的感情是最有热力，往往带有爆炸性的；同时他又是最温柔，最富于理智，最有条理的一个可爱可亲的人”、“他能做最 细密的绣花针功夫，他又有最大胆的大刀阔斧本领。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生领袖人物。”——1919年5月4日那天他是学生游行的总指挥，风云一时。

1946年北平市长何思源，曾是五四运动的干将之一。冲进曹汝霖住宅的，他就是其中一员，历史书上赫赫有名的“火烧赵家楼”事件，他可是近在咫尺的亲历 者：“队伍折向外交部，又转往赵家楼曹汝霖住宅。到达曹宅时，大门紧闭。一位高个子同学在学生人梯支撑下爬过墙，跳进院内，打开了大门，群众一拥进入。我 冲进院里时，抬头看到大厅前沿挂着“大总统颁”字样的横匾一方，匾上题的什么字，我没顾得看。进入厅堂，看到铺陈非常豪奢，更增添了心中的愤怒。群众在极 度愤怒下，冲破军警防卫，痛打了正在曹宅的章宗祥，放火烧了曹宅。起火时我就跟多数学生一道，跑出曹宅，回到学校。”

我们不妨再就当日北平官场略作勾描：

气焰嚣张的警察局长汤永咸，原是宪兵团长，出自蒋介石侍从室。北平警备司令部司令陈继承是蒋介石的嫡系，黄埔出身，代表了中央在华北的意志。

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桂系头脑，功高盖主，蒋介石一向颇为忌惮。北平行辕主任，看似掌控华北五省三市（5个省，3个特别市），实为无实权的最高长官。李宗仁对此心知肚明，“我深知蒋先生绝不会信任我而授我以实权。他要把我捧得高高在上，负责华北全局安危之责，而无丝毫调兵遣将，控驭下属之权”。

北平市长何思源（任期1946.11-1948.5），他的根基实在山东。1928年起任山东省教育厅厅长，抗战后留在山东坚持敌后抗战，抗战胜利后，任 山东省主席。文职官员何思源并无大树靠山，也就和教育部长朱家骅交好；在山东还和CC系有过冲突。1946年，他被排挤出山东，转赴北平。有史料说，这项 任命也“只不过是蒋介石给何思源下野的一个台阶，实际上不打算让何思源上任，因为北平前市长熊斌本来是一个过渡性人物，当时陈诚保荐张伯谨，就是准备接替 熊斌任市长的。”张伯谨是三青团中央委员，和陈诚关系甚密。

体制内郁郁紧张的何思源，在沈崇案中亦体现了复杂的两面性。

25-28日，官方尚试图控制舆论减压。何思源“据官方检验，处女膜尚未十分破裂” 与市府秘书长 “市府对该女生是否为大学生及该女与二美兵是否相识二事，正详细调查”的说法均属于官僚机器遵循惯例的圆熟运作产物：弦外之音，余音袅袅；同时预留了种种空间，找错颇难。

然而，媒体曝光，纸里包不住火，却使这路手法显得无比拙劣。同有几千年的历史经验，中国民众向来是最难欺哄的；只不过耐力亦惊人，很多时候忍着不跳将出来和你计较而已。一旦中国人民动真格的，不仅吃不了，也难兜着走。

北大壁报就有一条专门针对何思源的：

何思源说：处女膜未十分破裂

怒骂北大败类何思源，身为市长，不能爱民，反为外人辩护，北大颜面被你丢尽，何不思其源，何不及早引咎辞职。我们要求北大同学会将其开除。

年轻人的好处即是非清晰且明快，他们不理会你有多少辩解、借口，坚持世界不应该是灰色甚至黑色的。体制内人士，呆久了冷暖自知，往往欲说还休。自己做学长 的，当年也勇过的，如今得学弟学妹们如此评价，何市长若知晓必然五味杂陈。其实也不用学弟学妹们提醒，27年前的自己在心里不对自己今日作为说道说道吗？

28日，何思源代表北平市政府致函美国海军陆战队司令部，提出严重抗议，并附备忘录一项，要求“对两名肇事美兵迅予实施军事审判，依法从重惩处，并从优赔偿被害人之损失”等，美军当局口头答复，“照会各节俟审判完竣罪案成立后，当可全部接受，并深致歉忱。”29日，北平市政府将上述“抗议书”、“备忘录”及美方之答复转发各高校。这无非是顺乎民心、调头极快也更成熟的运作。

然而，中央未必中意地方政府这等因地因时制宜的灵活手段。汤永咸、陈继承、陈雪屏，这些蒋介石嫡系或看重之人，对民众均持凶悍激烈的主张，放低身段，便视同于投降。于是，何思源处境难免尴尬，他进退维谷，两边背光。

不仅何思源如此，放在火上烤的李宗仁何尝不是如此？前面《文汇报》所载新闻，叙述北大清华燕京各校负责人会议时，还有一意味深长的余笔：“同时听说行辕和美方军事当局也协商过，这一天禁止美兵外出。（连军调部美方人员都没有回家吃午饭，都在办公室啃面包。”

30日学生代表们谒见，李宗仁“因公未出，由政务处处长王捷三代表出见。学生代表首称：对此次抗议游行事，行辕未加阻止，且派员保护，谨代表全体同学致谢。”（见1946年12月31日《世界日报》）

中统的情报亦可旁证，“行辕李主任恐事态扩大，曾令各方注意维持秩序。”（见《解放战争时期北平学生运动》第82页，1946年12月31日《中统关于北平学运的情报》。）

结合一起看，李宗仁的微妙态度便呼之欲出。一边是学生，一边是中央，自己又被猜忌，唯有如此小心协调。他和何思源理念一致，偏重“疏导”，他们想必和各高校领导人亦有过沟通共识，遂有12月30日“和平游行”的场景。

何思源后来甚至表示“政府要提出抗议，向他们进行严重交涉，学生要为政府作后盾”。行政院很快致电敲打了他政治上的不正确，强调美军个别人违纪是法律问题，应以法律解决，决不容许奸人借机污蔑“亲密盟邦”，破坏政府外交。（见1947年1月10日《北平市政府致北京大学函》）

何、李结下交情，亦和这段北平处境不无关系。均非嫡系，同是天涯沦落人，理念相似，难免惺惺相惜。1948年4月，何思源积极帮助李宗仁竞选“副总统”， 并获得成功。蒋介石本属意孙科，计划落空，颇有忌恨，6月，下令免去何思源北平市长一职。何思源与之彻底决裂，1949年初，从南京飞赴北平呼吁和平解放 北平，——1月17日，蒋介石命令军统暗杀何思源，沈醉亦被毛人凤叫来参谋。“尔后，由叶翔之率四名特务乘专机飞往北平，令特务飞贼段云鹏在何宅安置了定 时炸弹，造成了何家六口人一死（何思源的小女儿何鲁美）五伤的惨剧。”（见何思源：走向民主和进步）

1949年土共解放南京。10月国民政府迁至重庆，李宗仁这位和谈期间被抛出来的“代总统”托言就医，由香港转赴美国。1965年李宗仁和夫人叶落归根，回到大陆，1969年病逝。诸人命运选择，沈崇案已颇见端倪。

我很理解谢泳先生的解密文为何只能拉着魔都市长吴国桢的话指摘这个，论证那个——北平市长何思源、行辕主任李宗仁无论是沈崇案中作为，还是前世今生，都很难被纳入谢先生的轨道中，他惟有略过。

即使这样，《重说沈崇案》亦露出了马脚——

【平市长何思源对南京中央日报记者称，他自己年事已长，若在青年，也将参加。】（“我当学生时曾参加过三次大游行示威运动，游行示威是青年人的事，我现在年纪大了，游不动了，但是不要怕学生游行。学生们的热情发挥出来了，回家吃饭，自然就解决了。”）

何思源此时，与蒋政府抵牾之深，我们宛如亲见。何思源深知自己政治不正确，难入法眼；但也不打算改了，终于渐行渐远。

由此，我们转回来细看被谢泳先生不由分说捧上神坛并颂之为“真正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智慧和人格”的胡、傅二人，不免有新的发现。

