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盐的历史也会变淡：不受今人待见的食盐如何调剂着风云大势？

今日的医生们常告诫大家“要科学饮食，要避免过度摄入食盐”，美食界更是长期倡导“清淡才是健康”；在众多媒体的渲染下，食盐在当代的地位确实是不怎么受人待见了。

然而不管你有多排斥食盐，自三千年前至今，食盐一直就属于官营的管制产品。早两年曾有报道说，有人因跨省携带了六斤食盐而被罚款两千元，这就是“盐铁官营”机制下的当代范例，食盐虽不再稀罕了，但管制还是存在的。

食盐在今日的官营地位未曾动摇，而在古代，它更曾调剂着历史上的风云大势，若没有它，历史也会变得“淡淡的没有滋味”。

食盐并非什么高科技产品，早在仰韶时期(公元前5000年～前3000年)，我国古人就已学会了卤煮海盐、并有相关制盐器材的出土文物为证。

周初时“(姜)太公望封于营丘，地潟卤”，营丘就是今日的山东临淄，“潟卤者，咸地也”。由于当地人生活贫困，姜太公就教导当地人“极技巧，通鱼盐”，山东一带逐渐成了古代的鱼盐丰产之地。

春秋时常以“齐姜”称呼齐国，意思是说，齐国继承的就是姜太公的封地、齐国国君正是姜太公的后人。经过周朝数百年的制盐历程，春秋时的齐国已成了当时产盐量最大的诸侯国。

公元前六七百年时，管仲受齐桓公之命主政齐国，特设了专管金钱财币的“轻重九府“，从此，“鱼盐铁”等开始被纳入官府的专营范围、首开了我国最早期的“盐铁官营”先例。在管仲的一系列政策下，齐国迅速崛起为“春秋五霸”之一，盐和铁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在当中占据了极大的比重。

《史记》里仅以一句话描述了齐国崛起的成因：猗顿用盬盐起。“猗顿”指的就是山东穷士，曾“耕则常饥，桑则常寒”。猗氏所在的蒲州县河东盐池盛产畦盐后，其盐“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再和邯郸的冶铁业结合起来，齐国的“盐铁”根基已属当世无双了！

除齐国之外，越、楚两地也因“通鱼盐之货，其民多贾”，山东的海盐、山西的卤盐(石盐及池盐)相继被各地纳入官营之列，成了政府的重要收入来源。

古时的官盐机制是由政府提供煮卤工具、百姓自备煮盐原料，最后成品统一由政府收购。虽是“四分入官、一分入百姓”，由于是官营业务，老百姓也乐于此安稳的工作，“官盐”逐渐成了政府日益倚重的钱袋子，历代对其的管辖也越来越严格，生产和流通均在政府的严控之下。

齐国首开“盐铁官营”之时，各地尚是以盐税作为收入来源之一，在行政管辖及人的私心贪念上始终留有若干缺口，这就给私盐的出现提供了空间。

刚开始时，私盐的规模也不会很大，仅是少数地方官员中饱私囊的牟利之举罢，随着汉武帝时因备战匈奴而收紧官盐机制、加强官府垄断(大司农下专设盐铁丞)，市面上的私盐开始变得奇货可居，因为诱人的利益，私盐贩卖成了民间商人牟利的香饽饽。

汉武帝对盐铁的高压管控政策对各地中小工商业及地方诸侯富商也是一重大打击，不过利益背后总有铤而走险之徒，在地方官府势力与不法盐商狼狈为奸后，“盐帮”就由此诞生！

大家想想看，汉武帝时严酷的官盐专卖就好比我国曾经的“布票、粮票、肉票”，刻板的分配机制是永远无法满足民间现实需求的，此举在引起各地的强烈不满之余，最终催生了一出影响后世千年的政治事件。

公元前81年(汉昭帝年间)，西汉王朝专门召开了一场历时五个月的“盐铁会议”，会议由当朝辅政大臣霍光发起、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六十多人参与了会议的主题拟定。这次会议，目的是检讨汉武帝时期的严酷经济模式、以便制定更适合于汉朝经济的盐铁政策。

会议精要最后以桓宽所著的《盐铁论》保留至今，成为了后世王朝关于国营垄断及自由经济之间关系的重要指导文献。《盐铁论》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关于盐铁问题的专著，它在论述了盐铁经济的同时，也以气势磅礴的行文针砭时弊，成为西汉时重要的政论著作之一。

