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句大白话胜过千条枪:国民党旅长很怕“穷人不打穷人”的口号

文 : 李思达

炎陵县红军标语博物馆,建成于2011年,是全国唯一一家以红军标语为主题的博物馆。现收藏有红军标语共234条

位于湘东南,与江西接壤的酃县(现炎陵县)地处罗霄山脉西麓,紧靠井冈山的便利位置,使得她很自然地成为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1927年9月底,毛泽东在湖南组织和领导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失败后,带领部队沿湘赣边界一路南下抵达酃县。在这里的水口镇,毛泽东综合各方面的情报,做出上井冈山的决策。在上井冈山之前,红军进行了长达1个月的休整。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毛泽东亲自开展了有关党支部建在连上革命构想的实践工作。1927年10月15日晚,在水口镇叶家祠的阁楼,毛泽东亲自为陈士榘、赖毅等6名士兵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第二天就在党员最多的一营二连建立了第一个连队党支部,实现了党指挥枪,保证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到1928年4月24日,毛泽东在酃县十都镇的万寿宫和朱德首次会面,标志着朱毛正式会师,工农红军第四军——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支正规军正式成立。同样也是在这里的中村,红军部队上了第一次政治课,当地老乡也第一次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了轰轰烈烈的分田运动,为以后的《井冈山土地法》《兴国土地法》的制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如此多具有重大意义的革命事件都发生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之上,炎陵县会成为红军标语最为集中,最具有特色的老区,那也自然不足为奇了。

湖南省炎陵县当地文物保护人员正在抢救性保护工农红军标语。当地文物部门不仅采取了普查登录、影像收集、揭取迁移等多种高科技方法,还借鉴了敦煌壁画的保护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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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

据统计,在炎陵现存留有署名的271条标语中,能分辨出的署名就包括“红独一师”(王震领导的工农红军湘赣第一师)、“红军十师二十八团士兵委员会”(团长王尔琢、党代表何长工)、“红军河西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瑞、总前委滕代远)、“红三军团”(领导人彭德怀)等66个单位。

在红军指战员的回忆中,书写标语的场景比比皆是。谭冠三曾回忆,当时他们“提一个石灰筒,用笋壳或棕做笔,在墙上写很大一个字的标语”,或者是“在小竹板上写标语放在河流或小溪里,让水飘走,有的在竹片上面插一面红旗”。(《我记忆中的井冈山斗争》,谭冠三)另一名红军老战士也有类似的回忆:“广大红军战士都学会写标语,我们的挑夫也会写。大家都用竹竿子和笋壳子当笔,行军一休息,大家都写。”(《几件难忘的旧事》,张令彬)不仅是战士们自发书写,1929年,红军还专门设立负责书写标语的宣传兵:“凡军队每一个机关均需派5个人担任宣传工作,这5个人不背枪,不打仗,不服勤务,名叫宣传兵。此5人分为两组⋯⋯一组为演讲队,担任口头宣传⋯⋯一组为文字宣传组,两个人每人提一个石灰桶,大小笔一支,凡军队经过的地方,墙壁上统统都要写满红军标语⋯⋯”(《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陈毅)。

“江家试馆”墙上书写的《中国共产党十大纲领》,在文末最后写有“完了”二字,以这种方式提醒读者全文结束

对这支年轻的队伍来说,小小的标语宣传工作,却是一项事关革命成败的重大政治任务,个中意义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能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促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若忽视了这个工作,就等于是放弃了红军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就等于帮助统治阶级削弱了红军的势力。”(《中共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毛泽东)正是革命领袖慧眼卓识,将宣传提高到了总任务的地步,也才使得这支共产党指挥下的军队和旧军队有着鲜明的不同:他们不仅是一支单纯的作战队伍,更是一支肩负着宣传启蒙、改造社会的政治先锋队。他们走到哪里,就会把宣传和发动工作做到哪里,就要通过标语这个最直观的形式,将他们的政治理念、革命理想传播到那里。另一方面,由于红军将其作为自己的主要任务,使得红军标语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和意义:人们能够清晰地从中看到当年那支幼小的红军所胸怀的理想,明白这支豪情壮志的队伍,到底点燃了怎样一种星星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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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支笔抵得上一千条毛瑟枪

如果以当时蒋介石政府公务员的眼光来看的话,酃县——乃至整个苏区——的红军标语内容一定能让他们笑掉大牙,和国府满纸满篇“等因奉此”,骈四俪六的公文公告相比,红军标语不论是文学素养,还是文字水平,都实在差了不止一筹:有的是直白如水,毫无文采可言(“白军士兵要使家里老母妻子有饭吃,只有起来实行土地革命”);有的是错别字连篇(如“不完税不完良”将“粮”写成“良”,有的甚至将红军的“军”字都写错);还有直接使用当地方言(“穷人不打穷人,士兵不打士兵,有田分穷人才饭食”,“饭食”为当地客家方言)。

由于红军标语宣传作用巨大,攻入苏区的国民党军在看到之后也跟着学习写起了标语,图为署名为“国军15师85 团宣”在苏区写的宣传“剿匪”的标语

不仅文采差,有的标语粗粗看上去简直就是搞笑,比如在前面提到的江家试馆墙上,就有条“中国白军挨户团半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拥护红独师万万岁”的标语,让人忍俊不禁。在这里,还有完整抄写的100余字“共产党十大纲领”,旁边还有作为对比写下“国民党十大罪状”两条标语,书写者生怕观众看不明白,还煞费苦心地在标语结尾写下了两个“完了”特地提醒。同样也是在这里一条“打到国民匪党”的标语中,红军战士还童心大发地将其画成了一只狗的模样,“国”字是狗头,“民”和“匪”字是狗身子,“党”最后一笔画成了狗尾巴。在不知情的外人看来,这些标语哪里像是政治宣传?简直就像是小孩子在骂战!

