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有王朝更迭能如斯惨痛：南宋王朝的流亡之路
来源：南方周末
1276-1279年南宋流亡政权迁徙路线图。（金磊磊、梁淑怡/图）
南宋德祐二年（1276年，元至元十三年）正月，时值中国传统的春节，临安城皇宫中却是冷冷清清，人人面色凝重。正月初四的朝会，谢太后发现大殿里的文武百官比平日稀疏了许多，一问才知道，同签书枢密院事黄镛、参知政事陈文龙等官吏已携家带口逃离临安。两个月前，起居舍人曾唯、礼部侍郎陈景行、权礼部尚书王应麟纷纷弃官出逃，连左丞相留梦炎也跑了。《钱塘遗事》将百官弃官潜逃，称为“群臣宵遁”。
城外，元朝左丞相伯颜率领的大军已抵无锡，恐怕要不了几日，就到临安了。谢太后是宋理宗皇后，她还依稀记得，理宗端平三年（1236），南宋与蒙古携手灭金才两载，这蒙古人就撕下了面具，还一度渡过长江，惊慌失措的理宗又是割地，又是给岁币，这才换来了几年安稳日子。宋理宗晚年一直生活在蒙古人的梦魇中，直至病逝，儿子度宗哆哆嗦嗦当了十年皇帝。自去年二月宰相贾似道在丁家洲溃败以来，每隔几天就有城池失守的消息传来，小孙子赵㬎方才继位，这宋朝的江山怕是要断送在他手里了。
中国历史上，丁家洲之战是一场影响深远的战役，却至今鲜为人知。在安徽省铜陵县火车站，我打车去丁家洲，几个司机都说县里没这个地方，导航也搜不到，后来才知道地名已不在了，旧址在西联乡汀洲村一带。春日的汀洲村，农民在田里播种大豆，金黄色的油菜花铺满长江两岸，一只只铁驳船在江面驶过，马达声响彻原野。眼前的汀洲村草长莺飞，长江在村子北边缓缓流过，早已寻不着一丝一毫战争的痕迹了。
丁家洲为仪凤岭余脉，雄峙江心，是长江下游的重要隘口，自古以来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德祐元年（1275年）正月，权臣贾似道在谢太后催促下，领13万宋军于丁家洲设防，令其婿孙虎臣领7万宋军列于长江两岸，淮西安抚制置使夏贵以战舰2500艘横亘江中。贾似道是有名的“蟋蟀丞相”，平生酷爱斗蛐蛐，理宗、度宗朝权倾天下，排除异己，曾私自与元人签订合议条约，与秦桧、丁大全一同被编入《宋史·奸臣传》。
元军在长江两岸用巨炮轰击宋朝船队，趁乱以数千小船发起冲锋，通州副都统姜才身先士卒拼死抵抗。孙虎臣听说姜才有一美妾，貌若天仙，趁姜才在江中激战，偷偷摸进船舱欲行不轨，被士兵发现后弃阵逃跑，夏贵听说孙虎臣跑了，赶紧鸣金收兵。结果十三万宋军死伤惨重，连江水都被染成红色，飘荡的尸体几乎堵塞江面。孙虎臣面见岳父贾似道，装模作样地痛哭道：“吾兵无一人用命也。”一旁的夏贵居然笑道：“吾尝血战当之矣（我可是还抵抗了一阵子的）。”
丁家洲一役，宋朝将领兵败后的轻描淡写，着实令人汗颜，它也用尽了宋朝最后的力气，长江水道从此门户洞开，沿江诸州溃不成军，建康都统徐旺荣、镇江都统制石祖勇、江阴军通判李世修、知平江府潜说友等相继投降，孙虎臣、夏贵也很快走上了投诚之路。
宋墓墓门口往往有武士形象，成为我们了解宋朝军事的一个窗口。图为四川泸县南宋武士石刻，泸县博物馆藏。（冉玉杰/图）
偌大的江南，或降或遁，唯有常州军民苦战不屈，以身殉宋。常州三月城破，五月光复，九月元军再次来袭，叛臣王良臣充当攻城先锋。王良臣久攻不下，居然丧心病狂地杀死数百平民，用尸体煎膏取油，以炮射洒在城垣外的牌杈木上，再点火箭引燃。临安援军至，立功心切的王良臣到宋朝军营诈降，被丢入滚烫的油锅中活活烹杀。十一月，常州城破，举城被屠，只有七人“伏于桥坎获免”。历史中的宋朝给人的印象孱弱无比，宋朝百姓却绝不软弱。
