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可以当个官三代，没想到一不小心就成了民国大师

他是官三代，也是富三代，从小接受的是最好的教育，就读的都是世界一流的名校，却很不“争气”，没有拿到过一张文凭。

在没有文凭的情况下，他竟然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历史学家，古典文学研究家、语言学家、诗人……他是盖世奇才，是全中国最博学的人，被誉为三百年难得一遇的大师!

他，就是陈寅恪。

1890年7月3日清晨，陈寅恪在长沙呱呱坠地。他的祖父是湖南巡抚陈宝箴，被曾国藩称为“海内奇士也”。被光绪帝称为“新政重臣”的改革者，是清末著名维新派骨干。

和其他不学无术，挥霍无度的公子哥相比，他简直是贵族界的一股清流。这个官三代，富三代，不喜欢玩乐，也不喜欢奢侈，他最大的爱好竟然是读书!

别的小孩在玩耍的时候，他在安静地坐着读书;别的小孩已经呼呼大睡的时候，他把头蒙在被子里偷偷看书。是个名副其实的读书狂!

1898年，陈家发生了一件大事。戊戌变法失败，慈禧垂帘听政，陈宝箴父子因在湖南率先变法，被朝廷革职，“永不叙用”，政治生命彻底结束。

陈宝箴便带着全家返回祖籍南昌。陈三立从此远离政治，一心寄情于诗词。在家专心教子女们四书五经、英文……正是因为父亲的教育，小小年纪，他就有了深厚的国学功底。

1902年，陈寅恪才12岁，陈三立就将他送到了日本，求学于著名的巢鸭弘文学院。1905年，因患足疾回国治疗。后考入上海复旦公学。在这里，他苦学德语和法语。

从复旦公学毕业后，他开始了长达十六年的西洋游学之旅。

家境富裕的他，却坚持省吃俭用，每天吃干面包，穿破衣服，剩下的钱都用来买书。

他的足迹遍及日本、德国、美国等国，他就读过柏林大学、苏黎士大学，也读过哈佛大学、巴黎高等政治学校，在这些世界一流的学府里，他皆以天才闻名，但直到游学结束，他却从未获得过一个学位。

文凭在他眼里，不过是一张废纸。他说：“考博士并不难，但两三年内被一个具体专题束缚住，就没有时间学其他知识了。”

1925年，清华创办国学研究院。欲聘四位大师，以培养国学之栋梁。中国近代美学开创者王国维是第一位。近代中国思想启蒙者梁启超第二位。中国汉语语言学之父赵元任第三位。第四位导师聘请谁呢?教授吴宓推荐：“陈寅恪可担此任。”

校长曹云祥不知陈寅恪，便问梁启超：“这个人是什么文凭?有什么著作?”

梁启超说：“没有文凭，也没有著作。”曹说：“不是博士，又没著作，这就难了!”梁说：“我梁启超虽然著作等身，但所著作加一起，不及陈先生三百字有价值。”最后成为了第四位导师。

既没有著作，也没有闪光的文凭，这样的人怎么能有本事当导师呢?所有人都等着看他的笑话。

到清华大学任教的第一天，他先是送给学生们一副对联：“南海圣人再传弟子，大清皇帝同学少年。”因为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是“南海圣人”康有为的弟子，王国维是末代皇帝溥仪的读书顾问。那清华大学的学生们便是，南海圣人的再传弟子、溥仪的同学了。这副对联让学生们听了如沫春风。

他又说：“前人讲过的，我不讲;近人讲过的，我不讲;外国人讲过的，我不讲;我自己过去讲过的，也不讲。现在只讲未曾有人讲过的。”四不讲，是他讲课的最高境界!这也太霸气了?试问天下谁能做到!

果真他一张嘴，学生就彻底服气了!他的学问纵横古今、贯通中西。他迅速掀起了一阵“陈寅恪热”。校内校外的学生都慕名而来，而且经常这些学生一转头，发现自己的教授们，竟也坐在后面的位置上，听得入迷。

吴宓教授风雨无阻，堂堂必到。哲学专家冯友兰，朱自清等，高水准的教授都跑来听他讲学。后来成为国学大师的季羡林也说：“听他的课，是无法比拟的享受。在中外学者中，能给我这种享受的，国外只有吕德斯，国内只有陈师一人。”

因此北大学生尊称陈寅恪为“太老师”，意为“教授的教授”。因为他出身名门，又富有学识，学生们还称他为“公子中的公子”。

郑天挺却称他为：“教授的教授。”吴宓却赞其是：“全中国最博学之人。”梁启超也由衷佩服：“陈先生的学问胜过我。”胡适在日记中称他是：“最渊博、最有识见、最能用材料的人。”大师傅斯年更是惊叹：“陈先生的学问近三百年来一人而已。”

当时的北京学术界，分为本土派和留洋派两大阵营，两排互相看不起彼此，但无论哪一派，对陈寅恪都是恭恭敬敬的。这在当时的学术界是极为罕见的。

他的学问深不可测，高不可攀，清华大学这方天地，还远远无法让他发挥出自己所有的学识。

有一次，他在英主讲东方学与汉学，欧洲各国汉学家云集于此，但能听懂他的课的学者寥寥无几，因为他广征博引，更引用多门语言，一般学者在他面前，根本抬不起头。

中国学者蓝文征是陈寅恪的学生，有一天他在日本一家餐馆吃饭，遇到了白鸟库吉等许多日本著名历史学家，其中一位刚从东北拿回一张中国地契，说是三百年前明末的东西，供大家传阅。大家看后都赞叹不已，没有异词。等传到蓝文征手里时，他却说：“此非明末文件，而是光绪时文件”。

