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丝绸之路与西南藏彝走廊

在中国西部的西南地区，有一条从北向南蜿蜒而伸的国际通道，即驰名中外的“南方丝绸之路”。她将中原地区与遥远的云贵川地区，还有西南边疆各民族地区，及其东南亚各个国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近些年来，国内又在此沿途勘察细划出更为重要的“巴蜀古道”与“西南藏彝走廊”，从中发现与钩沉出许多古老久远的中华民族文明成果。在这条尚未被全面、系统认识的历史文化空间中，其中要数广汉三星堆青铜器文化，以及南方丝绸之路沿线的少数民族戏剧乐舞艺术最为吸引人的视线。

我们只有对南方丝绸之路的具体历史通道，诸如西南地区川滇缅印古道、南诏通安南道、滇越道、博南古道、蜀布之路，或蜀布邛竹传至大夏路径等,以及对沿南方丝绸之路途中各地区所遗存的与各民族传统戏剧乐舞有关的文物古迹、图文资料、礼仪世俗、口碑传说等文化信息进行综合性考察与梳理，方能真正认识到此地传统文学艺术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历史中所占据的重要地位。

一、巴蜀与南方丝绸之路文化

巴蜀文化作为中国传统文化板块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在建构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文明体系之中，曾扮演着非常有个性、有特色、有典型意义的古代文化角色。自先秦、汉唐期间，在此偌大的史地空间所开辟的地域性经济、文化、宗教、民俗通道，为更大规模的西南丝绸之路奠定了坚实的物质与精神文化基础。巴蜀文化是华夏文化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分支，是中国八大文化板块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独立文化单元。一般来说，蜀文化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盆地西部及陕南、滇北一带。四川盆地中成都的“蜀”和重庆的“巴”所代表的地域文化，为古代中华文明与欧亚文明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学术研究范本。

“巴蜀”是一种特定的称谓，如今可简称为“蜀”，但在战国以前，巴与蜀是分称的，可谓泾渭分明。“巴”的古义为“吞食大象的巨蟒”，中心区域为川东、鄂西地区，涵盖陕南、汉中、黔中和湘西等地；“蜀”的古义为“葵中之蚕”，主要地理位置涵盖四川盆地中西部平原地区。由此观之，巴蜀的核心区域即为如今的重庆市和四川省的广大地域。

巴蜀文化以四川盆地为中心地区，巴蜀文化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除与中原、楚、秦文化相互渗透影响之外，主要表现在对滇黔夜郎文化和昆明夷、南诏文化的辐射，还远达东南亚大陆地区，在金属器、墓葬形式等方面对东南亚产生了深刻久远的影响。此地虽为高山和高原所环抱，但山原之间的若干河谷却成为巴蜀得天独厚的对外交通走廊。盆地的西部是岷江、雅砻江、大渡河和金沙江流域，它们穿行于横断山脉，其中可通行的河谷，成为古氐羌民族迁徙的南北走廊。盆地的东部有长江三峡作为出口。盆地北部既有剑门蜀道（金牛道）直通秦陇，又有嘉陵江河谷直通汉中。而盆地以东的清江流域又北与江汉平原相通，南与湘西山地相连。正是依仗这样的地理特点，自古以来巴蜀先民就兼容了南、北、东、西文化，使四川盆地成为荟萃农耕、游牧文化的聚宝盆。

宋治民著《蜀文化与巴文化·绪论》援引了著名学者夏鼐在《关于考古学上文化的定名问题》中的一段话：“时代较晚的原始社会，因为它们毗邻的各个社会中有些已有文字记载，所以这些文化有时便用文字记录上的族名来命名，例如我国的‘巴蜀文化’。”追溯巴蜀之称谓，“在古代文献中有巴人、蜀人的记载，甲骨文中亦有巴、蜀的记录，这样便有了巴蜀文化的名称”。由此延伸，到后世学界达成学术共识：

今天之四川省、重庆市在我国古代的商周时期为以蜀族和巴族为主建立的两国王国，他们和中原的商周王朝、华夏族，有着密切的联系。秦举巴蜀以后，巴国和蜀国被正式纳入秦国的版图。经过秦代到西汉早期，巴族和蜀族及其他族已经逐渐融合于汉族之中。他们辛勤地开发了巴蜀大地，将四川盆地建成天府之国。

查阅历史，西南丝绸之路自先秦开始，是古代从中国西南通往东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国际交通线。以四川成都为起点，分三条主要路线南行：一是经云南，入缅甸，抵印度，通往中亚和西亚的蜀身毒道；二是从蜀入滇，经红河水路出云南抵越南的安南道；三是从蜀入黔，经红河、黔江、西江水路抵广州至南海的牂牁道，从而钩织成古代中国与南亚、南亚、中亚和西亚的巨大交通网络。

远在四千年前，四川盆地就存在着几条从南方通向沿海，通向今缅甸、印度地区的通道。一些重要的考古发现，如三星堆出土的海贝、象牙，大溪文化的海螺和象牙，茂汶和重庆涂山出土的琉璃珠，都不是本地所产，而是来自印度洋北部地区的南海，这些都充分证明巴蜀先民与南方世界有所交通和交流。汉武帝时，张骞在大夏发现“邛竹杖”和“蜀布”的故事，说明巴蜀到印度（古身毒国）再到西亚早就存在一条通道。这条通道，现代史学家沿用“丝绸之路”称呼的惯例而称为“南方丝绸之路”。