元宵节这天，临安城中稀疏亮起了些灯火，城外大兵压境，百姓自然没心思过节。南宋著名词人汪元量这样描写宋朝在临安城的最后一个元宵：“一片风流，今夕与谁同乐？月台花馆，慨尘埃漠漠。豪华荡尽，只有青山如洛。钱塘依旧，潮生潮落。万点灯光，羞照舞钿歌箔。玉梅消瘦，恨东皇命薄。昭君泪流，手撚琵琶弦索。离愁聊寄，画楼哀角。”往日“万点灯火”，如今“画楼哀角”，只有钱塘如故。
过了元宵，派去元军大营议和的使臣也回来了。使臣面见伯颜，表示宋朝愿意俯首称臣，岁贡银二十五万两，帛二十五万匹，一如当年与金朝旧事，被伯颜一口拒绝；使臣又苦苦哀求，说宋朝愿为侄孙，伯颜依旧不允。时任枢密使的文天祥出使和谈，也被扣押在元军大营。
十八日，元军离临安城只有十五里。临安城中人心惶惶，谢太后无奈，让使者带着历朝皇帝用过的玉玺，连同降表一起送到元军大营，令人打开了临安城的大门。南宋一个多世纪的国祚，永远留在了那扇木门背后。
二月初四，六岁的宋恭宗迈着稚嫩的步伐，领着大臣到祥曦殿北向拜表称臣，文武百官相率走出皇宫，来到城外的元朝军营请降。八天后，元将阿塔海带来忽必烈的诏书，听起来，这位蒙古皇帝的语气颇为温和，甚至带了几份关切，谢太后、宋恭宗的心才算落地——就算亡国，自己的命运也不会像当年的宋徽宗、宋钦宗那般凄惨了。
第二天，在蒙古骑兵监视下，宋恭宗与生母全太后，连同后妃、宗室、百官、太学生数千人走出临安城，象征着皇家权威的卤簿、冠服连同金银珍宝被运上一辆辆大车，一同运往元大都。汪元量以宫廷琴师身份随行，途中写下诸多诗作，比如这首《北征》：北师有严程，挽我投燕京。挟此万卷书，明发万里行。出门隔山岳，未知死与生。三宮锦帆张，粉阵吹鸾笙。遗氓拜路傍，号哭皆失声。吴山何青青，吴水何泠泠。山水岂有极，天地终无情。回首叫重华，仓梧云正横。一路上，南宋遗民看到北上的王室，在路边哀号痛哭，被元军呵斥离开，青山绿水渐渐留在身后，越往北走，越觉得冰凉刺骨。
长江以北，扬州城还掌握在宋朝手中，守将李庭芝本是一名举人，目睹山河破碎，毅然投笔从戎，待到战事稍稍安定，他又考中进士，可谓文武双全。此番元军来袭，李庭芝临危受命主持两淮制置司，屯兵扬州。丁家洲一役后，姜才收拾残部，也来到扬州。此时扬州城已被围得水泄不通，《宋史·李庭芝传》记载，城中粮尽，路边有人饿死。
临安城破后，谢太后即遣使招降李庭芝，此次全太后、宋恭宗一行路过瓜洲，又派遣使者招降，李庭芝一言不发，令士兵向城下射箭以明心迹。姜才率部出城，欲夺回宋恭宗，被元军击退。
过了扬州，北上的队伍就再无阻碍了，三月二十四日，宋恭宗一行抵达元大都，短暂停留后，又马不停蹄地至上都（其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草原）。忽必烈设“诈马宴”庆祝宋人来朝，宋朝官吏被允许穿着昔日官服出席，这或许是他们最后一次再穿前朝服饰了，换上元朝的衣服，就是元人了。
从汪元量的诗歌来看，宋朝君臣的命运起初还算不错。“皇帝初开第一筵，天颜问劳思绵绵。大元皇后同茶饭，宴罢归来月满天。”“僧道恩荣已受封，上庠儒者亦恩隆。福王又拜平原郡，幼主新封瀛国公。”宋朝君臣的温顺令忽必烈颇为满意，他将宋恭宗封为瀛国公。 八月，因病滞留临安的谢太后一行也抵达上都，受封寿春郡夫人。
