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如何打击结党、小圈子，总揽皇权

很明显，皇帝担忧宗室朋党死灰复燃，下旨意在遏止。

虽然乾隆帝在即位之初，一改乃父苛待宗室之风，释放在押亲王，恢复爵位，但对待任何威胁其皇位的宗室，毫不手软。康熙朝废太子胤礽之子弘皙的下场就是个例子。

此事已经过去十四年之久，但乾隆帝的不安全感，似乎并没有随着前朝宗室严打而消失。

乾隆帝抑制诸王与朝臣往来，不过是延续雍正帝的旧政策。

谕旨中提到的雍正帝“降旨训谕，深戒党援”，应特指乃父撰写的《朋党论》。雍正帝上位后干掉八爷党，对诸王朋党深为痛恨，《朋党论》将结党视为“逆天悖义”，可“陷于诛绝之罪”。

经过雍正帝十三年的整顿，乾隆帝登基时，宗室作为足够威胁皇权的政治势力，已经七零八落，皇帝有足够自信来宽待宗室，诸如恢复八爷党子孙的爵位，容忍一些宗室人员的小过失等等，均博得了仁慈美名。据《啸亭杂录》记载，雍正第五子、乾隆帝生母的养子弘昼，喜好丧仪，爱吃祭品，还嚣张跋扈（曾因与大学士讷亲不和，当皇帝面打他），对这位王爷，皇帝十分宽容，即便弘昼当着文武百官的面顶撞他，皇帝亦能够“哈哈”以对，不予追究。

乾隆初的朋党，即是围绕在大学士鄂尔泰和张廷玉周围的满洲党与汉人党，二人是雍正帝亲自提拔上来的重臣，并受遗命辅政。雍正帝去世后，二人水火不容，争风吃醋，鄂若同之，张必反之，相互倾轧。乾隆帝刚刚上位时，没敢乱动，但意在灭之。乾隆十年，随着鄂尔泰去世，以及鄂党在前线战事的失利，皇帝打压了不少靠军功起家的鄂党，而张党又知所进退，刻意低调，两党之争逐渐式微，乾隆帝亦提拔了自己人如傅恒、阿桂上位。

然而两党的余温尚存，乾隆十八年的这道谕旨，有意提及雍正帝“整饬风俗、防弊遏邪”打击朋党的苦心，似在警告那些与诸王来往的朝臣，不要逼他像乃父那样行事。

努尔哈赤在晚年时，将八旗旗主分配给自己亲近的子侄统领，虽有利于团结，但也威胁倒后继者的皇权。经皇太极与顺治帝两代人努力，八旗制度逐渐形成皇帝自将上三旗（先是镶黄旗、正黄旗、正蓝旗，多尔衮倒台后，变成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其他王公分掌下五旗的格局。旗人作为最小的人身单位，各依其主。

康熙帝把下五旗当做分封皇帝兄弟、子孙的场所，一旗往往有数名王公，与原旗主共治，原有旗主权力被拆散。后来，皇帝再削减旗主王公府属的官员，把所领有的旗人单位——佐领及其领有的旗丁统一划归到各旗都统管理，而都统直接受命于皇帝。自此，皇帝大权在握，旗主与旗务无缘。

然而，旗人与王公旗主的这层表面上的隶属关系是难以摆脱的，甚至是某些旗人不愿意摆脱的，所以雍正帝并不禁止私人往来，“犹许岁时庆吊，趋谒如制，”在日常节日等人情往来场合，低阶旗人利用王公、宗室终身有用的特权，进行请托、说情，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乾隆帝谕旨中称“旗员素隶各王门下者……其非本门及汉大臣，则全无交涉”，反推可知本门及满大臣与旗主的交涉情形。这项旧制度安排，若无皇权的强力压制，口子会越来越大，朋党之祸、认养私人的情形定会再起，这在晚清变得常见。

对于这些交涉细节，饱读史书的乾隆帝不可谓不熟悉，即离皇帝最近的雍正朝，就有科甲朋党，更别说被当成朋党祸国反面例子反复训谕的前明了。事实上，皇帝发布这道谕旨之前，就已有了打击朋党的现实经验。

如前所述，鄂尔泰与张廷玉依靠前朝的经营，在朝中形成依附于己的两大势力：满党与汉党。乾隆帝执政之初并未妄动，直到乾隆六年，找到了机会——先拿鄂尔泰党开刀。

这便是仲永檀案。仲永檀是乾隆元年的进士，以鄂尔泰门生自居，乾隆六年，时任翰林院检讨仲永檀密奏，礼部侍郎吴家驹收受劣迹（行贿）官员、已故工部凿匠俞君弼馈银100两，还侵吞公款2000两，而张廷玉等人还差人给故去的俞君弼送帖。仲永檀暗示张廷玉、吴家驹与劣迹官员俞君弼有某种联系。

鄂容安是鄂尔泰的长子，皇帝自然不能遽然动摇这名满洲权贵的根基，便将其从轻发落，而仲永檀则下狱，遭另一名政敌刑部尚书张照在狱中设计毒死，而张照又曾与鄂党首领鄂尔泰有过节。仲永檀以生命的代价，全盘接受了二人的恩怨，死得很冤。

不过乾隆帝并没有放弃追击鄂党的意思，乾隆十年鄂尔泰死后，皇帝以贻误军机杀大将张广泗，鄂党大震。而张党毫发无伤，但并未扩张势力。一方面，张党本身低调，多加约束，皇帝不满之处仅限于张廷玉本人的礼节有亏，一方面，雍正帝许诺给予张廷玉附祀太庙（汉臣仅有），皇帝不好擅加贬斥，更重要的是，张党虽众，多是文吏，没法威胁到皇权，而鄂党多是军功起家，鄂尔泰本人又在雍正帝死后，对乾隆帝甚为轻蔑，常常自比诸葛亮，功高震主，这与当年雍正帝杀年羹尧的背景十分相似。

到乾隆十八年发这道谕旨时，张廷玉并未故去，鄂尔泰党势力仍在，在此前后，虽然并没有发生足以威胁皇权的大臣与王公结党事件，但对于热衷独揽大权的乾隆帝来说，二者之间的一切走动，哪怕是正常的诗酒唱和，都是可疑的，都是不安全感的来源。何况，前朝旧臣仍在，自己有意提拔的人羽翼未丰，皇帝发此谕旨，借看起来并不相干的朝臣结交王公之事，似更有敲打张、鄂两党的意味。

待两年后，鄂尔泰门生内阁大学士胡中藻陷于“文字狱”，他在数年前任广西学政时写下的诗文被人翻了出来，发现其中一句“一把心肠论浊清”，“浊清”二字有意讽刺本朝，是为大逆。这件罪责可轻可重的大案，皇帝选择从重，胡被斩首，又再借机牵连鄂尔泰家族，鄂党几乎被连根拔起。历经二十年，皇帝踩在“满党”之上，最终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