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战时期,上海租界里的“抗德战争”
作者: 吴志伟 档案春秋
上海总会由英国人创立,但是会员并不局限于英国人。1909年,总会会员达1300余人,内中四分之一会员为非英国人。该总会可以说是当时外侨中的第一总会。会员无疑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上海总会大楼
当时不少“名人录”中,在介绍某个人时,最后总是把参加什么总会写进去,参加的总会越多,表明该人的社会地位越高。被总会开除,完全是一种耻辱。
1915年,上海总会借着一次事件把总会中旅沪德侨全部开除。
一战爆发后,英德两国成为敌对的国家。两国除了在陆上作战外,海上也进行激烈对抗。德国用潜水战来封锁英国的海上运输,想从经济上扼杀英国。
1915年5月7日,从美国驶往英国的英籍邮船卢西塔尼亚号在北海一带,被德国潜艇V-20号击沉。
卢西塔尼亚号的沉没
邮船上有1959人,其中440名是妇女和儿童,除761人获救外,其余全部溺亡。
上海总会内的“英国臣民”对此极为愤慨,认为德国袭击民用船只,杀害平民,实难容忍,于是借机将德国人从上海总会中驱逐出去。
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德国调遣多艘军舰进入山东等地。战争结束后,这些军舰陆续返回。其中一艘名为“伊尔底斯”号的炮舰,1896年7月23日行驶在黄海海域时,因遭遇风暴而沉没。船上77人遭难,有四五人抱着炮舰的半截船桅,漂流数日至山东某地海滩,被当地人救起。
旅沪德侨在怡和洋行的帮助下,把这断桅弄到上海,托上海徐家汇教堂用电镀的方法,在断桅上镀了一层铜质。在外白渡桥南堍、德国总会的前面,竖起了一座纪念碑。
伊尔底斯碑
这座纪念碑由德国雕塑家莱因霍尔德·贝加斯与另一艘舰艇艇长格奥尔木·米勒合作设计:以断裂的桅杆及轮舵为主体,以雕塑的德国军旗及花环为装饰;下面为大理石石碑,上刻德文碑文:“纪念1896年7月23日在中国黄海风暴中遇难的伊尔底斯号炮舰全体船员。”
该纪念碑于1898年11月20日落成,普鲁士亨利王子专程来上海参加揭幕式,为那些溺亡官兵举行隆重的悼念。当时的德文《上海新报》还配发了悼念文章。以后每年的纪念日都会有西侨来此祭奠。
上海工部局市政厅
一战时期,法德是交战国,寓沪法人由仇视德人进而采取实际行动。1918年12月1日凌晨,法国兵士和平民约四五十人,悄悄到黄浦滩,以绳系于此碑的柱子,将其拉倒在地。
工部局借此机会将纪念碑的底座全部拆除,将半截船桅弄到工部局苏州路仓库收存起来。后来德人将纪念碑重建于赫德路(今常德路)上。约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德人又将纪念碑迁入到新德国总会(今贵都大酒店)的草地上。
1879年,英国人设立了斜桥总会,原文直译为上海乡村俱乐部,又俗称乡下总会、英国乡下总会。该总会会员只限于英国人,德侨为无缘问津而耿耿于怀。
1902年11月,颇有声望的德侨冯·都林、莱墨斯等人发起,在外滩德国总会内举行了设立德人乡村俱乐部的筹备会议。会上选出以龙特为首的委员会,要求他们进行募集资金、制定俱乐部细则、寻找建造地点等准备工作。
经过一年的努力,1903年10月,终于买到了宝昌路迈而西爱路(今淮海中路茂名南路)上的一块20多亩的地皮。1904年年中,德人乡村俱乐部建成。该俱乐部习惯上叫德国花园总会,或简称德国花园。
经过进一步的购地与建造,这里成了一个比较著名的西侨娱乐场所。
俱乐部主楼由著名建筑师倍苟设计建造,这是上海第一幢德国风格的建筑,具有浓厚的德国巴伐利亚乡土气息。
矮矮的两层小洋房和四周的环境天然合成。室内的装饰也很别致,会客室的布置追求古雅,家具用天然彩色柚木制成,配以墨绿色的传统挂毯,地面上铺设苔纹绿色天鹅绒毛地毯,墙刷成品红色,墙底部的踢脚线是硫磺色。女会员会客、休息的房间,则追求浪漫的格调,安置白色家具,配上色彩柔和的法国地毯。
俱乐部的花园和草地由艾克哈特设计布置。艾克哈特将花园安排得颇富乡村气息:草顶的圆亭和竹制的小桥散置在花园的草地旁和小溪上。在草地上陆续建造了十余个网球场、棒球场和草地滚球场。
开始的时候,俱乐部仅在夏季打网球季节时对外开放,偶有重要活动时也临时使用。在夏季的夜晚,常请乐队举行“纳凉晚会”。当有一流乐队光顾时,俱乐部内一派热闹,园内张灯结彩,会员们和被邀的宾客常在一顿丰盛的晚餐后,于音乐声中载歌载舞。
