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大明首辅高拱迅速失去皇帝欢心
一、同受顾命
隆庆六年五月二十五日，如果按公历，是1572年7月4日，北京就要迎来这一年最热的日子。但是，紫禁城乾清宫的气氛，却像是冷到了冰点。小心谨慎等待了许多年，但登上皇帝宝座仅仅五年半时间的隆庆皇帝朱载垕，此时还不满三十六岁，却已经走到了生命的尽头。
当内阁三位大学士高拱、张居正、高仪被宦官领进乾清宫时，隆庆皇帝正半倚在御榻上，皇后陈氏、贵妃李氏，以及太子朱翊钧都陪伴在他的身边。
高拱三人见状，连忙跪倒在御榻前，不住地呼叫、不住地磕头。皇帝此时已经说不出话来，只是逐一对着他们点头，并示意身边的太监宣读顾命：
朕嗣祖宗大统，今方六年，偶得此疾，遽不能起，有负先皇付托。东宫幼小，朕今付之卿等三臣，宜协心辅佐，遵守祖制，保固皇图。卿等功在社稷，万世不泯。(《明穆宗实录》卷70)
不等司礼监太监宣读完顾命，高拱三人已是泣不成声。
这番景象，就是人们从小说、戏剧中看到的所谓皇帝“托孤”，官方的正式文字是“顾命”，而高拱等人则是“受顾命”。自明朝开国以来，这种方式的“顾命”与“受顾命”，以前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嘉靖皇帝的伯父弘治皇帝临死前，把三位大学士召至病榻前，把儿子朱厚照也就是后来的正德皇帝托付给他们，并且说，太子聪明，希望先生们好好培养，让他以后做个好皇帝。
隆庆皇帝这一次继承了先祖的做法，高拱三人固然是感激涕零，外廷文官也是一片喝彩。不少研究者和明史的爱好者喜欢把弘治皇帝和隆庆皇帝放在一起比较，这两位在许多地方还确实有相似之处。
当然，好的开始未必就有好的结局。正德皇帝不但没有接受三位顾命大臣的教导和培养，即位一年之后，还把其中的两位赶出了北京。那么，这一次三位顾命大臣、托孤大臣的结局又会怎样呢？
托孤之后的第二天，隆庆皇帝去世了。一切善后工作都有条不紊地进行。
一方面是安顿好已经去世的皇帝，该上庙号上庙号，该营山陵营山陵。另一方面是安排新皇帝即位。先是由内阁向太子上“劝进”仪注，接着满朝文武以及军民代表三次联合上疏，请求太子即位。年仅十岁的皇太子朱翊钧也按照既定程序推辞两次，然后在第三次劝进表递上之后，于隆庆六年六月十日当仁不让地继承了皇位，并从第二年开始，也就是从公元1573年，改年号为“万历”。这位皇帝，就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小世宗万历皇帝。
当然，在皇帝继位的过程中，最忙碌的其实并不是被顶在前台的万历皇帝朱翊钧。十岁的小世宗这个时候还只是一个道具，由人摆布。最忙碌的是这些事情的总导演、总指挥——内阁首辅高拱。大行皇帝的信任，使高拱更加积极努力地工作，他不但要把小皇帝名正言顺、风光体面地扶上台，还要把他培养成、辅佐成有道明君。高拱先是领着人草拟了隆庆皇帝的遗诏和万历皇帝的登极诏，兴利除弊，大赦天下。紧接着，又以内阁首辅的身份向万历皇帝提出五条建议，也就是五条施政纲领。所有这些，万历皇帝都一一予以批准。
正如刚刚死去的隆庆皇帝和满朝文武大臣所期待的那样，新天子和旧大臣之间，特别是和旧首辅之间，配合默契，其乐融融。
二、风云突变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这一切竟然只是一个虚假的表象。隐藏在这配合默契、其乐融融表象后面的，却是紧锣密鼓的阴谋和磨刀霍霍的搏杀。
