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的A面与B面

作者：押沙龙

安史之乱的A面：唐朝

安史之乱的进程中，充满了很匪夷所思的事情。忽然之间一支军队就崩溃了，忽然之间大好形势就逆转了……读者往往会诧异：那些决策者怎么会做出如此荒唐的举动？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觉得他们举动荒唐，只是因为我们没有站在他们的角度考虑问题，没有考虑到背后推动他们的力量。很多不合理事件的背后，其实都是众多当事人对自我利益的理性规划。只有理出事件背后的行为逻辑，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这场动乱何以如此展开，又何以如此收场。

政客与将领

要搞明白安史之乱，首先要梳理一下双方的力量对比。

当时唐帝国的军事力量集中在边疆，内地相当虚弱。这种虚弱不能完全归咎于政府的短视，它是一种很自然的因果反应。如果实行的是征兵制、府兵制，老百姓被轮番征发到边疆，几年之后带着作战经验返回家乡，这样内地会有一支潜在的预备部队。但是唐朝逐渐实行募兵制，军队开始职业化。这样一来，内地百姓就缺少实际作战的经验。《唐会要》里就说，中原之人，“老死不闻战声”。这样的一群良民怎么能跟那些杀人不眨眼的职业兵对阵？而唐朝又是外向型的强势国家，军事资源比较紧张，不可能把大量职业军白白囤积在内地，这样一来，内地就等于被解除了武装。比如安禄山刚反叛的时候，荥阳的民兵居然“闻鼓角声，自坠如雨”。这样的部队能中什么用？

能打仗的就是边军。天宝年间，整个帝国有十大节度使，四十九万边军。其中最重要的有两支力量，一支是西北军团，包括陇右、河西两镇。此外还有一个朔方军，某种程度上也可以划为西北军团。另一支力量则是安禄山的东北军团，包括范阳、平卢、河东三镇。这两支军团大致实力相当，以天宝初年的数字计算，西北军团（包括朔方军）大约有二十一万军队，东北军团则是十八万军队。《通典》里记载，“骁将锐士，善马精金，空于京师，萃于二统”，它说的二统，就是西北军和东北军。到了战争后期，双方都大量扩军，质量自然参差不齐。同样是一万军队，临时征募的军队和原来的职业军，战斗力完全不在一个水平线上，所以常能看到一支大军被小规模敌军击溃。史书上往往不交代军队构成读者对此往往莫名其妙，其实这跟军队构成有很大关系。

在战争的第一阶段，安禄山带着十五万大军南下，一路攻城破郡，如入无人之境。唐玄宗起用了两名大将封常清和高仙芝前去迎敌。这两个将领都非常优秀，但是临时拼凑出的军队，哪能抵挡住安禄山的东北军？两人一路退到潼关，死死守住关中的门户。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潼关地势险要，只要守住这里，就有时间抽调西北军团迎敌，慢慢挽回局面。但是唐玄宗做了一个极其可怕的决定，居然处决了这两位大将！这个决定实在让人难以理解，也许是他心态暴躁失衡，也许是疑心病发作，更有可能的是他并不理解前线到底发生了什么。安史之乱中，唐朝政府作出了很多错误的决定，但面临复杂局面，谁都难免犯错。错误并不等于荒谬。要说荒谬，只有这个决定是全盘荒谬的。

但唐玄宗敢这么干，是因为他觉得手里还藏着一张大牌，那就是哥舒翰。处死两位大将后，唐玄宗起用了哥舒翰做潼关的最高指挥官。哥舒翰本来也非常能干，但问题是他病了，中风瘫痪，躺在床上。唐玄宗让这样一个病人指挥大军，是不是另一个荒谬之举？倒也不完全是。当时河西、陇右两军正往前线抽调，在潼关聚集的军队非常庞杂，结构复杂，将领众多，确实需要一个压得住阵脚的元帅。哥舒翰和安禄山齐名，“横行青海夜带刀，西图石堡取紫袍”，是大唐帝国威名最显赫的将领。最重要的是，哥舒翰做过河西、陇右两镇节度使，是潼关那一大堆将领的老领导，确实能压得住阵脚。唐玄宗作为一个政治家，对政治管理方面很敏感，对军事方面则比较隔膜。他任命哥舒翰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虑，至于一个瘫痪病人如何指挥战役，他好像并不担心。既然他泡在华清池里也能管理一个帝国，那哥舒翰躺在病床上为什么就不能指挥一支军队呢？好像也可以吧。

当时的局面正向有利于唐朝政府的方向转变。唐军守住了潼关，安禄山被困在洛阳，无法西进。河西、陇右大军正向潼关集结，而朔方军则从侧翼攻入河北，和当地起义的郡县联合起来，声势浩大，眼看要切断安禄山和范阳老巢的交通线。安禄山进无可进，退无可退，唐军形势一片大好。如果按照这个形势发展下去，叛乱应该不会持续八年之久。但就在这时，唐玄宗又做出了一个错误决定，他督促哥舒翰从潼关出发，进击叛军。结果局面就此完全翻转。

