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大白话胜过千条枪：国民党旅长很怕“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

文 ： 李思达

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建成于2011年，是全国唯一一家以红军标语为主题的博物馆。现收藏有红军标语共234条

位于湘东南，与江西接壤的酃县（现炎陵县）地处罗霄山脉西麓，紧靠井冈山的便利位置，使得她很自然地成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27年9月底，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失败后，带领部队沿湘赣边界一路南下抵达酃县。在这里的水口镇，毛泽东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做出上井冈山的决策。在上井冈山之前，红军进行了长达1个月的休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亲自开展了有关党支部建在连上革命构想的实践工作。1927年10月15日晚，在水口镇叶家祠的阁楼，毛泽东亲自为陈士榘、赖毅等6名士兵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第二天就在党员最多的一营二连建立了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实现了党指挥枪，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到1928年4月24日，毛泽东在酃县十都镇的万寿宫和朱德首次会面，标志着朱毛正式会师，工农红军第四军——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正规军正式成立。同样也是在这里的中村，红军部队上了第一次政治课，当地老乡也第一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为以后的《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此多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事件都发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之上，炎陵县会成为红军标语最为集中，最具有特色的老区，那也自然不足为奇了。

湖南省炎陵县当地文物保护人员正在抢救性保护工农红军标语。当地文物部门不仅采取了普查登录、影像收集、揭取迁移等多种高科技方法，还借鉴了敦煌壁画的保护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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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

据统计，在炎陵现存留有署名的271条标语中，能分辨出的署名就包括“红独一师”（王震领导的工农红军湘赣第一师）、“红军十师二十八团士兵委员会”（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红军河西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瑞、总前委滕代远）、“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等66个单位。

在红军指战员的回忆中，书写标语的场景比比皆是。谭冠三曾回忆，当时他们“提一个石灰筒，用笋壳或棕做笔，在墙上写很大一个字的标语”，或者是“在小竹板上写标语放在河流或小溪里，让水飘走，有的在竹片上面插一面红旗”。（《我记忆中的井冈山斗争》，谭冠三）另一名红军老战士也有类似的回忆：“广大红军战士都学会写标语，我们的挑夫也会写。大家都用竹竿子和笋壳子当笔，行军一休息，大家都写。”（《几件难忘的旧事》，张令彬）不仅是战士们自发书写，1929年，红军还专门设立负责书写标语的宣传兵：“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均需派5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5个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名叫宣传兵。此5人分为两组⋯⋯一组为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笔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统统都要写满红军标语⋯⋯”（《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陈毅）。

“江家试馆”墙上书写的《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在文末最后写有“完了”二字，以这种方式提醒读者全文结束

对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说，小小的标语宣传工作，却是一项事关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任务，个中意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能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等于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了红军的势力。”（《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正是革命领袖慧眼卓识，将宣传提高到了总任务的地步，也才使得这支共产党指挥下的军队和旧军队有着鲜明的不同：他们不仅是一支单纯的作战队伍，更是一支肩负着宣传启蒙、改造社会的政治先锋队。他们走到哪里，就会把宣传和发动工作做到哪里，就要通过标语这个最直观的形式，将他们的政治理念、革命理想传播到那里。另一方面，由于红军将其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使得红军标语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人们能够清晰地从中看到当年那支幼小的红军所胸怀的理想，明白这支豪情壮志的队伍，到底点燃了怎样一种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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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笔抵得上一千条毛瑟枪

如果以当时蒋介石政府公务员的眼光来看的话，酃县——乃至整个苏区——的红军标语内容一定能让他们笑掉大牙，和国府满纸满篇“等因奉此”，骈四俪六的公文公告相比，红军标语不论是文学素养，还是文字水平，都实在差了不止一筹：有的是直白如水，毫无文采可言（“白军士兵要使家里老母妻子有饭吃，只有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有的是错别字连篇（如“不完税不完良”将“粮”写成“良”，有的甚至将红军的“军”字都写错）；还有直接使用当地方言（“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有田分穷人才饭食”，“饭食”为当地客家方言）。

由于红军标语宣传作用巨大，攻入苏区的国民党军在看到之后也跟着学习写起了标语，图为署名为“国军15师85 团宣”在苏区写的宣传“剿匪”的标语

不仅文采差，有的标语粗粗看上去简直就是搞笑，比如在前面提到的江家试馆墙上，就有条“中国白军挨户团半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拥护红独师万万岁”的标语，让人忍俊不禁。在这里，还有完整抄写的100余字“共产党十大纲领”，旁边还有作为对比写下“国民党十大罪状”两条标语，书写者生怕观众看不明白，还煞费苦心地在标语结尾写下了两个“完了”特地提醒。同样也是在这里一条“打到国民匪党”的标语中，红军战士还童心大发地将其画成了一只狗的模样，“国”字是狗头，“民”和“匪”字是狗身子，“党”最后一笔画成了狗尾巴。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这些标语哪里像是政治宣传？简直就像是小孩子在骂战！