隆庆六年六月十六日，也就是万历皇帝即位的第七天，文武大臣们在礼仪官的引导下，跟随着内阁首辅高拱来到了会极门。这个会极门我们在《大明嘉靖往事》中曾经多次提到，张璁上《大礼或问》、杨慎等人请愿、杨继盛上疏弹劾严嵩等等，都发生在会极门，只是那个时候还叫左顺门。这是明朝经常发生重大政治事件的地方，也是皇帝的意志、宦官的意志和文官的意志进行博弈的地方。由于刚刚即位，这个时候万历皇帝还没有正式“视事”，还没有开始和大臣们讨论国家事务，所以凡有诏令，都由司礼监太监在这里宣读。
高拱们来到会极门时，以掌印太监冯保为首，司礼监的各位太监早已在此等候。看看人到齐了，只听冯保一声“有旨”，大臣们连忙跪下听旨。司礼监的一位太监开始高声宣读圣旨：
皇后懿旨、皇贵妃令旨、皇帝圣旨——
诸位注意，这是一道以皇后、贵妃、皇帝三人的名义共同下达的旨意。大家可能会产生疑问，这时的皇帝是万历皇帝，那么这个皇后、贵妃又是谁？这个皇帝自然是万历皇帝，但皇后和贵妃，却是他父亲隆庆皇帝的皇后和贵妃。皇后姓陈，是万历皇帝的嫡母；贵妃姓李，是万历皇帝的生母。由于要到下个月才上尊号，上了尊号之后才能叫“太后”，所以这个时候还是按过去的叫法，一个是“皇后”，一个是“贵妃”。
司礼监太监继续宣读：
传与内阁府部等衙门官员，我大行皇帝宾天先一日，召内阁三臣至御榻前，同我母子三人，亲授遗嘱。说东宫年少，要他每辅佐。今有大学士高拱，专权擅政，把朝廷威福都强夺自专，不许皇帝主管，不知他要何为？我母子三人，惊惧不宁。高拱便著回籍闲住，不许停留。你每大臣受国家厚恩，当思竭忠报主，如何只阿附权臣，蔑视主上。姑且不究。今后俱要洗心涤虑，用心办事。如再有这等的，处以典刑。拱即日出城。(《明神宗实录》卷2)
这是万历皇帝即位后朝廷中发生的第一桩大事，高拱这一次可能破了一项纪录，他可能是中国历史上自有记载以来被新皇帝以最快速度罢免的顾命大臣。
三、性格决定命运
说到这里，我们不能不对高拱的事情做一个交代，否则，我们也会和当时听这道圣旨的官员们一样一头雾水。
这位高拱，我们在《大明嘉靖往事》中曾经说到过：严嵩做寿，众人来庆贺，当时还在翰林院为史官的高拱竟然发出不和谐的怪笑，而且念了韩愈韩昌黎的一句诗，说是“大鸡昂然来，小鸡竦而待”，笑得严嵩直不起腰来。不仅如此，高拱还十分得意地把这件事情记载下来、流传开去，成为嘉靖时期内阁和翰林院令人神往的风流雅事。
高拱是河南新郑人，嘉靖二十年的二甲进士，选了庶吉士，散馆后留翰林院为编修。我们过去反复说，庶吉士、编修很可能就是未来的大学士。这个时候的高拱三十岁刚出头，虽然不算是少年得志，可也是前途无量。后来的事实证明，高拱十分幸运，因为他跟对了人，跟对了嘉靖皇帝的第三个儿子，后来成为隆庆皇帝的裕王朱载垕。当然，这次跟对人并不是高拱自己可以选择的，而是嘉靖皇帝安排的，更有可能是当时的内阁首辅严嵩安排的，让他做了裕王的讲读官，也就是做了裕王的老师。这个有意或无意的安排，注定高拱以后要发迹。因为这个时候太子已经死了，裕王也就成了嘉靖皇帝还健在的两个儿子中的老大，极有可能继承皇位。后来，裕王的寿命不仅熬过了他的弟弟景王，成了嘉靖皇帝硕果仅存的儿子，还熬过了父亲嘉靖皇帝，做了皇帝，就是隆庆皇帝。这样一来，高拱就由裕王的老师顺理成章地成了皇帝的老师。
