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虎之伥——八国联军中的中国军团

作者：雪饵

来源：中国经营网

1900年夏季的北京出现了令历史尴尬的一幕：城内抵抗者有来自山东的义和团，而城外的进攻者则有同样来自山东的华勇营。就如对待义和团一样，对华勇营，中国与西方，历史与现实也有着迥然相异的看法和评价：卖国者、帝国主义的雇佣军、占领期间华人的保护力量、中国接受现代文明的先锋队……长期以来，他们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就如一道瘢痕，被视而不见，羞于提及。

1900年8月28日，北京沦陷第12天，早晨7时30分。盛夏的朝阳明晃晃地挂在天上，大清门内广场（今天安门广场的一部分）一片肃静。穿着笔挺制服的八国联军集结在此，等候检阅。

随着铿锵的军乐声响起，检阅开始，各国最高指挥官们来到各个方队前，各种语言的敬礼与回礼口令声此起彼伏，随后是分列式，各国军队正步前进，整齐的脚步踩在紫禁城的石砖上，砸出了沉闷的节奏。

大英帝国的士兵们列队而过，不同的肤色、不同的军服，却都一起被米字军旗引导着前进。其中，数百名黄皮肤、黑头发的华人士兵，格外引人注目，他们身材挺拔、个子高挑，精神抖擞。这就是帮助八国联军入侵、与自己同胞厮杀的“华勇营”——英国在山东威海组建的雇佣军，清一色的山东青年。

3天后（9月1日），英国人在上海最早创办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North China Daily News）,热情地赞美这支华人雇佣军，认为他们的卓越表现足以推翻人们对华人无能的偏见，“威海卫华勇营的历史证明了中国人所需要的只是（优秀的）领导人而已”。

《字林西报》拥有庞大的由西方在华政界、宗教界和商界的知名人士组成的撰稿人队伍，主要发行对像是外国在中国外交官员传教士和商人，是当时中国影响最大的英文报纸。它对华勇营的评价，已经上升到了对英国殖民政策及中国民族进行评价的层面，并视华勇营为英国殖民政策成功的典范例证。

那些来自山东的年轻人

华勇营，由英国人在威海卫创建。

据英国外交档案记载，英国强租威海卫作为海军的远东基地后，其陆防相当空虚。当时，遍布全球的殖民地分散了英国的陆军力量，而且，与荷兰后裔“布尔人”在南非争夺殖民地的战斗动用了大量军力，连澳大利亚等殖民地也专门征召军队前往南非。在这种情况下，英国政府决定把他们在印度的经验搬到中国，组建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

此举自然遭到了清政府的强烈反对。英国人辩称这是一支警察部队，维护治安而已，不用于租借地以外的军事行动，从而蒙混过关。有意思的是，多年后，当八国联军交还天津时，根据《辛丑条约》规定，不准中国在此驻军，袁世凯既要遵守条约，又不能放任津门只有外国驻军，应对之策就是将北洋一部改造成警察部队，钻了《辛丑条约》的空子，堂而皇之地进驻了天津，解决了国防与外交的两大难题。

1898年11月，从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后，英国陆军部就开始在威海卫正式组建华勇营。

英国人显然没料到军人在中国社会中的低下地位，这个古老国家历来就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何况穿洋衣、扛洋枪、出洋操、出洋相。《中国与八国联军》（China and the Allies，作者Arnold Landor, 纽约1901年版）一书，记录了组建这支雇佣军的艰难：直到1899年初都没有一人应征，到1899年3月才招募到了10名士兵。

德国人的遭遇也类似。1899年的9月和10月，德国人在其驻扎青岛的海军陆战队第三营内设立了“华勇连”，但200多个报名的人当中，可用的只有大约70人，历尽艰难才达到了120名步兵和20名骑兵的规模。而在德军中负责组建华勇连的冯·法尔肯海上尉，曾担任过清军顾问，并参与过威海卫英军华勇营的组建工作。

随后，英国人和德国人都发现，他们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这些农民士兵的散漫。据英军的资料，华勇营士兵的父母经常会来驻地把他们带回去，“这些士兵们似乎没有个人主见”，开小差、退伍现象很普遍。德国华勇连也一样，逃兵不断，而且扰民事件时有发生，德国人自己评价：“他们的行为更多的是起了伤害作用。”

