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年前的明代地契长这样

文:于淼（天津市档案馆工作人员）

天津市档案馆珍藏着一份明代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的地契，透过斑驳的字迹，仿佛依稀可见明代末年买卖土地的场景，当时的社情、民生也都跃然纸上。

随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发展，私人土地的买卖、典当、租佃等，逐渐形成了大量的契约文献。土地契证，作为我国古代土地买卖的契约，也是土地所有权凭证，是研究民间经济、社会行为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

天津市档案馆保存了自明代开始的契约文书，多达两万余件。在这之中，最为“年长”的一员，便是一份明代土地契约了。在此之前，天津市档案馆内已知最古老的档案，是清代康熙年间的一份地契。如今这份明代地契的发现，将天津市档案馆的馆藏档案历史提前了102年。

契约文中提到了“灶地”“灶户”“草荡”“土滩”等词语。旧时，曾把煎盐的人家称为“灶户”，煎盐场地称“灶地”……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出，这份地契所涉及的土地，是与海盐生产相关的，而参与买卖这类土地的正是当时的“灶户”

这份已有397年历史的明代地契档案，是在1966年接收进馆的，泛黄的纸张已有破洞和部分断裂痕迹，部分字迹已无法考证，但表述内容基本完整，涉及立契人姓名、卖地原因、哪几块土地、坐落位置、地界四至、价钱、收款情况，以及有可能出现纠纷的解决办法。在地契尾部，有双方约书立据人及第三方中间人的画押（即签名后面分别有“画”字和以画“十”字代替，这是当时不识字的人的画押方式）。

以民间土地交易形式划分，此地契应为“绝卖”地契。所谓“绝卖”地契，是指土地所有权彻底地转移。古时地契有“白契”和“红契”之分，买卖双方未经官府验证而立的契据，叫“草契”或“白契”。“白契”上加盖府、州、县官印或粘贴由官方排版统一印刷的契尾，就成了“官契”或“红契”，表明官方对地契的承认。仔细观察这份契约，其上并无官府印章，应为“白契”。

土地契约真实直接地反映了当时社会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同时记录了当时、当地的人文生活、乡情民俗的原始风貌。这份397年前的地契的订立人是谁？又是在何种情况下签订的呢？要解答这些问题，还是要回到档案本身。

可以看到，契约文中提到了“灶地”“灶户”“草荡”“土滩”等词语。旧时，曾把煎盐的人家称为“灶户”，煎盐场地则称为“亭场”，亦可称“灶地”，而 “荡地”，是指官府授予灶户的用于盐业生产的草荡、沙荡、滩场、灰场、晒盐池、灶房和盐仓基地等，是海盐生产的重要生产资料。由此可以大致推断出，这份地契所涉及的土地，是与海盐生产相关的，而参与买卖这类土地的正是当时的“灶户”。

明代政府为了加强对灶户的管理，将灶户编入灶籍，而编入灶籍的人户，即称为灶户，由政府提供生产及生活用地、灶具及工本等，是为朝廷煎办盐课、承当朝廷的“户役”。

乍听上去，灶户好像是一个不错的差事，可实际上，灶户必须世代“以籍为定”，无论何人，均得办盐，甚至有的地区已经不再产盐，也不得免除盐税。

由于制盐工作量大，环境也较为艰苦，因此灶户远较民户、军户、匠户役为重，世人皆视为“苦役”“重役”。从这份档案中可知，此次的土地买卖，是何姓的灶户，将本户灶地庄宅，连同土滩淃等十二亩都卖给了另一韩姓灶户。值得注意的是，地契中提到的卖地原因竟然为“白盐盐价无凑”。

作为灶户，本是制盐之人，为何凑不起盐价（盐税）？他们“世为灶籍”，终身无法脱离盐税，又为何灶地卖与他人呢

“煮盐之利，历代皆官领之”，盐税作为封建国家重要的税收来源，历来都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津冀渤海沿岸的长芦盐区，是中国最古老的海盐产区之一，是明清时期全国仅次于两淮、两浙的大海盐产区。以渔盐之利为早期地方经济发端的天津，地处长芦盐区中段，地势低洼，土壤中含盐丰富，先秦已煮，明代改晒，迄今有三千多年的盐业史。