在高拱做裕王老师、皇帝老师的过程中，内阁的首辅先后是严嵩和徐阶，这两人都是官场的老手。虽然嘉靖皇帝还在位，但是他们早就在考虑嘉靖皇帝的后事了。太子死后，虽然嘉靖皇帝一直没有立裕王为太子，但这继承人的身份却是跑不掉的，而高拱也显示出办事的干练。于是，无论是严嵩还是徐阶，都认定高拱以后一定会得到重用，所以不断向嘉靖皇帝推荐。于是，高拱做了太常卿，并且兼着国子监的祭酒。太常卿是正三品的大员，专门主持和上天的对话，这实际上是严嵩给他的一个可能和嘉靖皇帝接触的机会。祭酒则是国子监的主官，高拱可以以这种身份广结善缘，成为读书人的领袖。到嘉靖四十一年，严嵩罢官，徐阶为首辅，继续给高拱送人情，推荐他为礼部侍郎，使他具备了入阁为大学士的资格。嘉靖四十四年，高拱做了礼部尚书，并于次年入内阁为文渊阁大学士。
虽然高拱已经入阁，内阁中也还有其他的大学士，但徐阶却是资格最老、威望最高的大学士，是首辅，副手们都是他的学生辈，所以徐阶并不把他们放在眼里。而且，徐阶还逐渐发现，这个高拱虽然能干，脾气却和自己不对路，还不甘心居于人下。虽然自己曾经不断推荐他、帮助他，但他并不买账。特别是嘉靖皇帝死后，隆庆皇帝继位，高拱仗着是皇帝的老师，每每与自己抬杠。
倒是隆庆皇帝的另外一个老师张居正，对自己十分尊重，或许是个好帮手。于是，徐阶在许多事情上便撇开高拱、撇开其他的大学士，和当时还不是大学士的张居正商量。比如草拟嘉靖皇帝的遗诏、隆庆皇帝的登极诏，徐阶都是征询张居正的意见，并很快把张居正招入内阁，以抗衡高拱。
高拱是个直性子，他受不了这个气，更加处处和徐阶过不去。内阁这一新一旧的两个人就这样较上劲了。如果这个时候张居正从中进行协调、斡旋，徐阶和高拱的矛盾也可能会得到一些化解或缓和。但他没有这样做，或者是因为怕引火烧身，或者因为有其他考虑，他是坐山观虎斗，两边不得罪。而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一位言官出于个人得失的考虑，导致了徐阶和高拱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并且几乎引发了一场大的官场风暴。此人名叫胡应嘉。
这个胡应嘉是南直隶淮安人，嘉靖三十五年的进士，曾经做过江西宜春县的知县，因为政绩显著，调到北京任吏科给事中，后来又做了都给事中。和许多明朝的言官一样，胡应嘉也是一位敢言直谏之士，曾经有一位户部侍郎、一位工部侍郎和两位布政使因为被他弹劾而罢官，而这位工部侍郎恰恰是高拱的姻亲。等到高拱做了大学士，胡应嘉有点担心了，担心高拱会给自己穿小鞋、为亲家报仇。当然，这也许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为了保护自己，同时也察觉到徐阶与高拱关系的微妙，于是胡应嘉以进为退，对高拱进行弹劾。
胡应嘉弹劾高拱什么呢？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是说高拱做了大学士之后，本应该在西苑的直庐值班，随时听从皇帝的差使，但高拱却嫌内阁在西苑的直庐过于狭小，便在西安门外买了一处宅子，常常晚上潜回家住。第二件事，胡应嘉说，自从皇上身体违安，大小臣工人人向上天祈祷，请求上天保佑皇上，唯独高拱，不仅其心不诚，且私自将祈祷器物携出西苑，不知是何用心。
难怪胡应嘉能够参倒两个侍郎、两个布政使，原来他挑出来的过错都是我们今天看来无关紧要，但在嘉靖皇帝看来却是天大的事情——有什么事情比为皇帝祈祷更重要，有什么事情比侍候皇帝更重要呢？高拱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赶紧上疏辩解。第一，臣在西苑的直庐，宽敞明亮，规格甚至超过前后首辅严嵩、徐阶，臣一直受宠若惊、诚惶诚恐，怎么可能嫌其狭小呢？至于把家搬到西安门外，是因为家贫无子，又没有雇用健仆，住得近一些，取用衣食比较方便，可以更好地为皇上服务。第二，近年来，学士们前往紫皇殿为皇上祈祷，都是用直庐的器物，祈祷完后即带回，这已经成了惯例。这些器物现在都在西苑直庐，随时可以接受检查。高拱在理直气壮为自己申辩之后，不免也对胡应嘉进行反击。