唐玄宗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决定？有人说是杨国忠和哥舒翰有矛盾，所以要赶紧让哥舒翰出关，有人则说是唐玄宗骄傲自大等等，总之大家都觉得这个决定很蠢。每个人在事后评论的时候都会显得很聪明，一副“果然不出我老人家所料”的样子，其实如果让他坐在唐玄宗的位置上，很可能会下达同样的命令。因为这个命令并不是安全没道理的，从表面看甚至很有道理。

首先，唐玄宗也有他的顾虑。关中需要大量物资供应，每年通过黄河要运过来差不多四百万石粮食。现在安禄山把这条运输线给掐断了。物资只能经长江入汉水，然后从陆路运到关中，这样一来数量就大大减少，唐朝政府自然会感到经济上的压力，自然会盼着尽快收回洛阳，打通运输线。其次，你也不能说唐玄宗要钱不要命。他也掂量过军事局面，觉得出击没有问题。其实让我们和唐玄宗易地而处，多半也会觉得没问题。河西、陇右两军主力都在潼关，又加上了其他部队，潼关大军已超过二十万人。安禄山的军队则分散得多，一部分留在老家，一部分囤在洛阳，一部分在河北和朔方军周旋，真正部署在潼关前线的崔乾佑军团大约只有两三万人。西北军本身很强悍，历史上的战绩一点不比东北军差。现在它主力倾巢出动，凭什么打不赢和东北军的一个支队交手？唐玄宗当然会质问：哥舒翰为什么不能出军？唐玄宗的这个问题并不能说愚蠢。

奇怪的是，几乎所有的军事将领都反对出击。不光哥舒翰不同意，就连远在河北的朔方军将领也反对。由于史书上的记载很含糊，我们已经很难确定其中的原因，只能推测潼关军团一定存在巨大的弱点。军事家们都灵敏地嗅到危险，但政治家们却完全不能理解。在历史上，后方的政客和前线的将领间往往存在类似的冲突，这里面有利益上的矛盾，但更多的是认知上的分歧。将领不能切实感受政客的压力，政客也不能切身理解将领的风险。

结果发生了灵宝会战。哥舒翰的二十万大军在峡谷中覆没，逃回潼关的只有八千人。河西、陇右这两支西北军主力就此消失。西北军团被东北军团的一支小部队歼灭，这让唐玄宗极度震惊，但哥舒翰、郭子仪他们似乎在开战前就多少预测到了结局。问题出在哪儿呢？如果一定要猜的话，我觉得有可能是出在组织管理上。潼关大军结构过于庞杂，比如它的外族部队就有奴刺、颉、跌、朱耶、契苾、浑、蹛林、奚结、沙陁、蓬子、处蜜、吐谷浑、恩结等一十三部落之多，而哥舒翰又是一个中风的病人，指挥管理上可能确实有问题。各军各自为政，前军受挫后，后军就自己崩溃掉了，黄河北岸的分遣队居然“望之亦溃”。史书上说：“瞬息间两岸皆空”。如果让我说的话，这支大军好像是被管理成本压垮的。

无论如何，政客和将领间的隔膜导致了可怕结果。政客压倒了将领，结果军事反噬了政治。形势一天之间全盘逆转。唐玄宗仓皇西逃，朔方军也被迫撤出河北。没有了正规军的支持，河北义军毫无抵抗能力，被残酷地镇压掉了。这是安史之乱中最黑暗的时刻。

唐玄宗画像

父亲与儿子

唐玄宗西逃路上，发生了着名的马嵬坡之变。这个事件的背后藏着一个人，那就是太子李亨。

唐朝皇帝和儿子关系都非常坏，这几乎成了通例。李世民夺了父亲的皇位，武则天杀了好几个儿子，唐玄宗自己也是上欺下压，对上他强迫父亲李旦禅位，对下他赐死了包括太子李瑛在内的三个儿子。有唐百余年来，皇室的父子关系一直处于猜忌怀疑的状态中。后来各个朝代里也有类似现象，但好像没有哪个王朝能像唐朝这么严重。拿李亨的日子自然很不好过，天天在监视下过日子，宰相李林甫还不停找他麻烦，搞出过好几次政治案件，有一次案件涉及到了太子妃，李亨吓得马上表态和妻子离婚。

本来，李亨还要委屈好多年，现在安禄山反叛，唐玄宗逃跑，这对朝廷是个巨大打击，但对李亨来说，却意味着翻身的时候到了。现在的史学家大多认为他是马嵬坡之变的背后主谋，陈玄礼不过是具体执行者。有的学者甚至怀疑李亨曾想就势杀掉父亲，但是陈玄礼本人忠于皇帝，所以没有成功。我觉得这个猜疑有点过了。在那个环境下，如果发生皇家父子相屠的事件，对唐朝的生存会是致命打击。李亨不是安庆绪，而唐朝的政治大环境也不同于安禄山的军阀小朝廷，他应该不至于疯狂到这个地步。