南方丝绸之路主要有两条线路：一条为西道，即“旄牛道”。从成都出发，经临邛（邛州）、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阑县（越西）、邛都（西昌）、叶榆（大理）到永昌（保山），再到密支那或八莫，进入缅甸和东南亚。这条路最远可达“滇越”乘象国，接着到印度和孟加拉地区。

另一条是东道，称为“五尺道”。从成都出发，到僰道（宜宾）、南广（高县）、朱提（昭通）、味县（曲靖）、谷昌（昆明），以后一条路途入越南，一条途经大理与旄牛道重合。根据目前我们所能见到的文献资料，最早走这条线路的古蜀先民的知名人物，是秦灭蜀后南迁的蜀王子安阳王。安阳王率领兵将3万人沿着这条线路进入了越南北部红河地区，建立了瓯骆国，越南历史上又称之为“蜀朝”，在历史上，此涉外行动为中越两国，乃至中国与东南亚诸国的文化交流埋下了伏笔。

从先秦到魏晋南北朝时期，巴蜀文化与以下三方历史文化有明显的交流，即兼容着如下三种因素：一为“荆楚文化”，是耕织结合、自给自足的农村耕渔文化，它崇尚自然，奇诡浪漫，以《楚辞》为圭臬；二是“秦陇文化”，注意综核名实，讲究耕种和商业；三是“中原文化”，崇尚周礼，看重历史，以《诗经》为准绳。如此看来，巴蜀文化实为中华民族传统历史复合文化的一个缩影。

二、广汉三星堆与欧亚古代文明

在巴蜀文化、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以及欧亚文化之中，论及古代文明程度的久远与高深，莫过于四川广汉发掘的三星堆遗址。这里出土的大量文物与中国先秦文物和中原殷商文化相对应，甚至与南亚、中亚、西亚文明相呼应，形成一道难以破解的世界考古课题。

“三星堆文化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县南兴镇三星村，于20世纪80年代被人们发现的两个祭祀坑内，珍藏着许多珍贵的青铜文物。诸如金质权杖、黄金面罩、青铜立人像与人头像、青铜龙头、青铜虎、青铜鸡、青铜蛇、青铜鸟、青铜铃、青铜树，以及各种玉器、石器、骨器、陶器等瑰宝，另外还有一些造型奇特、价值连城的黄金面罩、青铜人面具与兽面具。

据国内外专家学者考证，“三星堆祭祀坑”的考古年代在殷墟文化早期至晚期(前14世纪—前10世纪中叶)，于我国夏商时代在巴蜀地区竟然出现了技术工艺如此之高的青铜艺术，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解。另外根据出土的人与兽面具雕像造型特征所辨析，那些高鼻、深目、浓重胡须与宽嘴大耳的人物形象，或出自周边的西南夷族，更多出自西方中亚、西亚的胡人。再如中原地区绝无仅有的青铜人像群雕、神树与黄金面罩，更应来自远方的古埃及、古巴比伦文化，由此可证实历史上巴蜀少数民族与西方诸国的戏剧乐舞与美术文化有过神奇的交流。

三星堆祭祀坑大量青铜器问世，给后人带来很多的难解之谜。例如：三星堆文化来自何方·三星堆居民的族属为何·三星堆古蜀国的政权性质及宗教形态如何·三星堆青铜器群高超的青铜器冶炼技术，以及青铜文化是如何产生的·是蜀地独自产生发展起来的，还是受中原文化、荆楚文化或西亚、东南亚等文化影响的产物·三星堆古蜀国何以产生·持续多久·又何以突然消亡·出土上千件文物的三星堆两个坑属为何年代及什么性质·古代蜀文化的重大课题“巴蜀图语”何以解开·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与金器物上的符号是文字·是族徽·是图画·还是宗教祭祀与戏剧乐舞符号·上述种种千古之谜均有待于后人解说与破译。

据中央民族大学陈兆复先生主编的《中国少数民族美术史》记载，三星堆中出土的青铜人面具，一号坑特点是：“宽脸，圆下颌，粗眉大眼，尖鼻子，有两只云雷形小耳。”二号坑“根据形态可分为三型”，其A型被称为“纵目人面像”，其特征是：“长眉，棱形纵目，低鼻梁”，其“眼球均凸出眼眶”。B型其特点是：“方颐宽面，粗眉大眼……鼻棱突出，阔嘴”。C型“面像瘦长，眉较短，杏叶眼，宽额，鼻棱尖直突出，嘴角上翘”。另外如青铜兽面具，其显著特征是：“头上出两卷云形角，双眉斜出向外，眼细长，双眼浑圆，鼻梁细窄，大嘴，嘴角下勾，上下两排牙齿紧咬。”根据出土人、兽面具的尺寸大小与系绳穿孔，“推测当为祭祀之际巫师所配戴的面具”。此书记载出土“黄金面罩”与“青铜人头像”的学术价值时指出：