赵宋王朝还是不乏坚贞之人。安康朱夫人、安定陈才人与各自侍女不堪亡国之痛，焚香沐浴后以抹胸自缢。忽必烈闻之大怒，令人将四人头颅斩下，悬挂在全太后寓所以示惩戒。再以后，那些随行的宗室、官吏、外戚便消失在史书中。
元军占领临安后，繁华的都城迎来浩劫，皇宫倾颓，太庙沉寂，南宋诸帝的皇陵更是命运多舛。2017年4月，我来到绍兴市富盛镇攒宫山，早春的攒宫山茶园葱葱郁郁，连空气中都飘着龙井的香味，山间满是采茶工人，我问宋六陵在哪，一个小伙子指了指茶园中心的几株松柏：“有松柏的地方，地下就是皇陵，不过地上啥也看不到了。”
宋六陵埋藏着高宗永思陵、孝宗永阜陵、光宗永崇陵、宁宗永茂陵、理宗永穆陵、度宗永绍陵，以及众多王后嫔妃的陵墓，整个陵区古墓超过百座，也是江南地区最大的皇陵。当年，南宋帝王把这里视为临时的安息之所，期望着有朝一日魂归河南巩县的祖陵，故将此山命名为“攒宫山”，就像临安被视为临时都城一样。
宋六陵全貌（郑叶良/图）
我走到松柏林下，71岁的薛成庆大爷正在番茄地里浇水，他是邻近的牌口村人，打小就在宋六陵边长大。他扯了把青草擦手，领我去看理宗陵。1982年绍兴师范专科学校搬回绍兴县城后，山上的建筑也就破败了，一人高的荒草爬满围墙。穿过圆拱门，院子里的灰砖早已青苔斑斑，两面灰黛色的围墙中间夹了棵梧桐树，树上挂了个木牌，上书：“经考古学家遥感测定，此处为南宋皇帝宋理宗陵墓所在地。2006年7月曾挖掘出宋理宗墓碑，后由绍兴县文管所收藏”。我的脚下，就是宋理宗的永穆陵了。
宋六陵如今虽名为遗址公园，但依旧是茶场。（郑叶良/图）
从理宗陵再向北，便是宋徽宗陵，当地人唤作“小庵里”。宋徽宗、宋钦宗被金兵掳掠到五国城死去，绍兴和议后，骸骨被送回南宋，也归葬宋六陵。一片荒草中，几棵松柏拔地而起，地上散落着破碎的瓦片，我捡起一块，薛成庆说，陵上的物件不要拿，动了是要怪罪的。元人陶宗仪的《辍耕录》有载：“以其帝后遗物，庋置佛堂中，奉事之，自此家道浸丰。凡得金钱之家，非病即死”。不知薛成庆的话，是否跟此书记载有关。
眼前的宋六陵空空荡荡，满目疮痍，上世纪60年代的垦荒、基建固然有影响，其实早在临安沦落后便遭遇了覆顶之灾。元至元十四年（1277），蕃僧杨髡（又名杨琏真迦）被任命为元朝江南释教都总统，掌管佛教事务，一手导演了骇人听闻的南宋帝陵盗掘事件。在南宋遗老周密的《癸辛杂识》、陶宗仪的《辍耕录》中，都有杨髡发陵的详细记载。
杨髡一行来到攒宫山，宋朝守陵官罗铣据理力争，怎奈对方人多势众，罗铣在一旁号啕大哭。杨髡首先盗取宁宗、杨后、理宗、度宗四陵，挖掘地宫，收罗宝物。四陵中，又以永穆陵珍宝最多，杨髡诸人启开棺椁时，一股白气冲天，棺中的理宗栩栩如生。理宗死后曾在身体里灌注水银，故尸体不腐，暴徒将尸体倒悬在树上让水银流出，又砍下头颅，取走口中的夜明珠。西域有风俗，见帝王骷髅可厌胜致富，杨髡将理宗头颅镶银涂漆，当成酒器，称“骷髅碗”。
几个月后，杨髡等人再次来到宋六陵，将徽宗、钦宗、高宗、孝宗、光宗等陵尽数盗掘。两次盗掘，杨髡在理宗陵得“伏虎枕”“穿云琴”“金猫睛”，度宗陵得“玉色藤丝盘”“鱼影琼扇柄”，徽宗陵得“马乌玉笔箱”“铜凉拨锈管”，高宗陵得“真珠戏马鞍”，光宗陵得“交加白齿梳”“香骨案”。《元史》记载，杨髡在宋六陵总共挖掘了一百零一座陵墓，堪称宋元时期中国第一盗墓贼。一时间，江南盗墓之风汹汹，大墓几乎被盗掘殆尽。