天津盐场疆域广阔，遍布于今宁河区南部、汉沽、塘沽、东丽区、津南区、大港北部、静海区东部等地。明清两代，天津盐业均属长芦盐区，其事务由盐区管理机构内相应部门及官员负责。自明万历年间开始，长芦盐务管理机构相继移驻天津，至清康熙时，天津最终成为长芦盐业的管理中心。

明朝政府对天津盐业的管理十分严密，搜刮也很严厉。明代初期，官府实行官收盐制，灶户要按期按人口向官府缴盐。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官方向灶户征购食盐，每大引（明代大引盐一引400斤，约合今238.73公斤）仅支付大米一石（约合今94.4公斤）。明代中期，灶户缴纳盐税可以折纳实物（即将盐税折合成布、谷、米、麦、金、银），新政在保证政府收缴盐税的同时，也被认为是造成私盐盛行、盐政弊坏的主要原因。

其后，征收的范围逐步扩大，且由折实物演进为折银。自盐税可折银开始，灶户开始对荡地逐渐有了一定支配权，灶户相互之间可以买卖，但不允许将荡地卖给商人或一般平民。明清之际，随着灶地私有化的进一步加强以及灶户经济商品化的进一步发展，灶户之间买卖土地的情况逐渐增多了，灶户贫富分化日趋严重。

富灶收买荡地，购买锅灶，用以产盐，累资千万，而贫灶则因产盐质差、数量过少、无以抵价，大部分的灶户沦为贫灶，甚至变卖荡地，沦为佣工。正如穷灶户前清秀才萧欣山编的一首《十等灶户》歌谣：“一等灶户当灶首，甘为盐商当走狗，全为自己有。二等灶户富家翁，不等盐款就上工，常年乐融融……十等灶户卖盐滩……新老债还不完。”

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袁世振变革盐法，官收盐制度宣告结束，取而代之的是商收盐税，但灶户常常受盐商的盘剥和地方恶势力的压榨，生活仍是很苦的，很多贫困的灶户常因交不足纳税银而被迫弃家逃亡。

在此份契约中，提到的“白盐”，与现今白盐的定义不同。明代的“白盐”代指“贡盐”，即充作贡品上纳给朝廷的盐及盐制品。

明代贡盐虽有定数，但较之其他盐课，灶户皆以为重役，以至于“终身逃死而不就此一日之役”，这又是何故呢？

据《盐政志》卷七记载，贡盐在装运过程中，有“船户、车家”收取高价，还有名目繁多的贴店钱、皇店门单钱、监收官常例钱等。交收时又有“生事之徒”，为索得贿赂，对灶户上缴的贡盐百般挑剔，或称包小，或称盐黑，令灶户退回增添、洗晒，以至于经年累月不得进纳，甚至还有故意不收盐者，坐视灶户的贡盐出现耗损，然后令其重新赔补。

于是，灶户“卖妻鬻子，旧债未偿，而新债又至矣”。在这样的背景下，就不难理解为何何姓的灶户会因为凑不起盐价，而将灶地及宅地等卖给另一灶户了。

盐业与国家的经济、政治、军事乃至社会、文化的发展都有密切的关系，借助此份民间地契，我们得以窥见明代底层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和社会风貌

这份地契签署于明代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8月，就在此份地契签署的当月，明光宗即位，年号泰昌，但9月即告去世，在此之前，他的父亲明神宗已经二十余年没有临朝了。

明朝的发展，自万历年间便入颓势，明中叶，随着地主阶级势力的增强，土地高度集中，大地主们囤积居奇、占地夺田，又想方设法隐匿赋税，导致以农业税为主要来源的明政府财政收入逐渐减少，财政问题更为突出，负担在广大中下层人民身上的赋役和税收更为加重。

在此情况下，大批农民失去土地，他们为了躲避赋税、徭役、地租的追呼敲扑，不得已离乡背井，成为流民。后来，流民几乎遍布全国，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社会危机日趋严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最终导致了明代末年农民起义的爆发。

明代长芦盐区的灶户，作为明代末年底层农民的代表，折射了明末农民的生存状态。明嘉靖年间长芦运司运使郭五常著《悯盐丁》诗，较为真实地描写了长芦一带灶户困苦的生活：“借贷无从生计疏，十家村落逃亡五。”

明代末年，随着灶户贫富分化日趋严重，失去土地的贫困灶户已无立锥之地，他们或为佣工，或为流民，汇入不可避免的时代洪流，成为明末农民起义的潜在力量，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明朝灭亡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