黄金面罩，则与常人脸型大小相当，眉、眼、口部镂空，鼻梁突出。十三件青铜人头像，与真人等大，空心铸造，头戴平冠，高鼻阔目，丰颐大耳，表情各异，这在中国也是首次发现。此外，还有数十件青铜面具、青铜人坐像、青铜龙头、青铜虎等。这些青铜造像，风格独特，线条流畅，比例适当，表现准确，无论是雕塑艺术还是铸造技术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据宋治民先生在《蜀文化与巴文化》一书中考证：“广汉三星堆实应包括月亮湾遗址在内，换言之，月亮湾是三星堆遗址的一部分。广汉月亮湾遗址于1929年偶然发现，1933年华西大学博物馆进行了小规模的发掘，认为是一处古代遗址，新中国成立后，经过多次调查并于1963年秋季在月亮湾进行发掘。80年代对三星堆遗址进行发掘，由于有重大的发现而闻名全国，并使世界考古学界感到震惊。”关于所挖掘的遗址遗物的具体方位、时间，祭祀坑形制与器物，他在书中如此记载：“在三星堆1986年的发掘中，在第II发掘区发掘清理了两座祭祀坑。根据发掘简报介绍，1号坑开口在第6层之下，打破生土，坑呈长方形……坑内出土各类器物三百件，另有烧骨渣。出土器物有金器、青铜器、青铜人像、玉石器及陶器，以及象牙、海贝等。发掘简报将1号坑的时代定为三星堆遗址第三期文化的后段，相当于殷墟文化第一期。”“2号坑位于坑东南约30米处，开口于第5层下，打破生土。呈长方形竖穴，口大底小，无坑道。坑内填黄色五花土，填土经过夯打。出土器物有青铜器、青铜人像、玉石器，其他有金器、象牙、海贝等。发掘简报认为2号坑的时代晚于1号坑，大体相当于殷墟晚期”。

广汉三星堆两座祭祀坑出土了大量精美器物。金器有杖、面罩、虎形饰等。青铜器有尊、罍、神树及其他器物，青铜像有立人像、人头像、人面像。玉石器有牙璋、边璋、戈、琮、瑗、斧、铲、凿等及其他器物。陶器有尖底盏、器座。其他有象牙、海贝等。这些均与古老的巴蜀文化有关系，并对南方丝绸之路物质文化艺术的发展有所促进。

《山海经·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白皋生咸鸟，咸鸟出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熊笃、程世波著《巴渝神话传说》考证：“巫文化可谓南方文明之源。事实上，进入奴隶制的商周时期，覆盖南国半壁的巫楚文化就源出巫巴山地的巫文化；巫文化既孕育了巴文化，又进而扩散促进了楚文化。”他还指出：“廪君是巴人原始社会最早的部族首领。”关于他的事迹传说，先秦的典籍《世本》最先记廪君的事迹：“廪君之先，故出巫诞。巴郡南君蛮，本有五姓：巴氏、樊氏、瞫氏、相氏、郑氏，皆出于武落钟离山。”

“巴”字的本义，按照东汉学者许慎《说文解字》的解释，原为“食象它（蛇）”，是一种吞食大象的巨蛇。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巴作为地域名称，它的涵盖面相当广阔，其中心区是川东、鄂西地区，还北达陕南、汉中之地，包有嘉陵江和汉水上游地区，又南极黔涪之地，包有黔中和湘西地区。由于这一大片地域通称为巴，所以世代居息繁衍在这块土地上的各个古族也被通称为巴，并由此派生出巴人、巴国、巴文化等概念。从这个意义上看，“巴”这个名称包含有地、族、人、国、文化等多层次的复杂内涵，是一个复合性概念。

“巴”作为地域、民族和古国的名称，早在夏商时代就已著称于世。在《山海经》这部“古之巫书”里，记载有夏代开国君主夏启的臣子孟涂在长江三峡巴地主管神祇的事，又记载有“西南有巴国”之事。在其他古书里，还记载有鄂西南清江流域的廪君之巴，和川东嘉陵江流域的賨人之巴（板楯蛮）。巴国最初立国在汉水上源一带，西周春秋时沿大巴山北缘向东发展，战国时代南移长江流域，溯江而上进入川东今重庆地区，从此重庆地区便成为了巴国大本营的所在。以重庆市为中心的川东地区历代通称为巴，显然是同巴国大有关系的。

至于蜀字的本义，许慎《说文解字》解释为“葵中蚕”，再从其他古代文献综合考察，蜀就是桑蚕，它是现代家蚕的直接前身。古代文献中记载川西北阳江上游地区有蜀山，居住其地的蜀山氏曾与黄帝族通婚，表明最早的蜀族是从岷江上游兴起的。

管维良著《巴族史》认为巴人所盘踞的夷城在今湖北“恩施一带，当地水曲山险，易守难攻，宜于设为政治中心，故廪君在此筑城为都，因夷水而名夷城，建立起部落联盟似的国家——巴国”。说明远古巴国的地域更为广阔，后世的“下里巴人”文化即在南方丝绸之路与长江流域交织地带。