炎陵县县城江家试馆。在土地革命时此处曾为红军湘赣独立一师师部驻地,“红独一师政”(红军湘赣独立一师政治部)在此写下了30余条(组)标语

然而,就是这些看似幼稚的标语,却让敌人感受到了阵阵寒意。当时任国民党第5师师长的公秉藩曾经在宿营的室内发现了“活捉公秉藩枪决”的标语。而他的第9旅旅长王懋德则心有余悸地向他表示:“我很害怕‘穷人不打穷人’这个口号,如果我们的士兵一旦觉悟,枪口向着我们,那可不得了!”

敌人的担忧,恰恰是对红军标语成就的最高赞扬。就是这些简单直白,内容口语化生活化的红军标语,以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方式,道出了最广大下层劳苦群众的心声。而且从语言形式上来看,这些标语大都是以适应当地工农群众文化水平的大白话为主,同时兼顾对仗工整,富有节奏感。比如1929年1月发布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全文都是四字短语构成标语大集合:“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痛苦⋯⋯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恨⋯⋯”在标语《国民党十大罪状》中,则简明扼要地指出国民党“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背叛民权革命,屠杀工农群众⋯⋯”对当地的百姓来说,勾结帝国主义或许还不太明白,但是不可能不明白背叛和屠杀工农群众。又如《工农红军行军歌》:“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当兵就要当红军,帮助工农打敌人;当兵就要当红军,退伍下来不愁贫⋯⋯”这种顺口溜式的标语口号不仅朗朗上口,还很容易变成歌谣到处传唱。除此之外,还有“不革命的不分田地”,“酃县工农赶快起来,消灭土豪”,“中国共产党是替工农及一切贫苦人民谋利益的政党”等标语,旗帜鲜明地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告诉乡亲,告诉他们拥护苏区和共产党,就能得到实惠。

红军标语:1.红军一师教导队四组书写打土豪分田地标语;2.将“国民匪党”设计成狗样子的标语;3.酃县赤卫队总队士兵委员会书写反封建的标语;4.红三军团第五军宣传队书写的“国民党十大罪状”标语,在结尾处同样有“完了”二字 ;5.红独一师一团书写的标语

正是这些简单明了,丝毫不玩弄文笔的标语口号,在土地革命战争中收到了奇效。在苏区,不断涌现类似卖柴青年在县城中看到鼓动参加红军的标语之后,将柴火便宜卖掉加入红军的真实故事。通过这些标语的宣传,整个苏区人民群众都被发动起来,“痛恨地主阶级,打倒帝国主义,拥护苏维埃和共产党的主张”成为群众的口头禅。甚至许多不识字的工农分子,都能做长篇演说分辨和解释国民党与共产党,国民政府与苏维埃政府,红军与白军之间的异同。作为工农红军枪杆子之外的第二武器,标语起到了巨大宣传作用,就连毛泽东都赞扬道,标语宣传“一支笔抵得上一千条毛瑟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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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时因地制宜:标语背后的宣传努力

其实这些看上去直白的标语背后,体现的是红军宣传工作深入,还在1929年4月井冈山草创之初,就以第四军政治部的名义发布了有关如何制作标语的九条详细规范,除了规定政治部和宣传队制作标语的权限等问题之外,抓细节甚至从不得写草字和省笔字到写完一个标语必须看完再走,以及标语的署名应该用何种名义,哪种标点符号,到国民党和共产党、白军和红军比较的时候应该连写不得分写的细致地步。在附件中,政治部还详细开列出需要书写的13大类134条标语,并且细心替士兵说明,在县城和大市镇需要134个全部写完,如果是县城市镇和大村庄,就书写带有“**”记号的92条,如果是在行军途中,就只需写66条带有“♂”符号的。而这13大类标语涉及反帝、反国民党政府、苏维埃、工人、土地革命、士兵利益、红军、商人、共产党、共产青年团、青年与妇女、目前时局和地方口号等社会方方面面,基本上就是全套苏维埃政府政治纲领。

红军用于书写标语的工具

虽然有着这样的详细规范和纲领,但红军的标语内容并不会一成不变,而是根据时间的发展和当前主要任务的转变而有所侧重。在红军标语博物馆中,从各个时期展厅中的标语内容中,人们能够清楚地看到每个阶段红军斗争侧重的主题。从最开始1927年秋收起义到1928年2月草创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红军标语就以宣传起义口号为主,如“暴动打倒唐生智、汪精卫;暴动打倒省政府;暴动实现农协专政;暴动胜利万岁⋯⋯”;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巩固和发展的1928到1930年初,实现土地革命,反“挨户团”这种反动武装组织的标语,成为当时红军标语的主题;到了湘赣苏区建设时期,标语以鼓动白军反水投诚,分化瓦解敌军和建设苏区为主;在中央红军主力长征之后,留下来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战士,依然坚持以书写标语的方式,表达他们坚定不移的革命斗志。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是在这些艰苦战争岁月中,红军依然没有忘记自己改造社会的使命,标语中有大量的反封建反压迫的内容,在一条署名中国共产党酃县赤卫队队部士兵委员会的标语中,旗帜鲜明地提出了“铲除封建余孽,打倒婚姻包办制度,实行一夫一妻制”的口号。不仅如此,在红军标语中,还有相当部分是宣传男女平权,设立工农夜校向工农提供教育机会等具有强烈社会进步意义的内容。从这些标语中可以看到,早在20世纪30年代,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就将改造落后的中国社会,铲除封建制度当作自己的目标,不仅大力宣传,还努力付诸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