关于杨髡盗掘六陵的时间，有1278、1285等说法，陶宗仪记载为1278年，周密则认为此事发生在1285年8月与11月。杭州师范大学祝炜平教授则倾向于1278年：其一，杨髡一行到宋六陵，守陵官还在，说明宋朝新亡不久；其二，《元史》有载，至元十二年（1285）正月，宋宁宗永茂陵已毁，此事发生在周密记载之前。
杨髡还在临安城皇宫修建镇南塔，将从宋六陵挖掘出的皇帝、后妃尸骨，与牛马枯骨混合后，埋在塔下，并在大内垂拱殿、芙蓉殿、和宁门、延和殿、福宁殿设立报国、兴元、般若、仙林、尊胜五座寺庙，以破皇城风水，让宋人永世不得翻身。也许是老天爷都觉得他的做法太过分，一个雨夜，响雷击中塔刹。元朝末年，张士诚义军占据杭州，令士兵损毁镇南塔——这座曾压在宋朝人心头的亡国之塔。
宋六陵被盗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元上都，谢太后是宋理宗之妻，也是宋度宗生母，夫君、儿子的墓葬同时被盗，于谢太后而言可谓人世大悲，但寄人篱下的她唯有隐忍。宋理宗怕了一辈子蒙古人，到头来还是没能避免被戮尸的命运；宋徽宗、宋钦宗在五国城受尽凌辱，本已魂归故里，此番却又葬于孤坟。
宋人讲究风水堪舆，皇陵被盗，龙脉受损，这就动摇了根基，宋朝遗民也如无根的浮萍一般飘荡。元人在宋六陵的暴行激起宋人的愤慨，广西、广东、浙江、江西、四川，不甘亡国的宋朝遗民纷纷举起抗元的大旗。
就在临安城投降前夜，益王赵昰、广王赵昺在驸马都尉杨镇、国舅杨亮节护送下潜出城外，逃往婺州（今浙江金华），后又至温州，为赵宋王朝保留了一丝血脉。此后，张世杰、陆秀夫也陆续率残部到温州江心寺会合。谢太后曾号召天下兵马赴临安勤王，响应者寥寥，唯有张世杰慷慨赴会，举朝震惊。张世杰是南宋末年主战派的代表人物，都统卞彪降元后充当说客，张世杰大怒，令人将他舌头割下，拖至巾子山磔杀。
一个王朝，两次浮沉，皆系于江心寺。江心寺在温州江心屿上，此屿东西长，南北窄，地处瓯江中心，素有“瓯江蓬莱”美誉，岛上有座文天祥祠，是永嘉知县刘逊于明成化十八年（1482）主持修建。
初春的清晨，退了休的王庆山提着半米长的毛笔来到文天祥祠，打来一桶清水，蘸湿毛笔，在祠前的空地练起毛笔字。老王练行书，今天写的是文天祥的《北归宿中川寺》，他一边写一边吟：“万里风霜鬓已丝，飘零回首壮心悲，罗浮山下雪来未，扬子江心月照谁？只谓虎头非贵相，不图羝乳有归期，乘潮一到中川寺，暗度中兴第二碑。”
老王的行书大气、狂放，等到把诗写完，已累得满头大汗，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似乎也在他笔下变得鲜活起来：文天祥从元朝军营逃脱后，即到江心寺觐见幼主，看到宋高宗昔日御座，一想到百余年后宋朝再遭此劫难，失声痛哭。历史是如此相似，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金兀术兵犯临安，宋高宗一溜烟逃到江心寺，焦急地等待金人退兵的消息。
文天祥、陆秀夫决定效仿宋高宗故事，拥立赵昰为天下兵马都元帅，赵昺为副元帅，图谋再度中兴。几天后，赵昰一行从江心寺辗转来到福州，于五月一日称帝，史称宋端宗，改元景炎，加封赵昺为卫王，张世杰为枢密副使，文天祥为右丞相兼知枢密院事，陆秀夫为签书枢密院事。