但是马嵬坡之变确实帮助他摆脱了父亲的控制。事变过后，唐玄宗和太子很快分道扬镳。唐玄宗继续南下四川，太子则带着两千士兵前去投奔朔方军。达到朔方总部灵武城三天后，他就宣布登基，把四川的老父亲变成了太上皇。当然李亨不会说自己想当皇上，现在父亲惹出滔天大祸，丢人现眼地逃到四川去，该是换人的时候了。相反，他说父亲“久厌大位”，非要传给他，他没办法只好勉强答应云云。这件事形近篡权，但从大局考虑却是对的。如果李亨也跟着唐玄宗跑到四川，朔方军脱离朝廷的直接控制，很可能会进入瓦解状态。他以皇帝的身份留在平叛前线，就给平叛的军队提供了一面旗帜，一个核心，对平叛是有利的。史书上也记载说，听到灵武继位的消息后，“诸道徇国之志益坚”。

问题是唐玄宗会有什么反应？唐玄宗对李亨的举动一无所知。逃难路上，他还兴致勃勃地发号施令，封这个官儿封那个官儿的。但很快他就收到了喜讯：陛下久厌大位，非要传位给太子，现在太子终于答应了！这对当皇帝没当够的唐玄宗，无疑是兜头一棒。但他终究是浸淫政治多年的老政治家，虽然在军事方面显得相当迟钝，但在政治方面极其机灵。他马上意识到只能接受这个既定事实，否则必然会导致大决裂。风雨飘扬的唐室承受不了这个打击。事实上，李亨也判定了这一点，所以赌父亲不敢不买账。

唐玄宗只能买账。他做出欢喜无限的样子：“吾儿应天顺人，吾复何忧！”同时非常精明地为自己争取到了一些筹码。他发布了一道诏书，在诏书里，首先他承认传位于太子，但是保留了一些条件：天下奏报除了送给皇帝以外，必须同时奏闻太上皇；离皇帝路远，不好及时处理的事情，太上皇可以“随事处置”。这等于说同时存在灵武和成都两个朝廷，灵武虽然权威更大，但成都也握有相当自主性。这一切什么时候结束呢？唐玄宗也给出了条件：克复上京以后。

唐玄宗确实考虑了大局。为了大局，他做出了一个皇帝能做出的最大让步，放弃了皇位。但是他还是忍不住做了小动作，而这个小动作对安史之乱的进程造成了深远影响。大多数人读历史的印象，都觉得好像唐玄宗就躲在成都，毫无能为。其实并非如此，唐玄宗在成都一直在积极插手政治，发号施令，在灵武的儿子对此极为讨厌。灵武和成都两个朝廷存在一种潜在的对立关系。李亨对此一直忧心忡忡的，既怕父亲卷土重来，也怕他在四川站稳脚跟。反正一天不把老父亲弄到眼皮子底下看住，李亨就一天不放心。好在唐玄宗在诏书中明确给出了条件：什么时候克服上京，什么时候结束两个朝廷的局面。这事不能拖，拖得越久，四川的父亲就越难对付。所以，李亨就收把复长安和洛阳当成了平叛的中心工作。

在军事上，这样并不划算。叛军的根据地在范阳，前线在长安，放在地图上就像一个巨大的弧形。这个战线过于漫长，首尾很难呼应，这成了它的一个软肋。谋士李泌就提出过一个军事计划，让朔方军以山西为基地，占据中间位置，同时威胁两头的长安和范阳，最后重点进攻范阳，范阳有难，则长安的叛军自溃。后来的军事史家普遍认为这个战略是正确的。一开始，李亨也赞同这个战略，但很快他就变卦了。他觉得还是要先收回长安、洛阳，把老父亲给收拾安顿了再说。这样做其实是把叛军往大本营赶，帮他们缩短战线，但是李亨顾不得这些了。后人往往指责李亨目光短浅，昧于大局。其实李亨不是不懂大局，而是他的利益和大局的利益并不完全吻合。站在宏观角度考虑，当然缩短战争时间最重要，但站在李亨本人的立场考虑，战事能缩短些固然好，但结束两个朝廷的局面却更加迫切。

李亨果然提前克复了长安和洛阳。唐玄宗心不甘情不愿地回到了儿子身边。太上皇在成都颐指气使的日子一去不返。他马上就被看管起来了。最后李亨还是不放心，干脆把父亲赶到了荒凉的西内，让他接触不到人。最后唐玄宗在幽禁中不明不白地死去。

李亨自己也有儿子要对付。在平叛过程中，他悍然处死了儿子建宁王，而建宁王被公认为最有才干的皇子。他的死因含糊暧昧，史学家们也众说纷纭，但想来无非是宫闱斗争的老一套。不过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安史集团里两次发生弑父。大燕皇帝好端端的，忽然就被儿子的人冲进来活活弄死，这个在唐朝集团是从没有发生过的。太子在马嵬坡没有动手杀害父亲，而只能采用复杂的政治手法脱离父亲的控制；而建宁王面对父亲李亨的诛杀，也毫无抵抗能力，这多少说明唐朝集团的政治体制要复杂成熟得多。