白鸟听到后很惊讶，要他再看看。”蓝文征坚定地回答说：“这纸是清末流行东北的双找纸，又厚又粗，不是明纸;钱的单位用吊，这是清制。”白鸟听完后很服气，他问蓝：“你认不认得陈教授?”蓝说：“陈寅恪先生，那是我恩师”。

为何他唯独对陈寅恪甘拜下风?原来有一次他研究中亚史问题，遇到困难，写信请教德、奥学者，却无人能解，直到找到陈寅恪，问题才解决了。白鸟感慨道：“如无陈教授的帮助，可能至死不解。”

1925年，陈寅恪到清华教书时，已是年届35的大龄“剩男”。当时，很多人为他牵线搭桥，但陈寅恪总是“无甚感觉”。

1928年，一位老师闲聊时请教陈寅恪，“我爱人的好友家中挂着一幅字，署名‘南注生’，这南注生何许人?”陈寅恪答：“必是灌阳唐景崧之孙女。”陈寅恪读过唐景崧所著的《请缨日记》。

“南注生是清朝台湾巡抚唐景崧的别号。”陈寅恪对这幅字非常感兴趣，便向郝更生提出，希望拜访其主人。一拜访，果不其然，字主叫唐筼，正是唐景崧之孙女。两人相识后，竟一见钟情。1928年，他们在上海举行了婚礼。

结婚后十年，他俩一共生了三个孩子，有趣的是，三个还全都是女儿。分别为：陈流求、陈小彭、陈美延。“流求”“小彭”，取自琉球、澎湖岛名，都与《马关条约》中割台条款有关。可见陈寅恪骨子里流淌着深沉的家国情怀。

陈寅恪悲痛欲绝，国事，家事，让他难以承受，当时他正患有眼疾，右眼视力因诸多压力急剧下降。他被诊断为右眼视网膜剥离，医生说要及时入院手术治疗，不可延误。

若接受手术治疗，需疗养一段时间。但继续久留，他怕会遭到日本人逼迫，成为亡国奴。就算瞎了，他也不愿在沦陷区教书。他毅然放弃手术治疗，带着妻女，离开北平，决心用唯一的左眼继续工作。

一家人从此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跋涉了11个省，搬过10余次家，最令他痛心的是，在战乱中，他视为宝贝的书籍文稿都被毁了，那个风云变幻的时代，他的命运也如无根之萍，四处漂流。

1938年，他在西南联大任教，突然警报响起，日军要轰炸了!人们惊慌得都急忙逃跑，陈寅恪眼睛不好，走得十分缓慢。曾经踹过蒋介石的狂人刘文典，已经和学生走到防空洞口，突然想起陈寅恪视力不好，跑路不方便。于是立刻领着几个学生回去找陈寅恪当发现陈寅恪正在人群中乱摸时，立刻对学生喊：“保护国粹要紧，保护国粹要紧。”

据说向来秉性狷介的刘文典，还给身旁的教授估薪水：陈寅恪值四百大洋，他值四十，朱自清值四块，沈从文最低，连四毛钱都不值。

1939年，牛津大学聘请陈寅恪为汉学教授，他是该校第一位受聘的中国语汉学教授。可就在赶往英国的路上二战爆发了，他被迫暂居香港。

1941年冬，香港沦陷，陈寅恪不得不困居九龙半年。这期间陈寅恪的生活是十分艰苦的，不得不典衣卖物，靠朋友接济。

当时，有日本学者给军部写信：“不可为难陈寅恪，务必照顾陈家。”日本司令部便派一个叫松荣的日本人做中日文化协进工作，要陈寅恪为他们修订历史教科书，便带着日本宪兵送面粉给陈寅恪。

陈寅恪和夫人力拒，宁愿饿死也不吃日本人的米面。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情景：日本宪兵一边往屋里搬面粉，他和夫人就一边往外拖，最终拒绝了日本人送来的面粉，陈寅恪拒绝同敌人修订历史教科书。

不久，日本人又想请他到沦陷区的上海或广州任教，并曾出资四十万元，请他办东方文化学院，他冒死拒绝了。只要他答应日本人的要求，全家就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领着高薪，过得舒适而体面，并随时可以得到日军的保护。但他却以“拒绝”二字，挡住了“幸福”。

一家人每天过着担惊受怕的生活，之后历经艰辛才偷偷潜出香港，先后到广西大学、中山大学任职，不久后移居燕京大学教书。

高度近视的左眼，生活贫苦导致的营养不良。他在这样的情况下，竟然还能在学校窄小的出租房内，就着昏暗的灯光，完成了《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论稿》两部著作。

日本投降后，他应牛津大学之请到伦敦再治眼疾，没想到，英国医生给他下了，双目失明已成定局的诊断书。希望而去，失望而归。他辞去了聘约，返回祖国。

1948年8月，重返清华时，他已双目失明。校长梅贻琦劝他休养一阵子，陈寅恪不从：“不教书怎么能叫教书匠?”梅贻琦不忍见失明的陈老来回奔波，便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应允。

每天上课，他便让人先把要点写在黑板上。然后坐到椅子上，闭眼或睁眼开始讲课。他在课上叫学生朗读课文，哪怕读错一个字，都必须重读。再小的脱漏也逃不过他的耳朵，那些文章典籍就像长在他心里一样。

1949年时，他同样坚定地拒绝了，毛泽东邀其入阁的要求。到台湾后，蒋介石一直很后悔，自己没能将国宝抢救出来。

他只问学问，不问政治，他也不愿为过优越的生活，而离开自己的祖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