熟人网友均知我敬慕陈寅恪先生的学问思想，当陈寅恪被树立为“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旗帜，并被“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们”大肆发挥时，在下惟有一叹。陈 先生是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不假，可他活着也绝非在乎虚名之人，去了法国、德国、瑞士、美国，学了8门语言，广为吸纳精研史学，甚至没混一个“博士”文凭。 有人拼命将陈先生送上神坛，实在是为了送一群人上神坛，这些人资格不够，唯有陪绑上陈先生了。这和试图借王实味一人将土共送上永恒的绞架实乃异曲同工，可 王实味为何弃绝了国统区，奔向延安，就要讳若莫深了。王实味若活在今日，这位自动放弃外企高薪愿意考研、还是学文学哲学的主儿；对买办之路毫无兴趣、愿意 参与左派研讨实践的主儿，怎么都和张口闭口拿他当招牌的人不是一路的。当然，死人被用作武器，那真是顺手极了。

以胡适为例。1929年写《人权与约法》的胡适可称为“独立自由的知识分子”，而1946年沈崇案发时的胡适，实是非同一般的体制内人士，何来独立，又何来自由？

难怪胡、傅都去了台湾。沈崇案中，他们可比何思源政治上“正确”多了。

清代阮葵生《茶余客话》：“范文正公微时尝云：读书学道，要为宰辅。得时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不然，时不我予，则当读黄帝书，深究医家奥旨，是亦可以治人也。俗云：‘不为良相，当为良医。’”

良相良医，这是传统士人多有推崇的情怀。兼及天下或济世活人——均可有为也。三千年之变局，面对积贫积弱的中国，很多现代知识分子，放弃“良医” 之梦，试图救助国人灵魂，亦颇得各中真意。其中之一便是鼎鼎有名的鲁迅，当然，非独他一人如此，譬如说费氏兄弟：费青与费孝通。

费青排行老三，费孝通排行老五，费青长费孝通3岁。两人都有“哮喘”，人病思医，先后考入东吴大学医科读预科，躬逢北伐、五卅，费青认定“依法治国”，改学法学；费孝通抱着“学好社会学才能救万人之病”的理想，转赴燕京大学读社会学。

提起沈崇案，我之所以拉来1945年12.1惨案并叙，实因两处：蒋政府粗糙手段、栽赃手段并无长进；两案法律参与者实高度叠合。

1945年12月1日，军政当局在联大师范学院大门前开枪并投掷手榴弹，联大学生潘琰、李鲁连等4人当场死亡，重伤20多人。12月2日联大教授集会，推选钱端升、周炳琳、费青、燕树棠、赵凤喈5位教授组成了法律委员会，并起草了《呈最高法院告诉状》，准备起诉。此举得到成都、上海各界纷纷响应后，国民党特务甚至寄给钱端升一颗子弹。——就是前文认为情报网谣言下作，违反“言论自由”的钱端升教授。

费青的儿子费平成曾写了一篇不算太长的文章父亲费青与叔叔费孝通，但是此文实际上爆出了沈崇案最深不可测的猛料：

【就在这年冬天，北平发生了美国士兵强暴中国女大学生的“沈崇事件”。当时由于我父亲思想进步，又在法学界有一定声望，沈崇的父母就通过袁翰青找到他，希望他能作为此案原告的首席律师出庭辩护。】

而《北京大学四十八教授致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抗议书》第一个签名者便是“袁翰青”。这份名录并非姓名笔画排序，亦非论资排辈或以声望排序，第 一个签名的，实为召起人的可能性极大；袁翰青之女在纪念文中说其父“起草了措辞尖锐的抗暴宣言（《致司徒雷登大使抗议书》）”，可资证明。两厢对照，原来 他和沈家是认识的。费青同样在这份抗议书上签了名，此亦可作费平成叙述的旁证。

文中所言“思想进步，又在法学界有一定声望”，均和费青在12.1事件中的作为有关。你思想进步不进步，自说自话当不了真；12.1事件一出，全 国民众自然看在眼里。可以说，五人法律组声望正隆。袁翰青是南通人，费青是吴江人，乡籍不远，也许袁和费青更为相熟，也许钱端升、周炳琳教授因学运中作为 反而不好出面，袁教授——不，准确说是沈家——找上了费青教授。

沈崇案后来上升为历史事件，沈家的心曲、意志却隐于深处。也许历史向来如此，一叹。沈家起初不欲抛头露面是真，随后出离愤怒亦是真。1947年1 月6日《燕京新闻》的《沈女士访问记》提到：事发次日，美军一行人气势汹汹来到杨家，要求再度检查被污情形。杨先生出离愤怒，两次拒绝，已经做过检查，缘 何还要检查？美军“声言如不愿再度检查，则美方不负责等语，状至无礼”。留美多年的杨正清据理力争。美军最后才有所收敛。

记者是1947年元旦采访的，【到目前为止，虽然美方原则上已答应该肇事凶犯由中美双方审理，但中国方面须派“懂得美国法律之法官与律师”，才答应会审。目前因此等法官与律师尚难找得，故事情一直悬而未决。美方虽声言可先给予赔款，但杨先生以赔款非大事，中国人被侮辱不是区区美金可以赔偿得了，美国臭钱赔不了这无可弥补的损失，必须先严惩凶犯，并保证不再有类似事情发生，然后始有赔偿。

至于市政府则一直未有正面表示。】

我们可以看出：1）至元旦为止，律师尚没有找到。2）沈崇表姐夫杨正清（他代表了沈家）态度非常坚决，力主严惩凶犯，赔款尚在其次。沈家并不缺钱，沈崇在校从未申请公费，“家里已有办法，又何必多此一举，剥夺了穷苦同学的一部分机会呢？”

即使政府态度暧昧，甚至恶劣，沈家仍坚持为尊严而战。1月4日，沈家以沈崇的名义向北平市地方法院检察处提起诉讼。

1月5日，胡适给教育部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以及傅斯年写信，信中说，【沈生戚杨君已聘律师，北京大学则请赵凤喈、燕树棠诸君任法律顾问，明午会同检阅案卷。美军方面似亦明了此事严重，故卅日学生游行，美军均闭门不出，美军审判，现尚未定。”】（注：谢泳先生亦用了这段史料）

你再看费平成的叙述，沈家找费青做首席律师，【父亲（注：费青）当即应允，并从法律、道德、政治等诸方面作了详尽的分析，商定了应付的对策。但由于国民党当局的一再阻饶和胡适之流在法学界所搞的阴谋诡计，致使此案未能公开审理。】

——其中显然别有内情。而且，问题太大了，费平成的叙述不啻于一颗炸弹：胡适在沈崇案中立场、作为必须重新审视。

从沈崇案发至12.30游行，媒体、学生们、高校领导们、何思源、李宗仁各路角色均各有发力，这是沈崇案的上半场；而沈崇案的下半场，胡适实为中心要角。

这也难怪。沈崇案关涉部门，对内，教育部是一线阵地；对外，外交部需有所交涉。1938-1942年的驻美大使，此时的北大校长，更兼沈崇亦是北大学生——历史的闪光灯不免要聚焦在胡适身上。

另一场大幕拉开了。

“有人辞官归故里,有人星夜赶科场。”古往今来几千年，这句话太有味道。1946年7月5日，胡适坐船抵达上海。7月11日晚，李公仆被特务暗 杀。7月15日，闻一多在悼念李公朴先生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最后一次的演讲》，当天下午散会后，闻一多与长子闻立鹤一并被枪击，闻一多死亡，闻立鹤身 负重伤。闻一多和胡适曾为新月同仁，不知胡适知闻此事，内心深处作何感想。

7月17日，胡适抵平前日，《大公报》发表了【中央社 本报讯】“胡适博士去年八月在纽约曾有一电致毛泽东，特附志于次，以见其对国事之主张”。毛泽东1945年曾托傅斯年转达问候，胡适1945年8月已致电回复。如今在“中央社”特为发表，实则已经“站队”完毕了。其电云：

【适陈述鄙见，以为中共领袖诸公今日宜审察世界形势，爱惜中国前途，努力忘却过去，瞻望将来，痛下决心，放弃武力，准备为中国建立一个不靠武装的第二大政党。公等若能有此决心，则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中共今日已成为第二大党，若能持之以耐心毅力，将来和平发展，前途未可限量。万万不可以小不忍而自致毁灭。】

