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苗疆走廊”和“苗疆边墙”入手，看明代对西南地区的恩威并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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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古以来中国就是一个“华夷杂处”的国家，上古时期的中山国、犬戎、狄人，两汉时期的西南夷、武陵蛮、山越，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五胡进入中原，隋唐时期的回纥、党项，到元明时期的苗、瑶、彝等都是贴近于汉族生活区甚至是杂居于汉族生活区之间。

所以针对这些“蛮夷”必须要用合理的手段和政策才能推动华夷融合，减少不必要的冲突，而我们今天要谈到就是明代关于苗民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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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民在主要生活在今天的湖南、湖北西部、四川东南部、贵州东北部以及云贵高原的广阔区域内，不仅是在明清时期，在现代中国同样也是。

但是明朝时期的“生苗”大多都不太服从中央政府的管束，因此明代中央政府对于苗民“苗疆”都是采取军事管理，其中限制约束苗民最主要的手段就是“苗疆边墙”。

所谓“苗疆”是对苗民世代聚居生活的地方的统称，而“苗疆边墙”则是明朝政府为了防止苗民暴乱的一种预防措施。

贵州宣慰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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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黔湘交接处的苗疆自秦汉开始就设有郡县，《后汉书》记载：“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略取‘蛮夷’，始置黔中郡，汉改为武陵郡。”

虽然设置了郡县管辖此地，但实际上对于“武陵蛮”约束力极其有限，自东汉以来该地区的民众叛乱就史不绝书，唐宋时期在此设置了羁縻州，并且将苗民聚集的苗疆称之为“生界”，意思是指此地苗民都是不服管束，不听教化的化外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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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时期首创“宣慰司”、“宣抚司”为职称的土司制度，被明朝政府所继承，这些土司肩负着代理朝廷管辖、招抚和教化“生界”苗民的重任。

明朝政府为了保障中央政府对于云南的直接统治，增强对于西南广大地区的掌控，沿用了前代遗留下来的自江陵开始，经过湘西苗疆贯穿贵州全境直达云南的“黔中通滇孔道”。

以这条驿道作为基础，明朝政府在沿线广布卫所，强化对整个西南地区的管辖，同时设置土司“因地制宜”的招抚和教化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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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招谕教化苗民的同时，沿途卫所屯兵也有利于对苗疆各处实行高压的军事管制，对于当地苗民的叛乱绝对是毫不留情的镇压，一方面保证驿道安全，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引导“生界”苗民归化内附。

这条驿道有多重要呢？这么说吧，明代贵州之所以能够设立行省，并不是贵州真的达到了建省的标准，恰恰相反，贵州不仅主体民族人口稀疏，而且经济上也无法独立，还需要靠邻省接济。贵州能建省，完全就是因为这条“一线路”。

“苗疆走廊”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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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明朝人自己的说法：“盖贵州乃古罗施鬼国，地皆蛮夷，山多箐穴，水不涵汀，土无货殖，通计民屯仅十四万石，为天下第一贫瘠之处，官戎岁给全仰于湖广、四川二省，盖本非都会之地，从古不入版图。我朝但因云南而从此借一线之路以通往来，一线之外，悉皆夷峒。”

明朝人自己都说贵州此处自古就没有纳入版图，但是明朝为了直接控制云南，借贵州“一线路”通往来，贵州除开这条驿道之外全是蛮夷。

王士性《广志绎》也说，“其地止借一线之路入滇，两岸皆苗”，这条“一线路”通过明朝政府的维护，逐渐扩大影响力，稳固了朝廷在贵州的统治，形成了独特的“苗疆走廊”，促进了西南边疆的内地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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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经济手段只是明朝政府控制苗疆的手段之一，伴随着胡萝卜的还有大棒。据统计，有明一代，二百多年间为平定苗疆叛乱，明朝政府展开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多达三十多次，苗民的叛乱不止严重影响着明朝政府地方统治的稳定，故此在苗疆边缘地区由卫所牵头设置了营汛哨堡，以备朝廷强化苗疆统治。

