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追寻我父亲白崇禧将军的足迹

我父亲白崇禧将军半生戎马，1911年辛亥革命时正好18岁，参加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北上武汉声援武昌起义，35岁率领第四集团军，一马当先，直驱北京城，推倒北洋政府，最后完成北伐。

抗日战争八年，父亲出任副总参谋长，重要战争，无役不与：“台儿庄大捷”“昆仑关大捷”“武汉保卫战”“桂柳会战”。后任国防部长、华中“剿总”司令，父亲与林彪从东北四平街交手，后来在武汉再度交锋，直到父亲退守广西，与林彪战至最后一兵一卒。

自从一九九四年退休以来，我便着手搜集资料，访问有关人士，预备替父亲写传，呈现父亲真实的一生，于是便有另外2012年出版的《父亲与民国》。

这两年，由北到南，由西到东，我跑遍了祖国大陆几个重要大城，而这几个城市跟父亲的戎马生涯息息相关。我马不停路穿梭于这些城市，向热切的听众讲解父亲的生平历史之际，同时也在追踪父亲当年在各个城市留下的身影及事迹。

北京

2012年四月二十一日，我在北京举办了《父亲与民国》的新书发表会。会上，我讲述了《父亲与民国》成书的来龙去脉，更放映了一段父亲过世追悼会的纪录片，其中有蒋介石赴殡仪馆行礼献花的镜头。父亲的丧礼按陆军一级上将 “国葬”的仪式，文武百官都到齐了，相当隆重。

会后记者群访，他们抢着问一个问题就是：一直传闻白崇禧是蒋介石下令特务毒死的，是否是真?我借这个机会把一直以来流传着的一个谣言严正澄清。缘由是一位被国民党情治机关开除的特务谷正文捏造故事：蒋介石派特务酒中下毒，杀害父亲，井且派遣护士间谍下手云云，情节极为荒谬。第二天好几家大报的标题竟是“白崇禧不是被蒋介石毒死的”。

父亲与北京这座城市有几段特殊因缘。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父亲以北伐东路军前敌总指挥名义，率领国民革俞军第四集团军长驱直入北京城，六月四日安国军大元帅张作霖撤出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北平政府”群龙无首，国民革命军进城，北京人民夹道欢迎。经过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后，中国人民，尤其是知识阶层，渴望一个现代国家的诞生，北洋政府的腐败作风，不符合人民的要求，当时北京人民对充满朝气理想的国民革命军是抱有很大期望的。

至于父亲领军进北京，则是他戎马生涯中第一座高峰，完成北伐，父亲才35岁，正是意气风发的一位青年将领，六月十一日记者访问：

“广西军队进北京，乃历史上向所未有之事，公意如何?”

白君满面笑容，状至愉快，曰:“太平天国时，两广军尝一度进抵天津，至于进北京，诚哉其为破天荒也。”

可以想象得到当年父亲马上英姿、顾盼自雄的神态。他在故宫门前拍了一张照片，那座门上的横匾竟刻着“崇禧门”三个大字，暗合了父亲的名字，好像北京城欢迎这位白马将军的到来。

北京这座古城经历金、元、明、清、民国北洋政府，做过八百多年的首都，人文荟萃，民国初年的新式学堂多集中在北京。六月二十六日，父亲应邀到北平女师大演讲：国民革命与世界革命。女师大的学生都是“五四”时期新女性的精英阶层，父亲的演讲主题在鼓励妇女经济独立，进学参政，加入国民革命。父亲这番鼓励女权运动的话 ，大概女师大的新女性都听得进去的。

接着父亲又到清华大学做了一次演讲，由罗家伦校长邀请。父亲领着国民革命军最后完成北伐，一时成了万人瞻仰的英雄。当时父亲年轻气盛，不懂收敛，锋芒太露，因而功高震主。同时广西军队势力高涨，蒋介石感到威胁，终于发动“蒋桂战争”，国民革命军，兄弟阅墙，国民党失去一统中国的黄金机会，埋下了最后覆亡的恶因。