这是十足的中央腔，而非第三种声音。第三种声音好歹会讲双方一致裁军、军队国家化、组成联合政府云云。

胡适抗战中担任驻美大使，颇有苦劳，抗战胜利后又以中华民国首席代表的身份参加联合国制宪，踌躇满志中，“建设”之心昂扬，也很正常。1945年 7月，傅斯年去了次延安，毛泽东赞他五四所为，傅回复说，“我们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刘邦项羽”——更有趣的是傅斯年求字，毛泽东“今日闻陈胜、吴广之 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诗以广之”，给他题了一幅唐人章碣的《焚书坑》，其中名句即“刘项原来不读书”。同去的黄炎培回来对中共大为折服，兴奋地写了一本 《延安归来》；傅斯年则观感非常不好，无疑也传导到了胡适。胡适的回电，亦有割裂之心，更不用说第二次特为发表了。

此年11月9日，朱家骅致胡适电，“国大决如期开会，盼兄能来参加。想雪艇（注：王世杰）、孟真（注：傅斯年）、全文兄亦必盼望也。”人以类聚，诚不我虚。沈崇案要角都是一个圈子的。

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同日特意写了封信相劝：“此时赴会，是否为贤智之举动，以为尚值得考虑一番。撇开此举之政治关系不谈——先生对于现实政治之看法，琳绝对尊重，——单讲校务，此时可以说尚未正式上课，事甚繁乱，局面未趋稳定。我们希望校长在此坐镇，事来重心有托。先生能否考虑迟两周，俟会真能开成再去？不是杞人忧天，一年余昆明历次事件之经验已使人成了惊弓之鸟。”

看官们可以看出，无论是朱还是周，对于国大能不能开成，心里都是没底的。蒋介石拉拢张君劢的民社党，民社党反出民盟，摆了土共和民盟一道；土共和 民盟断然拒绝如此“伪国大”，下面剧情如何上演，尚是未知之数。周炳琳，这位1925年入党的老国民党员，亦得到国大邀请；显然，昆明历次事件很让他寒 心，遂拒绝了。写给胡适的信很见朋友拳拳之心——就算你非要去，不妨以北大校务拖一段时间，看看进展再说为好。

郎心似铁，已不可追。胡适开幕式便即出席，这届国大是属于花瓶和样板的，他本就是国大的中心人物、主要演员。“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如此言志，一叹。

12月24日沈崇案发。北大来电，请胡适速归。胡适沉醉于制宪，12月30日下午方抵达北平；周炳琳几月前“希望校长在此坐镇，事来重心有托”竟 似反谶，北大群龙无首，亦分裂为两派。据第三种声音《观察》第21期报道，他“从西苑下了飞机，看着一路上学生写的标语回来后，立刻就发表谈话讲：‘这是一个法律问题，不是一个政治问题’”，“学生应当愤慨，可以开会游行，但是不可以罢课，因为今年的开课本来就晚，再一罢课学业太荒废了。”可是不罢课何以能游行？何况罢课本就是1日计划，同一篇报道里，学生自知“罢课是我们宝贵的武器，用过了又收藏起来”；三十一日，北平各大学又复课了。这能荒废多少学业？

对于胡、傅两人口口声声的“法律问题”，吴世昌——这位1946年2月和傅斯年联名反对苏军滞留东北的知识分子在《观察》杂志《论美军事件》一文中说得最 好，【至于这个案件本身，胡适之、傅孟真诸先生指为是法律问题，而非政治或外交问题，因此附和者甚多。此种看法也不能令人满意。如果是美国内军人侮辱华侨女子，或美军在华强奸美籍女子，或中国军人强奸中国女子，则是法律问题， 今此事由于美军在非战时留驻中国，才能发生。美军留华，至多只能说是政府的政策，试问根据中国或美国那一条法律，美军可以驻华？政策不能等于法律，美总统 的声明亦不等于法律，这是最明白不过的。如果说美军驻华系根据条约，则中国人民始终未见政府公布此项条约，因此亦无从知道这批暴行叠出的美军得驻到何年何 月。如确有条约，则已牵涉外交，也已非纯粹法律问题。此事既由政策（或外交）所造成，则显然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其次，认此事为法律问题的胡傅诸先生，也承认学生所提四项要求是对的，且极同情愤慨。只不同意其游行示威，并劝学生不要由美军暴行联想到美军留华问题。假 定这四项要求是对的，则此点即已足够证明这不是纯粹法律问题。因为如果是法律问题，则只要惩凶、赔偿已够，任何一国的法律，不会把罪犯处刑以后，还要他及 其所团体的别人道歉及保证以后再不犯罪。照一般法律的惯例，法庭的判例，也不一定要求一个犯强奸罪者处刑后再赔偿。所以既承认要求道歉保证是对的，亦即不 可避免的默认这不是纯粹的法律问题。何况还同情愤慨！如果一定要断章取义，认为强奸案本身是法律 问题，则一个社会学家也可说这是社会问题，一个心理学家也可说强奸案是变态心理学问题，一个医生也可说这是生理问题，一个宗教家也可说这是道德问题，如果 这个美兵讨不起老婆，一个经济学者也可说这是经济问题。我觉得这样断章取义的看法是不合理的，至于因美军驻华而发生此案，教人不要联想到美军驻华这问题的根源，也是不可能的。】（注：谢泳提及并引用过此文不同段落）

吴世昌，红学家，1984年电视剧《红楼梦》的顾问。——今天非法、经系的文科学者大多安生呆在书斋里，或者盘算同一个计划书能拉到几笔基金；而 在民国，这样的人物却被时势逼得写社论，发签名。偌大中国放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实在是当日情状。吴世昌此时的言论比胡适更近乎“独立自由知识分子”的立 场，其实但凡有常识的百姓，也会把“法律问题非政治问题”的说法视为“掩耳盗铃”。

体制外人士一般从道理、感情透视事情，自然不屑“掩耳盗铃”的把戏，但凡体制内人物，就知道“法律问题非政治问题”自有无穷奥秘。事情闹到这么 大，民怨不平，得找个通口，法律问题，已剧透了程序表演套路；而“非政治问题”，沈崇案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不能伤及“美军驻华”政策，破坏中美邦交。—— 说白了，蒋政府还要倚仗人家安内呢。这就定下策略和界限了。何思源还想过让学生做政府的后盾，试图从美国那里找回点权益，这是多么政治不正确啊，哪里顾及 了中央政府（蒋政权）的利益？！

胡适在南方呆了50天，一回北平，“中央及地方政府便不能不把这个重载压倒他的头上来。外交部教育部都和他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希望他能贡献意见。”外交部长王世杰、教育部长朱家骅，都是他的熟友。

沈崇案发，外交部的眉头马上一皱，棘手麻烦，如何是好？他们只愿地方政府和教育部尽快摆平一切，勿使友邦惊诧。12月30日，外交部致电北平市政府，“平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案尚待迅速妥善解决”。次日，王世杰致电胡适，“奸污中国女生案究竟真相如何？有无强奸情形？盼即密示。”

教育部则忧虑学生动态，倘若能安抚下来，那自然上上大吉。1月2日，朱家骅致电胡适，“此次平市美兵奸污女生事，本部极关注，究竟当时实情如何，该女家庭有何意见表示，以及近来学生情绪如何，凡此种种，亟待明了，以备参考。务请以最迅速方法，妥为调查明确。”

你看，教育部想减弱学潮压力，外交部便要多承担些；外交部希望少劳动友邦，少些麻烦交涉，自己省事，教育部那边面对学潮，便要吃紧了。1月4日，王世杰在日记里抱怨“美兵在平强奸北大女士沈崇”，“朱骝先（注：朱家骅）复不肯以教育部长资格作任何纠正之表示。予乃商由行政院发表一通令纠正之。”

蒋介石的确特别需要胡适，他的手腕一向太过粗糙了。之前危机公关失败连着失败，胡适极有政治觉悟，深谙中央之心（不会像何思源那样越线）；外交部 教育部颇可居间润滑，且还愿意干脏活累活；胡博士青年之友的形象到底别有一种魔力。此时，胡适就是“极不妙的时候”出现的——合适的问题解决专家。