此时天下还有几分在宋人手里，浙江的福州、温州、台州、处州（今浙江丽水市），广东的广州、南雄州，长江以北的扬州、真州（今江苏仪征市）、通州（今江苏南通市）尚在坚守，四川虽大部已落入元军之手，但钓鱼城、凌霄城等山城依旧坚持抗元。宋朝约有军队二十万上下，如果指挥得当，胜负也未可知，但宋朝君臣寄希望于蒙军能像当年追赶宋高宗的金兵一样，因不堪忍受南方湿热的天气退兵，给宋朝一个喘息，甚至中兴的机会，因而步步退让，但他们显然低估了元人。
宋端宗下诏令李庭芝、姜才来福州勤王，李庭芝令淮东制置副使朱焕守城，自己与姜才率领七千宋军南下，谁知前脚刚刚出城，朱焕后脚便开城投降。李庭芝被围泰州，元军将扬州城中宋军的妻子、儿女驱赶到泰州城下，一时间，城下哀号之声不绝于耳。见此情形，宋军无心再战，丢下兵器投降。姜才身染重病卧床，与李庭芝一起被送到扬州杀害。
我是扬州人，小时候，爷爷常带着我，到双忠祠巷吃早茶，双忠祠巷口这家茶馆，干丝切得又细又薄，很对老扬州的胃口。吃了早茶，穿过长长的青砖小巷，一路上，爷爷总爱讲扬州的历史，他说，双忠祠供奉着咱扬州人的英雄呢，大半个国家都降了，扬州人骨头硬，就是不肯屈服。只可惜，双忠祠和双忠祠巷都被拆了，李庭芝与姜才的故事，也就被渐渐淡忘。
扬州沦陷后，真州、通州相继失守，宋朝失去了长江以北的最后据点，图谋北上再无指望，令李庭芝弃守门户，无疑是一着错棋。在元军压迫下，流亡宋朝一步步往南逃亡，福州、泉州、潮州、惠州……由于害怕城池失守，宋朝君臣大部分时间都在海上度过，士兵远离故土，渐生异心；家眷流离失所，苦不堪言。
景炎二年（1277年）12月，宋端宗逃至秀山，听说广州失守，慌乱之中退到井澳（今中山市南海中）。海上忽起飓风，宋朝船队被吹得七零八落，宋端宗落水，年逾七十的老臣江万载奋力跃入海中救起端宗，自己被巨浪卷走，超过四成的宋朝士兵在这次飓风中丧命。飓风刚过，元将刘深又率兵来攻，张世杰迎战不敌，一直逃到七星洋，此役宋军损失船只两百多艘，连宋端宗的舅舅都被俘虏了。
景炎三年（1278年）4月15日，十岁的宋端宗在碙洲荒岛（今广东湛江硇洲岛）上病死，虽然贵为天子，他短暂的生命颠沛流离，小小的身躯承载着千万宋人的复国重担。宋端宗死后，七岁的赵昺又被拥立为帝，史称帝昺，改元祥兴。帝昺生母杨太妃垂帘听政，与群臣交谈犹自称“奴”，官员上朝连官服都凑不齐。初夏的飓风越来越烈，宋朝如同一艘失控的巨轮，一步步偏离航道，在海上剧烈颠簸着。
明朝弘治《崖山集》中描绘的永福陵（宋端宗之墓）。如今新会博物馆正凭着这张图寻找永福陵。不说这张画作基本不具备地图性质，就说几百年来沧海桑田，物非人非，找寻工作注定不容易，新会博物馆副馆长林文斌这样说：“我们这一代找不到，下一代再下一代继续找。”（林文斌供图/图）
张世杰见碙洲并非固守之地，遂领兵重返广东沿海，屯兵崖山。崖山在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南五十多公里，与西面的汤瓶山对峙，如两扇石门锁住江面，故称崖门，珠江支流之一的潭江自西向东流至新会，注入银洲湖，再沿银洲水道经崖门入海，崖门内有一港湾，可以停泊船队，其外是汪洋大海。
一个雨天，我登上崖山之巅的望崖楼，沧海桑田，当年南宋屯兵的水域因泥沙淤积，早已成陆地，潭江之水依旧浩浩荡荡，乌云遮天蔽日，黑压压地笼罩着远处的汤瓶山。宋军来到崖山后，即伐木建造行宫三十间，正殿名慈元殿，是杨太后与帝昺的居所，殿外有房屋三千间，为百官、有司的住所，二十余万将士与家眷也有了安身之所，《宋史》称为“行朝草市”。一时间，偏僻的崖山恍若繁华的城市，然而，这终究仅仅是宋朝的回光返照而已。