马嵬坡之变

朔方军的苦恼

灵宝之战后，唐朝只剩下了一支完整的主力军，那就是朔方军。朔方军的战斗水平和叛军在伯仲之间，但是它的兵力不足。按照天宝初年的数字，它的编制只有六万四千多人，只有东北军团的三分之一强。河西、陇右军团的主力在灵宝战役覆灭，唐军一度处于绝对劣势，几乎有彻底灭亡的可能。好在这个时候安禄山忽然被杀，叛军的范阳集团和长安-洛阳集团出现了裂痕，这才拯救了唐朝政府。唐朝政府以灵武为基地，积极组织军事力量，从遥远的中亚调来的勤王军、河西陇右军团的残兵败将、从境外招来的一些外国兵、还有中看不中用的禁军…都以朔方军为核心整合了起来。

但是唐肃宗李亨不太信任朔方军。这倒不是他疑心病太重，也是当时形势所格。朔方军一支独大，已能决定唐朝政府的生死。当然，从我们的后见之明看，郭子仪怎么会是造反的人？但身处局中，唐肃宗如何敢确定？当年他父亲还觉得安禄山不会造反呢。何况从事后看，朔方军也确实不是绝对忠诚。大将李光弼晚年就不服朝廷号令，接替李光弼的朔方节度使仆固怀恩叛则逃外国，二十多年后朔方节度使李怀光反叛，逼得皇帝逃出京城。唐肃宗就像大多数皇帝一样，不敢将命运押在一个将领的忠诚上。我们读那段历史，总觉得他实在太过愚蠢，老是派出太监插手军事，老是处处擎肘，老是弄的前线事权不一。其实他这么做，并非是单纯的愚蠢，而是出于一种生存本能导致的恐惧感。

刚开始的时候，唐肃宗曾试图绕开朔方大将，用文官来带兵。他任用了宰相房琯，命他带一支军队去进攻长安。结果这位老宰相异想天开，不知从那本古书上学了条妙计，弄了两千辆牛车，准备给敌人结一个牛车大阵，结果可想而知，“人畜大乱”，惨败而归。颜面扫地的唐肃宗只能重新依靠朔方大将。安庆绪当时得不到范阳集团的支持，孤立无援，给了朔方军进攻的机会。同时，唐政府又向回纥借了四五千骑兵。回纥骑兵人数虽然不多，却是一支最精锐的突击力量。这支联军果然击溃了安庆绪的部队，在公元758年收复了长安，接着一鼓作气又打下了洛阳。安庆绪逃到了邺城，唐军倾巢而出，把他团团围住，多年战乱眼看要结束。

可惜这只是一个错觉。被打败的只是安庆绪带领的长安-洛阳集团。等史思明的范阳大军终于南下救援安庆绪时，唐军就发生了著名的相州大溃败。这次溃败几乎可以和灵宝之战相比，九个节度使的六十万大军，一日之间土崩瓦解，让后世的读者觉得不可思议。其实它并不是一件很奇特的事。我们觉得奇特，是被唐军表面上的庞大所迷惑。其实只要算算就知道，这六十万是个纸面上的虚数，前线根本就没那么多军队。而且军队里头真能打硬仗的，还是以朔方军为骨干的那些边军。临时征集来的民兵没有多少战斗力。叛军一旦联合起来，实力就和这支军队相当接近，又何况唐军的管理调度有极大问题呢。

管理问题跟朝廷的政策有关。房琯败后，唐肃宗不得不依赖朔方将领，但他采取了分而治之的办法，尽量抬举朔方军的二把手，来平衡朔方军的一把手。这个策略贯穿了安史之乱的始终。郭子仪是朔方军最高领导，二号人物是李光弼，肃宗就有意抬高李光弼的地位。相州之战时，按道理应是郭子仪担任总指挥，唐肃宗却故意说郭李二人地位相当，不宜彼此节制，所以不设总指挥。其实他主要还是担心朔方军落于郭子仪一人之手。既然没有总指挥，特派员鱼朝恩太监就成了总协调员。但他一个太监，又没有多少威望，哪有本事让这么多剽悍将领听他的指挥？唐军再次出现各自为战的局面。相州大战时，双方战斗力相差无几，打到最后都出现了崩溃之势，但史思明很快就收拾住了局面，唐军却彻底溃败。战争局势瞬息万变，双方所差往往不过尺寸之间，政客们任何拖后腿的行为都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相州溃败后，郭子仪被剥夺了指挥权，李光弼成了朔方军首脑，而原来的三号人物仆固怀恩上升到了二号。这本来不见得是坏事。李光弼比郭子仪会打仗。郭子仪指挥水平一般，治兵也不严，在相州他的部队溃散得极其严重，而李光弼却带军全身而退，双方军事水平高下立判。但是肃宗又故伎重演，捧仆固怀恩以平衡李光弼。李光弼待人严苛，仆固怀恩本来就和他不和，皇上这么一捧，更不听李光弼的指挥了。都要开战了两人还在争吵该怎么布阵，结果大军兵败邙山，史思明大军直逼潼关。这下唐肃宗倒是不用担心李光弼了，却要担心史思明了。谁料憨子有个傻福气，历史重演了一遍，史思明被儿子谋杀，叛军集团再度分裂。唐朝政府又侥幸逃出生天。

