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喜不喜欢玩弄权术? 让我们解读一场潜藏的党争

来源: 从小爱历史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有政治的地方就有斗争。

中国历史上被党争折腾的朝代很多，唐代有牛李党争、宋代有新旧党争、明代有东林党与阉党之争、晚清则有帝党与后党之争……

深入每一个王朝的历史，我们几乎都能发现党争的影子。历朝历代的皇帝都厌恶党争，也都在内心深处凝视着党争。在权力的游戏中，党争就像是一枚嵌入棋盘的棋子，没有人能摆脱，只能小心驾驭。

党争并非只是王朝衰败的产物，即便在所谓“盛世”，尽管大家都在极力回避党争，然而坊间庙堂之上却总有人能捕捉到党争的踪迹。

譬如前阵子热播的清宫剧《延禧攻略》虽然在情节上颇多虚构，但剧中乾隆和重臣张廷玉之间的矛盾便被反复提及，张廷玉与鄂尔泰在宫廷中互相敌对，令乾隆对如何使用这两位“先帝遗臣”大伤脑筋。剧中的乾隆最后用“雷霆之势”清算了鄂张二人，鄂尔泰遭到贬斥，而张廷玉也受尽折辱。

不过这场让“乾小四”如此闹心的“党争”是否真的存在过？鄂张交恶的原因何在？这场党争背后又隐藏着哪些乾隆皇帝不可告人的“御下之术”呢？

1:关于鄂张党争的有无

鄂张党争这一历史事实的存在，主要依据是乾隆初年有若干关于臣工结党问题的上谕。特别是乾隆五年（1740年）四月甲戌因田文镜入祀贤良祠一事而宣布上谕，内中提及：

“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乃皇考简用之大臣，为朕所倚任，自当思所以保全之。伊等谅亦不敢存党援庇护之念。而无知之辈妄行揣摩，如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不独微末之员，即侍郎尚书中亦所不免。即如李卫身后无一人奏请入贤良祠者，惟孙嘉淦素与鄂尔泰、张廷玉不合，故能直摅己意，如此陈奏耳。”

这一上谕被收录进了《清实录》，成为人们认定“鄂张党争”存在的最重要的证据。不过就笔者所知，不少人都对这条上谕的内容产生过怀疑。而且这条上谕也确实有明显不严谨之处。特别是其中的论断句“满洲则思依附鄂尔泰，汉人则思依附张廷玉”，早有人指出汉人追随鄂尔泰的人很多，不能简化为满汉之争，“满洲”“汉人”两个词不是指趋附者的族群身份，只能是指趋附对象（即鄂张两人），但这么解释过于委曲，和清代上谕语意一般很明晰的常态不符。

这并不是说上谕是面壁虚构，只是想提示一种很麻烦的语境：同样作为经由文本还原出来的“历史”，“鄂张党争”与中国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典型朋党事件如牛李党争、北宋中后期党争以及明季党争等等不太一样。

典型的朋党事件，它的叙事来源是相对正式的史书（不一定是所谓“正史”，但总归是比较好的史书），往往这些史书里还会有论断性较强的总括句，争议性也小得多——比如一般不会有人怀疑东林党、阉党有没有发生过争斗。一些文献甚至能够给“党争”划出一个明确的界限，例如宋代有元祐党人碑，读史者不需要知道这块碑上有哪些人，仅需知道存在这么一块碑，就等于知道当时有一些确定的人（至少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个“党”。

但“鄂张党争”的叙事结构就并非这样毫无争议。它的“总括句”是不严谨的，它的过程、要素是历史学者按照一些客观事实（例如官员履历等）“倒放电影”归纳出来的，它的参与者是面目不清的。这个语境对我们的描述有很大影响，下面大家应该可以感觉得到，几乎所有关于“鄂张党争”的史实都是碎片式的，而且基本都可以“去组织化”成为分散的、没有因果联系的事件。——这种语境，每一个清代政治史研究者一定都会经常遇到，我们今天在谈论当代中国政治时，也不免会面临这种困境。