比德国人明智的是，英国人随后又调整了策略，发动“高饷”攻势，将招募对象由单纯的农民转向了清军的退役官兵，成效显著。据《中国与八国联军》记载，这些退役军人比一般农民拥有更好的战斗素质、体能和纪律性，而且“没有家庭牵累，随时能为金钱卖命” ，这些穿上洋装的清军老兵不久就成为“最优秀的士兵”。

英国人的高军饷及带兵中的“廉洁”，在当时普遍实行低饷、并且 “喝兵血”贪污成风的中国，大大提高了军人的社会地位，“好男”亦可当兵。亦令中国有识者看到，新式军队首在制度创新，厚饷可起“养廉”作用，“饷薄则众各怀私，丛生弊窦；饷厚则人无纷念，悉力从公” （袁世凯《上督办军务处原禀》，《新建陆军兵略录存》，卷1）。后袁世凯编练新军，亦效仿洋军，不仅高薪，而且设法杜绝军官克扣，发饷一律绕开了各部队的主官，由粮饷局会同各营粮饷委员，出操时公开点名发放，后世皆以为这是袁的北洋军拥有强大战斗力的关键因素之一。

到1900年5月，英军终于建立了一支人数600多、年龄在23~25岁之间的华勇营。该部队编制齐全，设置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以及乐队、译员、卫生队。英军不惜投入，其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并配置精良装备，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这在当时的西方正规军中，亦未能成建制装备，可见英国对该支雇佣军期许之高。

此批用高饷精选出来的士兵，体格强健，平均身高5英尺7英寸、胸围35英寸，在当时华人中亦属高个。带兵英官评论他们“坚忍、耐心、聪明”，是“十分优秀的行军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远”。所有士兵签约3年，同意可被派往全球任何地方执行任务。士兵们每天训练达4~5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尤其600码射击成绩十分优秀。《中国与八国联军》一书感叹道：“考虑到这些士兵此前的素质，英国人能在短期内将他们训练成一支劲旅，的确是天才。”

威海卫英军华勇营得以比青岛德军华勇连留下众多史料，要得益于英军军官巴恩斯（Arthur Barnes）的有心，他在华勇营服役期间记录了大量日记，并在1902年出版了回忆录《服役华勇营——中国第一军团1900年3月~10月在华北地区的作战记录》（On Active Service with The Chinese Regiment: A Record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First Chinese Regiment in North China from March to October 1900）。在这本现已成为古珍本（old and scarce book）的回忆录扉页，巴恩斯留下的献辞是“永志不忘”（LEST WE FORGET），可见巴恩斯对华勇营的推崇与怀念。

“入侵”祖国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兵力上捉襟见肘的英国，只能从澳大利亚、印度、新加坡和香港抽调殖民军或雇佣军来华，参与八国联军入侵行动。此时，华勇营正式纳入英军建制，并换上了陆军军装，按照英国当时以组建地为部队命名的惯例，华勇营从此也被称为“第一中国军团”(the 1st Chinese Regiment)。

1900年6月22日，华勇营192名士兵和10名军官乘坐英舰“奥兰多”号，于凌晨5时抵达天津大沽口。此前一天，英舰“恐怖”号已将第一批香港皇家炮兵（炮手多为印度兵）和香港军团（由华勇和帕坦人Pathans组成）的382人送到。需要提及的是，在当时参加八国联军的英军中，华勇营、香港军团和新加坡军团中的华勇们构成了英军的重要力量。在英国陆军部情报处（Intelligence Department, War Office）编写的战史《1900-01年在华军事行动官方记录》（Official Account of the Military Operations in China 1900-1901,伦敦1903年版）中，充斥着这几支部队如何协同作战的记录。

6月24日中午，香港军团和威海华勇营各两个连共4个连，护送海军提供的12口径大炮及弹药增援联军。道路泥泞，华勇营基本承担了“苦力”工作，负责拖曳大炮, 并安放在僧格林沁40年前为抵挡英法联军而修建的濠墙（Mud Wall，即天津人说的墙子）上。

