善哉，“黄金屋”自有“新师说”！银行家热衷教育，创办民国版“希望小学”

来源: 上海市银行博物馆

文│石亦骅

因诚信而受信赖，因助人而受亲爱，因怀德而受尊重。这，或许就是民国银行家之魅力所在。想当年，一些金融名流在经营钱业赚取利润的同时，心系芸芸众生，不忘社会责任，对躬身教学实践或兴办教育慈善事业满怀热忱，倾注心血，其初衷除了实现办学救国之理想，更在于他们大多自幼饱尝失学之苦，推己及人，意欲为寒门学子圆梦奉献绵薄之力，拳拳爱心，可敬可佩！

春雨“润”物，“卿”力相助

油画《钱业巨子秦润卿在寓所》，作者秦允宗

金融界兴学助学肇始于何时？这得从“钱业领袖”秦润卿100年前创立的普迪学校说起。

当年学人记述：“旧时宁波人从事金融业而著名者甚多，但以贫寒出身，由经纪资方钱庄业务发轫，卒能领袖群伦，执金融界牛耳，又能律身谨严，热心公益，大节可风者，秦润卿可算难得的一个了。”1915年，秦润卿因介绍业务交易获取一笔巨额酬金，无法推辞，又逢宁波老家“城区已有正始、东城诸小学，犹未足容全城学龄少年之就读，尤以清寒子弟为甚”，他找来几位钱庄经理一核计，决定将“意外之财”移作办学基金，打造一所纯属义学性质的学校，校址选在慈溪城西郊正始学堂旧址，校名定为“普迪”，寓意“普及文化，启迪民智”，并亲立“勤、俭、公、忠”四字为校训，其办学之良苦用心，殷殷可见。

育才崇教，造福桑梓。普迪学校对贫寒子弟的照顾可谓无微不至，非但学杂费用全免，还赠送笔墨文具，许多学生把在这里的就读经历描述为“白吃饭的求学过程”。同时，秦润卿深谙教师之于学校的重要性，聘请文学家柔石、文艺理论家巴人、“四明才子”陈家祯等“硬核师资”来校授课，更是提出“教师只求安心教学，待遇从丰，全部经费由润老筹拨”。本着因材施教的原则，学校对品学兼优者提供奖学金，资助他们继续深造，对不升学者则推荐至上海钱庄银行或工商企业就职。由于学校声誉鹊起，名震四方，求学者猛增，10年后另建普迪第二学校。对此，自幼在该校就读的应昌期先生赞曰：当时国内“一件罕见的培育贫民子弟翻身的事”。

1936年慈溪县立初级中学

为心中的“助学计划”垒起第一块砖之后，秦润卿并未停下慈善办学的脚步：慈溪县政府创办县立中学，他慷慨捐赠白银2000两，抗战期间慈溪中学校舍毁于战火，他又邀集旅沪同乡名流募捐集资，耗时半年重建教学楼；宁波效实中学遭日寇炸毁，部分师生转往上海避难，他携手在沪甬商出资开办效实中学上海分校，后易名为储能中学，“效实”、“储能”均源于严复翻译《天演论》中“物竞天择，效实储能”一句，可见其传承递进之关联；为支持文化教育事业，他还先后担任了上海南洋模范中学、育才中学的校董。

秦润卿另一广受同业称颂的善举，当推其以上海钱业公会会长的身份，亲手栽种的钱业公学之品牌。上海开埠后，西化严重，教会学校一时风靡，秦润卿觉得，“沪上学风失坠，尤病教会学校之曲循西俗，课程偏失，其施教不合国用，驯至汨没国性”。1923年，他以培植同业子弟为宗旨，自筹经费，在河南北路与塘沽路口的北市钱业会馆内，设立钱业公学，1929年改称钱业中小学，增设高中部，附设幼稚园（幼儿园），成为一所涵盖学龄前后的全功能学校。

上海市塘沽学校（原钱业公学）

师者，古之开蒙者，传道授业解惑也。钱业中小学由秦润卿担纲校董会董事长，亲自过问学校办学兴革措施，并聘任学者冯君木、陈布雷为社长，钱太希、冯定、沙孟海、王个簃、王元化、楼适夷、杨历樵等名家为教员，“自定规制，增益中国文史之教材，兼设外语、数学、商事等科，且时时示以为人处世之方”。因为教学质量过硬，软硬件条件不俗，学生一度达1700余人，连旧时上海市长吴国桢也把儿子送来钱业中小学读书。1956年，这所学校更名为新中中学。