从崖山新修建的望崖楼俯瞰崖山古战场（萧易/图）
宋军组织工匠造战船、制兵器，附近百姓也送来一船船粮草、钱财。1995年冬天，新会信用社修建楼房，挖土机带出来的泥土夹杂着大量铜钱。几天后，文物部门赶到现场，清理铜钱6万余枚，估计流失铜钱超过二十吨，逾百万枚。铜钱上自秦半两，下迄南宋咸淳元宝，几乎包括了南宋以前的各个朝代，又以宋钱最多，占95%以上。
铜钱掩埋在十个窖藏大坑中，夹杂着稻谷、稻草、鸡毛，偶尔还有破损的青铜器与宋代瓷碗出土，新会区人民政府方志办副主任赵茂松认为，这批铜钱可能是南宋末年勤王的百姓运送到崖山的，将士将它们匆匆掩埋在沙滩上，期望日后东山再起，后来却再也没有知情者活着回来取走这批庞大的宝藏。
新会振兴三路出土的钱币展。（林文斌供图/图）
流亡的宋朝依旧心存幻想，使者又一次来到元上都请降。忽必烈听说帝昺逃到了崖山，即委任江东宣慰使张弘范担任蒙、汉军都元帅，李恒为副将，率领两万兵马从扬州兵分两路南下，约定在崖山会师。造化弄人，张弘范是元朝悍将张柔之子，张世杰曾是张柔部下，后因犯法改投宋朝，两人说起来还是河北老乡。
听闻张弘范将兵来攻，张世杰出人意料地焚毁“行朝草市”，用大铁索把千艘战船绑在一起，将帝昺的御舟围在中心，并在四周修建水寨、楼棚，宛如城堞。有谋士劝他分兵占据出海口，倘若战败还能往海上逃亡，但出身北方的张世杰似乎已厌倦了海上漂泊的生活，以“频年航海，何时已乎？今须与决胜负”为由拒绝了谋士建议，将宋朝的国运家底全部压在崖山这个弹丸之地。
好容易在崖山有块立锥之地，却眼睁睁地看着大火将最后的家园烧成灰烬，宋朝君臣无不潸然泪下。张世杰本不习水战，当年的焦山之战中，即以铁索将战船锁于江中，结果被元将阿术火攻，宋军死伤数万人。
1279年正月，宋朝君臣在海上度过了最后一个春节，几天后，文天祥兵败被俘的消息传到崖山。自江心岛一别后，文天祥四处漂泊，笼络旧部，号召各地百姓举起抗元大旗，却因寡不敌众节节败退，1278年底率部向海丰县撤退途中，在县城北面的五坡岭与部将杜浒、刘子俊一同被俘。
正月十三日，张弘范率领五百余艘战船陆续抵达崖山，几天后，李恒的一百二十艘战船也前来会合，一南一北对宋军形成夹击之势，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场海战蓄势待发。张弘范军约两万上下，大小船只六百余艘；反观南宋，将士二十万，战船千余艘。从军事实力来看，宋朝似乎占有绝对优势，但战争的走势却令人意外。
张弘范故伎重施，点燃满载茅草的乌蜑船，顺风冲向宋朝军营。张世杰显然汲取了焦山之战的教训，令人在战船表面涂抹湿泥，悬以水桶，元军火船无功而返。
强攻无果，张弘范派兵占据出海口，并截断宋朝粮草、淡水补给线，十多天后，饥渴难耐的宋军饮用海水，纷纷呕吐腹泻，战斗力大受影响。失去了出海口后，张世杰的二十万大军被牢牢困在崖门之中，崖山与汤瓶山如同两扇沉重的大门，关上了宋朝君臣的求生之路。
二月六日清晨，元军发起总攻。张弘范将两万精兵分成四路，李恒领一军，利用潮汐原理，乘早潮从北向南顺流前进，突入宋朝船阵；午时午潮上涨，张弘范又从南向北进攻。宋军腹背受敌，士兵皆疲惫不堪，就在筋疲力尽之时，张弘范以乐声为号，令预先埋伏的两支船队疾速行驶，宋军起初以为元军正在宴乐，等到元朝战船出现在眼前，顿时方寸大乱，顷刻间便被元军攻破七艘大船，张世杰布下的铁桶阵被撕开了缺口。