我们可以把这些基础性的争议放一放，暂且认定鄂张党争真的存在，“党争”一词也采取比较朴素和宽泛的看法，而不要去套用晚唐、北宋和明季的那些定义，徒增混乱。

2:鄂尔泰与鄂党

我们先简单介绍一下故事的两位主角：鄂尔泰和张廷玉。

先说鄂尔泰。此人乃镶蓝旗满洲人，康熙后期担任内务府员外郎，一般猜测因此而与胤禛（后来的雍正帝）结交。雍正前期鄂尔泰一路高升，雍正三年（1725年）擢广西巡抚，直到雍正十年（1732年）一直在西南边疆主持改土归流、征剿有叛迹的少数民族等军务。雍正帝对鄂尔泰非常信任，认为他是外省督抚的表率，朱批奏折里留下了不少君臣对治体的讨论。

雍正十年，以征讨准部，调鄂尔泰前往西北，负责粮饷。雍正十三年（1735年），西南苗疆爆发大规模起义，此事与鄂尔泰主持改土归流时处置失当大有关系，不过雍正帝并未为难他，仅削其爵位。雍正帝去世时受顾命之任，此后长年在京担任总理事务大臣/军机大臣等职务。乾隆十年（1745年）去世。

鄂乃一好名之人，追求虚誉，喜欢交接名士。所谓“鄂党”主要由一些内务府旗人官员（盖因鄂由内务府郎中起家），以及雍正后期到乾隆前期考中进士的汉人科举精英组成。知名人物如史贻直、尹继善、张广泗、仲永檀、胡中藻等。

3:张廷玉与张党

张廷玉，是康熙时期得到信用的文臣张英的儿子，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进士，馆选翰林，康熙后期官至刑部侍郎。雍正帝即位后，以张廷玉乃“张师傅”之子而稍加信任。随后，张廷玉表现出了一个辅臣的过人才能：谨慎，强记，撰写谕旨能准确表达皇帝意旨，而且不泄密。这一点令张廷玉在雍正朝的中枢决策事务中地位迅速提高，成为皇帝最为倚重的“秘书”。他也是雍正帝去世时的顾命之臣之一。乾隆帝即位后，张廷玉继续在中枢发挥作用，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年）乞休归里。乾隆帝对这位老臣起先加以优礼，未久因是否允许张陪祀太庙一事爆发冲突，屡诏切责。乾隆二十年（1755年）去世。

由于张廷玉留下的自撰史料极少，“张党”的面貌也要模糊得多。知名人物有汪由敦、张照、吴士功三人，但此外还有什么人就不好说了。张廷玉是桐城人，史家一般认为桐城文人是张党的“基本盘”，例如昭梿《啸亭杂录》称有人议论张廷玉“袒庇同乡，诛锄异己”。同一时期桐城张氏得中科举的人也确实很多，以致乾隆六年（1741年）左都御史刘统勋曾奏请将桐城张、姚两氏官员未来三年以内一律停止升迁。不过并无桐城人直接参与党争的记载。

我曾经搜集过关于哪些官员是张党的情况，结果弄得一头雾水。粗略而言，大部分有接受张廷玉庇护记载的人物都是贡生之类功名较低的人，由此猜测“张党”无论文坛名声还是社会地位都比鄂党要低很多，参与者的动机更偏向个人利益。清季旗籍文人杨锺羲在《雪桥诗话》里曾称“鄂党多君子”，应属事实。

4:“鄂张党争”的经过

“鄂张党争”主要发生在乾隆初期，鄂尔泰、张廷玉同为总理事务大臣/军机大臣时。粗略而言可以有以下论断：

在官僚体制之中，鄂党影响力较大。鄂尔泰门生众多，鄂党官员亦多显宦。任职中央者，如史贻直为工部尚书等。任职地方者，如尹继善为两江总督，张广泗为湖广总督等。均位高权重。

在宫廷政治之中，张党影响力较大——张廷玉承旨，汪由敦、张照都颇得乾隆帝宠信。

关于党争的事迹，清人笔记一般会举出的主要就是鄂张两人个人关系不和，例如昭梿《啸亭杂录》记载的一则段子：

“（张廷玉）与鄂文端公同事十余年，往往竟日不交一语。鄂公有所过失，公必以微语讥讽，使鄂公无以自容。暑日鄂公尝脱帽乘凉，其堂宇湫隘，鄂公环视曰：‘此帽置于何所？’公徐笑曰：‘此顶还是在自家头上为妙。’鄂神色不怡者数日。”

