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阴云布满欧洲：可口可乐也曾引发文化战争

文 ：托尼·朱特 译：唐敏

本文节选自《战后欧洲史（卷一）：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中信出版社，2014年9月

1947到1949年间，美国可口可乐公司在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瑞典和意大利开设了瓶装工厂。这家公司进入欧洲5年以来，在联邦德国开设了96家分厂，并使它成为美国本土之外的最大市场。在比利时和意大利只是出现了一些反对和抗议的声音，但在法国，可口可乐公司却引发了一场公众风暴。《世界报》杂志披露了该公司1950年要在法国销售2.4亿瓶可乐的市场目标，在共产党的鼓励（但并非精心组织）下，这引起了强烈的反对。共产党在自己的圈子里警告大家，可口可乐的销货渠道同时兼任着美国间谍网的任务。《世界报》1950年3月29日发表社论：“可口可乐是欧洲文化的但泽。”

对“可口可乐殖民主义”的抗议浪潮也有过轻缓的一面（曾有谣传说该公司想把它的公司标志以霓虹灯广告的形式挂在埃菲尔铁塔上……），但其背后伤害的情感比较严重。美国文化的粗俗，从电影到饮料，包括美国在欧洲所表现出的自私自利和帝国主义野心，是欧洲左翼和右翼都能看到的一面。苏联有可能会对欧洲立刻造成威胁，但从长远来说，引起更险恶的挑战的是美国。朝鲜战争刚爆发，美国就开始向欧洲施压，要求重整联邦德国的军备武装，这就证实了这一观点。共产党现在可以把在波恩对“前纳粹”的指责和对美国支持“法西斯复仇主义”的指控联系起来了。早在战时被占领时期，民族主义者就开始仇恨“英美”，但在解放后稍稍沉寂了一阵，如今这种敌意又重新抬头并席卷了意大利、法国和比利时—而且在德国本国也出现了，主要表现在布莱希特等民主德国作家身上。

为了控制住这种虽是萌芽状态但却四处蔓延的战争恐慌，并且怀疑美国在欧洲知识分子精英中做了手脚，斯大林发起了世界范围内的和平运动。从1949年直到斯大林去世，“和平”成了苏联文化战略的核心。和平运动的发起是在波兰的弗罗茨瓦夫，1948年8月的一次“世界知识分子大会”上。弗罗茨瓦夫会议后又召开了第一届“和平会议”，时间是1949年4月，几乎同时在巴黎、布拉格和纽约进行。作为一个典型的“阵线”组织，和平运动本身在名义上由杰出科学家和知识分子如弗雷德里克·约里奥-居里领导；但是共产党控制了它的各个委员会，它的所有行动都与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紧密合作，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已在布加勒斯特出版的刊物现在更名为《争取人民民主，争取持久和平》。

和平运动就其本身而言非常成功。1950年3月在斯德哥尔摩由“世界和平爱好者大会常委会”发起了一项呼吁，在西欧吸引了几百万人签名（另外在苏联集团里还有几千万人签名）。确实，征集签名是和平运动的主要活动，尤其是在法国得到了最强劲的支持。但是在和平运动的这把庇护伞下，其他阵线组织也深知：苏联是站在和平一边的，而美国（及他们的南朝鲜、南斯拉夫和西欧各国政府那些朋友们）则是在战争一方。詹妮特·弗莱纳对发表在1950年5月《纽约客》上一篇来自巴黎的文章印象深刻：“当时，共产党的宣传获得了非同寻常的极大成功，尤其是在那些非共产党人中间，而在法国更是获得前所未有的胜利。”

共产党对待群众运动的态度是非常实际的—和平运动只是实行苏联政策的一种工具，那就是为什么它在1951年突然采纳了“和平共处”的主题，它是随着斯大林的国际战略发生转变而改变的。私底下，共产党，尤其是在东欧集团，对他们的路线追随者们除了讥讽外并不抱有什么幻想。在有组织地参观人民民主生活时，和平运动的支持者们（特别是在法国、意大利和印度）由于他们的支持行动而受到了热情款待、享受了极大的荣耀；然而在背后，他们却被取笑为“鸽子”，是新一代列宁的“有用的白痴”。

