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包车大战

这些年上演的电影电视剧，凡是反映上海滩的镜头，都离不开一个道具：人力车。这玩意儿结构简单，前面两根长长的车把，后面两只橡胶轮子，轮子上面有座儿，座位后面有靠背，乘客在后面坐着，车夫驾着两根车把在前面拉。其实这种车辆不光旧上海存在，民国时期大中城市街头都有，是当时最重要的公共交通工具，其普及程度不亚于现在的出租车。

稍微往前追溯一下就会发现，人力车在中国出现的时间并不长，它原先只在日本流行，到了清朝末年才被一个法国人引进到上海租界，所以人力车又叫作“东洋车”。

另外它还有一个名字：黄包车。之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官方要求所有跑活儿拉客的人力车必须漆成黄色，好跟不拉外活儿的私家人力车区分开。那时候汽车昂贵，非豪富与大员不能乘坐，小康家庭买不起汽车，就买辆人力车，再包一车夫。私家人力车也要刷漆，一般要求刷成黑色，所以又叫“黑包车”，只是这个名字没能叫响，搞得现在一说人力车，就以为是黄包车，其实黄包车只是人力车的一部分，就像现在出租车只是汽车的一部分一样。

私家包养的黑包车且不管它，我们谈谈到处拉活儿的黄包车。

1930年，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规定，黄包车可以按里程收费，也可以计时收费。按里程收费的话，起步价大洋1角，此后每华里大洋8分。如果计时收费，每小时大洋4角。那时候一块大洋在上海市面上的综合购买力相当于人民币60元，每小时大洋4角也就等于每小时24元，刨去空载和等活儿的时间，一个黄包车夫一天拉5个小时，能够进账120元，如果一个月不歇班，月收入就是3600元。这个收入水平，搁今日上海或许很低，在民国已经蛮可以了。

还是在1930年，南京社会科学调查所对上海100家工人家庭做记账式调查，平均每家有两个半人上班，加起来每月收入只有36块大洋，按一块大洋购买力等于60元人民币计算，相当于2160元。而我们前面算过，一个黄包车夫每月能有3600元的毛收入，比一家工人挣得都多。

奇怪的是，黄包车夫的实际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远不如工人，很多苏北民工来到上海，都是托关系走门子进工厂，实在因为文化太低或者技术太差进不了工厂，才不得不去做黄包车夫。因为拉黄包车的毛收入虽高，纯收入却非常微薄，绝大部分收入都得交出去：

第一是违章罚款。上海交通规则多变，清末要求靠右行，民国要求靠左走，租界的规则和华界有区别，日军侵占期间跟收复以后也有区别，黄包车夫的文化水平很低，不能与时俱进，尤其刚入行的时候，动不动就违章，逆行几次，一天的收入就全给交警了。而且那时候交警还特别歧视黄包车夫，同样是违章，上面坐着老板和官员的黑包车不会被罚，没有富贵人家包养的黄包车却在劫难逃。

第二是份子钱。人力车引入中国后几经改良，硬座换成了弹簧坐垫，木头包铁的轮子换成了橡胶轮子，车座底下还装了电铃，买一辆崭新的人力车，得花四五十块大洋，对两手空空从农村进城淘金的车夫来说，这笔投资是出不起的，即使出得起，买一辆人力车自己上牌自己拉活儿，也要受车行（专门出租人力车给黄包车夫的商铺，类似现在的出租车公司）的欺负和黑帮的压榨，所以车夫们一般都是租用车行的车。各大车行收费不一，租一辆上过牌的黄包车，每月一般得交25块大洋的份子钱，这就意味着车夫辛辛苦苦一个月，一多半收入都是给车行挣的。

第三是牌照费。本来黄包车的牌照费并不高，上一张牌只收两块大洋，可是为了避免交通拥堵，官方一直限制黄包车的数量，从1924年工部局发放1万张牌照起算，此后长达13年的时间里没有再增发过一张车牌。也就是说，合法营运的黄包车最多只能有1万辆，多出来的都是黑车。这样一来，车牌就成了紧俏货，官方两块钱一张的车牌到了市场上，最后的转让价竟然能疯炒到750块大洋一张！很多有后台的人靠出租和倒卖车牌发了大财，而黄包车夫却不得不承担高昂的牌照费——牌照费是车行出的，最后得分摊到车夫头上。

除了这些，车夫之间的竞争还很激烈。1934年，全上海登记在册的黄包车共有9990辆（跟现在出租车一样，黄包车也有规定的报废期限，1万辆缩减为9990辆，是因为部分车辆已到报废期），靠拉车为生的黄包车夫却有4万名。这4万名车夫当中，大约有1万名是偷偷拉黑车的，他们所拉的黄包车只漆了黄漆，却没有合法的营业牌照，另外3万名车夫则在争抢那有限的9990辆。为了从车行租到车辆，他们得说好话，得找人作保，得给车行的管理人员送红包，甚至还要主动要求上调份子钱。好不容易租到车辆的车夫，为了让车辆得到最大限度的利用，再把车辆转租给第二个第三个车夫，自己拉白天，别人拉晚上，24小时不停歇，就像现在上海的出租车一样。

到了1939年，全上海已经有10万名车夫在拉活儿了，他们平均月收入只有9块大洋，穷得没办法送孩子入学，拉黄包车出身的黑帮老大顾竹轩良心发现，出资办了7所希望小学，专收黄包车夫的子弟入学，算是给广大车夫提供了一些道义上的帮助。而与此同时，那些车行、那些交警、那些交通部门的官员、那些倒卖车牌的商贩，都发了大财。车夫在流汗，他们在收获，这种现象非常不合理，但我不知道毛病究竟出在哪儿，是因为官方对黄包车数量的变态限制？还是因为车行的垄断？希望专业人士帮忙解惑，因为这个问题还没过时，放到今天来问，刚刚合适。

附注：此文参考了《20世纪初日常生活中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版）、《中国劳工生活程度：十四年来各个研究的一个总和》（原载于1931年6月第2期《社会科学》第224-268页）、《上海价格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第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