其他两支船队也杀了个回马枪，如狼似虎的元军跳上宋军战船，这场混战从黎明一直持续到黄昏，炮击声、刀剑声、弓箭声、喊杀声、哀号声不绝于耳。张世杰抽调精兵，想护送帝昺的御舟逃离，但御舟仓皇之中无法解开。陆秀夫见大势已去，拔出宝剑逼妻子跳海，穿上宋朝官服，登上御舟，背着小皇帝纵身一跃跳入海中。临死前，陆秀夫对帝昺说：“国事至此，陛下当为国死。太皇后辱已甚，陛下不可以再辱。”帝昺生前养了只白鹇，看到主人跳水，哀鸣良久，连着鸟笼一同坠水。
年仅10岁的赵昰和8岁的赵昺是宋朝最后两位少帝，他们短暂的生命颠沛流离，小小的身躯承载着复国重担，可悲可叹。图为江门市新会区古井镇霞路村耿光堂内悬挂着的少帝遗像（杨嘉敏/图）
初夏的那个阴雨天，我在崖门南海舰队某部营区的江边，看到田汉1964年题字的新奇石：“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但此石已非彼石，原来刻字的石头已经在上个世纪50年代疏通航道时被炸毁。旧奇石是张弘范灭宋后大书的“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的十二个字，《元史·张弘范列传》记载“磨崖山之阳，勒石纪功而还”，后来有人在十二字前加了“宋”字，成为“宋镇国大将军张弘范灭宋于此”，的确，张弘范是汉人，但他不是宋朝叛将，他和父亲张柔都是金国人。
田汉1964年题字的新奇石：“宋少帝与丞相陆秀夫殉国于此”，现位于崖门南海舰队某部营区内（赵学东/图）
看到帝昺投海，宋朝百官、宗室、后宫、宫女、士兵、太监纷纷投水自尽。七日后，江面漂浮的尸体有十万余具，十万宋人用生命为逝去的宋朝殉葬，千百年来，未有王朝更迭能如斯惨痛。《宋史·瀛国公》记载，1278年6月，崖山天空中突然闪过一颗巨大的流星，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后，坠入海中，又有千余小星随之坠海，其声如雷，这个奇异的天象，似乎早已暗示了崖山海战的悲惨结局。直至今天，当地老百姓仍然会说，到了雷鸣电闪、风雨交加的夜晚，水底深处会传来战鼓齐鸣、将士呐喊之声。
乱军之中，张世杰杀开一条血路，抢走十六艘战舰，护卫杨太后突出重围。杨太后听说帝昺已死，悲痛欲绝：“我忍死艰关至此者，正为赵氏一块肉尔，今无望矣。”言毕，纵身入海。崖山百姓就地取材，以牡蛎贝壳为她修筑坟墓，称“杨太后陵”或“国母坟”，坟茔静静立在今古井镇延安村田野中。
用牡蛎贝壳修筑的杨太后陵（萧易/图）
张世杰在海上飘荡了三个多月，五月船队在平章港（今海陵岛）遭遇飓风，张世杰仰天长叹：“若天不欲我复存赵氏祀者，则大风覆吾舟。”也许是天亡宋朝，话音刚落，大风愈烈，张世杰溺水身亡。自领兵勤王以来，张世杰败多胜少，崖山海战中更是犯下无法挽回的军事失策，历来为史学家诟病，但此时的宋朝早已大厦将倾，又岂是一两个张世杰能够挽回？从某种程度而言，早在1276年，元人的兵戈就割破了宋朝的喉咙，从那以后，它一直苟延残喘，直至灭亡。
许多人有这样的疑问，此役宋人兵力十倍于元人，战船数目也远多于对手，为何会一败涂地？其实，宋朝在崖山海战前的一系列举动，早已为这场失败埋下了伏笔：自临安出降后，士兵鲜有胜绩，士气早已十分低落；二十万大军中不少是民兵、家眷、百姓，作战部队所剩不多——面对处于冉冉上升期的元朝，又岂有不败的道理呢？