父亲被通缉并革去党籍，连夜仓皇离开平津，坐船潜回广西。北伐父亲立了大功，可是一夕间从巅峰跌到谷底，经历了事业上第一次大起大落。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经过十六年，父亲又回到了北京，十月十日，父亲以抗日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的身份参加了北京日军受降典礼，在北京故宫太和殿广场举行，由孙连仲将军主持大典。那是北京城内万众欢腾的一个日子，自从卢沟桥事变，北京城及其人民饱受日军蹂躏的痛苦，八年后终于拨云见日，父亲与北京民众分享了胜利狂欢的一刻。

父亲最后一次到北京是一九四七年二月，时任国防部长，到华北视察，国共已经开打，北方战云密布，父亲到北京会见北平行辕主任李宗仁，商讨华北防卫问题。

北京是座千年古都，历尽沧桑，看过多少朝代的来来去去，英雄们的起起落落。父亲每次到北京，也总在历史大转折的一刻。

南京

2012年4月23日，我们从北京坐五小时高铁到达南京。南京城是一座历经十一朝的千年古都， 因为国民政府曾在南京建都，父亲与南京的关系当然也就比较密切了。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进入南京，同时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宁汉分裂”的危机，蒋介石被迫下野，孙传芳军队乘机进逼南京，父亲自上海返回南京路上，发现有孙传芳部队蠢动， 父亲当机立断，马上成立临时指挥所，指挥中央第一军在南京近郊龙潭与孙军激战六昼夜，终于彻底击溃孙军，扭转乾坤，“ 龙潭之役”乃北伐史上最关键的一仗。行政院长谭延闿在南京设宴招待有功将领，即席写下对联赠予父亲:

指挥能事回天地

学语小儿知姓名

一九三七年抗战军兴，蒋介石号召全国抗日，父亲首先响应，八月四日父亲第一个飞南京，北伐十年后父亲再度到南京，这是中华民族抵抗外族入侵生死存亡的一刻。父亲被任为副总参谋长，负责规划抗日战略之重任，展开八年烽火连天、肝脑涂地、中国人民死亡三千万人的惨烈战争。

父亲抵达南京第二天，日本报纸头条登出：战神莅临南京，中日大战不可避免。

“八一三”淞沪会战国军英勇牺牲十五万，不敌日军优势炮火，终于撒退。日军进逼南京，蒋介石召开南京保卫会议，父亲及国军高级将领如李宗仁等皆主张放弃南京，宣布为不设的城市，因为国军新败之余，来不及整军补充，南京无险可居，防守困难。蒋介石未采纳，认为南京乃国府首都不能放弃。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城，父亲陪他巡防防御工事，见唐身体虚弱，天气又严寒，遂代替唐巡防。后日军破城，唐生智弃城而逃，日军屠城，30万军民惨遭杀害。

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父亲带领我们全家飞回南京，第一件事便是去中山陵谒陵，我们都跟着父亲爬上那三百级石阶。父亲告慰国父孙中山在天之灵：八年苦战，终于把日寇驱走，还都南京。

武汉

2012年4月27日，我们坐高铁抵武汉。

一九四八年底，母亲带领我们全家从南京坐船沿长江到武汉与父亲会合，那时国共交战已到最后阶段，京沪不稳，我们开始又在逃难了。武汉冬天酷寒。我记得父亲汉口“剿总”司令部里，树上的老鹰被冻得坠落地上。

我们坐火轮从汉口渡到武昌，滚滚长江，浊浪此起彼伏。武汉从古到今都是兵家必争之地，父亲时任华中“剿总”司令坐镇武汉，严阵以待，与林彪军队即将有一场生死恶斗。

六十四年后，我携带《父亲与民国》再度到武汉，长江大桥已经横跨在武昌与汉口，天旋地转，武汉变成了一座千万人口到处高楼大厦的现代都市。

武汉是辛亥革命的发祥地，抗战时又当过国民政府的行都，武汉的民众对民国史以及父亲的生平，热切好奇，也是很自然的了。

父亲生的事业的确与这座有“中国的心脏”之称的战略古城息息相关。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拉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父亲那年18岁，参加了“广西学生军敢死队”，北上武汉，声援革命。参加武昌起义，父亲见证并参与了中华民国的诞生。从此，他的命运与民国的兴亡便紧紧绑在一起了 。

一九三八年，南京陷落后国民政府迁都到武汉，日军大举进政武汉，父亲代替李宗仁，指挥第五战区军队与日军展开近五个月的武汉保卫战。这场战役，激烈迂回，双方死亡惨重，但争取了时间，让国民政府得以从容迁往陪都重庆。

