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天命的自觉

（摘自《中外书摘》《雍正帝——中国的独裁君主》 文／【日】宫崎市定 译/ 孙晓莹）

01

继承大统的胜利者

明万历年间（公元1616年）崛起于东北一隅的清朝在太祖一代平定整个东北地区，与人口不啻百倍的明朝相抗衡，战事一直延续到其后的太宗时代，到第三代皇帝顺治帝时，清朝便挺进北京，平定全中国，这的的确确是中国历史上的奇迹。满族人自己也一定为这意想不到的成功吃了一惊。在传统的满族思想中，这是在满族的守护神“天帝”的护佑下实现的。清朝进入北京后便将业已焚毁的明朝宫殿基本依照原样重建，惟一的区别是在位于内廷的坤宁宫深处的院子前，设有祭天的竿子，这被称做“神杆”。另外，在皇城的东南角建有称为“堂子”的建筑物，这是满洲式祭天最神圣的灵地，在此行祭礼是清朝天子的特权。

在中国人民看来，明清易代是天命所归。到那时为止，承受上天之命统治中国的明王朝已堕落不堪，天命抛弃明朝转而让清朝统治中国人民。满族人进入关内，随着汉化程度不断加深，普遍接受了天命思想。毋庸多言，雍正帝也是其中之一，他对天命深信不疑。满洲的“天帝”和汉人的“天”毕竟是同一个“天”，在恩惠满族人的同时也必须惠泽汉人。

康熙帝从三十五位皇子之中唯独选出雍正帝继承大统，这自然也只能被解释为天命使然。在众皇子围绕储君之位进行的激烈争斗中，大概谁都没有预想到最后的胜利者会是雍正帝吧！是降于清朝的天命在众皇子中选择了雍正帝。

雍正帝担此大任而践天子之位是在其四十五岁之时。若是可以相信雍正帝所说的话，那么他此前曾极力避免接触现实政治。这也是避免深陷于兄弟互相争斗的漩涡而必要的自保之术。他自己说：

“朕向在藩邸，谨守节度，实未留心吏治，亦并未结交一人。是以践阼之后，”“臣工皆所未识，政务皆所未经。”完全不知所措。

但此言必须打个折扣再听。雍正帝表面上没有参与兄弟间的内讧，但并不是完全对此采取超然世外的态度，只是站在第三者的立场上从容不迫地冷眼旁观事态变化罢了。与此同时，他并不怠于深入观察人情世故。不受拘束地生活于藩邸的非嫡长子身份，让他也有闲心对父亲康熙帝的施政方针进行冷静的评判。后来皇帝在给大臣的一封书信的一节中，有一句抱怨颇值得玩味：

朕是在藩邸阅历世情四十五年，备尝世间辛苦才成为天子的四阿哥。朕非生长深宫之主，若怀轻朕之心，恐将来噬脐莫及。

这恐怕是雍正帝的肺腑之言吧！

02

帝位的艰辛

从位于官僚群体金字塔顶点的天子宝座的视角，无法轻易发现政治寡头的存在。但从横向的第三者视角观察，这些都清清楚楚。雍正帝到四十五岁为止的藩邸生活，让他仔细看清了政界的恶习：

试思当今皇帝即昔日饱尝人世间酸甜苦辣之四阿哥也。这句话一方面让人觉得雍正帝自信满满，另一方面又让人体会到其心情之沉重。

即位的第二年，也就是雍正元年的一月一日，皇帝发上谕，训诫上自一品的总督下至正七品的知县等地方官，告知他们各自的为官要务。继对地方官的训诫之后，雍正二年七月，皇帝又颁布《御制朋党论》的敕文，文锋直指这一点。宋代著名的文学家、政治家欧阳修作《朋党论》，在文中大致有如下论述：不应责备官吏之为朋党者，因为正人君子方能始终如一地团结一致，奸邪小人因利害而动，故其朋党易破。雍正帝对其大加贬斥，称它为欧阳修的邪说，因而自己另制《朋党论》一篇。雍正帝认为：君子之必无朋党。奸邪小人掩己之非，欲以大力树朋党，歪曲天下之公判，此乃干犯君主大权。

两年后，雍正帝再次颁下敕谕，其中有这样的内容：昔者天下治道无二。唯命下之时，熟虑是否“秉公持正，适中合理，至于旁意忌嫌亦奚暇瞻顾计虑耶。”天下人无数，所思皆异，岂能缄其口焉。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雍正帝似乎非常蔑视舆论，在雍正帝看来，当时所谓的舆论未必是公正的万民的舆论，而是被严重歪曲的舆论，因此不可取信。最终，他的态度可以归结为著名的《论语》中的语句：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万事皆在君主心中。“别废话，把一切都交托给朕！”这便是独裁君主最贴切的心声。

但是，君主以一己之力背负天下的全部责任，凭良心说，真是太辛苦了。不过话说回来，在四十五岁这样年富力强的年龄继承大统的雍正帝对此甚为自信，加之他还相信自己是天命所在。他自始至终都十分积极进取： “士俗官常自宋元以来其流弊不可问矣。朕欲竭力挽此千百年之颓风。”雍正帝充满自信地谈着他的抱负。