沈崇案之所以“起码”成为一个法律问题，和沈家的坚决也是分不开的。1月4日，沈家起诉。——而国民政府的对策无疑是使之“仅仅”成为一个法律问题，那就走走流程好了。

同日，国民政府行政院训令教育部及各地军政机关，负责控御各地学生对北平沈崇事件的抗议行动，电称：“此事为该犯事美兵之私人行为，犯事者自应受法律制裁。至中美两国间之友谊，自不应因此而受损害，任何人亦不应以此种私人行为为借口，而有损侮我友邦或友邦人民之行动。各学校当局及地方行政机关，务各本此旨，负责劝导，遇有可能越轨行为，并应负责阻止为要。除分电各省市政府外，合亟令仰遵照并转饬遵照，此令，院长：宋子文。”

——这就是性质确定、评价确定、基调确定的足本剧透了。

外交部长王世杰觉得教育部长朱家骅未尽责任，无非人心不足，只恨不能一身轻松。实际上，朱家骅堪称一位成熟的“讲政治的”很有先机洞见的党国干部：12月31日，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致电胡适、梅贻琦等人：“平市美军侮辱女生之事系违警刑事案件，自应听由法律解决。现闻有人假此鼓动风潮，未免太无意识，贻笑中外，应速设法劝阻，并整饬风纪为要。”

元旦，因美方那边苛刻要求以及国府微妙立场，沈家尚未寻得相宜律师。

据费平成叙述，沈家经袁翰青找到费青，费青慨然答允。1月4日，沈家向北平法院起诉。

1月5日，胡适知会朱家骅、王世杰、傅斯年三人，“沈生戚杨君已聘律师，北京大学则请赵凤喈、燕树棠诸君任法律顾问，明午会同检阅案卷。”

仔细研读，不由慨叹胡适极倾全才，这位公关专家果然高明。沈家所聘律师，捍卫沈家利益，媒体再跟进，沸沸扬扬，国府压力骤增，国府剧本也许亦要落 空；官方想要有所控制，自然要换上“自己人”。可是风头浪尖，一味硬来，后果不可逆料。胡适以北大校长之姿，堂堂正正出面，“政府帮助受害人，学校也想尽方法帮助受害人。我们学校的法律系刑事人才都全部请出来，地方法院亦然，对于受害人能给她多大的帮助就给她多大的帮助。”——这就义正词严，胜利转进，煞是好看。

12.1五人法律组，费青已被沈家聘请。现任法学院院长——周炳琳，这位12.1事件上书的主要起草者，却被摒除在外。和沈家多少有旧的钱端升，亦被摒除在外。

1947年1月6日，胡适主持召开北大第28次行政会议，议决聘请燕树棠、赵凤喈、 蔡枢衡、李士彤、费青、纪元等六人为法律顾问委员会委员，负责代被害人搜集法律证据。12.1五人法律组，这次重用了其中之二：法律系原系主任燕树棠（谢 先生史料云“燕树棠就对学生的抗暴运动不理解”）；赵凤喈。费青身份不明，倘若是原告律师，实也无法去掉；恰好费青亦是北大教授，这就含糊“会同”“一统 ”了。

沈家为尊严而战的意志，实堪敬重。穷苦的受害人在“金钱赎买”及“权势冷面”的双重夹击下，经常不得不委屈妥协。沈家世家大族，此次纯为尊严理念、公道是非而来，志刚义纯，颇难打发。杨正清态度一贯坚决；“受害人之父沈劭已来平，要求由我法院审判一部，报界亦作此盲目主张，奸党更在伺机煽动，本府正与党、团、军各方合力预防不良演变”（见何思源1月14日《市府函电》）；就连沈崇亦对记者表示，“如审判时，彼之二监护人杨正清及胡适可陪伴出庭，彼亦愿出庭。”记者以此语采访胡适，胡适的回复亦慈意动人，“对于女家，很多的长辈跟我都是熟人，我看她亦如后辈，当然要负责的。如果她愿意我陪她出庭，我当然愿意的。”

然而只看人的场面话，是看不出复杂人心的。

胡适是一个胸有城府的人，是稳健、有大局观、能做事的人——体制内建设，极需要这样的人。当然，单以朋友论，倘若你做了瞿秋白、方志敏，遗稿遗书 得去托付鲁迅，找他是不行的。徐志摩和他交情亲厚，人所尽知。徐志摩死后，陆小曼穷力整理，四处奔波，要为徐志摩出一套《志摩全集》，至1935年10 月，十卷大致编好，良友赵家璧亦颇下功夫，此事大功将成。胡适赴沪，陆小曼本想请其作序，胡适说良友没商务好，商务是大社；并愿预支版税2000元。经济 紧张的陆小曼遂和商务签了合同，结果商务就干晾起来了，陆小曼颇为后悔，郁郁不已。1946年她和赵家璧合作出版了《志摩日记》，《志摩全集》的梦一生未 竟，遗憾终生。第一部《徐志摩全集》（台湾版）却是张幼仪（徐志摩原配，7年后离异）在1969年策划出版的。一叹。

沈家与胡适不过有些中间熟人，论亲厚又哪能和徐志摩相比。当你的利益和国家机器间歧异很大时，一个体制内的主流人士能帮你的，到底有限。那些被侮 辱的被伤害的被牺牲的，求告无门或不为人知时，鲁迅的意义就彰显出来了。他好歹敢收留你，为你真诚呐喊。寻常人轻易乐道鲁迅无建设性，其草率武断亦在于 此。且不说长远的建设性和时代的切入深度，最起码，胡适有胡适的建设性，鲁迅有鲁迅的建设性。

法律顾问委员会六人中，费青排在第五，显见位置边缘。最终担任诉讼代理人的却是赵凤喈、李士彤两位。第六位“纪元”的身份尤为特别——

据报纸消息，“四日中午胡校长邀请法律系专家举行会议，出席的有燕树棠、李士彤、费青、蔡枢衡、赵凤喈、组织顾问委员会，推定赵凤喈及李士彤为代表顾问律师，同时向地方法院检查处声诉，由纪元首席检查官进行侦查，在四日至五日内，将所有人证物证进行询问一过，对于沈女士的口供亦重行为缜密的补充。市府外事处长左明徹女士始终参与其事，以便向美方进行交涉。”

至此，沈家的律师已被名曰北大法律援助的官方律师取代。费青觉得国府和胡适玩了些“阴谋诡计”，亦不算无因。

1月间胡适曾写信给傅斯年，【今送上地方法院检查官纪元侦审此案华方证人的记录一册，乞留研讨。已另送一册与骝先（注：朱家骅）及雪艇（注：王世杰）。

回来后，始知证件太不全，故组织法律委员会，力劝被害人及其监护人，使其受中美双方侦查检验……】

胡、傅牵涉本案之深，足资印证。这个四人团体在沈崇案中发挥了重要角色。杨正清曾经坚决拒绝过美方再次检验的要求，这次由胡适斡旋，沈崇接受了美 方军医的检验。“为了扩大人证与物证，沈女士向法律顾问会提出了自白书，同时又发现了两腿有伤痕五处。当时因为不愿公开，自己不愿声张，官方亦未注意。五 日下午三时由市府外事处左女士（注：处长左明彻）会同美国军医克拉克检验，伤痕已褪为二处，自白书已写三千余字，供法院参考，不对外公开。”

朱家骅曾经知会胡适，让他将沈崇留在北平，以击碎种种传言。胡适照办，亦巧妙借媒体有所澄清，“第一是这女孩子绝对没有离平，第二是绝对没有拘禁，刑调或有强迫她的行为。”“我每天都与沈小姐及其家属接触，这话绝不可靠。”

胡适充分发挥了身份所长，居间润滑，很博沈家的信赖，和媒体的互动亦更见友善。“纪元”进入法律委员会，说明了国府对于过程的全面操控，当然，沈家多半也会因此抱以希望。国家终于出面讨公道了——虽然他们未必懂得“法律问题非政治问题”的真要。

这场审讯中美实际上已有所沟通了——双方达成的共识大抵是：由美军军事法庭处理；速战速决。

１２月３１日，蒋介石“晚宴马歇尔特使，盖为其生日贺也。继对共党籍美军污辱北大女生案所激起各地之学潮，研究弭平办法。”