6月27日, 华勇营与俄军一道对清军驻守的东局子军火库(天津机器局东局)进行攻击。当12口径大炮引爆弹药库时, 天空出现了几百米高的蘑菇云。随后，德国租界的一些商铺发生火灾，华勇营两度受命灭火，数据没有明确记载其是否与德军的华勇连在此有遭遇。

7月初，华勇营和香港军团的主要任务是清剿渗透到租界附近的清军和义和团狙击手。在一次战斗中, 香港军团受到清军炮火的猛烈压制，二死三伤，在华勇营紧急增援后才得以脱身。

随后, 华勇营新驻地受到清军猛烈的针对性炮击，造成极大的恐慌。华勇营的布鲁斯少校（Major Bruch）带队携炮出击，但不敌清军炮火，布鲁斯少校头部和肝脏中弹，华勇营另有2死5伤，协同作战的英国水兵也有5人重伤。

7月9日，联军发起了一次大规模攻击，由1000名日军、950名英军、400名俄军和20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参加。是役, 直隶提督聂士成将军中弹身亡。华勇营的任务是护卫和协同香港炮兵，向西局军火库(海光寺军火库)发起炮击。

占领天津后, 华勇营奉命为北京远征军征集船只。他们的种族优势在此时得到充分发挥，沿着北河，居然收集了将近 100条大船和相应的船工。巴恩斯记述，华勇营对当地百姓礼敬有加，不少人愿意为这支英军而不是其他“洋鬼子”提供服务。

8月4日下午2时，联军向北京开进，华勇营抽调了100人护送香港和新加坡皇家炮兵部队。次日，华勇营和香港炮兵协同日军进行北塘战役，由于日军推进过于迅速, 英军的炮火不少都打在了日军队伍中。

如此一路攻击前进，到8月15日晨，华勇营到达北京前门。在自己的首都，华勇营进行的最后一场战斗是将大炮拖上城墙，协同美军攻击紫禁城。

攻占北京后，华勇营的任务主要是在英占区站岗放哨，又干回了警察部队的本行。当时八国联军中，不少国家出动的多是殖民地雇佣军，如法军实际是由越南雇佣军组成，因此，在局势基本稳定后，看各种肤色的洋兵便成为北京一景，只是大多数人不知道，最强大的英军士兵实际多是自己的同胞。

黄皮肤的占领军

紫禁城阅兵后，华勇营便根据联军的统一部署，分别进驻京畿的几处军事要地。在有“津门首驿”之称的重镇河西务（Ho-hsi-wu），华勇营英军军官巴恩斯负责统一指挥联军各部队，其中134名英军中，就有70人来自华勇营第四连，他们成为这个“京东第一镇”的主力部队。

值得一提的是，河西务一地比八国联军的其它驻地更早地进行了战后恢复，华勇营甚至在该镇运河畔的哨卡旁，恢复了一个农贸集市，允许当地人在此摆摊，销售鸡蛋、家禽、水果、蔬菜和杂货等。这个市场成为战后最先恢复之处，天气好的时候，摊位能有两大排，聚集500人以上进行交易。巴恩斯并不讳言，在战争的恐怖气氛下，中国人之所以敢于来此，就在于他们将这个由华勇营看守的地区当作“自己人”的地盘。

对于这个市场，华勇营视若禁脔，不容其他军队插手，全力维护着秩序。有几次，出来溜达的德国兵随意地从摊点上白拿梨子和葡萄，华勇营就出手干预，德国人只能乖乖地付钱埋单。

而酗酒的日本士兵也被华勇营“修理”过两次。第一次, 华勇营撕下他们的肩章, 扣留军帽，日军马上派了一名翻译来道歉。第二次，一名日军骑兵再次扰乱市场，在被华勇营撕下肩章、扣留军帽后，华勇营军官将日军派来索要军帽的翻译赶了出去，要求日军军官亲自前来道歉，日军军官只得亲自前来，道歉了事。