共产党至少在争取许多西欧人有条件的同情方面取得了成功，而且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人所起的巨大作用，尤其为他们赢得了那些怀疑美国的文化精英们的支持，引起了一帮西方知识分子迟来的但却坚定的反响。西方担心斯大林在这场文化战中可能以退为进，于是开始建立自己的文化“阵线”。“文化自由大会”于1950年6月在柏林召开。这次大会旨在针对莫斯科在上一年的和平运动做出回应，但正好碰上了朝鲜战争的爆发，这就更加显示了它的重要性。决定在柏林而非巴黎开会可谓别有用心：从一开始起，这次大会就是一场针对苏联的文化战争。

“文化自由大会”是在官方的赞助下成立起来的，参与者有伯特兰·罗素、贝内德托·克罗齐、约翰·杜威、卡尔·雅斯贝斯、法国天主教哲学家雅克·马利坦。这些老人们为这项新的冒险带来了可敬性和权威性，但是隐藏其后的政治动力和智慧力量则来自一批耀眼的中年自由派和前共产党知识分子—阿瑟·凯斯特勒、雷蒙·阿隆、A·J·艾耶尔、玛格丽特·布伯-纽曼、伊格纳齐奥·西洛内、尼古拉·齐亚罗蒙特、悉尼·胡克。他们转而又受到更年轻一代人（大多数是美国人）的协助，承担起“文化自由大会”的日常工作和管理任务。

文化自由大会最终在35个国家设立了办公机构，但其工作重心还是在欧洲，欧洲的重心又是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它的目标是召集、激发并鼓动知识分子和学者加入反共产主义的斗争，主要途径是通过出版和传播文化期刊：英国的《文汇》、法国的《证据》、意大利的《当代》和德国的《月刊》。这些期刊没有一本赢得过大批读者—最成功的一本《文汇》据说在1958年发行量达到了16 000册；同年《证据》只有3000册的发行量。但它们的内容很少有人读，投稿者是战后几十年内一批最优秀的作家，他们形成了自己严格的小圈子—尤其是在法国，在由中立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共产党同路人或完全由共产党掌握的期刊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背景下，《证据》只提供自由主义的、反共产党的论坛。

文化自由大会及其主要活动受到了福特基金会的公开支持，私下里由美国中央情报局买单—对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参加者和投稿人都并不知情，直到许多年后才公之于众。美国政府在欧洲秘密资助反共产党的文化运动，其中的意味在当时看来也许无关紧要，并不如现在回顾起来那么严重。当时的共产党、“阵线”杂志和所有的文化产品都是由莫斯科秘密资助的，美国的支持也许不会令文化自由大会的某些作者们感到尴尬。阿瑟·凯斯特勒、雷蒙·阿隆和伊格纳齐奥·西洛内采取强硬路线反对共产主义，他们并不需要美国的鼓励，也没有任何根据表明他们对美国的批评有所减轻，或者说为了迎合华盛顿这位付费的主而降低调子。

美国在这场文化战争中只是个新手。苏联在1925年就建立了自己的“对外文化关系协会”；早在1914年前，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也曾积极地资助面向海外的“文化外交”。美国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才开始这项活动的预算；到了1946年，随着富布赖特计划的启动，才开始认真介入这个领域；迟至1947年秋，美国对欧洲的文化教育项目才转向“民主的重新定位”，直到此时，反对共产党才成了美国的主要战略目标。

到了1950年，美国情报部门全面掌控了美国在欧洲的文化交流和信息项目。在美国驻联邦德国和奥地利的占领军政府（他们在这些国家的美国占领区内享有绝对的媒体、文化控制权）情报分支机构的协同下，美国情报部门开始地位上升，可以对西欧的文化生活产生巨大影响力。到了1953年，在冷战的高峰期，美国的海外文化项目（不包括秘密资助和私人基金会在内）雇用了13000人，耗资1.29亿美元，大部分花费在对西欧知识分子精英的洗脑大战上。

共产党媒体所号称的“为和平而战”，在文化“阵线”上开演为“书之战”（注意该词具有显著的列宁主义语言的军事化特征）。第一次交锋是在1950年早春的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著名的共产党作家们—艾尔莎·特里奥莱、路易·阿拉贡—在外省许多城市巡回演讲，签名售书，展示共产党世界的文学作品。实际上这对提高共产党的声誉并无帮助，战后法国两本最畅销的书是阿瑟·凯斯特勒的《正午的黑暗》（在1945—1955的10年间销售达42万册）和维克多·克拉夫钦科的《我选择了自由》（同一时段里卖了50.3万册）。但显然这次活动的关键不是在卖书，而是提醒读者和其他人士：共产党人代表着文化，法国的文化。