一九四八年，十年后，父亲又回到武汉，蒋介石派遣父亲就任华中“剿总”司令。国共交战已到了对决阶段，最后决定国共胜败的“徐蚌会战”(淮海战役)，即将登场。本来此役定由父亲指挥，父亲提出战略计划:“守江必先守淮”，指挥中心设在蚌埠，五省联防，由华中统一指挥。

但蒋介石将战区一分为二, 华东归刘峙指挥，在徐州另设立“剿总”。父亲警告：“华中指挥权分裂，此役必败无疑。”后此战果然国军大败，损失六十万军队。

翌年，林彪率大军破关南下，进逼武汉。此时林彪率领的四野已经发展成百万大军，又刚阳打胜辽沈战役，土气高昂。父亲的军队不足三十万，而且国军此前一役已经军心涣散。父亲与林彪再度交手，已据劣势，遂撤离武汉，转战湖南广西，与林彪打至最后一兵一卒。

父亲在武汉见证了民国的诞生，最后也在这个城市目睹了民国的衰落。

桂林

第二轮巡回演讲，首站是桂林，回到父亲的家乡。现在的榕湖宾馆，那原是我们在桂林的故用，后改成高档宾馆，但老房子还在，那是抗战后新起的，原来那幢一九四四年日军攻打桂林，炸掉了。

一九四四年是抗战后期极为艰辛的一年，日军攻打广西，父亲负责指挥桂柳会战，保卫桂林。广西子弟兵保卫家乡，打得十分英勇惨烈，但军力人数远远不敌日军，将士牺牲惨重，师长阚维雍自戕，八百多守军最后退入七星岩作殊死战，日军用毒气并火烧，八百官兵全体殉国，是广西版的“八百壮士”，桂林陷落。

我们全家以及亲戚八十余口，由母亲率领，搭上最后一班火车透离桂林，桂林城烽烟四起，一片火海。那是桂林这座古城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浩动，整座城毁之一炬。

重庆

抗战时期的陪都重庆是一座山城，到哪里都要爬坡，我们住在李子坝，在半山腰，每次回家好像总有爬不完的阶坡。我的记忆中，重庆是一座泥色的城，长江的支流嘉陵江是泥黄色的，山坡大多是土坡，到处黄尘滚滚，连冬天的雾好像也带有土色。可是新重庆的绿化做得非常好，街道两旁绿树成荫，因为到处铺柏油马路，可以坐车上山，山坡好像也消失了，加上四处矗立的摩天大楼，大重庆变成有四千万人口的直辖市。

新旧重庆是两个城市、两个世界、两个世纪。抗战时期的重庆，是个悲情城市，日机不分昼夜轰炸，防空洞里闷死上千人，但重庆亦是当时中国的精神堡垒，是由这个黄泥城发布出去的作战命令，拼死抵挡住日军凶残的侵略。

父亲战时任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军训部设在重庆近郊璧山，为了躲避日机空袭，璧山有一个温泉，叫西温泉，父亲与钱大钧将军共同创办了一间西温泉中小学，给政府公务员子弟就学，一方面躲避日军轰炸，父亲公余，常带我们到学校的温泉游泳池游泳，我就是在西温泉学会游泳的，那年我六岁。

在重庆我作了两场演讲，一场在重庆图书馆，另一场在西西弗书店。重庆图书馆设备周详，特别为父亲作了一个资料展览，父亲有关军事方面的著作、演讲稿等等，不少早已绝版的书籍，重庆图书馆保存得相当好。

广州

一九四九年夏天，我们全家从武汉坐粤汉铁路到达了广州，那时国共交战已近尾声，局势十分紧张，我们暂住在新亚酒店，酒店都塞满了南下的人群，“坏消息”天比一天多，但我居然还在培正小学读了几天书。

不久，我们又开始整行李，预备逃难了，我们坐船从广州到香港，我在船上睡了一晚，睁开眼睛，已到了香港油麻地码头。这一离开要等三十九年后，才能重返大陆。

我出生于七七事变那一年，童年与少年，就经过两次天翻地覆的变化，可谓生于忧患。

广州是近代中国的革命基地，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有袁世凯称帝以及一连串北洋军阀夺权动乱，孙中山在广州设立政府，预备北伐。