这也就是高拱的性格，受不得委屈。但这一辩驳，在言官们看来，在御史和给事中们看来，就是失“大臣体”。你作为大学士，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办？
应该不吭声，应该接受朝廷的调查，应该相信朝廷会给你一个公平的交代，犯得着你自己喋喋不休吗？幸亏这个时候嘉靖皇帝已经病入膏肓，既没有和高拱计较，也没有和胡应嘉计较。
“拾遗”这个事情在明朝可了不得。
京察之岁，大臣自陈。去留既定，而居官有遗行者，给事、御史纠劾，谓之拾遗。拾遗所攻击，无获免者。弘(治)、正(德)、嘉(靖)、隆(庆)间，士大夫廉耻自重，以挂察典为终身之玷。
到万历时期，“阁臣有所徇庇，间留一二以挠察典”。注意，也只能“间留一二”。
这个制度其实又是明朝国家机器得以正常运行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制度和措施，也是官场的一个清洁系统。尽管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地有无数的“走过场”。
事情闹到这个份儿上，高拱自己也觉得在朝廷待不下去了，只得请求辞职。隆庆皇帝当然不愿看到老师这样一种结局，做了和事佬，允许高拱离职，但不是“致仕”，而是保留待遇，以少傅兼太子太傅、尚书、大学士的身份回原籍“养病”。
过了若干年，《明世宗实录》的编撰者们对这件事情还记忆犹新。他们分析说，高拱对徐阶挑战，从本质上说，是老皇帝嘉靖皇帝的内阁首辅和新皇帝隆庆皇帝的东宫首臣之间的一场新老更替的权力斗争。但是，当两种势力的代表人物所进行的角逐还没有完全撕破脸皮、还没有到不可挽回地步的时候，最讨厌的便是有胡应嘉这样的小人在其中捣蛋。他们用了这样一句话：“小人交构其间。”这个小人在里面揣摩动态、窥测方向、搬弄是非，从而造成矛盾的激化。幸亏这场斗争开始的时候嘉靖皇帝已经无法理事，而这场斗争结束的时候继位的隆庆皇帝又是个不喜欢生事的主儿，否则的话，“祸且不测”。
四、一朝天子一朝臣
与高拱的咄咄逼人相比，徐阶再一次显示出他的政治家气度。高拱回原籍“养病”后的一年零两个月，隆庆二年七月，徐阶感觉到了隆庆皇帝对自己的疏远，不等别人下逐客令，便自己请求退休，回了松江府华亭县老家，颐养天年。又过了一年半，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在家乡养精蓄锐两年半后，被隆庆皇帝召回北京，重入内阁，并且成了内阁的新首辅。一旦做了首辅，高拱便也继承了严嵩、徐阶的做派，事事自己做主，处处显示权威。不仅仅在内阁、在外朝显示权威，同时也干预内府的事情，干预宦官衙门特别是干预司礼监的事情。这就为他的再次下台留下了隐患。
从英宗正统年间开始，司礼监成了明朝宦官的主管衙门，而且代表皇帝对内阁进行操纵。凡是内阁“票拟”的文件，都需要司礼监代表皇帝“批红”。
所以《明史？职官志》说：“内阁之拟票，不得不决于内监之批红。”内阁大学士一般只有三人，但司礼监的太监却是一批人，有提督太监、掌印太监、提督东厂太监、秉笔随堂太监，又有少监、监丞等等。而他们的升迁，也和外廷文官一样，有一套程序。