华勇营在河西务镇的表现，显然吸引了战乱后当地百姓的关注，另一个离此十多英里远的镇子，还专门派了个“庞大的代表团”，来请求将自己的镇子纳入华勇营的保护范围。

收割时节，华勇营得到指令，尽力劝说躲藏在外的河西务镇农民回家收割庄稼，以应对战后可能的饥荒，并答应保护当地人免受他们最害怕的俄军的侵害，但在华勇营控制范围之外，俄军照样杀戮无辜百姓，大大影响了“劝农”的效果。大量的高粱被迫烂在地里，巴恩斯只好自嘲说：好在这些没收割的高粱地能继续成为当地妇女躲避俄军的最好隐蔽所。

因为在天津战役中的表现，英国陆军部特别以天津城门为图案，为华勇营设计了军徽，镶嵌在帽子和衣领上；并在威海卫树立了一块刻有23名阵亡官兵姓名的纪念碑；1902年又挑选了12名官兵到英国参加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爱德华七世向华勇营官兵颁发了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平定义和团战争中的表现，这是英国历史上最早为中国人颁发的军事勋章。

英国本土的媒体纷纷对华勇营给予了好评。1900年12月4日出版的《每日快报》（The Daily Express）附和了《字林西报》的观点：“毫无疑问，只要树立了勇气的榜样，中国人就能成为优秀的军人。”

不仅是奋战在英国旗帜下的华勇营，即令被华勇营所镇压的、被西方普遍视为恶魔的义和团，也令西方人看到了中国人崭新的一面。当时的英国驻华公使馆牧师罗兰·亚伦（Roland Allen）在其《北京使馆被围记》（The Siege of the Peking Legation,伦敦1901年版）中，对义和团所表现出来的战斗热情大为感慨，他认为这种热情“在中日战争中闻所未闻，恐怕在太平天国起义以来也是见所未见，这再次证明，中国人为了自己的事业是能够打仗而且愿意打仗的，而在他们不信任的军官的率领下，为了他们不理解的事业，他们是不愿意打仗的。”

与英军威海卫华勇营相比，青岛德军海军陆战队第三营中的华勇连则因为时间短、“表现”不理想，没能留下更多的文字资料，尽管德国方面十分重视，当德国亲王海因里希访华时，还专门检阅了这支中国连队。参加远东特遣队的另一支华勇连，也似乎只在德国军史上留下了一个番号、博物馆的皮带扣以及军史爱好者在德语网络论坛中的专业小众话题。

同样在山东招募和训练雇佣军，英德两军成效反差巨大，德国人的无能成为英国人的嘲讽对象。1900年9月22日出版的《宽箭报》（The Broad Arrow），将英、德同在山东半岛组建的这两支雇佣军的反差巨大的表现做了对比后，认为保守、僵化、不够独立的德国人在民族性方面不如英国人，这证明了“英国教育体系”的胜利，并且否定了德国人比英国更注重责任的说法。1901年7月17日的《泰晤士报》则说，英军华勇营的成功证明英国人在训练殖民军方面的能力是独特的。

1900年底，德军青岛海军陆战队华勇连已经有一半人做了逃兵，只剩下56名步兵和12名骑兵，他们随后被改编为青岛的第一支警察队伍，连队番号被取消。至于在德国远东特遣队中的华勇连，军史中没有留下任何记录，消失在了茫茫史海中。

1902年，英日缔结同盟条约，英国得以将军事力量更集中于西方，加上不少议员对威海卫华勇营年耗巨资不满，在经过激烈辩论后，决定予以裁撤。华勇营的解散，并非如中国大陆一些历史研究者所言是由于逃兵严重，而是出于远东国际形势的变化和英国殖民战略的调整。

1906年6月，华勇营正式解散，部分士兵转往南非、香港当警察，部分士兵留在当地充任巡捕或加入中国军队。加入香港警队华勇营士兵，其警员号码均以英文字母D开始，被通称为“山东汉”。

随后，华勇营的历史也因为种种原因，在中国大陆销声匿迹了许久，虽然在遥远的英国，其军史上还详细地记录了他们的经历。至今，威海还存有当年华勇营的旧址，古老的欧式建筑在诉说着这段复杂的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