邙山战后，李光弼引咎辞职，朝廷试图以文官接管朔方军，派出宗室李国贞出任朔方诸镇行营都统，结果不到半年就被士兵杀害。经过一阵折腾后，朝廷不得已，还是派仆固怀恩出任朔方节度使。最后安史之乱就是在仆固怀恩手里结束的。这倒不是说他有多厉害，但要说军事才能，他还赶不上李光弼。可是他的命好。史思明被杀后，叛军四分五裂，史朝义几乎可以说是孤军奋战。而唐朝政府也发生了变化，肃宗驾崩，太子李豫继位，是为代宗。代宗继位不久，双方就进行了安史之乱中的最后一次大会战：昭觉寺战役。

仆固怀恩担任战役总指挥，李光弼、李抱玉、郭英乂等大将都参与了战斗，回纥精骑也再度助阵。在这次战斗里，将领们没有争吵没有拆台，所有人都拼命冲杀，就连在相州会战、邙山会战中两次起到破坏作用的太监鱼朝恩，这次也全力以赴做贡献，最终彻底击溃了史朝义部队。和相州之战比起来，这次可以说是打得相当漂亮，其背后的原因可能跟皇帝的更换有关。老皇帝肃宗远离战场，对政治平衡考虑得多，对军事效率考虑较少。新登基的代宗虽然也喜欢玩弄政治，但是他长期以太子身份亲临前线，毕竟对战场的残酷有切身体会。这一次，军事效率彻底压倒了政治平衡。皇帝唯一要的就是胜利，而胜利很快也就到来了。史朝义往范阳老巢撤退，仆固怀恩派军一路追击，最后史朝义自杀于卢龙温泉栅。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遂告终结。

但是皇帝和将军们的彼此猜忌没有终结。不久，李光弼郁郁而死，仆固怀恩则发动叛变，身死异域。幸好还留下了一个郭子仪。面对安史之乱后的烂摊子，皇帝不得不一次次起用郭子仪。他既是朔方军的精神领袖，又极有政治头脑。他一次次地被起用，又一次次地全身而退，最终成了一个神话般的人物。现代读者阅读唐书《郭子仪传》时，多少都会觉得有点愤懑不平，觉得皇帝过河拆桥，太过薄情。但是仔细想来，那篇传记的背后更多的不是皇帝的薄情，而是恐惧：将军的恐惧，以及皇帝的恐惧。

安史之乱的B面：叛军

如果只看前面的文章，难免觉得政府军方面矛盾重重，内耗极大。说起来确实是这样，但这也要看跟谁比。要是跟叛军集团比，那唐政府简直是君正臣贤，戮力一心，充满了正能量。

安禄山的惨叫

在战争初期，叛军还是挺有凝聚力的。安禄山在东北经营十几年，东北军团的将领都是他一手提拔培养，士卒都是他一手招募训练，全军眼中只有大帅没有朝廷。在某些方面，安禄山难免让人想起后来的袁世凯。安禄山和袁世凯一样，在指挥作战上并没有特别杰出的表现，但在练兵方面有超一流能力。唐人所著《安禄山事迹》就说安禄山“躬自抚慰，曲宣威惠”，手下士卒“莫不乐输死节”。在这方面，郭子仪有其惠恩无其严酷，李光弼有其严酷无其惠恩，朔方军中里没有一个将领比得上他。

安禄山军团以契丹人和奚人为主力，他手下的大将也几乎全是外族，读者不要被这些人的名字给迷惑了，比如史思明是突厥人，孙孝哲和王武俊是契丹人，李宝臣和张孝忠是奚人，李怀仙是胡人。从这个角度看，安史之乱确是一支外族人的军事集团对汉人王朝的攻击。但从另一方面看，朔方军的士兵里也有将近一半是外族人，而将领中李光弼是契丹人，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倒是郭子仪是货真价实的汉人。所以这场战争的民族性也很难讲。

这次叛乱，本来赢的希望很小。安禄山的东北军团和朝廷的西北军团本就实力接近，而安禄山是叛军，打下来的地方要分兵驻守，不服的地方要分兵镇压，这一来就不免落了下风。安禄山一度陷入困境，大发牢骚：“你们都劝我造反，说是万无一失。现在万无一失在哪儿呢？”但是天上忽然掉下两千多斤的大馅饼。灵宝一战，形势完全改观。西北军团主力被歼，叛军完全占据了上风。整个安史之乱中，叛军有两次最接近胜利，这次是第一次。