１月２日，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谒蒋主席，谈话集中于北平美军强奸女生事件。”司徒雷登自述，“因听闻美军驻华北陆战队当局在从中国方面获取所谓北平强奸 案的有关调查情况时遇到了困难，我亲自将此事告知了委员长，他马上下令北平地方当局加速调查并使陆战队可以即时获得调查的一切有关情况。”

１月２日，巴特沃斯代表司徒雷登向示威学生宣读如下声明：“关于北平事件，北平陆战队当局正进行彻底调查，调查若显示确有犯罪行为，则当依照美国的军事惯例，尽快举行军法审判。我们正跟进此案，并将按照公正和公平的民主程序尽快处理。”

１月３日，蒋介石“晚课后，接见美国海军陆战队何华德司令，何氏盖应马歇尔特使电召，来京就北平美兵肇事案有所报告。”

特使马歇尔“电令平津美军司令哈瓦德将军，飞京报告详情，哈氏将该案彻查完竣后，定今（3）日晨专机飞京，谒马帅及司徒大使，面呈一切。”

１月４日，朱家骅 “访晤司徒雷登大使”。

根据《处理在华美军人员刑事案件条例》，1月10日，美军事法官会见中方有关官员及中方证人，宣布“（甲）此案将由检察官起诉，依美海军法规定程序审判，受害人仅以证人身份出庭，其法律顾问依法不得在法庭发言，但其意见当予研究；（乙）公开审理，惟限于法庭席数，旁听人数须加限制；（丙）审判终结后，被告罪行不成立部分将公开通知，至既定罪行之判决，须俟较高当局复判后始能公布。”

官方律师取代了沈家律师，其实，官方律师赵凤喈及李士彤两人，也不过是个摆设。受害人也不过徒具 “证人”的身份。沈家一直想争取的可是——由北平地方法院审判此案！哪怕开一个先例也好。可是他们的愿望，到底落空了。

１月１７日，沈崇案由美方正式开庭，中方“列席有何市长、胡适校长、左明彻处长（市府外事处）、行辕吕实东秘书、警局外事科长夏昭楹、外交部张述先主任，纪元检察官”，沈的父亲沈劭、表姐夫杨正清、法律顾问赵凤喈、李士彤等。

谢泳先生自可以强调“胡适”列席旁听，可是费平成所叙“未公开审理”大约更近于百姓的定义。这哪里是普通人可去的。国府代表一众人不过是“列席旁听”而已。

１月２２日，美军法庭审判长宣布，皮尔逊应判为强奸已遂罪。检察官接着宣布，“本案结束，至刑状尚俟呈转华盛顿海军部长核定后宣布。”

２月１日，美军法庭宣布另一美兵普利查德之帮凶罪名成立。

——程序再逼真，不过混时间。所谓“中国审判”，不过是美军事法庭远东小分部初级法庭的审判而已。确切说，“中方审判”，就沈崇案而言，——从来没有发生过。倘若说沈崇案有所谓“真相”，这才是最令人耻辱悲愤的“真相”。

中美多次磋商，达成的默契应还有一项：皮尔逊有罪。因为这近乎蒋政府最后一块遮羞布了。中方对学运、游行多有遏制镇压；沈崇案最终仍然交付美军法庭审判； 沈崇是孤立事件，皮尔逊是个人行为，和美军驻华毫无联系。国格早已交付，对美方不可不谓温柔周到，美方只需做到一条：就沈崇这一“孤立”的事件好歹给予沈 崇公道。没有这块遮羞布，蒋政府何以安内？何以堵天下悠悠众口？

就“纪元”首席检察官的加入可见，国府对于结果多有预期，或曰志在必得。当日报纸看得透彻，【这个“民族受辱案”的前途，据一些关系方面的观察， 在震动了全国以后，再想“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是不可能了，中国当局对统治下的各地都用“不干涉示威游行”的原则来应付，所以，可以作如下的推测：

（一）法律的手续求其严密，北大的法律系的教授是全国最有地位的，燕树棠是刑法的起草者，这个顾问团是不该“败诉”的。又加之以地方法院首席检察官纪元氏开了侦查庭，以正式的法律文件，为人民向美军方提出其一点法律上的证件。这样，用一句的官方的话，“美军暴行现不能无罪！”】

于是，审判刚结束，列席的胡适等人即“互相握手，对本案胜诉，至表欣慰”，胡适称：“足证此案判决极为公正。”何思源市长亦表态，“美国乃法治国家，必能依法处理，不稍偏袒。”

他们乐观得太早了。胡适在沈崇案中，倾尽全力，亦倾尽一位校长之于信赖他的学生、一位有过辉煌既往的导师之于一代青年人的全部信用，他说服了愤怒 坚决的沈家，让他们妥协接受美军法庭——他所能保证的，便是起码会有一个好结局。国府亦把全国最优秀的法律系、北平法院首席检查官的信用押上——本质上， 蒋政府押上了已经广受质疑也因此更为贵重的残余信用。他们胸有成竹，这幕戏剧本早已写好，之所以押重注，就是来打翻身仗的。

３月３日，剧情看似很遵照剧本的设计：陆战队第一师司令何华德已核准军事法庭对皮尔逊的判决，判处皮尔逊徒刑15年，普利查德处监禁劳役10个月，皮尔逊开除海军军籍——初级、中级通关，只欠美国海军部的最后核定了。

然而，美方从未矜重过蒋政府毕恭毕敬妥协背后的惨重代价，也并不觉得需要领情。马歇尔２月致国务院报告书写得清楚：【中共是最直言不讳反美的，即使（国民）政府当中也存在反美情绪，只是没有宣泄出来罢了。这仅仅是因为他们仍然希望美国的支持能维持现政权的现状。中国官方把现有的弊病归罪于美国的干涉而不是管理失当的倾向日益明显。中国的排外主义难以评估，但它一直存在着，而且正如过去多次发生过的那样，……目前，美国在中国处于有利的地位，但不可能一劳永逸，我们不能仅仅因为中国的现政权是反共的，就认定它是亲美的。并让这种想法绑住我们的手脚。”】美国人的脑筋太清晰了：你是为了你自己而已——我干嘛要考虑到你的处境——势均力敌、两败俱伤的内战才最好看……

4月8日，杨正清致函何思源，“东单案已判胜诉多时，美方曾书面答复贵市府承认四项，而事隔多日，对于道歉赔偿迄今尚未履行。恳请贵市府致美总领事备忘录代为催促。”沈家着急了，道歉要等到啥时候？

然后，他们等到了最坏的结果：美联社6月17日消息，“美国军事法庭总检察长宣布：所控罪状不能成立，俟由海军部长核准后该被告即可恢复原职。

胡适对此事反应激烈，亦在情理之中。他这个差一点就成功的斡旋者，失去的太多了。他有何面目见信赖过他的沈家？如何面对知识界的舆情指责？更不用说，他于青年人的号召力——魔力消失了。青年人冷静地审视他，激烈地批评他。

而党国政府又一次被傲慢的莫测的大佬耍了一道，惊诧之余，退无可退，唯有恳请大佬给予解释。大佬“复核ing”、“尚未有所决定”语焉不详就消去了蒋政府羸弱的抗议。

试探之后，始有切实的残酷：8月11日，海军部长福莱斯特终于正式宣布，该案证据不足，原判决无效并恢复被告职务。胡适几个月前对国内媒体侃侃而 谈美陆战队的声明很“切实”，他这时急得跳脚，报应来得实在太快了。王世杰急请何思源和胡适找出“美军事法庭对本案判决书检寄备用”，这才发现，美国从头到尾都没有给中方一份书面的文件——谁让你自甘“旁听”！何思源非常沮丧，“查该案美方在平组织之军事法庭，当时仅宣告美兵皮尔逊强奸罪成立，据称须俟核准后始能宣布所判刑期，嗣以美海军撤退，该案判决书迄未交到。至该案情形，历经本府详报，并由胡校长报告，此外并无其他材料可供参考。”

