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前老北京如何灭蝇

来源: 中国网文化

大热天，老人总念叨“进出门快着点儿，别放苍蝇蚊子进家来”，说是这么说，但随着咱们北京越来越整洁卫生，蚊子偶尔还会有一两只冷不丁钻进屋子滋扰一番，苍蝇可真的是不多了。

近日翻书，在民俗大家邓云乡先生的书中看到对上个世纪三十年代袁良主政北平期间开展灭蝇运动的回忆，不禁颇有感慨，因为那是一场已经被很多人淡忘的“卫生战争”。

老北京上个世纪初的大杂院

过了五月节 窗户糊“冷布”

“客店则天井落，四壁毁，苇席破，屋外粪尿累累，苍蝇聚而为黑，人到，惊而飞散，掠面扑头……”

这是于1873年来到中国留学的日本净土真宗东本愿寺派僧人小粟栖香顶在赶赴北京的途中，对旅店卫生状况的一段描述。而进入北京后，他的印象依然是“到处臭秽……小儿便屋外，粪卤累累，余行步局蹐，恐渎靴”，盘旋室内室外的苍蝇更是让他感到不胜其烦，焦头烂额。

晚清的北京城，卫生状况十分糟糕，这一点在很多来华外国人的笔下都有记载：德国银行家恩司诺在1886年游历北京后，在写给投资方的经济报告中直言不讳地指出：“在普遍缺乏维护的情况下，街上的黑色尘土积有一英尺厚，所有的大街和广场都散发出令人无法忍受的臭气。”奥地利记者海司在1898年的一篇新闻报道中谈及自己的北京印象：“除了夏季多雨的几个月，街上总是覆盖着厚厚一层深至脚踝的黑色尘土……一般七八月份都有强暴雨，北京由此成了一个大泥水潭，只有房子和街道中间某些路段还露在外面，步行是绝对不可能的了，骑马坐轿子甚至会有生命危险，很多深坑被泥浆遮住，牲口被绊倒，轿夫陷入没到膝盖的泥浆中，身着贵重衣衫的官员也会栽进臭粪水里。”麇集的蚊蝇到处胡乱飞舞，带来各种传染病，在北京的英国医生芮尼观察到“蚊子叮人的情况愈来愈厉害……发热病和神经痛症因此有所增加。”美国摄影师多萝西·格雷实在被苍蝇搞得困扰不已，就找姓韩的管家询问有无办法，韩管家拿来一把蝇帚，可是“蝇帚看上去仅是充门面的玩意，只能将蚊虫从一处驱赶到另一处。”

多萝西租住的院落位于哈德门（崇文门）附近，不仅有五间正房、厨房、佣人房，还有自来水和电灯，在老北京属于比较好的居住条件，在这样的环境里尚且蚊蝇成群，就更不要提贫民区了。著名文史学者成善卿先生在回忆录中写道：“东龙须沟因年久失修而污泥淤积，浊水四溢，加以死猫、死狗、死鼠、粪便以及垃圾沉浮于沟中，故此终年臭气熏天，每逢夏秋之际，蚊蝇滋生，传染霍乱、疟疾、鼠疫等各种急性传染病，严重地危害着沟旁居民的健康甚至生命。”

1901年，崇文门及迤西城墙内外

为了对付蚊蝇，老北京的每个家庭，一过五月节就把窗户纸撕去了，糊上了“冷布”。冷布就是一种染成绿色的稀疏纱布，通风兼防蚊蝇。但这种被动的防御往往被狡猾的蚊蝇轻易突破，以至于京城有了一句歇后语：“马勺上的苍蝇——混饭吃。”马勺就是木头制成的盛饭勺子，侵入室内的苍蝇常常落在上面，传播病菌，贻害无穷。

雨后泥泞的胡同

“灭蝇大会”高招频出

1920年的夏天，北京暴发霍乱，引起全国关注，许多报章都呼吁加强京师的卫生防疫工作。一些医院和社会团体率先行动起来：据《顺天时报》报道：1921年5月24日，西北城地方服务团在缸瓦市大街请协和医院的体育教员陈冠杰演讲苍蝇之害，现场不仅用幻灯做展示，还赠送给听讲者灭蝇小丛书；1922年9月，传染病医院贴出布告，提醒市民注意饮食、用水和杀灭苍蝇；1923年4月，有关媒体呼吁“仅扑杀生蝇，犹非根治办法，其最要者应同时铲除蝇之制造所”，也就是号召通过治理环境卫生来消灭滋生蚊蝇的土壤。青年会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在学校举办灭蝇比赛，包括中小学以及平民学校、补习学校、职业学校等均有参加，还将杀灭蝇虫的数目进行统计，刊登于报端，以引起社会的注意。

