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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冯 翔
王冀豫和常砢，这对空军大院里一起长大的北京发小儿，根红苗正的红二代，现在都已经过了60岁。
他们在说几十年前的一场打斗。在那场打斗——确切地讲应该是“武斗”中，16岁的王冀豫打死了一个比他大3岁的男青年。由于死者父母的宽容，他并未受到实质性的法律追究。晚年，他主动向媒体袒露自己那段往事，以“武斗打死人，忏悔四十年的红卫兵”而著称。
“你不要总把那事儿当做一种沉重的负担。”常砢试图开解王冀豫。几十年来，王冀豫总是想跟他讨论有关武斗、“文革”的种种话题，他总是绕开。“当时就是那种形势，你死我活。你不打死他，他就捅死你。”
打破沉默的是王冀豫：“你看你把人家宋彬彬害的。你推她，让她上去戴袖章，结果她背了几十年黑锅。”
“那可不。要是我上去戴袖章，那可能没我现在坐在这儿了。照我这种闹法，可能‘文革’期间就被人打死了。”
这场讨论的一个月前，他们共同的熟人宋彬彬——开国上将宋任穷之女，一个67岁的丧偶老人，正在她的母校——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实验中学的一间会议室里捧着《道歉书》一字一句地念，几度哽咽落泪。她的面前，是数十名她当年的老师、同学，和不停拍照的媒体记者。
1966年8月18日，宋彬彬在公安部长谢富治的允许下，为毛泽东戴上了红袖章。从此“坠入”被符号化的一生。
这是位瘦瘦高高的老人。朴素的白绒衣，黑外套，青丝中夹着丝丝白发，一副高度近视镜架在鼻梁上。面对记者们的摄像机，显得有些手足无措。
尽管曾经声明过“不接受采访”，她仍然半推半就回答了一堆问题。回到母校，她似乎回到了高中时代——那时，她有个外号，“小迷糊”。
无数人通过电影、广播、报纸得知了她的“壮举”——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身着军装，出席百万人规模的“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群众大会”。天安门城楼上，她将“红卫兵”袖章戴在毛泽东左臂上，一跃成为红卫兵的代表性人物，乃至十年“文革”最著名的LOGO。
“这几十年，我跟别人讲这事儿的时间加起来都没今天多。我父亲一直到去世都不知道。”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他总结。
这位原空军大校身高一米八五。正因为个头高，他这个北京师范学院附中的初三学生才能在那天上午被选拔进“代表”队伍，登上天安门，“策划”了向毛泽东献袖章事件。
几天前，风云突变。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毛泽东主持下，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政治局7名常委扩大为11名，刘少奇由第二降到第八，林彪则上升到第二位，成为毛泽东新的接班人。同时，全会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将“文革”由毛泽东的个人决定上升为全党决议，山雨欲来。
从现存的影音资料上看得到：城楼上，很多国家领导人脸色阴沉，一言不发。同天安门下狂热高呼“毛主席万岁”的群众形成极大的反差。周恩来临时决定，安排一部分中学生上城楼，以活跃气氛。常砢和宋彬彬就是其中两个。此前，年龄相差3岁的他们素未谋面。
常砢的父亲是一位中将，中国空军的缔造者之一。那天也站在城楼上。
“我自己的袖章是一块没有字的红布，给我爸戴上了。后来就看见宋彬彬戴着‘红卫兵’袖章。我想，让这些老革命尤其是主席戴上袖章，我们红卫兵不就被承认了吗？”常砢先是朝宋彬彬要来了她戴的袖章，想闯过去给毛泽东戴，被便衣警卫拦住。他回来，带着宋彬彬和另外一男一女，四个学生又奔了过去。“我们两个男生把便衣抱住，她们俩就过去了。一会儿宋彬彬回来跟我说：戴上了！”
在毛泽东身边，宋彬彬遇上另一道防线——公安部长谢富治。谢富治认识她，问：“干什么？”“给毛主席戴袖章。”
她的运气出奇地好。接下来的半年内，毛泽东又接见了7次红卫兵，总人数达1200万人次。这7次接见已被“正规化”，献袖章这样的自发举动不再被允许。
被戴上袖章的不仅是常砢的父亲和毛泽东。周恩来、林彪……无数中学生在城楼上寻找着国家领导人，给他们戴上字迹、规格、型号各异的袖章。只有刘少奇予以了拒绝。另外一个男生想给毛泽东的右臂戴上“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的袖章，也被拒绝。两人采取的方式一模一样，都是一言不发，用手往下撸。
现场，一个女播音员用播音腔复述了毛泽东和宋彬彬在城楼上的即兴对话：“你叫什么名字？”“叫宋彬彬。”“是文质彬彬的彬吗？”“对。”“要武嘛。”
梳着两条小辫，戴一副白色塑料框近视眼镜的宋彬彬双手握住毛泽东的大手，咧着嘴笑，激动得话都说不出来。
宋彬彬（右三）、刘进（右四）向卞仲耘校长的铜像鞠躬
2014年1月12日上午的那间会议室里，道歉、鞠躬、落泪的还有另外一位老人。
“……对不起我的同班同学宋彬彬，是我让你和我一起贴大字报，‘八一八’是我作为总领队派你带领同学上天安门城楼，而影响了你的人生。”
矮一些但身板壮实的刘进同样头发花白，戴着眼镜。她是这场道歉会的核心组织者。当年，她是学校的头号政治明星。