说白了，美国永远不可能因为你出让的利益感谢你的温顺。他只会睥睨你。可惜，蒋政府好像一直不明白这个道理。上了一当又一当，永还有下一当。外交部长王世杰，胆子堪比兔子，胡适去旁听此人作为好友如此劝谏，“报载兄对美兵案，准备出庭作证，未知确否？美方刻正羞愤同深，兄之地位或未便如此。 ”骨头软到这等不堪地步，胡适亦看不过眼了，“弟无作证人资格，仅出庭观审而已”。之前，蒋政府承认外蒙独立，宋子文一路谈下来，怕青史留名，到底辞职躲 了签字。这位仁兄，就此签下了自己的大名。王世杰的“胆识”，让人非常理解建国后土共为何要对外交部全面换芯，放弃一些谙熟“国际接轨”的老人——陈毅当 外交部长，1965年面对唧唧歪歪不怀好意的外媒，掷地有声，“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或许我没有这种幸运能看到美帝国主义打进中国，我的儿子会看到，他们也会坚决打下去。”两相对照，天上人间！（见记陈毅同志举行的一次中外记者招待会）

鉴于沈崇案伊始，简单粗暴却未能禁媒体之口——法庭阶段，国府对于媒体的控制就更为仔细了。只有9名记者获许旁听，还都是《中央日报》等党报背景 的，“并另规定统一发布新闻办法及惩处办法。”2月28日，《新华日报》被查封；3月1日，《民主报》被查封，3月2日，《群众》被查封；5月24日， 《文汇报》、《联合晚报》、《新民报》晚刊亦被查封。……

毕竟，很多事情，只需要常识就可以做出比党国精英们更准确的判断。《观察》（1卷21期）对于“法律问题”的走向，便准确指出，固然似乎有默契的剧本，人家也可能涮你，不按剧本行牌，另有一种可能：

【（二）可是美军在中国的法律地位太优越了，一九四三年的中美协定中，中国自己没有为自己想过。所以美方在“法律第一”的原则下，可以无视证件，为白种人保持面子。（看了日本的战犯审问，中国战胜国的地位就可以知道了。”】

“前途茫茫”——记者喟叹，他补叙了一件事，“当各校游行时，我们中华民国的领空上有三架美机追踪着队伍飞，以示大美威严，这是‘领土完整主权独立’的国家所能容许的么？”——好吧，沈崇案是一个法律非政治问题；然而事实雄辩地证明，“所谓法律解决也者，法律也是一个政治问题”，政治搞不定，法律甚至争取不到一个“个别的”“孤立的”公道！这是沈崇案的最后结局。

8月30日出版的《观察》（注：3卷1期，谢泳教授引错了，不是“3卷3期”），费青写了一篇《皮尔逊强奸案翻案事答问》，冷静而悲愤地戳穿了这个把戏的门道，慨叹希望如泡沫，尽付东流。

“依据美国原先的法律，则军事法庭的判决，本来需得经过法定上级长官——如海军部长——的覆核（review），才能生效。覆核的结果可能是对于原判的核准或不准……”

从头到尾，这都是美国法律架构里发生的故事，【终局判决只有“不当”而不能说“违法”】。

“现在对于皮尔逊一案，除非美国海军部队覆核结果是发还更审，我国纵提抗议，将不能发生法律上影响。”

费教授说得明白，国府此时的抗议，不过是演给民众看的。夫复何言？！

费青加了个颇有意味的“前注”，编辑约稿时，他正巧和学生甲、乙讨论此案。甲是学法律的，乙是学政治的，遂采用了对话体。费青在文中亦点得明白，“法律的目的，本来是为了人间的公道，公道既是人间经营共同生活中的一个要素，所以法律也是人类世界中一种不可或缺的制度，可是它整合其他任何种制度一样，还得靠人来运用，运用得不当，它就无从实现它原有的目的。”单纯从“法律问题”解决此事，是注定要失败的；美方如此蛮霸，亦牺牲了法律的原有价值。

末尾，学生乙问：自由主义原是以法律上的公道为起码条件，现在美国连这点公道都不再想维护，他怎样还能举起自由主义做号召呢？

费青回复：我们还是“反躬自省”吧。“今天的中国国内……哪里寻得到一点公道？自己对自己人都没有公道，我们还能希望人家以公道相待么？”

沈崇案初审至终决期间，“1947年2月17日夜”，国府“在北平以户口大检查为名，对爱国学生和进步人士突然施行大逮捕。被逮捕的爱国学生和进 步人士达一两千人。”费氏兄弟（费青、费孝通）闻知此事，率先签名并发起了《保障人权公开抗议宣言》，北大清华教授钱端升、潘光旦、许德珩、朱自清、陈寅恪、张奚若、汤用彤等十多人也签了名。

3月29日，北大举行纪念黄花岗烈士讲演大会，沙滩一带宣布戒严，军警5000人驻守北大，红楼对面架起机枪，铁甲车亦在附近巡查。许德珩、袁翰 青、樊弘毅然赴会演讲；北平警备司令陈继承声称要做“关麟征第二”（昆明12.1事件的责任人），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吴铸人亦以杀人威胁，舆论哗 然。

5月，学生游行，是为“反内战、反饥饿、反暴行”——民生多艰，怒怨四起。5月20日，南京、上海、苏州、杭州地区16所大专院校学生6000人在南京组成请愿团，遭到军警镇压。是为“5.20”惨案。

5、6月间，解放军曾进驻开封，又复撤出。美蒋飞机遂滥炸开封城，死伤严重。北京大学河南籍同学在民主广场举行开封死亡同乡追悼大会，许德珩到场写了如此挽联：

【人民何辜，遭此荼毒，时日曷丧，及汝偕亡。】（注：蒋政府欠河南人民的血债太多了，叹）

——这已经是末日场景。极像鲁迅在《野草》中预言，【地火在地下运行，奔突；熔岩一旦喷出，将烧尽一切野草，以及乔木，于是并且无可朽腐。

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

天地有如此静穆，我不能大笑而且歌唱。天地即不如此静穆，我或者也将不能。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为我自己，为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我希望这野草的朽腐，火速到来。要不然，我先就未曾生存，这实在比死亡与朽腐更其不幸。】

至此，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不可遏制。蒋政权的丧钟，倒计时ing……

假若重新返回1946年12月30日——

刚下飞机的胡适校长尚志得意满，踌躇满志：

“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希望能够早日得到合理合法解决。……这是东方特殊的道德问题，国人当然同具愤慨。学生间的开会游行，亦属理之常情，但不可罢课，希望能即日恢复，免废学业。”

至于美军退出中国的口号，“这是一个政治问题，也是一个老口号，在这次事件以前就有的，只要美军在中国一天，这口号就存在一天。”

此案是孤立的个人行为，“美陆战队对这件事的声明，我以为很切实。”

——《新华日报》形容这是“狐狸的同情”，看官们不妨个人定夺。

傅斯年1月4日接受联合社访问，“准许美军留华，完全为中国政府之政策问题，学生倘不满此项政策，尽可向政府请愿，16个月以前，美军曾与中国军 队并肩对共同之敌人作战。近10个月来，美军且协助中国政府遣送日俘回国，此种任务尚未终了，中国境内尚有大批日兵，迄未解除武装。须知中国现尚有另一大陆国之大批军队，未得中国政府许可而驻扎境内，中国智识阶级对于国际政治应具远大眼光，并须认识中国不能在国际间孤立云。”

谢教授的曼妙灵感之一，比如说因东方特别道德而兴有的特别性心理，才导致中国人抗议，大约得自胡适此处。国粉们乐于纠缠的“苏军呢苏军呢”，大约亦得自傅斯年，no——更早，得自于美军犯事，蒋政府却驱人呐喊的“抗议苏俄”……几十年过去了，形散神不散，是之谓也。谢泳赞美胡、傅“真正显示出了知识分子智慧和人格”，那简直是一定的。

二战中，美英为争取苏联对日作战，不惜出让中国重大权益，如：大连港国际化，保证苏联在这个港口的优越权益，并恢复租借旅顺港为苏联海军基地；设 立中苏合营公司，对中东铁路（满洲里到长春）和南满铁路（长春到大连）（两条铁路合称中国长春铁路，简称中长路）实行共管，并保证苏联的优越权益；维持外 蒙古现状（即蒙古人民共和国名义上的独立）。