从广泛的意义上说，蜀也是一个包含着地、人、族、国、文化等多层次内涵的复合性概念。在夏商之际，除岷江上游的蜀山氏而外，在四川盆地西部平原和汉中平原等地，还有并存于世而相互争雄的蚕丛、柏灌、鱼凫等三代蜀王，他们族群不同，活动地域有异，却都通称为蜀，意味着蜀的地域范围也是相当广阔的。殷墟甲骨文和西周甲骨文中多次出现有关“蜀”的记载，殷周甲骨文中的蜀，指的是以成都平原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边包括汉中盆地在内的古蜀国。正是这个古代蜀国，曾在商代创造过高度发达和辉煌的三星堆文明。从商周时代直到春秋战国，古蜀国曾经几次发生王权更迭。公元前316年巴、蜀统一于秦后，秦在巴、蜀故地分置了若干个郡，而分别以巴郡和蜀郡为中心。

若联系到巴蜀文化与欧亚文明之间的关系，则可从世界文明源流说，以及三星堆出土的与中原地区、周边国家人物造型相左右的古器物进行考证。关于文明的起源问题，历来有“埃及源流说”、“西亚源流说”、“中国源流说”等主张；关于文明发展的情况最具代表性的是“文明生态史观”，德国的斯宾格勒把世界上的各种文化视为有机体，它们都要经历一个起源、生长、衰落与解体的过程，确切地说犹如人一样，有其童年期、青年期、壮年期，或者说如季节一样，须经历春、夏、秋、冬各季；至于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问题由于欧亚内陆地区与云贵川高原特殊的地理位置，自然也就成为人们关心的焦点。

《大戴礼记·少间》记载：殷商成汤时期，中国就与海外一些国家与地区有交往：

发阙明德，顺民天心啬地，作物配天，制典慈民。咸合诸侯，作八政，命于总章。服禹功以修舜绪，为副于天。粒食之民，昭然明视，民明教通于四海。海之外，肃慎、北发、渠搜、氐、羌来服。

此段文字记载说明早在殷商时期，中国边疆地区已是海外许多国家与民族交往的文化桥梁与渠道，肃慎、北发、渠搜、氐、羌等外来地域文明已经陆续输入。至于中亚、南亚、东南亚、西亚、北非诸国的一些文明成果，也不免或多或少地传入中国。像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高鼻、深目、浓重胡须与宽嘴大耳”，“黄金面罩、青铜人面具与兽面”形象就含有许多不可知的外域文明因素，需要我们认真辨析。

“桥梁”起着输送东方文明到西方、西方文明到东方的功能，自身互动的独特的文化，对东西两方又各自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游牧文明与农耕文明是古代世界的两大主要文明。二者文明交往的过程就是不同的文化在这里汇聚、升华的过程，形成了世界历史上独特的文化现象：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创造可以随时代的演进而络绎往返。

在西汉以前，中国灿烂的丝织品就已经借助陆路销往缅甸、印度、罗马等国家。在张骞以后，这种交流呈高潮之势。中国特产丝绸是沿此路输往西方的最重要的商品；西方商旅沿此道东来，要寻求的第一种东方产品也是丝绸。丝绸联系着东方、西方。这条欧亚陆上交通线就有了“丝绸之路”的美名。丝绸之路被喻为世界历史展开的主轴、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东西文明的桥梁。

三、西南藏彝走廊的民族戏剧乐舞

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关于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文字记载。早在三皇五帝时期，中华民族的始祖黄帝就“游乎赤水之北，登乎昆仑之丘，而南服还归，遗其玄珠。”（《庄子·至乐》）后又见贾谊《新书·修政语》记载：

黄帝济东海，入江内，取录图，而济积石。涉流沙，登于昆仑，于是还归中国，以平天下。天下太平，唯躬道而已。

《竹书纪年》记载，夏商周时期，华夏君王更是接往迎来、长足跋涉、四处探视，如“成汤十九年，氐羌来宾”，周代，“穆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西征于青鸟所解”。随后亦有周穆王乘驾西去昆仑山瑶池会见西王母的文字记载。对上述文字，陈尚胜教授评析：“由此可见，周代有关文献记载与传说，反映了西周与中亚地区古代游牧部落之间文化交流的信息。”

汉代，张骞也先后两次率队出使西域。历经大宛（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康居（乌兹别克、塔吉克）、大夏（阿富汗）、安息（伊朗）、身毒（印度）等地，并得知条支（伊拉克）、大秦（罗马）等国情况。另外作为巴蜀文化圈内的杰出人物，秦岭南汉中人氏张骞还经四川、云南开辟了“南方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新时代。

实际上在中国西部西南地区两汉时期未开辟“南方丝绸之路”之前，从中原关陇地区至巴蜀及滇黔地区，自先秦时期以来一直存在一条“汉藏走廊”或“藏彝走廊”，这一狭长文化板块在历史上，曾是西北地区与西南地区古今许多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巨大平台，也是酝酿南方丝绸之路戏剧文化的重要策源地之一。