西汉时以盐铁为主题的“国家级会议”在历史上是第一次，汉宣帝时期的经济复兴，很大程度上正因“盐铁会议”中的策略调整、“重农抑商”政策在这次会议后获得了很大的缓解。

自此，官盐及民间私盐贸易又回到了相对缓和的状态中——说句俗语，其实就是回到了“睁只眼闭只眼”的无为做法、这在一定程度上焕发了民间自由经济的活力，市集因此日渐繁荣。

汉朝初年时是有地方诸侯的，各地早期的盐商实际上都有点地方政府背景、汉昭帝年间诞生的盐帮老大就相当于后来的“红顶商人”。

早年的盐帮自江淮地区兴起后，由于政府管控相对宽松，其贩运路线逐渐垄断了我国的东西和南北两线，政府部门及相关贩运者均从中吃尽了甜头。据《江南野史》统计，汉唐宋期间出身于草莽的江南巨贾大多数都是贩盐出身，贩盐业，成为了我国古代历史最为悠久、牟利最为巨大的“官商灰色产业”。

“灰色产业”中必有大量以之为生的“边缘人”，开唐元勋程咬金、唐末的义军领袖黄巢等都从事过这样的营生。历代官府对这些人的态度也时有摇摆，”猫鼠游戏“虽长期存在，但若管得太紧，这些盐贩子很可能就会“给你一些味道尝尝”。

元末时的义军领袖张士诚就是盐贩子出身，“十八条扁担起义”掀起了他率领盐丁的抗元斗争。

早期的张士诚只是泰州一个盐场里的盐工，由于元朝政府财政入不敷出，盐税成了他们后期的“救命稻草”。不过，在政府大量增发盐引、不断提高盐价的同时，底层盐工们的生活却并无因此获得丝毫起色——因为中间的差价都被盐帮赚走了。

无奈之下。张士诚也加入了运盐行列，在贩运官盐的同时悄悄贩卖私盐。1353年正月，张士诚终于因受不了盐警的欺压盘剥，在盐场中举起了义旗、随即攻陷了高邮。元末的农民起义战火终于由张士诚这盐贩子正式引燃！

元朝实际上是由张士诚、朱元璋、陈友谅等人合力推翻的，朱元璋只是最后捡到瓜落的幸运者。在张士诚两次掀起反元高潮后，就连施耐庵和罗贯中都曾跑去给他打过工。若无张士诚的大力牵制，单凭红巾军的力量，推翻元朝谈何容易？

利用江南一带的运河及天然河网，清代时的漕帮及盐帮成了江南地区影响力极大的团体。

为了管理好这庞大的团体、让他们之间相互制衡，清政府特意设立了漕运总督及河道总督，其主要职能就是维持这些帮派中的秩序、避免他们因利益纷争引起社会动荡。

漕运总督及河道总督均为二品官职，与其他地方总督地位相平，他们的存在意义虽然无关地方行政、但对当时的社会安定却起到了巨大的稳定器作用。

雍正的得力红人李卫，就是因为搞定过多地的盐帮势力一路官运亨通，他所担任过的官职名称五花八门，不过管理盐帮却一直是他为官历任的重要工作之一。

得益于长达两千前的盐漕贩运历史，相关帮派在有关的行业经验上要比政府强得多，这也是政府要设立机构依仗和倚重他们的原因之一。

再就是，这些帮派里的从业人员实在太多，弄不好就会酿成重大治安隐患；不过，许多政府解决不了的事情，让帮派老大发个话往就能解决！所以，利用好这样的地方势力，对清政府在地方事务上的管理也会事半功倍。

当今的江淮、江南百姓当中，随便扯上几人。其祖上数代就必有从事过盐运漕运的，可见清代时盐帮漕帮的群体有多庞大了！

抗日战争期间，食盐当然是日军的高度管制物品，不过凭藉几千年的贩盐历史，区区禁制哪能阻止得了食盐的贩运呢？

抗战八年间，无数秘密使用过古今千年的贩盐通道被一一启用，日军防得了这里就挡不了那里，始终有食盐通过各种渠道被运往前线、确保了前线将士的饮食健康—–大家都知道，食盐虽不可过量摄入，但若没了它，那可是万万不行呀！

对普通百姓来说，缺盐就会面肤发肿，四肢无力，对战士而言，食盐实是比子弹还要宝贵的战争资源。

人们想不到的是，历代官府与盐贩子们之间”猫捉老鼠“了几千年，最后竟在全民族一致对外的战场上站到了一起。依我看，这才是食盐在历史上调剂过的最强风云大势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