1945年7月初，蒋政府和苏联谈判，因内战需要，有求于苏，承认了雅尔塔协定预定给予苏方的那些权益。8月14日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同时签订了关于中国长春铁路、大连、旅顺口的协定，关于苏军总司令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的协定。

1946年2月11日，部分雅尔塔协定公之于世。2月13日，王芸生在《大公报》发布社评，“现在秘密宣布了，人们读了这个协定，尤其是中国人读 了这个协定，不能无所感慨。未经征得中国的同意，而三巨头就如此决定了，不啻代为主持，这可见中国是处于受支配受处分的地位。”

2月22日，重庆学生大游行。2月22日，傅斯年、吴世昌等文化界名流联名撰文，抗议苏军久滞东北，英美亦颇有共同托管的私心：“中国在反侵略战 争中，抗战的时间最久，所受的损害最重，不意美苏英三国竟订立这样的秘密协定，侵犯他们盟邦中国的领土主权，破坏了自华盛顿九国公约以迄开罗会议尊重中国 领土主权的庄严诺言。这一秘密协定，违背了联合国共同作战的理想和目标，开创了今后强力政治秘密外交的恶例，影响所及，足以破坏今后世界的和平，重踏人类 罪恶的覆辙。这一秘密协定，实为近代外交史上最失道义的一个记录。”

但凡学生运动难免有种种插曲，1999年抗议游行，麦当劳和肯德基多少有被砸的，也有店家赶紧出言声明——自己并非美国店，以免玻璃受损。2月 22日，重庆《新华日报》被捣毁，合众社报道：“捣毁事件发生于游行经过二十分钟以后”，想似有人很有些顺势而为的小九九。2月22日，周恩来就此召开新 闻发布会，表示“学生游行，表示爱国热忱，吾人极感佩”，“应该把学生的爱国运动与特工人员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行动分开。特工人员利用学生游行机会，捣毁 新华日报，这是企图嫁祸于学生。我们懂得随时在制造阴谋的是特工的头子，与纯洁的学生无关。”2月27日，时任国府中宣部部长的吴国桢表示，“政府从未协 助或组织学生之游行，相反的事实，政府曾用各种方法，予以劝阻。”

苏联原定于1945年12月3日从东北撤军，国府担心苏联撤军后，东北迅速被土共攫得，先后要求苏军延期至1946年1月、2月撤离。苏军拆家伙 搬家伙搬得高兴，自也不愿意那么早离开。苏联对于“反苏运动”，于2月26日发表针锋相对的声明：好，撤就撤，但撤军日期不早于驻华美军的撤退日期。同时 附注：国府曾两次要求苏军缓撤。苏军开始撤离一些地区，却又把地带留给国共相争，颇见其棋局章法。

曾在同一张反苏声明上签字的吴世昌和傅斯年，几个月后因沈崇案分道扬镳。傅斯年的屁股和国府一致，一心念念借力打力，把美军视为反苏反共的友军后盾。吴世昌却实在晓得，哪个帝国主义都不是好东西，谁不想咬中国这块大肥肉呢？ “美 国以前一直是个工商业国家，赚钱是商人的本分，一般人民虽富正义感，但有时亦敌不过资本家的利欲心。中国抗战初起时，美国军火商大量供给日本以杀中国人的 武器。中国前线反法西斯的士兵，后方无辜的妇孺，被日军用美制炸弹炸得血肉狼藉，军火商人固熟视无睹也。后来索性采取现购自运（Carry and Cash）政策，似专为帮日本军阀的忙，使贫而无船的中国束手挨打。那时若非苏联帮忙，其情形殆不堪设想。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半天内日机炸死三千美海 军，三天内击沉十四美舰，美国才悟中国三年多的抗战，是在替美国受难与拼命。因此才开始帮中国一点忙，然截至民国三十三年湘桂之役为止，据重庆政府发言人 称，给中国队物资尚不及给欧洲战场的七十分之一。三十三年（注：1944年）以后，始有增加，以迄现在。”

“没伞的挨着有伞的，钻到雨伞底下去躲雨，多少有点掩蔽，可是伞的边缘滔滔流下来，反而比外面的雨更来得凶。挤在伞沿下的人，头上淋得稀湿。” ——张爱玲的这句话用于描述国际政治，却是一语中的。天底下最难的就是第一桶金。穷鬼想从富人那里挣1块钱，要么自己挣到1块，帮人家挣到5块，要么干脆 就是给人家送钱的。真正能拿到第一桶金的，胆识、意志、运气，缺一不可。无胆无识却自以为聪明、一心幻想从人家那里借势，结局亦不难想象。

说到“自由独立”，不管是国家还是知识分子，自然也要付种种代价的。鲁迅虽未擎着“自由主义”的大旗，然而“掊物质而张灵明，任个人而排众数”亦 是他一生心旨，为3.18案丢掉北平教职，辗转南下，终死上海。我手写我口，自然要遭受种种明明暗暗的罗网打压，“独立”二字，后世听着悦耳，活人确实遭 罪。而像吴世昌这样无党无派的纯正书生，眼见国事不堪，站在民族一员的立场上，说点常识真话，可惜这样的“自由独立”，却多半要被历史埋进尘埃里。倘若有 一种“自由独立”，神坛上得，好处享得，代价几无，那多半像今日官员们异常普及的“研究生学历”，自是难以普及大众的密宗小道。

1946年的周恩来和1947年的胡适，公关专家的术业资质，尽显无疑。然而周恩来收梢得漂亮干脆，胡适最终赔进了自己的声名，中间缘由，远非“ 站队”对错这么简单。胡适的强项处在于“建设”，有限处亦在于：不问青红皂白，一颗急于建设的心。北洋军阀当权时代，他便有“好人政府”的建设之心，于是 看广东“孙匪”就有些不以为然。陈炯明炮轰总统府，胡适在《努力周报》上作文如下：“本周最大的政治变化是广东的革命和浙江的独立。孙文与陈炯明的冲突是 一种主张上的冲突。陈氏主张广东独立，造成一个模范的新广东；孙氏主张用广东作根据，做统一的中华民国。这两个主张都是可以成立的。但孙氏使他的主张，迷了他的眼光，不惜倒行逆施以求他的目的，……远处失了全国的人心，近处失了广东的人心， 孙氏还要依靠海军，用炮击广州城的话来威吓广州的人民，遂不能免这一次的失败。”经李大钊居中提醒，胡适的语调有所缓和，其立场却难称转圜：“此次广州之 变，曲直不全归于一方，而是非应俟之公论”；“对于孙氏，我们还有一个忠告：他对于陈炯明的复仇的念头，未免太小器了。孙氏是爱广东的人，不应该为了旧怨 而再图广东的糜烂。”

是时，有人批评陈炯明“叛道”、“悖主”、“犯上”，胡适对于“道德主义”显然自觉占了上风，这些言论无非是“旧道德的死尸的复活”，陈炯明的行 动“本是一种革命”，“我们并不是替陈炯明辩护；陈派的军人这一次赶走孙文的行动，也许有可以攻击的地方；但我们反对那些人抬出‘悖主’、‘犯上’、‘叛 逆’等等旧道德的死尸来做攻击陈炯明的武器。”打倒旧道德的旗号很正确，可是他何尝不是新瓶旧酒，在道德主义中任意诛心孙中山反对陈炯明便是“为了旧怨 ”、“太小器”了？所谓“政治”，公事众事也，如此剖析一位颇有理念的政治家，是否失之草率？难怪1924年8月《民国日报》同版刊登孙中山《民权主义》 第一讲和胡适《少谈主义》，孙中山颇为不快，批复如下：“编者与记者之无常识，一至于此！殊属可叹！汝下段明明大登特登我之民权主义，而上面乃有此《响影录》，其意何居？且引胡适之之言；岂不知胡即为辩护陈炯明之人耶？胡谓陈之变乱为革命。着中央执行委员会将此记者革出，以为改良本报之一事。”