时局兵戈抢攘，市场阴云密布，不少商家因经营窘纷纷撤出对教育的赞助。秦润卿虽为“钱业大佬”，但平时自奉节俭，个人实力毕竟有限，为拓宽募资渠道，斟酌再三，想出一个“非常之法”。那时，很多喜家看重秦润卿的地位与名望，邀请他替新人证婚的喜帖络绎不绝，作为证婚人自然会收到主人家的谢礼，兼任数家学校、医院董事的秦润卿认为现款更为受用，而对方知悉其心意后便将谢礼折合为现金以资慈善。秦润卿对好友坦诚相告：“……医生、教师工资，均因经费支绌逾月未发……故思以电话通知各家，希能折成现款惠予，我老矣，缯絮足以御寒，何用华胄，而烟酒之类，虽上品亦与我无缘，不如送我以现款，俾腋集分寄与医院和学校”。

桃李成“锡”，沐雨“经”霜

“忠厚传家远，诗书济世长”。温州平阳地区有一周氏望族，秉承祖训，耕读不辍，文脉绵延，精英辈出。其中的“文五代”周锡经，便是民国时期集银行家与教育家于一身的杰出人物，人生履历丰富，演绎“跨界”传奇。

1904年，弱冠之年的周锡经踏上了“巴拉巴拉”东渡留学的旅程，就读于日本东京高等商业学校，专攻经济学与银行理论。同乘一艘轮船的，还有日后成为上海滩金融界“后起之秀”、35岁就担任上海银行公会会长的钱新之。学成回国后，周锡经在清政府组织的留学生考试中脱颖而出，中商科举人。期间，他又忙里偷闲“打酱油”：与同好在杭州创办浙江近代第一本《商业杂志》，当选民国首届浙江省议会会员，远赴北京“客串”大清银行核算课长……

辛亥革命爆发，周锡经回到杭州，在浙江私立法政学校当起教书先生，讲授经济学和银行论。这所学校，由曾留学日本的陈敬第于1910年私人集资创办，为中国私立法政学校之先驱，沈钧儒、殷汝熊等社会名流亦在该校执教。年轻有为的周锡经工作勤勉，诲人不倦，事业心很强，他充分汲取留学养料，自编教材讲义，为莘莘学子口传心授。翻开北京图书馆编《民国时期总书目•经济》，可以查阅到他当时编著的《银行论》一书，内含银行之概念、资本金与公积金、存款、贴现、贷款等5章，包罗银行业务万象，蔚为大观。

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原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

“要抵制，舶来物，挽利权，雪耻辱，更要提倡国货，讲求实业进步。愿我同胞鼓舞，齐谋幸福。”民国初年的杭州，一首《提倡国货歌》响彻街头巷尾，有识之士呼吁民众抵制洋货，以爱国主义凝聚人心，重振民族工业。直面时局，周锡经心知肚明，当务之急就是尽快培养一大批适应社会需求的实业人才。1912年，他受邀担任更名为浙江省立甲种商业学校的校长，确定“诚、毅、勤、朴”为校训，开创新式商业教育改革，倡导“以适合实用为主”的启发式教学，提出讲课应“授以商业上必需之知识技能，使将来实能从事商业为宗旨”，课程设置除按照教育部规定，还从“体察地方商业需要人才之情况”出发，“于教授普通商事知识技能外，特注重银行交易所等课程，使其毕业后就职，具有优裕应用之能力”。别具匠心的是，商校还设置了银行实习室、交易所实习室和打字练习室，便于学生开展身临其境、“真刀真枪”的技能演练。

“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主持教务的五六年中，周锡经视野开阔，思路清晰，措施得力，成绩斐然，为社会悉心培育有用人才，可谓“桃李满天下”。其中，最具知名度的高足为爱国民主先驱、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章乃器。22岁的章乃器从商业学校毕业步入社会，周锡经还利用其银行圈的人脉资源，介绍他到浙江地方实业银行当了一名练习生。