侥幸逃脱的宋朝臣子隐姓埋名，新会区古井镇霞路村还流传着南宋版本的“赵氏孤儿”传奇。崖山海战前，宋室宗亲赵必樘自知难免一死，将两个儿子赵良钤、赵良骢交给琼州知府林获抚养，改名林大孥、林二孥，以躲避元人耳目，明洪武初年（1368年），二孥良骢之子友通恢复赵姓，赵姓在霞路村繁衍生息，自称宋朝王室后裔，附近的百姓称其为“皇族村”。今天的霞路村90%以上都是赵姓，全村有三十多个赵姓祠堂，初夏的午后，赵姓后人坐在祠堂里纳凉，孩童在院落里嬉戏，它让我相信，古老的宋朝从未离去，它以一种隐蔽的方式在民间代代相传。
新会霞路村耿光堂（赵学东/图）
中国史学界对于南宋亡国的时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些学者将临安出降视为南宋亡国的标志，另一些则认为崖山海战才彻底为宋朝画上句号。祥兴二年二月初六，流亡宋朝走到了尽头，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写道：“这不仅是一个令很多孤臣孽子痛哭流涕的日子，这划时代的1279年也给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伤心的一页。”南宋的临安已是全球最大的都市，商品经济发达，宋人生活精致，中国历史步入“近代的拂晓”，几乎具备了西方“近代化”的所有标准，堪称世界近代化的“早春”，而这样一个“城郭之美，物品之丰，人烟之盛，商贾之富，娱乐之盛”的宋朝，却在元人的铁骑下灰飞烟灭，令人扼腕。
崖山海战的影响是巨大的，史家有“华夏陆沉”“崖山之后，已无中国”的感叹。这个说法自然有其局限，崖山海战却无疑是中国历史的重大拐点，那个繁华璀璨、婉约精致、文明程度至高的宋朝，被疆域空前、等级森严的元朝取代，中国这艘大船没有沿着“近代拂晓”的方向航行下去，而是转向了另一个彼岸。十三世纪的蒙古铁骑几乎席卷了整个欧亚大陆，在接连剿灭西夏、大理、金朝后，给予宋朝最后一击，结束了五代十国以来长达三个多世纪的分裂格局，完成大一统，开创了一个“舆图之广，历古所无”的帝国。
在多次拒绝元朝招降后，至元十九年（1282）寒冬，文天祥被押赴大都柴市，慷慨赴义，后人在他的衣带里找到一首遗诗：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文天祥的事迹激励着不堪亡国的宋人，在遥远的四川，凌霄城将士以一介孤城抗击元人，直到1288年才以城殉国。
第二年，元世祖忽必烈赏给19岁的瀛国公赵㬎许多钱财，让他去吐蕃学习佛法，法号“合尊”，赵㬎潜心研究佛学，成为吐蕃著名的佛学大师。元英宗至治三年（1323年），漂泊在外的赵㬎写了一首五言绝句，不知怎么传到了元英宗耳中，下令将赵㬎赐死。这首绝命诗只有二十个字：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黄金台下客，应是不归来。
赵㬎和他的宋朝，再也没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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