“藏彝走廊”是著名民族学家、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首先提出的一个重要学术概念，而这一学术概念又是与他提出的民族走廊学说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念息息相关的。费孝通先生这一学术思想是对我国民族学、民族史学科建设的一项重大学术贡献，值得人们充分重视和认真研究。从文化人类学角度考察，在此以藏缅语族的藏语支和彝语支的民族居多。“藏彝走廊”，不仅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两横一纵”的中华民族三大文化走廊的“西北走廊”与“南岭走廊”相联系，而且与南方三大丝绸之路的“蜀身毒道”、“安南道”与“牂牁道”相连接，构成了中国古代通往亚洲南部诸国的巨大交通网络。

在西南地区的历史文化时空中产生了数量众多的民族戏剧乐舞，如藏、彝、壮、傣、布依、苗、佤、白族戏剧与汉族戏曲，都与远古的南方丝绸之路与近古的藏彝走廊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过去我国学术界对此关注与重视不够，造成了许多文化信息的流失和误解，本文就此作一必要的学术铺垫与梳理。

杨曦帆著《藏彝走廊的乐舞文化研究》曾就南方丝绸之路或藏彝走廊的民族乐舞文化进行过如下较为系统的研究与探索：

藏彝走廊之所以成为中国西部少数民族迁徙与文化交融之走廊，就在于在地理上，横断山脉及六江流域地区以险峻的地势将汉文化与其相对隔离，从而为西部少数民族的发展与文化形成构建了必要的空间。从民族音乐之乐舞角度来看，在这一区域内既有信仰型的祭祀乐舞羌姆，也有民间巫术乐舞卡斯达温、东巴乐舞、苏尼乐舞等；既有民间习俗礼仪之锅庄、萨朗、丧葬乐舞等，也有火把节之都火、弦子等等，对其进行研究，不仅可以从民族音乐学角度对多种乐舞现象进行形态梳理，还可以通过丰富的乐舞现象论及该地区所呈现出的多种多样的民族（族群）文化特点。

在我国史书典籍中，南方古代少数民族被称为夷、戎、蛮、僚、爨、濮、越、罗罗等古族。《论语·子罕》云：“子欲居九夷。”疏注：“东有九夷：一玄菟，二乐浪，三高丽，四满饰，五凫臾，六索家，七东屠，八倭人，九天鄙。”又《尔雅·释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蛮，谓之四海。”注：“九夷在东。”疏引《后汉书·东夷传》云：“夷有九种：曰畎夷、于夷、方夷、黄夷、白夷、赤夷、玄夷、风夷、阳夷。”然而在史书中，“夷”更多地总称西南少数民族，亦称“西南夷”。汉代分布在今四川西部、南部和云南、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诸如夜郎、靡莫、滇、邛都等，主要从事农耕，嶲、昆明等从事游牧。“昆明夷”源于氐羌，汉至唐主要分布在今云南西部和中部、贵州西部。东汉章帝时，昆明夷首领卤承助汉击破哀牢夷，受封为“破虏傍邑侯”。唐代亦称昆弥。“哀牢夷”，汉代分布今云南西部地区，东汉永平十二年(69)曾设哀牢、博南两县，即今云南保山、永平县地。

两汉时期，西南夷流传着三首著名的歌曲，或统称《白狼王歌》，真实而生动地记载着此地少数民族游牧狩猎，以及与国内外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的情况。明帝永平年间，汶山(今四川汶川县)以西白狼王给汉朝奉献《远夷乐德》、《远夷慕德》、《远夷怀德》歌曲三首，即所谓的《白狼王歌》。犍为郡掾田恭以汉字记音并译音，此歌首始载于《东观汉记》。另据《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笮都夷传”中记载，《白狼王歌》又称《白狼盘木献歌》。

居住在滇西的蒙舍诏，世代臣属于唐，至唐天宝年间，在唐王朝的扶持之下，阁罗凤合并两爨，统一六诏，号称南诏。“南诏国”是唐代以乌蛮为主体，包括白蛮等族建立的奴隶制政权。唐初为蒙舍诏，贞观二十三年(649)细奴逻建大蒙政权，以巍山为首府。开元年间，其王皮逻阁在唐朝的支持下统一了六诏，即唐西南夷中乌蛮之越析诏、浪穹诏、登赕诏、施浪诏、蒙诏与蒙舍诏等，遂迁治太和城。南诏国全盛时管辖今云南全部、四川南部、贵州西部等地。公元794年，南诏异牟寻曾遣使率乐舞戏队赴唐长安，为朝廷献演《南诏奉圣乐舞》与《夷中歌曲》，据多部史书典籍记载，当时西南夷音乐歌舞艺术红极中原。

《新唐书·礼乐志》记载，自南诏第六世王异牟寻与唐联合击败吐蕃之后，为了进一步加强与中原朝廷的联系，特地奉献“夷中歌曲”以取信于唐皇，遂派人呈送《奉圣乐舞》至成都，四川节度使韦皋对其进行加工修改。后定名《南诏奉圣乐》贡奉唐廷。唐德宗于麟德殿亲自观赏，并命太常乐部仿效演习，仍沿袭“庭宴则立奏，宫中则坐奏”，可知朝廷对此艺术表演形式倍加重视。