拗不过曾是留日同窗的“江浙财阀”钱新之的再三相邀，周锡经不得不告别一手培植的菁菁校园，转战风起云涌的金融行业，在多家银行挑起领军者的重担：杭州农工银行经理，中国银行杭州分行经理，浙江地方实业银行理事，中国盐业银行杭州分行行长……直至上世纪40年代初期辞职退休，返归故里。捧着“金饭碗”，周锡经依然难舍校园情结，不忘昔日浙江省教育学会副会长的头衔，默默无闻“反哺”树人工程，乐善好施，慨然解囊资助困难学生，学成后“近水楼台”提供银行见习岗位，为教育慈善事业拾柴添薪，推波助澜。

“笔”底生风，量如“江”海

倘若伸出10个指头，胡笔江可占其一。出生在江苏扬州的胡笔江，少年时代就读于私塾，18岁进入泰县姜堰镇一家小钱庄学生意，满师后到江都仙女庙义善源银号当职员。风华正茂之年，胡笔江闯荡京城，因其脑筋活络，善于言辞，熟悉银行业务，颇得交通银行经理梁士诒的赏识，不久晋升为总行稽核。怎奈好景不长，北京政局动荡，他辞去交行职务，挟资初登上海滩。1919年，适逢印尼华侨富商抵沪创办金融机构，经《申报》老板史量才荐举，邀请胡笔江合股筹组中南银行。

有道是“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胡笔江在主理中南银行的岁月里，处处显示出先人一步、高人一筹的创新思维：譬如以高薪聘用英籍雇员，在中资银行里率先开办对外汇兑业务；利用侨资银行的特殊背景，争取到令同业眼馋的钞票发行权；以“摊大饼”方式迅速扩张，在全国主要城市设立分支机构，等等。当中南银行与金城、盐业、大陆三家银行组建四行储蓄会，胡笔江出任执行董事，他吸纳社会资金，投资地产证券，在申城黄金地段盖起了24层楼国际饭店，一时聚焦民众眼球，盈利扶摇直上，口碑信誉日隆。

满了袋子，岂能空了脑子？结合自己的成长经历，胡笔江感同身受：一个家徒四壁、无依无靠的学子，到社会上求职是多么的艰辛！1933年，胡笔江出资10万元，在家乡江苏沙头创办学校，自任校董会董事长。学校最初取名敏求小学，引自《论语》名句“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意为勤勉以求知；后来乔迁新址后，他又亲自改校名为竞生小学，冀望学子能够始终保持生机勃勃的状态。数年后生源猛增，胡笔江在周边新设了两所分校，为方便三所学校之间的教学往返，他还特意配备了多辆自行车供教师使用。

江苏扬州胡笔江故居

昔时的竞生小学，师资力量和硬件设施之优良，“壕”倒没朋友，连扬州城内很多公立私立学校亦难以望其项背，甚至吸引了镇江、泰州等地区的学生近悦远来。到底是银行家，舍得花本钱，胡笔江重金选聘华东文教界名流担任校董，汇聚了一批教育经验丰富、学识水平甚高的教师任教，课程设置“对标”上海等大城市新式学校，校园内宿舍、食堂、花圃、运动场、图书室、仪器室、实验室、生物标本室等一应俱全，还配有留声机、矿石收音机和照相机等“时髦玩意”作为先进教学工具，让学生“涨姿势”、开眼界。难能可贵的是，他勇于破旧立新，移风易俗，主张男女教育平等，三所学校鼎盛时拥有学生800余人，其中女生达三分之一，引领乡村女孩读书的风气之先。

对于在读学子，无论贫富，不分贵贱，胡笔江一视同仁。他经常给予困难学生钱物接济，并承诺毕业后只要成绩优异，均可到他开设的银行就业。如是，学生解除了未来面临的“饭碗”后顾之忧，银行则培育了品学兼优、知根知底的后备力量，可谓“双赢”也。最让胡笔江“得意”的一桩事，即有一回江苏农民银行招收高中毕业生，应聘者如过江之鲫，竞生小学的应届毕业生获得考试资格，其中3位竟然考过了众多高中生，被银行录取，足见竞生小学教学质量之“牛气”！

天有不测风云。1938年盛夏，正当胡笔江大展宏图着手开建竞生中学、大学之际，应国民政府财政部电邀，他从香港乘“桂林号”飞机赴重庆，欲商讨筹款购买飞机事宜，却在广东中山上空突遭日军飞机袭击，不幸遇难，项目也随之搁浅了。毛泽东闻讯，挽联致哀，称其为“金融巨子”。一代儒商，意外早逝，壮志未酬，令人扼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