其中以萧授修筑的“二十四堡”和张岳修建的“十三哨所”最为出名，“苗疆边墙”就始于萧授的“二十四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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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年间贵州铜仁苗乱，引发了川黔湘各地苗人纷纷造反叛乱，萧授一方面带领各路土司官兵平乱，另一方面为了防止苗乱的波及范围进一步扩大，于是萧授“筑二十四堡，环其地分兵以戍，贼不得逞”，最终使得苗乱逐渐熄灭，萧授一生都致力于安定湖南、贵州等地的苗民，而他最为成功的发明莫过于环绕苗疆边缘的“寨堡”，这些寨堡不单单只是用于军事上的防御抑或是进攻，同时具有监控苗民动向和收集苗疆情报的作用。

寨堡成为了控制“生界”苗民与外界交流的关口，苗民往来贸易生活都会进出寨堡，一举一动都在寨堡守军眼皮子底下进行，有任何叛乱苗头都可以及时掐灭在萌芽之中。

然而寨堡的功能远不止于此，寨堡不仅可以在苗疆边缘修建，也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的深入进苗疆之中，使得朝廷的政治影响力和有效统治逐步深入苗疆腹地。

苗疆边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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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疆走廊”和“苗疆边墙”对于维护明朝政府在苗疆的统治都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明朝政府对于治理苗民的政策远远不止这两样，其中最为残酷的莫过于“赶苗拓业”。

“赶苗拓业”由于其政策不符合儒家伦理道德思想，因此这项政策并不见诸于正史，然而苗疆地区民间的地方志、碑刻、族谱等等都对这项政策有着大量的记载。

“赶苗拓业”又被称之为“赶苗夺业”、“赶苗夺籍”等等，这项政策萌芽于元朝，盛行并贯穿于明朝，延续到了清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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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统治势力在深入到了湘西一带以后，不少苗蛮、侗蛮以及瑶蛮先后掀起叛乱，明王朝自然是无情的镇压了这些人叛乱，朱元璋在这些苗民聚居区设置了大量卫所监控和军事威慑，卫所则需要屯田，必然在一个地方就会大量的圈地，于是这些卫所在镇压了苗民叛乱后就占领了当地良田，镇压当地苗民谓之“赶苗”，圈占良田则谓之“拓业”，故此有了“赶苗拓业”之说。

这项政策有多么残酷呢？这么说吧，当时有一个古老的苗民部落“都掌蛮”，在川黔地区生活了上千年，有着极为古老的历史，自景泰年间都掌蛮就开始不断造反叛乱，抵制着来自明朝中央政府的统治，明朝政府为此耗费了大量军费都无法平定叛乱。

最终在万历元年，明朝政府下了狠心，一次性调集四万大军深入苗疆进剿，斩首六千多人，在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生活了上千年的都掌蛮就此消失，这片土地最后还是归属了明朝政府管辖，而这件事只是众多的“赶苗拓业”事件之中微不足道的一件事罢了。

当然了，在“赶苗拓业”中最著名的事件还是万历三大征之一的播州杨应龙叛乱。播州之地自唐朝开始就世代为杨氏一族统辖，到了明朝仍然归属杨氏一族统治，名义上杨氏一族虽然向明朝政府称臣纳贡，但实际上在播州杨氏就是土皇帝，传至杨应龙之时，早已积累了空前的财富、人口和土地，杨应龙的野心就逐渐增长，最终发动了举世闻名的“播州之乱”。

当时的明朝政府虽然逐渐衰败，但仍然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在数月之间就从川黔滇湘陇秦等地调集大量军队，由四川巡抚李化龙率领，分兵八道围剿杨应龙，短短一百多天就直接平定了杨应龙叛乱，杨氏一族七百多年积累的人口、土地和财富终于落到了明朝政府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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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镇压杨应龙之乱开拓苗疆土地，使得播州最终归于明朝政府统治之下，但是“赶苗拓业”政策的残酷和血腥可见一斑。

总而言之，明朝政府在治理苗疆的政策上基本是以土司制度为依托，依据苗疆习俗治理的同时也利用军事震慑开展有效的招抚和教化，逐步加强中央政府再苗疆之中的政治影响力，最终实现“改土归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