贡奉之“夷中歌曲”，据有关专家考证为《南诏奉圣乐》之中心节目段落，另外“演出中有《天南滇越俗》、《南诏朝天乐》等南诏本土艺术……充分展现了南诏高度发展的民族文化和西南边疆多民族乐舞文化的奇异风采”。据《新唐书·南蛮传》记载：大型乐舞《南诏奉圣乐》乐舞表演当时阵容非常壮观，如乐手有212人，舞伎64人；所设乐部为四部，即龟兹乐、大鼓部、胡部、军乐部；所用乐器有羯鼓、腰鼓、鸡娄鼓、答腊鼓、箫、钲、笙、笛、箜篌、琵琶、钹、铙、铎等；女舞者身穿雍容华贵的“西南夷贵族”妇女服装，并根据乐舞设置依次摆为南、诏、奉、圣、乐五个大字，“舞者分左右蹈舞，每四拍，揖羽稽首。拍终，舞者拜，复奏一叠，蹈舞抃揖”。凡奏“序曲二十八叠，舞‘南诏奉圣乐’字”至结束时“舞《亿万寿》，歌《天南滇越俗》四章，歌舞七叠六章而终”。

对上述南诏王“献夷中歌”之史实，亦可从清乾隆年间胡蔚增订《南诏野史》中获悉大略：贞元九年(793)寻遣使上表请从韦皋袭吐蕃，诏册封为云南王。以韦皋为安抚使，王遣使诣皋，献夷中歌。

西南夷之“乌蛮”古族，唐时主要分布于今云贵川大部，为东爨、六诏和东蛮的主要居民。元明又称乌蛮为黑爨，或罗罗，该古族似与今彝、纳西、傈僳等族有渊源关系。我们如今综合考察上述西南主要少数民族及其乐舞戏艺术，亦可追寻到西南夷及“夷中歌”的文化遗韵。

而在上述西南蛮夷古代乐舞基础之上，逐步形成的各种民族戏剧样式如彝剧、藏戏、傣剧、白剧、壮剧、布依剧、佤族清戏等，即真实、形象、生动地记载了西南巴蜀与南方丝绸之路文学艺术的历史与文化成就。

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令人刮目相看的是有为数众多的传统戏剧。2006年5月20日国务院公布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共有10大类，即“民间文学”、“民间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曲艺”、“民间美术”、“传统手工艺”、“传统医药”、“民俗”，中华民族传统戏剧中不乏有一些少数民族戏剧剧种榜上有名，诸如人们所熟知的“藏戏”，其中含有西藏藏戏剧种：“白面具戏”、“蓝面具戏”、“德格戏”、“门巴戏”；青海藏戏剧种：“黄南藏戏”；甘肃藏戏剧种：“南木特戏”；四川藏戏剧种：“德格戏”、“安多戏”、“康巴戏”、“嘉绒戏”；“壮剧”，其中分为“广西南路壮剧”、“北路壮剧”、“云南文山壮剧”；“山南门巴戏”、“侗戏”、“布依戏”、“傣剧”、“彝族撮泰吉”等，以及与少数民族文化生活密切相关的“傩戏”、“目连戏”、“安顺地戏”、“灯戏”、“道情戏”、“皮影戏”、“木偶戏”等。另外还有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入选剧种，诸如“蒙古剧”、“维吾尔剧”、“苗剧”、“满剧”、“白剧”、“瑶剧”、“佤族清戏”、“夏剧”、“回族花儿剧”、“朝鲜族唱剧”、“仡佬剧”、“二人台”等等。其中就有许多属于西南藏彝走廊的丰富多样的少数民族戏剧乐舞艺术形式，对此深入挖掘与研究显得非常重要与迫切。

四、西南地区国际通道与图腾神话研究

中国西南地区的国际通道自古迄今一直是比较畅通与富有功能性的，然而由于我们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没有跟上去，使得一些历史现象处于模糊状态。特别是关于此地大量出土文物与图腾神话的关系研究滞后，影响着我们对先秦时期巴蜀文化的学术价值的深刻认识。

“图腾”是原始人群体的亲属、祖先、保护神的标志和象征，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一种文化现象。图腾就是原始人迷信某种动物或自然物同氏族有血缘关系，因而用来做本氏族的徽号或标志。社会生产力的低下和原始民族对自然的无知是图腾产生的基础。运用图腾解释神话、古典记载及民俗民风，往往可获得举一反三之功。

原始人曾先后产生三种图腾含义：图腾是血缘亲属；图腾是祖先；图腾是保护神。我国学术界对图腾此词译名不一，迄今已有图腾主义、图腾制度、图腾崇拜、图腾宗教、图腾观、图腾文化等译名。著名学者何星亮著《中国图腾文化》一书阐述：图腾文化丛主要由十二种图腾文化元素组成：1.图腾观念；2.图腾名称；3.图腾标志；4.图腾禁忌；5.图腾外婚；6.图腾仪式；7.图腾生育信仰；8.图腾化身信仰；9.图腾圣物；10.图腾圣地；11.图腾神话；12.图腾艺术。图腾艺术可分为图腾人体装饰、图腾雕塑、图腾画图、图腾舞蹈和图腾音乐五种类型。在中国各民族中，存在图腾亲属、图腾祖先和图腾神三种观念，其一是由动物型到半人半兽型，再到人兽分立型；其二是由写实到象征；其三是由单一型到复合型。在南方古代民族中，越人主要崇鸟和蛇，南蛮主要崇奉犬。东方夷人，据史籍记载，他们崇拜鸟和太阳。在四川广汉三星堆古代遗址中以及西南少数民族乐舞戏剧人物形象中所出现的复合型人兽、鸟蛇、日月图腾造型即反映巴蜀古族的原始文化历史。