炎陵县县城江家试馆。在土地革命时此处曾为红军湘赣独立一师师部驻地，“红独一师政”（红军湘赣独立一师政治部）在此写下了30余条（组）标语

然而，就是这些看似幼稚的标语，却让敌人感受到了阵阵寒意。当时任国民党第5师师长的公秉藩曾经在宿营的室内发现了“活捉公秉藩枪决”的标语。而他的第9旅旅长王懋德则心有余悸地向他表示：“我很害怕‘穷人不打穷人’这个口号，如果我们的士兵一旦觉悟，枪口向着我们，那可不得了！”

敌人的担忧，恰恰是对红军标语成就的最高赞扬。就是这些简单直白，内容口语化生活化的红军标语，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道出了最广大下层劳苦群众的心声。而且从语言形式上来看，这些标语大都是以适应当地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的大白话为主，同时兼顾对仗工整，富有节奏感。比如1929年1月发布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全文都是四字短语构成标语大集合：“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痛苦⋯⋯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恨⋯⋯”在标语《国民党十大罪状》中，则简明扼要地指出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背叛民权革命，屠杀工农群众⋯⋯”对当地的百姓来说，勾结帝国主义或许还不太明白，但是不可能不明白背叛和屠杀工农群众。又如《工农红军行军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当兵就要当红军，帮助工农打敌人；当兵就要当红军，退伍下来不愁贫⋯⋯”这种顺口溜式的标语口号不仅朗朗上口，还很容易变成歌谣到处传唱。除此之外，还有“不革命的不分田地”，“酃县工农赶快起来，消灭土豪”，“中国共产党是替工农及一切贫苦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等标语，旗帜鲜明地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告诉乡亲，告诉他们拥护苏区和共产党，就能得到实惠。

红军标语：1.红军一师教导队四组书写打土豪分田地标语；2.将“国民匪党”设计成狗样子的标语；3.酃县赤卫队总队士兵委员会书写反封建的标语；4.红三军团第五军宣传队书写的“国民党十大罪状”标语，在结尾处同样有“完了”二字 ；5.红独一师一团书写的标语

正是这些简单明了，丝毫不玩弄文笔的标语口号，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收到了奇效。在苏区，不断涌现类似卖柴青年在县城中看到鼓动参加红军的标语之后，将柴火便宜卖掉加入红军的真实故事。通过这些标语的宣传，整个苏区人民群众都被发动起来，“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和共产党的主张”成为群众的口头禅。甚至许多不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做长篇演说分辨和解释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异同。作为工农红军枪杆子之外的第二武器，标语起到了巨大宣传作用，就连毛泽东都赞扬道，标语宣传“一支笔抵得上一千条毛瑟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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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因地制宜：标语背后的宣传努力

其实这些看上去直白的标语背后，体现的是红军宣传工作深入，还在1929年4月井冈山草创之初，就以第四军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有关如何制作标语的九条详细规范，除了规定政治部和宣传队制作标语的权限等问题之外，抓细节甚至从不得写草字和省笔字到写完一个标语必须看完再走，以及标语的署名应该用何种名义，哪种标点符号，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白军和红军比较的时候应该连写不得分写的细致地步。在附件中，政治部还详细开列出需要书写的13大类134条标语，并且细心替士兵说明，在县城和大市镇需要134个全部写完，如果是县城市镇和大村庄，就书写带有“**”记号的92条，如果是在行军途中，就只需写66条带有“♂”符号的。而这13大类标语涉及反帝、反国民党政府、苏维埃、工人、土地革命、士兵利益、红军、商人、共产党、共产青年团、青年与妇女、目前时局和地方口号等社会方方面面，基本上就是全套苏维埃政府政治纲领。

红军用于书写标语的工具

虽然有着这样的详细规范和纲领，但红军的标语内容并不会一成不变，而是根据时间的发展和当前主要任务的转变而有所侧重。在红军标语博物馆中，从各个时期展厅中的标语内容中，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每个阶段红军斗争侧重的主题。从最开始1927年秋收起义到1928年2月草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标语就以宣传起义口号为主，如“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暴动打倒省政府；暴动实现农协专政；暴动胜利万岁⋯⋯”；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1928到1930年初，实现土地革命，反“挨户团”这种反动武装组织的标语，成为当时红军标语的主题；到了湘赣苏区建设时期，标语以鼓动白军反水投诚，分化瓦解敌军和建设苏区为主；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战士，依然坚持以书写标语的方式，表达他们坚定不移的革命斗志。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这些艰苦战争岁月中，红军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改造社会的使命，标语中有大量的反封建反压迫的内容，在一条署名中国共产党酃县赤卫队队部士兵委员会的标语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铲除封建余孽，打倒婚姻包办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口号。不仅如此，在红军标语中，还有相当部分是宣传男女平权，设立工农夜校向工农提供教育机会等具有强烈社会进步意义的内容。从这些标语中可以看到，早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就将改造落后的中国社会，铲除封建制度当作自己的目标，不仅大力宣传，还努力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