结果出事了。事情出在安禄山身上。安禄山这个人真的很奇怪。他有能力，有野心，但似乎没有很执着的天命感，而成就大事的人往往都需要这种天命感。安禄山更像是个投机家。他在打下洛阳之后就急吼吼地称帝，国号大燕。可形势一旦恶化，他就几乎丧失信念，觉得完蛋了，要输了。而手下怎么来宽解他呢？手下说：“纵事不成，收取数万众，横行天下，为一盗跖，亦十年五岁矣”，安禄山听后大喜：“还是你能让我心里豁亮！”刚当上皇帝，就筹划着流落江湖当个土匪头子，苟延残喘个十年五年的，而且他对这个前景还“大喜”，怎么看都不像个有宏图大略的枭雄。他这还不光是个人性格，整个安史集团普遍有这个问题。叛军最喜欢的事就是抢东西，然后把抢来的东西运回范阳老家，表现得不像皇太极而像座山雕。这就和和唐政府形成一个鲜明反差，安史集团军事效率更高，但是政治方面极度缺少规划，一副得过且过的样子，而唐政府在政治方面高度敏感，为此甚至不惜牺牲军事效率。

而且安禄山还有病。他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病，身上长了很严重的疽疮，眼睛还失明了。造反起事不过一年多，身体就坏到了这个地步，确实让人觉得太过巧合，有些史家对此有过阴谋论式的推测。其实也未必，因为安禄山实在是太胖了。他体重据说有三百五十斤，唐朝的“斤”比现在的一斤还要重，所以安禄山的体重差不多有400斤。他洗澡的时候都没法自己穿衣脱衣，必须两个人先托着他肚子，然后一个亲随跪在地上，一边拿脑袋顶着他肚子，一边给他系腰带。唐玄宗因此还特批他带随从进华清池洗澡。顺便说一句，就冲这个描述，我就不信杨贵妃和他能有暧昧。重口味也不能重到这个地步嘛。胖到这种生活不能自理的状态，安禄山得什么病都不奇怪，奇怪的是他怎么到五十多岁才病发。安禄山得病后，性情大变，对手下人极其苛刻，情绪非常暴躁。这种暴躁一方面当然是因为生理上的痛苦，另一方面也跟局势有关。在反叛的最关键时刻，他不能行动，眼睛还看不见了，这很可能迫使他重新考虑接班人的问题。安庆绪是法定接班人，但他性格懦弱，嘴巴也笨，据说讲话都讲不囫囵。安禄山本来就看不上他，原来这个问题还不急，现在自己变成这个样子，难免动了废立的心。

结果安庆绪提前下手了。这是一个叛军版的“马嵬坡之变”，不过更加残酷。唐朝皇室多少还有一套政治传统，做事要考虑政治上的影响，所以马嵬坡之变以妥协收场。但是安禄山领导的是个杀人不眨眼的胡人军事集团，双方都没有退路，安庆绪只能把安禄山杀掉。安禄山死的场面非常血腥，他手里攥着帐子惨呼大叫，肠子流了一床。

玄宗、肃宗父子间的斗争以权力的和平过渡结束，军队不乱，人心不散。但安禄山的死亡却导致了极其严重的后果，安庆绪弑父篡权，在法统上就站不住脚，而他又远远没有父亲对军队掌控能力。军队的凝集力明显开始下降。站在那些叛军大将的角度考虑，我们效忠大帅，但凭什么效忠大帅的这个逆子？又凭什么为这个平庸懦弱、口齿不清的安庆绪冲锋陷阵？何况大帅就是被他杀死的啊。他们勉强效忠安庆绪，也无非是因为大敌当前，集团必须有一个领头人而已。但是分裂的种子就此种下。如果还是拿袁世凯做一个比喻的话，安禄山死后的叛军集团就像是从“袁世凯时代”进入了“北洋时代”。

与此同时，安庆绪做出了一个重要的决定，当时几位大将正在太原围攻李光弼，安庆绪下令其他将领继续围攻，而抽掉史思明回范阳稳定大后方。在当时他并没有意识到其中的重要性，但很快他就会明白这对他是何等致命。

两个集团的分裂

史思明可能是安禄山手下最能干的一个将领。但在叛乱开始的时候，安禄山并不太重用史思明，史思明也根本不算不上什么二号人物。事实上，安禄山和史思明的关系不太好。又一次，安禄山和契丹人打仗的时候遭到败绩，他想找个替罪羊，就相中了史思明。幸好史思明非常狡猾，躲在山里头不出来，等事情已经平息下来才出来见安禄山。这时安禄山不再需要替罪羊了，握着他的手激动地说：“你还活着，我还担心什么？”安禄山起兵的时候，并没有带史思明南下；他留在北方的几个看家人，里头也没有史思明。他安排给史思明的工作是在河北进行扫荡工作。一开始，这个岗位并不太重要。谁知朔方军李光弼带着军队杀了进来，河北战区的地位变得非常重要，史思明地位日益上升。当然，他经常被李光弼打败，但是其他将领也被李光弼打败啊，谁能打得过李光弼？相比之下，史思明还算表现不错的呢。史思明正是在这个时期获得了独立成长的空间。相反，叛乱初期几个比较显眼的大将，比如崔乾佑、孙孝哲，反而因为身处前线，跟一把手捆绑得过于紧密，未能成长得起来。安禄山后来犹犹豫豫地封史思明做名义上的范阳留后，但没有让他回范阳，还是让他留下来跟李光弼继续打仗。