论及图腾的演变的初生阶段，此时，图腾对象与自然形态极为相似。鼎盛阶段，因生产力的发展，想象力的提高，同时，祖先意识加强，形成了“兽的拟人化”。初民把图腾对象赋予了人的部分特征，图腾形象开始达到半人半兽的图腾圣物。到了图腾对象转入祖先崇拜阶段，以图腾观念为标志的图腾基本特征：1.每个氏族都有图腾。2.认为本氏族的祖先与氏族图腾有血缘关系或某种特殊关系。3.图腾具有某种神秘力量。4.图腾崇拜有些禁忌。禁止同氏族成员结婚；禁杀图腾物。这是最重要的两种禁忌。5.同一图腾集团的成员是一个整体。这些图腾观念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一些古代遗址的出土器物的神巫文化之中。

《山海经·大荒西经》所云巴蜀地域之神灵：“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山海经·海内西经》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

熊笃、程世波著《巴渝神话传说》指出“灵山‘十巫’包含了‘开明东’的‘六巫’中除巫阳之外的‘五巫’。他们皆是能上天下地通鬼神的巫师，又多兼神医；其中巫盼、巫真、巫谢即后起的巫臷（巫诞）部族和巴子五姓的先祖；而巫罗又是后世的巴郡板木盾蛮‘七姓’之首的罗姓的远祖。巫，又是后世歌舞戏剧等艺术家的远祖”。

著名学者薛若邻在为胡健国著《巫傩与巫术》所写的“序”中写道：“巫总是与舞联系在一起的，《说文》释‘巫’：‘以舞降神者也。’王国维在《宋元戏曲考》中说：‘巫之事神，必用歌舞。’夏商周时代巫祀鬼神的歌词，惜全部失传，巫舞现在还有遗风。”另外他还指出：

中华民族的文化从来都是互相融合，互相吸收的。唐代的燕乐二十八调，其中的龟兹乐，就是从西域传来的。唐玄宗时杨贵妃编创的大型舞蹈《霓裳羽衣曲》，就大量吸收了西域音乐舞蹈，所以杜甫观后有耳目一新之感，曰“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哪得几回闻”。宋代进入宋杂剧的“五花爨弄”，本是云南爨国人来朝带来的，当是异族或白族的艺术。

美国学者菲利普·惠尔赖特在《论神话创造》一文中探寻：“在原始人却对体验的时间也赋予同等的本体现实—它体现在日夜的周而复始、季节的循环、从童年至成年、再从成年至老年以至死亡的过程，体现于种植、收割、节庆、战争、狩猎、成人结婚、供奉等相关的部落庆典历法。在神话时代的视野里，自然界是循环的，它显示出生动的周期，这恰好与机械的‘发生’规律形成鲜明的对照。”关于神话与乐舞戏剧之间的关系，他进一步探索：“神话和仪式的联系（正如尼采和加斯特所示）显示了戏剧结构的发展，并能对诸如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和佛朗西斯·佛格森的《戏剧思想》等著作提出有用的注解。另一方面，对于形象簇在神话语境里所起功能的研究，能导致比喻研究，从而深入了诗意的核心。”

较之中原地区与周边一些国家，西南地区诸民族的图腾神话思维要发达一些，其巫术文化与民族艺术有较好的结合。故此，在巴蜀区域留存大量有着很高文化品位的艺术文物。元代的巴蜀文人费著《岁华纪丽谱》曾说：“成都游赏之盛，甲于西蜀，盖地大物繁而俗好娱乐。”俗尚游乐是巴蜀人的一大特点。歌舞娱乐、体育竞技、商贸活动结合在一起，具有很丰富的文化内涵。前后蜀时期是巴蜀历史上繁荣富庶、文化昌盛的又一高峰时代。永陵（王建墓）为我们留下了这一时代的历史见证。永陵石棺上的廿四乐伎石刻是我们了解唐代音乐的极品，从中可体味清乐与龟兹乐相结合，盛唐的霓裳羽衣舞曲在西蜀流传的情况。前蜀和后蜀各有一位花蕊夫人，究竟是谁写下了留传至今的《宫词》，肯定可以引起在旅游中探索的兴趣。永陵是中国历代帝王陵墓中唯一的一座修建在地面之上又已经科学发掘的陵墓，可供游人参观，这更可以引起人们对于帝王陵寝秘密的学术探究。

另外在南方丝绸之路所遗存的古代铜鼓文化，也向人们昭示西南地区国际通道上曾经发生过的亚洲区域原始艺术交流的历史事实。

滇池东岸的云南晋宁县石寨山珍藏并陆续出土了大量古滇国王族和贵族的墓葬青铜器，这与巴蜀区域广汉三星堆的先秦青铜器相互对应，显示着南方丝绸之路历史文化的辉煌。其中尤为珍贵的是有一些反映此地古代少数民族原始乐舞戏剧风貌的铜鼓艺术文物，更能呈现其远古民族表演艺术的风韵。