美国的反应是建立“美国之家”。这种机构带有图书馆和报纸阅览室，举办讲座，召开会议并开设英语课。到了1955年，欧洲建立了69所这样的“美国之家”，在某些地区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在奥地利，马歇尔计划在该国发行了1.34亿册英语图书，维也纳和萨尔茨堡（前者处于四大国统治下，后者属美国占领区）的相当一部分居民前往当地的“美国之家”借阅图书、阅读报纸。英语替代了法文和古典语言，成为奥地利高中生学习的首选外国语言。

和美国资助的广播网一样（朝鲜战争爆发一个月后，“自由欧洲之声”电台在慕尼黑开播），“美国之家”项目有时候也会因华盛顿方面的粗暴宣传命令而遭削弱。在麦克阿瑟统治巅峰时期那几年里，“美国之家”的负责人们把大量时间都花在了从书架上撤书。几十位作家的作品注定不合时宜，这里不仅包括那些明显的怀疑对象—约翰·朵斯·帕索斯、阿瑟·密勒、达西尔·哈迈特和厄普顿·辛克莱—还包括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托马斯·曼、阿尔贝托·莫拉维亚、汤姆·潘恩和亨利·梭罗。在奥地利，至少在许多观察者看来，在“书之战”中，美国有时候就是自己的最强劲的敌人。

对西方来说，幸运的是，美国大众文化拥有一种美国政治上的愚昧所无法玷污的魅力。共产党处于严重的劣势，他们正式诋毁美国爵士乐和美国电影为颓废之作，成了约瑟夫·戈培尔观点的应声虫。东欧共产党国家禁止爵士乐，认为那是颓废和异化的，而“自由欧洲之声”却在每个工作日的下午对东欧播放长达三小时的流行音乐，每小时插播10分钟的新闻。电影作为当时另一种普遍使用的媒体，在共产党控制的国家里受到了管制；但在整个西欧，观众普遍被美国电影的魅力吸引。对此，苏联的宣传根本无法匹敌，甚至连那些西方进步人士也受到了美国音乐和电影的吸引，而不同情党的路线。

冷战早期的文化竞争具有不相对称性。在欧洲文化精英中，他们普遍怀有这样一种情绪，认为即使跨越了意识形态的分裂，即使在铁幕两边建构了桥梁，美国还是对共同文化产生了威胁。法国人尤其带着这种观点，这反映出他们在战后初期想通过外交努力摆脱美国控制的国际政策。有迹象表明，驻柏林占领区的法国文化委员会头目菲利克斯·鲁塞特和苏联同行（亚历山大·季姆希茨）相交甚欢，远胜于他和该城市英美代表的交往。和他巴黎的上司们一样，他梦想着恢复一条从巴黎通向柏林再通往列宁格勒的文化轴心。

美国花费了几亿美元，试图赢得欧洲人的好感，但结果出版的许多出版物和产品不是质量拙劣就是效果适得其反，只是证实了欧洲知识界早就心存的怀疑。在德国，美国过分关注共产党的行为，反而被许多人看作是在精心策划，想使人遗忘或联想纳粹所犯下的罪行。在意大利，梵蒂冈领导下的耸人听闻的反对共产党的运动削弱了对西洛内、维托里尼等人关于反斯大林派的争论。斯大林文化政策的荒诞可笑只对艺术和文学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直接冲击了画家和诗人的领域，使得西方知识分子一致疏远了莫斯科—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还是保持着沉默，唯恐引起美国“宣传”的敌意。

另一方面，在这场争取西欧人民大众同情心的斗争中，苏联人很快失去了地盘。从20世纪40年代末起，除意大利以外，其他国家的共产党纷纷在大选中败下阵来，如果民意测验确实可信的话，即使那些投了共产党一票的人，也只是把投票看作是象征性的抗议，或者是表达一种阶级感情，或者仅仅是为了团结一致。早在1956年大难临头以前，以大西洋为中心的大多数西欧人早就做出了决定，那些西欧知识分子的同情心来了个急转弯，背离了苏联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