但这项工作确实相当困难。因为这意味着改革当前的官僚组织，树立全新的官僚体系。而且，与在别处新建房屋再毁坏旧屋不同，他的工作更像是将旧房子中被虫蛀的柱子一根根取下来更换为新的，将其改造成全新的建筑一般。革命容易而改革实难正在于此。

03

密谈与奏折

为了达到目的，首先必须辨别官员的人品。到底是不是能够凭良心为官施政的人呢？到底是不是有能力按照自己所说的去施行的人呢？虽然麻烦，也必须一个人一个人地去检验。独裁政治的好坏由君主手中所握棋子的优劣来决定。尤其是在舆论已经不可信的时候，必须借助特殊的办法。这个时候皇帝最终还是使出了自古以来独裁君主常用的手段——密探政治。

关于密探政治有这样一个故事。某个地方官到地方赴任之时，从北京雇用了一个仆人随行。这个仆人忠诚地侍奉主人，令主人十分满意。三年任期结束，作为地方官的主人收拾行李准备回京，这个仆人却突然提出要请假。分别之时，他留下意味深长的一句话后便走了：老爷您真是诚心竭力、尽忠职守啊，回京之后天子定会奖赏您。地方官回京拜谒天子，雍正帝果真特意对他说了嘉奖的话。退出宫门的时候，他不经意看到，在那里待命的侍卫长竟然就是之前还在自己身边当仆人的那个人！

除此之外，还有这样一个故事。五六个朝廷大臣聚在一起熬夜打麻将赌钱，最后在收拾麻将牌的时候，发现一张牌不知去向，无论怎样找都找不到，只好就这样散场。第二天其中一个人觐见的时候，雍正帝问道：夜间何以为欢？这位大臣感到相当为难。赌博本被法律明文禁止，更何况雍正帝特别厌烦此事。但是，有什么办法呢？

“臣实在无颜见陛下，在打麻将。”

“没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发生吗？”

“丢失了一张麻将牌，无论怎样找也没有找到。”

于是，雍正帝显出一副心满意足的样子，从袖中拿出一张牌扔了下去：丢的就是这张吧？因为一五一十地招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这位大臣最终免于处罚，但他引以为戒，从那之后再也没有碰过麻将。

传说还有这样一个故事。雍正帝的密探深夜在政府机关巡视，检查守夜人是否确实去上夜班了。某天早上，相当于日本司法省的刑部的大臣进宫谒见，皇帝问了一个奇怪的问题。

“刑部的匾额在何处？”

“悬挂于衙门之上。”

“胡说！”雍正帝大喝道。大臣顺着皇帝所指的方向一看，刑部的匾额正躺在宫殿的角落。因为在两三天之前的半夜，刑部衙门的守夜人沉沉睡去，皇帝的密探把刑部的匾额摘下拿进宫来，而这位大臣直到前一刻还没有发现。被皇帝收缴上来的匾额没那么轻易还给刑部，刑部从那以后一直都没有挂匾额了。

这些故事被当做逸闻趣事流传下来，但是雍正帝的本领并不用在这些无聊的地方。皇帝最想知道的是人民的生活状况、治安状况、经济状况等。为了解这些状况，皇帝命令地方官每年时时向他报告各种情况。冬天则报告积雪量；春、夏则报告降雨量、麦和蚕的收成状况，以及有无干旱洪水；秋天则报告米谷的产量、米价的高低等。报告制度在康熙帝晚年已经开始施行，而雍正帝命令大小官吏分别报告，互相对照，确认其中确无虚报才放心。

大多数君主认为只需做出最终决定便完成了独裁君主的任务，可以安然享乐了。但雍正帝是不满足于吃现成饭的独裁君主，他另辟蹊径，想出了新方法。雍正帝扩充了前代创制的奏折制度，允许更广范围的官吏呈递奏折，以此获取地方情报，除此之外，也顺便通过报告的方式方法观察上奏官吏的人才人品。

文官中的知府和武官中相当于师团长一级的总兵，在赴任之前必会被召到宫中谒见皇帝。那时雍正帝会对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训诫。他们到任之后应当立即向皇帝呈递作为亲启信件的奏折，重复一遍谒见之际训谕的内容。若是所书内容有误，雍正帝会用朱笔一一订正，提醒他真正的敕谕是如此这般。若是有特别的命令，则在信札的余白处用朱笔书写，之后将信函再返还给寄信人。这是最初的考试。收到这样的朱笔宸翰即“朱批谕旨”的当事人，既不能将其留在自己的身边，也不能将之示于他人，必须即刻送还到天子身边。同时，从这次开始必须提出政见或是施政情况的报告。除此之外，雍正帝还在批注中写道，无论有何等见闻，都需原原本本、毫无隐瞒地报告。