安庆绪让史思明返回范阳看家，这给了他一个最好的机会。叛军集团就有个很大的弱点，那就是它的战线过于漫长，很容易分成两个轴心，一个是范阳轴心，一个是洛阳-长安的前线轴心。史思明北返后，这两个轴心的分裂开始表面化。叛军从来没有将河南、关中当成自己的土地，在那里他们一直保持过客的心态，能抢便抢，能杀便杀，显得极其残暴。当地居民对叛军非常仇视，这样的占领区很难为叛军提供强大的支持。叛军抢来的财宝统统往范阳运，结果范阳囤积了大量物资，而那里兵源补充也更为方便，同时又远离主战场，所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范阳集团的力量慢慢占了上风……

安庆绪前有劲敌，后无强援，说是大燕国的皇帝，其实处境极其尴尬。公元758年，唐朝集结起力量来，对安庆绪集团发起进攻，把它彻底打残。安庆绪逃到邺城，被团团包围。史思明起兵救援，结果就是前面提到过的相州战役。安庆绪得救后，史思明应该和他保持一个什么关系呢？史思明很简单地把他弄过来杀了，顺手把安禄山的其他四个儿子一块宰了，自己做了大燕皇帝。从这个事就能看出叛军是一个什么样的集团。按照历史上的惯例，史思明该把安庆绪供起来当个傀儡，哪怕你以“弑父”罪把他杀了，也该拥立一个安禄山的儿子当傀儡皇帝，然后慢慢地篡位。至少也要走个流程嘛，哪能这么说杀就杀？完全不讲什么政治合法性，就是赤裸裸的丛林规则。这要是搁在对面的唐朝，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情。这就说明叛军始终没有多少政治色彩，也没有什么意识形态，就是一个不加掩饰的军事暴力集团。这样一个完全惟力是视的团体，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出现分裂。从政治角度看，叛军始终要比唐朝政府脆弱得多。

但是在军事上看，史思明还是很强大的。他不但击溃了唐军，还兼并了安庆绪军队的残余。范阳集团和前线集团获得了统一。史思明带着这支部队一路西进，在邙山击败了李光弼，一直打到陕州城下。《剑桥隋唐史》说“如果不是他的儿子史朝义在761 年春通过与人合谋将他杀害，他很可能推翻唐朝。”这个说法可能高估了史思明的能力，但是这确实是除了灵宝之战后的那段巅峰期外，叛军最接近胜利的一次。

结果又出事了。还是老问题，父子关系。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并不凶险狡诈。按照史书记载，他是一个谦虚宽厚的人，对手下人很好，在军队里颇受欢迎。但也许正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可能反而引起父亲的猜忌。史思明非常残暴，动不动就屠城，对手下人也是说杀就杀。这样的一个人，看到儿子受军队爱戴，可能会有点不舒服。但是他们的父子关系并不是一直就剑拔弩张。《安禄山事迹》记载过一个故事，史思明本来不怎么识字，但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一阵忽然喜欢上做诗了。史朝义当时被封为怀王，正和大将周贽在前线作战，史思明想要慰问一下，就送给他们俩一筐樱桃，看着樱桃还吟了一首诗：“樱桃一笼子，半赤一半黄。一半与怀王，一半与周贽。”一个手下插嘴说：“不如改成一半与周贽，一半与怀王，这样押韵。”诗人史思明不高兴了：“我不知道韵是何物！怎么能让我儿在周贽下头！”但到了后来，两人关系越来越坏，史思明跟当年的安禄山一样，觉得儿子没本事，动了换接班人的念头。史思明是想把接班人换成小儿子史朝清。这段日子里，史朝清则一直在后方，史朝义则在前方带兵苦战，按理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其实不然。人类心理往往就是这么奇怪，干多错多，史朝义越是打仗，父亲越是觉得他打得不好；史朝清越是在后方，父亲越觉得他一旦施展出来肯定不错。史思明不断挑儿子毛病，有次还恶狠狠地说：“俟克陕州，终斩此贼！”史朝义害怕了，在别人的怂恿下抢先下手。史思明被缢死前说：“你们杀我太早了！为什么不等我攻克长安？现在大事不成了！”