但具体这两人在政治上短兵相接的事件，今人其实找不到多少。比较著名的争斗主要有两起。其一是乾隆初年的西南军务案，其二是仲永檀案。

1）西南苗民起义及其善后

鄂尔泰在西南地区“改土归流”时，曾命张广泗等将古州、台拱等处土司（其地约在今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附近）强行改为流官，并驻军镇压当地苗人，称为“新疆”。当时认为这是鄂尔泰的一大功绩。然而驻军在当地滥杀无辜，驱使熟苗运粮，地方矛盾十分尖锐。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二月，贵州省古州镇苗人因清廷派往“谕赏”的钦差大臣吕耀曾，及随同的巡抚元展成等大员滥用夫役，不堪骚扰，群起反抗，酿成蔓延七府的苗民大起义。贵州提督哈元生率兵进剿，对当地苗人凌虐更甚于前，苗人益为仇恨，哈元生无功。

同年五月，雍正帝准许刑部尚书张照（张党成员）的请求，派张照前往苗疆绥抚苗人。张照抵达贵州，写信要求哈元生参劾鄂尔泰。七月，皇帝下令将鄂尔泰的爵位削去，又将元展成革职。看起来鄂党吃瘪了。

但张照也不能解决苗人起义的问题。张提出分兵分守之策，实际上是放弃“新疆”，退回原界，将征剿作战区域分为上下游，上游由哈元生负责，用滇黔兵，下游由董芳负责，用楚粤兵。由于张照系一词臣，全无统兵经验，诸将互相推诿责任，防区划分久不能决，军务毫无进展。八月，雍正帝去世，乾隆帝继位，不数日即命张照回京，派久经沙场的张广泗专任军务。当年年底，张广泗大举进攻起义军，苗民战败，至次年（1736年）初起义被镇压。至此，张照借处理苗民起义事务掀起政潮的阴谋并未实现。

张广泗奏报大捷之时，顺带参劾张照。皇帝在奏折朱批中称张照“乖张错谬”，旋将张照革职拿问，称其“到黔以来，挟诈怀私，扰乱军务，罪过多端”，拟斩，后加恩释放，乾隆二年（1737年）复起为内阁学士。——张照以书法得宠，皇帝不会以普通官员来对待他。

2）仲永檀案

乾隆五年（1740年）爆发工部石匠俞君弼遗产争夺案，次年（1741年）监察御史仲永檀（鄂尔泰的“得意门生”）参劾步军统领（即俗称的九门提督）鄂善在该案中收受贿赂。皇帝在审讯后认定鄂善确系受贿，将鄂善处死，并将仲永檀树立为谏臣敢言的模范，超擢为左佥都御史。仲永檀同时还参劾张廷玉在该案中行为失体，不过未得证实，乾隆帝也未予追究。

仲永檀得蒙超擢，遂进一步对张党发动攻击，以张照在主持乐部事务时曾“以九卿之尊亲操戏鼓”为由加以参劾，但未能成功。乾隆七年（1742年）冬，皇帝突然以漏泄机密为由，将仲永檀与鄂容安（鄂尔泰之子）一起革职审讯。推测应是张照进谗言的结果。

在审讯时，仲永檀拒不承认自己的活动是受鄂尔泰指使，但审讯者对鄂尔泰和仲永檀的关系颇为了解，仲永檀的辩解已属困兽犹斗。皇帝一度想用刑，但最终还是点到为止，将鄂容安释放，并未追究鄂尔泰。仲永檀旋死于内务府慎刑司监狱中（张照时任刑部尚书，故而不能关押在刑部），时论以为系张照鸩杀。张照未久亦死，或以为系仲永檀鬼魂作祟。此案以两败俱伤告终。

上述两案，西南苗疆善后一事尚有一些政策争论——张党的张照到贵州后实际上有放弃“新疆”的打算，而鄂党的张广泗则力主对苗人采取进攻策略。不过两党的斗争，无论张照要求哈元生参劾鄂尔泰，还是张广泗参劾张照，更多的还是人事斗争。

而仲永檀案则基本是单纯的人事斗争，不涉及政策问题。

仲永檀死后两年多，鄂尔泰去世，应该说鄂张党争事实上至此已经告终。后来乾隆十三年（1748年）张广泗以金川之役无功而被处死，乾隆十四年以后张廷玉以陪祀太庙一事被严谴，乾隆二十年（1755年）鄂尔泰门生胡中藻、鄂尔泰族人鄂昌以文字狱之故被处死，这些都是两党成员的后续下场，不属党争的一部分。