从地方汇集于此的报告，只有雍正帝一人开封阅读，即使对朝廷大臣也绝对保密。若是有需要公开处理的重大问题，雍正帝也是将寄信人的姓名部分裁剪掉后再让大臣们看，并听取其意见。同样，收到皇帝回信的人也绝不能将内容泄露给他人。因为若是不能保守秘密，地方官惧怕遭到报复，肯定谁也不敢说上级官员或大臣的坏话，天子肯定也不能再将秘密的事情托付于臣子。提供情报是地方官在本职工作之外的重要任务，若是怠惰也会被催促。当然若是将应当报告之事隐瞒不报，必定会被狠狠地教训一顿。

这项不是工作的任务，话说回来只不过是雍正帝与地方官个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而已，因此，地方官在亲启信中无论写了如何糟糕的事情都不会受到处罚。

即使不会受到处罚，也会被雍正帝当成笨蛋，或者免不了被他痛骂一顿。皇帝骂人的话极其辛辣狠毒，很多直刺人心，“下愚不移，无可救药，尔之谓也。”“即禽兽不如之谓也！”“可谓良心丧尽，无耻之小人也！”“如此负恩悖理，老奸巨猾，败坏国家法纪之人！”……

皇帝的恶骂滚滚而来，无穷无尽。天子居然知道如此花样繁多的骂人话，语汇丰富到令人瞠目结舌。从天子的责任而言，雍正帝在说这些话之前，必须把握确凿无疑的证据。我们不得不为古时候获得情报的迅捷而惊叹不已。责骂虽然如此严厉，但归根到底也是私人层面的。雍正帝以此来要求地方官反省。官员若是迅速洗心革面或建功立勋的话，他便立刻转怒为喜。遭受责骂则还有一线希望，但若最终被认为不可救药，官员就会通过正式的命令被免职。

04

励精恪勤的天子

从前称天子日理万机，即每天有一万件事情要处理。其实，若是想要认真处理每一件政事，天子无疑会忙得不可开交。雍正帝丝毫不敷衍了事，每件事都不马虎草率，将全部精力投入到政事之中，这种专注认真着实令我们敬服。像他这样有良知的帝王，恐怕在中国历史上无人能与之相提并论，在其他国家的历史上大概也无与伦比吧！

早上四点以前起床，这不限于雍正帝，大体中国人都习惯于早起。雍正帝每天早晨一定会读记录先帝历史的实录以及作为诏敕集的宝训各一卷。宫门四点开启，六点是一般官吏上班的时间，大臣则必须进宫参见。于是天子在用过早膳后，于七点会见这些大臣，与之共同商议政事。若有特别请求谒见的人，天子则继续接见，接见经常会延至午后。若是时间宽裕，雍正帝便召入学者，让他们讲解经书或历史。一般人早上起得早，晚上也习惯于早早休息，晚上七八点就是就寝的时间了。但是勤勉的雍正帝大多数时候利用晚上的时间，批阅地方官吏派人送来的作为亲启信函的奏折，书写回复的谕旨，忙得不可开交。他每日至少批阅二三十份，多的话则需要看五六十份。

如果地方官的奏折中对地方政事有关键性的意见，即使是几千字长的奏折，雍正帝也不辞劳苦地阅读；若是有官吏提出不疼不痒、纸上谈兵的空论来敷衍塞责，雍正帝的暴脾气会立即发作。

实际上，雍正帝丝毫没有空闲。康熙帝厌倦政事时，便去欣赏江南的风景，几次顺着运河巡幸苏州、杭州。乾隆帝也效仿其祖。但是雍正帝只是偶尔去位于北京近郊西山的别墅，一步都没有踏出过北京。因公务缠身，若是一日怠惰，一日的工作就积攒下来，日后必更加劳苦。天子自己如此，因此也不让地方官做无益的旅行。无论何时，想要到北京谒见天子的请求肯定会被一口回绝。调任的官吏同样也会接到不必绕道来京，赶紧直接到新的任职地赴任的命令。

雍正帝统治的十三年中，在励精恪勤的皇帝的示范倡导下，各方面政务都稳步取得进展，政绩斐然。虽然有的官吏感到被如此天子驱使，不堪重负；但与此同时，也有官吏认为正是被如此进取的天子所用，才找到了工作的价值。

天下之财为万民之物。为天子一人之奢欲而花费实属浪费。

雍正帝没有为自己增建一座宫殿。地方官奉上贺表时若用绫绢，他也会说为何如此不知节约，让其以后不再使用绫绢而改用纸张。为了天下政事，他十三年如一日鞠躬尽瘁，这绝非易事，正是由于他对天命的自觉，也正是因为他相信这是令全部满族人以及列祖列宗奠定的清朝基业日益稳固的惟一方法。当他听到地方大获丰收的消息时，说：天恩浩荡，朕不胜庆幸之至。这是将天下事视为自己之事，双掌合十叩苍穹以示感谢的他。

接到一百六十八人被洪水冲走的报告后，他说：“被淹如许名口，深堪恼恻，嗟此灾黎横遭无辜；实属可怜至极。皆缘朕与卿等地方大员之责任，不能绸缪于早之所致。”这是因自己未能未雨绸缪而深深自责的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