“石寨山古墓群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其考古年代约在春秋战国至汉代，其中包括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兵器、铜鼓、乐舞人、葫芦笙、编钟等。特别是贮贝器盖、铜鼓上铸造的铜人、铜饰扣上的图样、兵器柄上的装饰，其形象生动地反映当时滇池地区各族人民的祈年、报祭、狩猎、上仓、剽牛、纺织、战争、娱乐等生活场面，其中尤以载歌载舞的乐舞形象与戏剧性极强的与猛兽搏斗之人兽雕刻特别使人赏心悦目。

用于日常祭祀仪式的古滇族乐舞青铜器代表作，如“铜舞俑”共出土4件，每件高约9厘米。其艺术文物除了一乐手吹芦笙之外，其余三人为舞人，皆作徒手舞姿，身躯曲伸，手脚摆动，恰似如今南方少数民族流行的“摆手舞”或民间歌舞小戏。颇为动人的“双人舞盘铜饰”，为西汉时期镏金铜盘扣饰，通高13厘米，宽10厘米，背面有一齿扣，可以悬挂。文物正面为男性舞者二人，深目，高鼻，脑后挽一小髻，着紧身裤，腰间各佩一柄长剑，跣足，扬手，掌中各执一圆盘，昂首，屈膝，足踏象征大地的长蛇，恣情歌舞。此物美术装饰感强，艺术风格新颖，生动地反映了古代滇池地区少数民族高超的美术技艺与乐舞表演水平。

“铜鼓”作为我国古代西南少数民族所创造的富有传奇色彩的青铜艺术奇葩，一直为中外艺术史学家所关注与描述。根据大量古代铜鼓出土文物研究与划分，可按照出土地点与年代先后，划分出八种不同的铜鼓类型。诸如石寨山型、万家坝型、冷水冲型、遵义型、麻江型、北流型、灵山型、西盟型等。

富有代表性的石寨山型铜鼓，鼓面宽厚，体型高细，装饰纹样精美。其鼓面多为光芒四射的太阳纹，并填以宽窄不等的晕圈与斜线。窄晕中饰锯齿纹、圆圈纹、点纹等构成花纹饰带。宽晕为主晕，常饰以旋飞的鹭鸟、船纹与羽饰舞人。此类铜鼓盛行于战国与东汉年间，其分布以云南滇池为中心，波及到四川会理、贵州赫章、广西贵县等地。

石寨山型铜鼓腰部所遗存的“羽人舞蹈纹”，其“羽人”舞者头戴羽冠，身披羽饰，随乐而动，手舞足蹈，形象非常优美而生动。还有于石寨山出土的铜鼓“盾牌舞纹”，为八组羽人，着鸟服，手执盾牌与兵器踏歌行舞，气势更为热烈而宏大。另外与此相类似的诸如罗泊湾铜鼓“鸟舞”纹饰，西林普驮铜鼓“鹭舞”纹饰，开化铜鼓“芦笙舞”纹饰，冷水、石寨山、西盟等地铜鼓“竞渡舞人”纹饰等，均真实地记载了古代云南少数民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娱乐活动。

铜鼓至今不仅是南方少数民族逢年过节、婚丧喜庆用于乐舞与民俗活动的伴奏乐器，同时亦为当地歌舞诗相间的民族戏曲，如彝剧、壮戏、傣戏、布依戏、侗戏等烘托气氛的打击乐器。铜鼓作为文化中介物曾输入东南亚诸国，对此有学者将其称之为“铜鼓之路”。

通过考古发现，的确在历史上存在过这样一条“铜鼓之路”。当公元前7、8世纪时，最早的铜鼓——万家坝型铜鼓在滇池与洱海之间产生之后，便开始了铜鼓的漫长传播历程。滇东南是后起的一个铜鼓铸造中心，即属古句町国。那里濮族居民又将铜鼓经文山、麻栗坡传入越南北部。而后再到老挝、柬埔寨、泰国、马来西亚，越过马六甲海峡，一直到达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爪哇、苏拉威西、新几内亚。

“巴蜀文化”作为学术术语提出已经60多年，郭沫若、卫聚贤、顾颉刚、徐中舒、蒙文通、冯汉骥、任乃强、缪钺、张秀熟、邓子琴等国学大师对巴蜀古史传说、古代历史、民族、学术、宗教和考古等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研究，取得了一批划时代的成果。在西南地区，四川大学素来是巴蜀文化研究的带头人，近百年来先后出版和发表了约480余种论著，巴蜀考古也获重大成果，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和研究，以成都“宝墩文化”命名的古城遗址发掘，三峡古人类遗址的发现，都凝聚了中国西部地区学人的大量心血。在中国的文化历史上，正是我们对上述的东夷、西戎、南蛮、北狄、氐、蛮、僚、爨、濮、越、罗罗等神奇而伟大的氏族、部族与民族与华、夏、汉族在一起相互交流、融合历史文化的锲而不舍的发掘与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