1925年，“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成立，这是北京历史上的第一所公共卫生事务所，“劝灭蚊蝇”是他们诸多工作之中非常重要的一项。1927年5月下旬，他们跟青年会“强强合作”，决定一起搞个“大事情”，那就是举办“灭蝇大会”：联合东城各小学举行灭蝇比赛，捕蝇最多的学生奖给银杯一只。这可是北京人闻所未闻的稀罕事，无论学生、家长、老师还是社会人士都觉得新奇有趣，积极参与进来。大会期间进行了各种跟灭蝇有关的报告、演说，发放宣传品，举办面向社会开放的展览，内容有苍蝇模型图画以及灭蝇器具等。第二年，也就是1928年，这两个机构联合致函商学务局，希望全城市民都加入进灭蝇行动中来。这一年的五月，青年会与协和医学院的丙寅医学社合作，编制了考查灭蝇运动常识的试题，对学校学生进行调查和宣传；平民学校组织驱蝇运动，深入家庭讲演苍蝇危害；美国人麦克乐建议京师警察厅学习美国高效的灭蝇方法，并结合科学的分析调查和实验数据，根据“大数据”调整灭蝇的方式，改进灭蝇的工具；报纸上也对国外灭蝇的最新发明进行了介绍，期望国人也能尽快引进。

京师警察厅试办公共卫生事务所

不久之后，南京和北京两座城市“联动”，推进早春时收买成蝇的卫生运动，认为这样做不仅有利于灭蝇工作，还可以借此宣传，引起人民的兴趣。在北京，卫生事务所要求全市的饮食摊点店铺一律添置防蝇纱罩，同时警察局用现金收买苍蝇。据记载：1928年度提倡收买苍蝇计收杀12134010个，用款洋二千零一十八元，相当于杀死一万只苍蝇“赚”两块大洋。

在1929年国民政府卫生部针对春季的流行病发放的宣传品中，有一首《春季防病歌》，其中有不少内容提到了防蝇灭蝇，这里摘录如下：“更有蚊子和苍蝇，乃是人类大敌人，繁盛虽在夏秋季，开始发育却在春。春天一堆母蚊蝇，夏秋可成亿万群，所以扑灭蚊蝇法，要从春季就实行。苍蝇幼虫就是蛆，粪便污物要扫除，水中孑孓蚊之租，杀了孑孓绝根株，疾病传染最可惊，不用枪炮能杀人。希望大家齐努力，预先防范免灾侵。”

抗战之际传唱《灭蝇歌》

1933年袁良出任北平市政府的市长，将灭蝇运动推向高潮。

袁良是浙江杭州人，早年留学日本，他结合本国国情，借鉴欧美各国先进的城市规划与建设经验，积极推进对北平市政的“近代化”改造，其中环境卫生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1933年，在第一卫生区事务所的提议下，北平市政府组织了灭蝇运动委员会，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灭蝇运动，从1934年到1937年，北平举办了四次卫生运动大会，在1937年的第四次卫生运动大会上专门设展期一日，作为报告灭蝇成绩和办法及灭蝇奖品日，并举行了灭蝇庆成仪式。

轰轰烈烈的灭蝇运动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邓云乡先生这样回忆：“杭州人袁良做当时北平市市长，要整顿古城，改善卫生状况。宣传灭蝇，而且放出风来，拿着一定数量的死苍蝇到市政府，可以给钱，一块银元多少只，记不清了，总之很有吸引力，于是许多人都各处找着拍苍蝇，大概最早拿死苍蝇到市府去的，确是领到一些钱，而后来再拿去的，就打官腔说没有那回事了……”想来是消灭苍蝇太多，以至于市政府觉得这样下去财政非弄出赤字不可，所以悄悄地停止了“买蝇”，可是老百姓并不知道，还在各处找苍蝇，拍苍蝇，绝不给它们一点儿活路。这场运动的效果立竿见影，邓云乡先生说：“记得抗战前，家住在北平西城皇城根，不要说房间里收拾干净没有苍蝇，就是在外面公厕中也很少见到苍蝇，当时古城中，除去春天刮大黄风而外，夏秋之间，都是很干净的，没有蚊子也没有苍蝇。”

这样美好的卫生进程，却被日寇的铁蹄打断了。在“七七事变”以后的八年中，侵略者对北平的搜刮抢掠，蹂躏得这座古城憔悴不堪……时为北平市汇文第一小学音乐教师，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孙敬修做过一首《灭蝇歌》教给孩子们传唱，说的是灭蝇，其实表达的是对侵略者的无限痛恨：“有微生虫瘟疫霍乱何等凶，一个蝇子带着几万数不清，你若不信显微镜里看分明。留神蝇子是仇敌，它是大仇敌。快设法，除去它！莫留后患再萌芽！讲卫生，要干净。灭蝇子，不生病。”

1949年以后，人民政府一直重视扑杀蚊蝇和传染病防治工作，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北京的环境卫生不断得到改善。笔者儿时，夏天家里还偶尔能看到一两只苍蝇在室内或绿色纱窗上嗡嗡不已，用苍蝇拍拍死了事，近年来则已经很少见到。有时想想，即便是在灭蝇这么一件小事上，也能投射出时代的变迁——说是小事，其实从民生的角度讲，杀灭病虫害恰是头等大事：朗朗乾坤，岂容蝇营？

本文部分内容参考和援引了杜丽红著《近代北京疫病防治机制的演变》、何江丽著《民国北京的公共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