1910年,德国总会又建造了上海第一个露天的溜冰场。与室内溜冰场相比,不仅宽广得多,还避免了室内溜冰场的灰尘和浑浊的空气。近千平方米的露天溜冰场的建立,在西人社会中引起极大的震动。一个西人受邀光顾,随后写下了感受:
1917年3月17日,中国宣布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3月26日,德国花园被法租界公董局没收。虽然那时所有权仍属德商的三发洋行。6月11日公董局做出决定,将德国花园改名为凡尔登花园,即日起对外开放,任人游览。从此该花园逐渐成为中西人士集会、游乐的场所。
今天的花园饭店
一战刚结束,早已被封的上海德华银行开始资产清理,对欠该银行的德人和德商洋行进行追控。法租界会审公堂下令三发洋行将其所有的凡尔登花园拍卖,以抵偿债款。1918年12月11日午后,经过六分多钟的拍卖,公董局以95000两银子拍下凡尔登花园,共计土地六十一亩九分九厘一毫及洋房一所,并包括所有家具。1925年,改名为法商球场总会,即现在的花园饭店。
让旅沪德侨最难受的莫过于 “登记、报到制度”。总会被夺走,会员资格被取消,只是牵涉到一部分德侨,而这“登记、报到制度”却是在告诉每个旅沪德国人:你是个被监管的人。
“登记、报到制度”最先在法租界采用。1917年,公董局规定:所有居住或进入法租界的德国人都应到巡捕房报到,男人应每天去登记,女人每周一次。这样才能取得居住或迁移的许可证。
法租界的巡捕
中国对德宣战后,德侨就成为敌对国侨民。中国政府为防止这些侨民可能做出不利于中国的事情,同时也出于监视目的,要求这些侨民到中国政府设在公共租界内的交涉署淞沪稽查分处报到。但工部局认为触犯了他们的利益,公共租界的事务不容许中国政府插手。
9月17日,工部局召开会议,讨论在对德国和奥匈侨民进行登记注册时应采取的步骤。会上,总董表示已致函英国总领事。在函中表示工部局对因中国当局所造成的僵局甚为不满,并认为工部局应制定对租界内德奥侨民的登记和监视的措施。
总董告诉董事们:英国总领事批准了一份《工部局通告》草稿。通告中禁止敌国侨民在10月6日以后未经许可,擅自离开在租界内的住宅或在工部局所属的任何道路上任意行走。
不久,工部局发布第2466号通告,要求德侨等到市政厅登记;后又发布通告:要那些因不在上海或患病而不能履行第2466号通告条件的人以及德、奥过客,到中央捕房登记。
初期,男性需每周登记一次。在居住许可证上附注的第2条上写着“本证持证者如果是男性,应每周一次在上午6时到下午6时之间亲自去他居住区的捕房将他的许可证呈验。”
原法租界警务处暨中央巡捕房
1918年5月3日工部局会议上,总董通报了英国总领事因为怀疑近来本地骚乱在某种程度上是由敌侨所挑起的,会议通过了更严密监视敌侨的决议:“将目前敌侨每周报到一次改为每周两次,分别在星期三和星期日向他们所在区的巡捕房报到,今后,若按正常情况将特别巡捕的组织机构建立起来之后,如果情况需要应要求敌侨每天报到。”
对一些不遵守规定的人,工部局通常先警告,进一步的措施是逮捕、拘留。有一名叫辛奈克尔的德侨,一直采取不理会的态度, 10月20日会审公堂做出了一份判决报告,要求他在24小时内向工部局登记。但辛奈克尔仍旧不执行该命令, 24日早上他便被拘留,工部局要求拘留至其愿意登记为止。无奈之下,他只得就范。
辛奈克尔为此解释说:“他这样做是根据他的医生的劝告,因为他的健康状况不允许他去虹口巡捕房。”之后辛奈克尔对每周报到制度又不予理睬。
到12月19日,工部局会议提出:“辛奈克尔先生再次不去报到,将指令督察长在会审公堂对他和其他违犯规定者提出诉讼。”辛奈克尔曾表示希望搬到闸北,并要求给他一张通行证,以便他能在工部局所属道路通行进入租界。但督察长坚决反对给他发放此类许可证。
一战结束了,德侨的痛苦一时却难以消除。在举行停战庆祝前,负责管理德国利益的荷兰总领事告诫全体德国侨民:在举行庆祝时留在偏僻之处,不得无故逾犯规定并严格禁止示威、骚乱等行为。
1919年,工部局雇用的所谓“敌侨”全部被弃用。在中国政府与工部局合作遣返“敌侨”时,工部局规定:敌侨每天汇报一次,而不是每周汇报一次。这样就能防止这些人规避遣返,逃离公共租界潜往中国其他地方;同时也便于捕房执行遣返任务。
敌国女性侨民发放许可证的条件也予以变更:从1919年2月24日起要求她们每星期报告3次。一直到12月份,由于战事早已结束,德侨已被允许到任何地方去,在护照方面不再受限制。在这种情况下,捕房在碰到拒绝登记的情况时很难采取行动,德侨的“登记制度”这才无声无息地被废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