在这些司礼监的太监中，冯保是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按照资历，本应该升任掌印太监，但高拱觉得冯保和自己不太对劲，在讨论工作时不太协调，于是向隆庆皇帝推荐了其他人。这就等于堵了冯保升迁的路子，剥夺了冯保本来应该得到的利益，还不只堵了一次，而是堵了两三次，这样一来，冯保自然对高拱十分不满意。
尽管高拱看不上冯保，但冯保却有冯保的长处，不仅书读得多，有见识，有才干，而且琴棋书画，样样皆精，雅歌投壶，多才多艺，所以隆庆皇帝的皇后和贵妃都很把冯保当人物。不仅如此，内阁里面也有冯保的好朋友，他就是张居正。高拱觉得和冯保不对劲、不协调，张居正却和冯保很对劲、很协调。这个问题就严重了。
而所有这些背景、这些内幕，高拱都浑然不觉。更要命的是，高拱的靠山是隆庆皇帝，但隆庆皇帝偏偏只做了五年半皇帝就病死了。他这边一病死，那边就由皇后和贵妃做主，让冯保做了司礼监的掌印太监，并且下了一道旨意，让内阁大学士们和冯保一起辅佐皇帝。直到这时，高拱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他又是绝对的自我感觉良好者，觉得自己完全有能力把这件事情扭转过来。他让两个嫡系言官上疏弹劾冯保，准备在这个奏疏发到内阁时，拟旨驱赶冯保。为了万无一失，他把这个计划悄悄告诉了张居正，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但高拱没有想到的是，张居正虽然和他是裕王府和内阁中的同事，但对他张扬的个性却并不苟同。况且，此时的张居正已经通过冯保的关系攀上了新皇帝、皇后和贵妃，并且正在努力和旧朝决裂，以便成为新朝的代表。于是，这样一场本来是内阁首辅与司礼监掌印之间的博弈，客观上又成了张居正与高拱之间的较量，只是一个在明处，一个在暗处。在明处的自然是高拱，在暗处的则是张居正。
所以，事情的发展完全背离了高拱的预期，皇后、贵妃和皇帝根本没有把弹劾冯保的奏疏发到内阁，而是让冯保的朋友、另一个司礼监太监，宣读了对高拱的谴责和处置。
这是怎么回事呢？高拱不明白自己这盘棋错在哪里，他觉得自己的程序没有错。其实，他错就错在在裕王府窝的时间太长，而没有真正在政府部门混，没有弄清楚内阁和司礼监的真正关系，没有弄清楚这场斗争的潜在法则。在中国君主制时代，重大的事情其实是不按规矩出牌的。你高拱想按规矩办，那还不死路一条吗？再说，你又算是什么规矩，那两个上疏弹劾冯保的，不就是你的“私人”吗？你搞阴谋，别人就不可以搞阴谋？要怪只能怪你自己玩不过别人。
事情的结局对于高拱来说，或许是一种不公平、不公正，因为高拱在隆庆时期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但高拱下台换来的结局，是新的内阁首辅张居正和新的司礼监首脑冯保的配合默契，是新内阁、新司礼监和新皇帝、新皇太后之间的其乐融融，并因此开创了万历前十年的辉煌。历史就是这样有意思，甚至是这样难以琢磨。
不能不佩服《明史》的编撰者，他们竟然把高拱和他的两个生死对头徐阶、张居正同列一卷。因为他们看到，三人虽然是政敌，却进行了一场接力，一场通过他们的聪明才智和苦心经营，把明朝推向鼎盛的接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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