一九二三年，父亲在广州晋见孙中山，父亲曾参加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深受《三民主义》《建国大纲》 等孙中山著作的启发，投身革命，那次在厂州会见孙中山先生，父亲受到极大精神上的鼓励，终其一生，一直坚定信仰三民主义，从事民国建设。

一九二六年，蒋介石组织国民革命军，力邀父亲担任参谋长，整军北伐，七月誓师，从广州出发。那是父亲军旅生涯中第一个要职，广州可以说是他一 生事业的发祥地，由广州率军直打到山海关，最后完成北伐。父亲就任国民革命军参谋长，时年三十三岁。

我在中山大学老礼堂演讲“父亲与民国”，当年孙中山在中山大学演讲，就在那个礼堂。

上海

2012年六月二十二日，我们从广州飞上海，在民生美术馆有一场演讲，也有上千听众。我幼年时在上海住过近三年的时间，目睹到老上海最后一霎时的繁华。

一九八七年， 三十九年后我重返上海，晚上飞机降落，下面一片漆黑，连路灯都是暗淡的。谁也没有料到，在短短的二十来年内，上海一个翻身，变成了世界级的大都会，成千上百的高楼大厦，到处是五光十色的霓虹灯，把这座城市的历史伤痕都掩盖住了。走在车水马龙的淮海路(老霞飞路)上，绝对不会意识到这个城曾经历过“一·二八”“八一三”日军的炮火。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 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开始，“八一三”淞沪会战更是抗战的序幕：此役父亲以副总参谋长的身份担重任往上海视察，冒着猛烈的炮火，父亲衔命穿梭上海各个战区，协调各指挥官。

“八一三”战况惨烈，六十万国军牺牲重大，三个月十五万官兵英烈阵亡。父亲曾向蒋介石建议，日军军备占压倒性化势，国军正面迎敌，牺牲太大，应该见好就收，撒离上海，保存实力做持久战。父亲指挥部署战役，向以战略取胜，往往能以少击众，以弱抵强。父亲建议未被蒋介石采纳，头一仗， 国军便损失了大量精英部队。

抗战胜利后，父亲出任国防部长，在南京就职，我们兄弟姐妹多在上海读书，父亲很少到上海，可是一九四八年四月，父亲突然从南京到上海，而且还待了几个星期，他带我们上国际饭店吃西餐，到虹桥疗养院去检查身体。

父亲一向忙于公事，很少有闲情消遣，那次在上海完全不理公务，相当反常。后来我研究他的历史，才发觉他那次逗留上海，原来是因为在国共交战关键时刻，他与蒋介石之间发生战略意见的冲突，而避走上海的。

一九四八年初，国府行宪，选正副总统，李宗仁违反蒋介石的意思，竞选副总统，胜出后，中央与桂系嫌隙再起，父亲被调离，出任华中“剿总”司令，驻跸武汉。共产党军队南下，局势紧张，本来父亲以为保卫首都南京一战当由华中“剿总”负责指挥，父亲乃向蒋介石提出“守江必守淮”的大战略，将指挥部设在蚌埠据淮河而守。华中“剿总”统一指挥，五省联防，可是蒋介石在宣布父亲出任华中“剿总”司令时，突然下令将华中一分为二，华东由刘峙指挥，在徐州另设“剿总”。父亲大为震惊，向蒋直言“华中指挥权不统一，此役必败”。同时父亲避走上海，托病不肯就任，因为父亲知道如此安排，将招大败。父亲以避不就任进谏，希望蒋能改变心意，后来果然不幸被父亲言中，“徐蚌会战” 国军大败，六十万大军毁于且，国民党失去政权。

我们当时看不由其实父亲为了国事忧心忡忡，那时在上海，他内心定十分沉重， 而且复杂。蒋介石最后派人到上海把父亲劝回南京就职。

杭州

杭州是我最喜欢的城市之一，一 九八七年，我第一次重返大陆，便与大导演谢晋同游杭州，在烟雨蒙蒙的西湖游艇上，我跟谢晋达成协议拍摄改自我的小说《谪仙记》的电影《最后的贵族》。