《论语》有曰：吾道一以贯之。诚哉此言。鲁迅、胡适各自道路，早有端倪。

早在1908年，27岁的鲁迅写《破恶声论》，心中已有执念，“故今之所贵所望，在有不和众嚣，独具我见之士，洞瞩幽隐，评骘文明，弗与妄惑者同其是非，惟向所信是诣，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毁之而不加沮，有从者则任其来，假其投以笑骂，使之孤立于世，亦无慑也。则庶几烛幽暗以天光，发国人之内曜，人各有己，不随风波，而中国亦以立。”

“盖浇季士夫，精神窒塞，惟肤薄之功利是尚，躯壳虽存，灵觉且失。于是昧人生有趣神閟之事，天物罗列，不关其心，自惟为稻粱折腰；则执己律人，以他人有信仰为大怪，举丧师辱国之罪，悉以归之，造作讏言，必尽颠其隐依乃快。不悟墟社稷毁家庙者，征之历史，正多无信仰之士人，而乡曲小民无与。伪士当去，迷信可存，今日之急也。” 这段石破天惊的话被后世一些知识分子解读为“反智主义”，其实大抵是境界不同的缘故。国族危亡之际，鲁迅以国族之根本为索引，始有深自肺腑的士人反省，亦 成为告别士大夫最为彻底的现代知识分子。他甚至有意为落伍的“旧物旧人”留足了空间，“今者古国胜民，素为吾志士所鄙夷不屑道者,则咸入自觉之境矣”。有 些人是一心要占据着“新”的制高点扫荡旧人旧物的，然而这怎么可能？把别的活人视为落伍，扫荡干净，这固然是种妄想，然而居高临下审阅，不失为轻便可行的 计划；将自己的洞见、自信共享于众人，“发国人之内曜”，使“中国亦以立”，这条道路显就前者来得艰难。

1929年，胡适与罗隆基、梁实秋等人讨论中国政治，胡适在《我们走那条路》中提出了“五鬼乱中华”的论点，“我们要打倒五个大仇敌：

第一大敌是贫穷。

第二大敌是疾病。

第三大敌是愚昧。

第四大敌是贪污。

第五大敌是扰乱。

这五大仇敌之中，资本主义不在内，因为我们还没有资格谈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也不在内，因为我们至多有几个小富人，哪有资产阶级？封建势力也不在内，因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坏了。帝国主义也不在内，因为帝国主义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国。”

此言一出，引得当日尚赞同“好政府主义”的梁漱溟拍案而起，评价为“轻率大胆，真堪惊诧!”

“在三数年来的革命潮流中，大家所认为第一大仇敌是国际的资本帝国主义，其次是国内的封建军阀；先生无取于是，而别提出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 大仇敌之说。帝国主义者和军阀，何以不是我们的敌人？……先生所说五大仇敌谁不知得，宁待先生耳提面命？所以不像先生平列举出这五样现象的，盖由认识得其 症结皆在一个地方。疾 病，愚昧，皆与贫穷为缘；贪污则与扰乱有关；贫穷则直接出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扰乱则间接由帝国主义之操纵军阀而来：故帝国主义实为症结所在。这本是今 日三尺童子皆能说的滥调，诚亦未必悉中情理；然先生不加批评反驳，闭着眼只顾说自家的话，如何令人心服？尤其是论贫穷纵不必都归罪到帝国主义，而救贫之 道，非发达生产不可；帝国主义扼死了我产业开发的途路，不与他为敌，其将奈何？……先生虽能否认封建的存在，但终不能否认中国今日有军阀这一回事。军阀纵非封建制度封建势力，然固不能证明他非我们的仇敌；遍查先生大文，对军阀之一物如何发付，竟无下文，真堪诧异！”

胡适在《答梁漱溟先生》中就“军阀”一事回应如下：“至于‘军阀’问题，我原来包括在‘扰乱’之内。军阀是扰乱的产儿，此20年来历史的明训。……先生说，‘扰乱固皆军阀之所为’，此言颇不合史实。军阀是扰乱的产物，而扰乱大抵皆是长衫朋友所造成。20年来所谓‘革命’，何一非文人所造成？20年中的军阀斗争，何一非无聊政客所挑拨造成的？近年各地的共产党暴动，又何一非长衫同志所煽动组织的？此三项已可概括一切扰乱的十之七八了。”

和梁漱溟同样注重实践的陶行知先生，言简意赅，写了首打油诗：“明于考古，昧于知今，捉住五个小鬼，放走了一个大妖精。”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专家教授们，并不是从石头缝里突兀钻出来的，亦是一以贯之。这个“一贯道”，倘若追溯起来，就果然“太黄太暴力”了。

1934年，鲁迅在《忆刘半农君》中提及这位“新青年”同仁：在“《新青年》每出一期，就开一次编辑会，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时最惹我注意的是陈 独秀和胡适之。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罢，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 然，用不着提防。适之先生的是紧紧的关着门，门上粘一条小纸条道：‘内无武器，请勿疑虑。’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这样的人——有时总不 免要侧着头想一想。半农却是令人不觉其有‘武库’的一个人，所以我佩服陈胡，却亲近半农。”

20年代初，“新青年”同仁们因道路、政见不同而分裂，渐行渐远。本声明20年不欲参与政治的胡适终于卷入了“问题与主义”之争。“我等候了两年 零八个月，中国的舆论界仍然使我大失望。一班‘新’分子天天高谈……马克思社会主义，高谈‘阶级斗争’与‘剩余价值’”,他深为不安，于1922年创办 《努力周报》，宣扬“好政府主义”，谏言北洋政府实现一个“宪政的政府”，一个“公开的政府”和一种“有计划的政治”；还提出一些具体主张，如要求北洋军 阀政府和平地实现南北统一，要求召集旧国会制定宪法之类。倘若不能和平统一，南方各省军阀联省自治也好。“联省自治”，实是当日热门主张，用一个“大明白 人”的话说，南北议和，难；裁军废督，难。“联省自治”的名目一出，这不就凑合着“和平统一”了吗？裁军问题，不也算解决了吗？问题横亘眼前，如此绕过， 真正聪明至极。

胡适的幻想更多，他以为，并非“分赃”的和平的南北和谈一定会实现的。国会宪法，可以稍缓，约定一个倒计时期限，下一步，即可“努力”做来。难怪阅世更深的罗正纬叹气说，“用意本是极好，但事实上面，很难成功”。“你们主张和会不要分赃，我看和会里面除开分赃以外，没有他事。决不能够依照我们研究学术的情形，各人拿个真实的见解，平心静气的讨论。因为南北问题，本是分赃主义。……国会问题，恢复很易，开会很难。你们仔细考虑一番，才晓得这个法律的纠纷，比较总统问题，更难解决。……你们的两个主张，无乃大简，不好怎么说法。”

倘若不赞成一方武力统一另一方，那唯有双方“分赃”，只需常识便可看出如此图景。有人问了，难道我们有办法制约他们“分赃”吗？胡适的答复很有意思，“如果我们起来用决战的舆论来监督他们，如果我们不准他们鬼鬼祟祟的分赃，如果我们用手枪炸弹罢工罢市的方法来对付他们，他们敢说‘不要分赃更无办法’吗？”这位改良主义者，显然晓得“手枪炸弹罢工罢市”这些手段更为切实有效。

改良和革命，用他此时自述，不过是“分工不同”。【“还是取革命手段呢？还是取改良手段呢？还是先破坏后建设呢？还是在恶基础上建筑好政府呢？”

我们可以用你们自己的话来做答案：“最好双方分工并进，殊途同归。”可改良的，不妨先从改良下手，一点一滴的改良他。太坏了不能改良的，或是恶势力偏不容纳这种一点一滴的改良的，那就有取革命手段的必要了。本来破坏与建设都不是绝对的相反，他俩的关系也有点像你们说的鸡蛋与的关系；有时破坏即是建设，有时建设即是破坏，有时破坏必须在先，有时破坏自然跟着建设而来，有时破坏与建设同时并进，等到鸡蛋壳破裂时，小鸡也已下地了。况且人各有偏长，而事业须合众长。烧房子有时要人做，收拾颓橼剩瓦也要人做，打图起屋也要人做。我曾说过：

君期我作玛志尼，我祝君为倭斯袜。

国事今成遍体疮，治头治脚俱所急。

我们对于国人的宣誓是：

各行其是，各司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