大事果然不成了。这几乎是四年前安庆绪弑父的翻版。它产生了同样的后果，新的范阳-华北集团和新的前线集团开始分裂。叛军集团勉强接受了他当新的大燕皇帝，但是河北的几位将领开始各自为政，不服号令。此时叛军实力其实超过了唐军，却失去了进攻能力。在前面的文章里，唐朝皇帝给人的印象好像相当讨人厌，整天玩弄政治权术，拖前线的后腿。但是看看叛军集团，我们就会知道：一个拥有政治合法性、拥有号召力的皇帝，是何等的重要，何等的宝贵。

两京易取，河北难收

昭觉寺之战后，史朝义一路逃窜，仆固怀恩穷追不舍。史朝义连战连败，越来越像一条落水狗。唐朝的政策是“首恶必办，胁从不究”，就盯准了史朝义一个人穷追猛打。所以河北诸将们大多袖手旁观，看着这条落水狗在水里挣扎。史朝义终于奔回范阳老巢时，这个老巢已经容不下他。这个被众人抛弃的大燕皇帝只好自缢身亡。

唐朝和河北叛军达成了和解。他们向唐政府宣誓效忠，同时保留自己在河朔的地盘，不受中央政府控制。战争双方其实都没有赢，也都没有输。唐朝坐稳了江山，叛军则得到了一大块土地。打了八年仗，最后弄到这么窝窝囊囊的结局，难怪很多史学家感叹唐政府的短视，导致后患无穷。是啊，为什么不再加把劲儿呢？为什么不再趁着大好形势再剿一把呢？有人说这都怪仆固怀恩，他明明已经能打下河北了，却要养寇自重，所以才弄出这么个和解方案来。

这种想法其实高估了唐军的实力。说到这里，首先牵涉到一个问题：安史之乱为什么打了八年？在安禄山刚起兵的时候，这场战争确实不需要打八年。当时唐朝力量占据优势。河西、陇右军团能和安禄山的主力抗衡，河朔军还能出兵河北，如果应对得当的话，唐军确有可能在一两年内结束叛乱。但是灵宝战后，问题就不是几年能结束叛乱了，而是能不能结束叛乱。

河西、陇右军团被歼灭，这个损失一直到最后也没能被弥补。唐政府方面占地虽广，但整个江淮以南都没有被真正军事化，只能提供财政支持，在军事方面则自保有余，却无力对叛军发起进攻。唐军主要力量大致可以分为三部分：朔方军主力，朔方军的一个支系河东军，再加上从敌人那里逃过来的一支平卢军。这支力量并不太强。在八年战争中，双方实力虽有所消长，但是总体来说，只要叛军联合起来，唐军就打不赢。史思明把叛军两个集团整合起来，就能横扫唐军直逼关中。而只要叛军分裂为河北集团和前线集团，唐军只盯着前线集团打，唐军就能打赢。也就是说，灵宝战后唐军始终是相对弱势的一方，而叛军则始终被分裂的问题所困扰。昭觉寺战役后，叛军的前线集团损失极大，接近消亡，敌军只剩下了一个集团，这时唐军又恢复了优势。但即便如此，河北集团也不是大家想象中苟延残喘的强弩之末。它的实力依旧和唐军比较接近。

河北，尤其是河北北部，是个非常特殊的地区。陈寅恪先生对它做过专门的研究，指出这里有强烈的“胡化”倾向，和唐朝内地截然不同。这里种族混杂，民风剽悍，妇女儿童都能弯弓射箭，可以说是唐帝国内最具军事潜力的一个地区。如果看后来的唐代史，更会对河朔地区的战斗力有深刻印象。这里的士兵往往能以几州之地，和整个唐朝政府对抗。而以后来的契丹帝国之强，一个幽州藩镇就能独自把它阻挡于边境之外。而且这个地区对叛军是相当支持的。我们可能会觉得叛军倒行逆施，哪里会有人民的支持？叛军在占领区确实极其残暴，形同野兽，比政府军要恶劣得多，当地居民肯定痛恨叛军。但是在安史集团的老巢，人们对安禄山等人往往相当推崇，甚至接近于宗教式的膜拜。直到叛乱结束很久以后，河北民间还有很多人称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田承嗣为了讨好军情民意，甚至把安庆绪和史朝义也加进去，弄了个“四圣”。河朔地区对中央政府的敌对情绪，由此也可见一斑。

正如黄永年先生在《六到九世纪中国政治史》说的，“两京易取，河北难收”。这样的一个地区，哪里是容易平定的？何况唐军的实力还远谈不上雄厚呢。

已是险胜，要一鼓作气扫清河朔，谈何容易？当时仅范阳的李怀仙就握有五万军队，加上其他军阀，可以凑出十多万大军。仆固怀恩攻进河北时手中军队不过一两万，哪有力量真去剿清叛军？即便唐军主力挥师北上，恐怕也非一两年可以成功。仆固怀恩确实太想立功，唐政府也确实妥协得太痛快，但是这个结局并非是某个人的蠢笨或者阴险所致，它主要还是实力对比的结果。叛军祭出了首领的头颅，唐朝牺牲了河朔的土地，双方这样勉勉强强地共存了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