一九二七年，国民革命军北伐正进行得如火如荼，一月，父亲被任命为东路军前敌总指挥，挥戈攻打浙江，二月，父亲指挥中央第一军几个师直取杭州，二月十八日，第一军第一师薛岳占领杭州，孙传芳军队败退，十九日，父亲进入杭州城。北伐下一站便是上海。

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第二年春， 应杭州市长周象贤之邀，父亲携母亲到杭州一游，此时干戈暂歇，父亲难得游山玩水，在西湖上与母亲两人留下多幅照片，那恐怕是长年来，父亲感到最轻松的一刻，不旋踵，“渔阳馨鼓动地米”，国共交战，从东北开打， 父亲又得匆匆上阵去了。

东北

去东北一直是我的夙愿：要从沈阳到长春这段中长路上走一遭，因为一九四六年，第一次“四平会战”(四平保卫战)，父亲奉命到东北督战，走的就是这条路线。

抗战甫胜利国共两党的军队便开始争夺沧陷区了，东北首当其冲，解放军方面由林彪率军，罗荣桓、黄克诚等各部水陆兼程向东北挺进，同时彭真、 陈云、张闻天等亦一一进入东北。

东北的战略位置、经济物资等重要性全国首屈一指， 向来为兵家必争之地。国民党军队亦精锐尽出，尽属蒋介石的“天子门生”的王牌军由杜聿明统领：新一军(孙立人)、新六军(廖耀湘)、七十一军(陈明仁)，全是美式配备机械化的部队。

两军对东北都有必得之心，因为国、共两方面都知道谁先拿下东北，便会赢得这场战争。

解放军先抵东北，并有苏联暗助，开头占有优势，并占领东北北部，长春、永吉这些大城尽在解放军手中。五六月间，两军在中长路上重镇四平街，展开国第一次大规模阵地战， 双方各十万军队，一个月间战况拉锯胶着，蒋介石在南京，受美国派遣特使马歇尔催迫停战的压力下，派遣父亲以国防部长身份出使东北督战。

父亲对“四平之战”功亏一第，引为终身憾恨，每述及此，不禁扼腕顿足。蒋介石后来检讨失去大陆的原因，也把他下的六月六日停战令，列为首要军事错误。

2014年六月十三日，我们驱车沿中长路开往长春，中途在四平市停留了整个下午，参观了四平纪念馆。四平街当年是辽北省的省会，是中长路上军事交通重镇，位于沈阳与长春之间，是兵家必争之地。从一九四六年三月至一九四八年三月，四平街一地发生四次国共军队争夺战，当时只有十万人口的城市，却经过四十万军队的拉锯战，全城几乎夷为平地。

现在的四平市是从战争废址中重建的一个新城。四平纪念馆建得颇具规模，而且完全是现代声光设备，重现当年战役实况的立体博物馆。

我们离开，已近黄昏，回首四平纪念馆，夕阳影里，深深感到历史的沧桑，历史的无情。

长春是东北的一个大城市，是吉林省的政治文化中心。这次我到东北，主要是去追寻当年国共内战，东北一些战役如四平战役、辽沈战役留下来的历史遗迹。中国人民银行长春中心支行位于长春市中心人民大街上，是一栋俄国式大理石外表的建筑，国民党时代原为中央银行，看起来相当巍峨结实。一九四八年十月， 辽沈战役已臻最后阶段，二十三日林彪率领东北人民解放军破城攻进长春，当时国军东北“剿总”副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便是以中央银行建筑为掩体，指挥部队作战，最后被迫放下武器，投降被俘，手下第七军、第六十军十万余人被俘。

辽沈战役，是国军溃败，失去大陆的第一块被推倒的骨牌，国军损失四十七万人。

郑洞国是黄埔第一期，与杜垏明同期同学，皆属蒋介石中央军嫡系，抗战期间，屡建军功，参加过台儿庄大捷，率领远征军义赴缅甸，是蒋介石的“天子门生”，手下爱将。郑洞国被俘后，还算礼遇，曾任职水利部， 但他拒绝重返东北，大概内心愧疚，不愿再面对长春这座伤心城吧。

中国人民银行那天照样开张营业，长春人民也照样进进出业，真难以想象六十六年前十月二十三日那天，郑洞国放下武器，从那座巍峨建筑，个人踽踽步行出来那幅凄凉场景。

摘自白先勇新作《八千里路云和月》，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