5:乾隆的态度

乾隆帝是“不喜朋党”的，屡降谕旨申斥，认为枢臣交结台谏扇动政潮，此乃明季灭亡之鉴。但与此同时，乾隆帝即位之初，治国理政又不能摆脱先皇留给他的两位重臣。

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在《君主与大臣》一书（该书精装中译本已于中国人民大学2018年出版）中就乾隆初年的内廷机构——总理事务处进行过考察，鄂尔泰、张廷玉两人在内廷决策中的地位是无法撼动的。

不过皇帝也并不是只有这两人可以信用。事实上，乾隆帝即位之初，他身边就另有一些资历不如鄂、张的满人亲信。例如总理事务处中虽然以允禄、允礼、鄂、张为首，但皇帝亲信的领侍卫内大臣讷亲、额驸班第、总管内务府大臣海望等人则列为“协办事务”（白彬菊书中称之为“第二梯队”），王、大臣并不能垄断皇帝的耳目。汉人之中，左都御史孙嘉淦久有骨鲠之名，与鄂、张都不和，皇帝对他很信任，成为牵制两党的重要力量。

赖惠敏考察鄂张党争时，认为乾隆帝的主要态度是利用张党打击鄂党。笔者前面对两党势力分布的分析，基本可以印证这个结论——乾隆帝性好玩弄权术，而用个人的“恩泽”来联络近臣如张照，然后用近臣来牵制外朝如鄂党的高官，这是很常见的权术手段。故而当鄂尔泰去世，张廷玉及其伙伴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6:“鄂张党争”的遗产

如果要说“鄂张党争”留下了什么遗产，这倒是很难讲的。不过从前面的分析之中可以看到，鄂张党争主要是人事斗争。其间当然也有一些明显与社会身份相关联的文化气质（ethos）上的分歧，例如鄂党中的科举精英以君子自命，与出身或言行入不了“名士”们“品题”的张党成员显然是不同的。但这种分野究竟影响有多大，还要进一步考察。

由于缺乏“总括句”来概括这种差别，仅就目前大家所知的情况，鄂、张两党成员的差异性，肯定不像牛李党争那样关乎“阶级”的议题，也不像元祐党人、东林党那样明晰。这种模糊性的一个结果就是，当鄂、张两人沉沦以后，两党作为整体（如果真有整体的话）也就很难说仍有什么留存度了。

但“鄂张党争”作为客观事件，的确留下了一点制度性的阴影，那就是乾隆朝内廷牵制外朝的能力。在用张党打击鄂党的过程中，乾隆帝养成了好施小术的习惯，对近臣得宠者往往在政治上予以纵容。这固然是一个用人的问题（昭梿所谓“所引用者，急功近名之士；其迂缓愚诞，皆置诸闲曹冷局，终身不迁其官”即是此意），但又不仅是用人的问题。

回顾之前的历史，康熙帝亦好施私恩，但对大臣甚为宽容，近臣尚不能“予取予夺”；雍正帝御下刻薄，但一方面以公正宣示臣下，另一方面又勤于政事，近臣难以窥伺。而乾隆帝则不然，一方面希望近臣能替他处理琐事，不愿“事必躬亲”，另一方面又喜欢玩弄权术，不时对臣下展示自己“明辨是非”的威权，以为震慑。

这种局面造成了一种权力结构上的不稳定性，皇帝身边官员工于揣摩、善于逢迎，得蒙上知者，往往能因此获得“翻云覆雨”的权力。张廷玉之后有汪由敦，汪由敦之后有于敏中，讷亲之后有傅恒及其诸子，终启和珅专权之门。

参考文献：

1. 史松、郭成康等编：《清史编年》（第四、五卷）；

2. 白彬菊（Beatrice Bartlett）：《君主与大臣：清中期的军机处（1723-1820）》，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7年；

3。 赖惠敏：《论乾隆朝初期之满党与汉党》，《近世家族與政治比較歷史論文集》，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1992: 723–743；

4. 徐凯：《论雍乾枢要之臣张廷玉》，《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

5. 刘文鹏：《清代科道“风闻奏事”权力的弱化及其政治影响》，《中州学刊》2011年第4期；

6. 张一弛：《京官社交网络与盛清政治——以乾隆初年许王猷、仲永檀系列事件为例》，《史学月刊》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