“我那时候就跟农村来的土丫头似的。对学校的做法很不满意，工农子弟太少，太注重升学率，存在明显的‘骄娇二气’……”刘进也是高干子女，她父亲刘仰峤曾任河南、湖北省委书记，最后调任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她跟着转学到北京，马上与环境迎头相撞。女附中不满意她的考试成绩，硬是给她留了一级。
女附中——当年的实验中学，全称是“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只招女生。北京最好的女子中学这一头衔，它当之无愧。1965年高考，清华某专业在北京只给三个女生名额，全部被女附中夺走。毛泽东、林彪、邓小平、刘少奇等一大批最高领导人、大知识分子、社会名流的女儿都从这里毕业。
进入女附中的刘进很快成为学校大力表彰的模范学生，给全校做报告“怎样克服骄娇二气”，第二年就入了党。每天6点多她就到校，带领同学长跑、做60个仰卧起坐、俯卧撑。参加劳动，两个女生抬一筐土，她一个人挑两筐。爱用笛子吹《丰收歌》的宋彬彬很快成了她的跟班。
几十年后，一个同学对她说，刘进，你那时候太左，对我们压力太大。我有一次穿了一条新的浅黄色裤子，你看到了，说：这颜色这么漂亮？结果我再也不敢穿了。
1966年6月2日早上，正在跑步的刘进听到喇叭里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的大字报，深受启发：原来我们也可以这样！随后她找到宋彬彬：愿不愿意一起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宋彬彬同意了。这张大字报，开启了女附中的“文革”历程。
也因为这张大字报，刘进由高三3班的民兵排长，一跃成为统管全校学生的“学生代表会”主席，宋彬彬成为四个副主席之一。
“你当过学生会文体部长，认识的人多，你挑40个人带上去吧。”1966年8月18日当天凌晨，刘进带领全校上千名学生出发赴天安门，参加毛泽东接见。早上，她听到城楼上高音喇叭喊道：北大附中，上来40个；女附中，上来40个……就喊来了宋彬彬。“宋要武”由此诞生。而原先的政治明星刘进，则融入了普罗大众。
两天后的8月20日，《光明日报》刊发署名“宋要武”的文章，《我给毛主席戴上了红袖章》。“……今天，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给我们指明了方向，我们起来造反了，我们要武了！”第二天，《人民日报》全文转载。
拿人名开玩笑是毛泽东几十年的习惯，从彭德怀、尼克松，到身边工作人员都被他调侃过。他有时意有所指，有时不过随口一说。宋彬彬至今否认《光明日报》那篇文章出自她手。但名字引发的后果，却是灾难性的。
它给蔓延大江南北的“文革”暴力火上浇油。陈毅之子、当时北京八中的学生领袖陈小鲁感叹地回忆：“这句话真是要命啊……他们认为这是个号召，所以武斗控制不住了。人家说，毛主席都讲了‘要武’嘛！”几天后，八中党支部书记不堪被学生殴打，自杀身亡。在“破四旧”高潮期的1966年8、9两个月，仅北京就有1772人被打死。
而“要武”的直接承担者，当然是宋彬彬本人。在她给毛泽东戴上袖章的13天前——1966年8月5日，女附中的党支部书记、副校长卞仲耘死于该校女生的一次揪斗，成为北京最早殉难的教育工作者之一，年仅五十岁。史称“八五事件”。
几十年后，为了辩白自己与“宋要武”、与“八五事件”、与校长之死的关系，晚年的宋彬彬搞到心力交瘁。
1966年下半年，随着“武斗”斗遍全国，“宋要武”的暴力LOGO地位日益凸显。女附中学生叶维丽去南方，发现到处贴着传单：“宋要武”亲手打死了六七个人。关于她参加“杀人竞赛”的种种流言在各地流传。宋彬彬本人到外地串联，在火车上遇见邻座几个人痛斥“宋要武”，生怕被人认出来，赶快把眼镜摘下来，跟着一起骂。
另一个上天安门城楼的女附中学生刘沂伦对南方周末记者回忆：当年10月，她在学校发现门口的收信箱里有许多写给“宋要武”的信，没人动过，就拆开看。一半是“向宋要武致敬、向宋要武学习”，另一类是请“宋要武”去“支援”他们。
当时，从中央部委到地方省市，都已陷入大乱。全国都有中学、小学改名“要武中学”“要武小学”，各地政治势力纷纷声称，“宋要武”在当地支持他们。越来越多的人来到学校，要找“宋要武”。不堪其扰的宋彬彬决定改名。在同学建议下，她改名为“宋岩”。写给“宋要武”的信，她从来没有拆过一封。另外一名女附中学生苑秀琴看见她被一群女生围在当中：“你应该叫宋要武了”。她说：“那不是我的名字。”
而她的父亲——开国上将、东北局第一书记宋任穷，不久也被打倒，成为“东北最大的走资派”。
1969年，被软禁的宋彬彬从东北逃到刘进插队的内蒙古。人还没到，当地人已经听说“宋要武”杀人放火甚至强奸妇女，不敢按普通的插队知青收留她。她得不到口粮，全靠一些北京知青收留才活了下来。
与此相关的是，至今没有任何人能提供出宋彬彬在“文革”中参与打人、抄家的可信证据。
第一个在官方层面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中共中央组织部调查组。1980年代，在美国留学的宋彬彬被人告了。
1980年，宋彬彬去了美国，就读于波士顿大学地球化学专业。就在这期间，有中国留学生举报她：“宋要武”怎么来上学了？她是个杀人狂！中国大使馆很紧张，要求中组部调查。
说这句话的人，是时任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教导主任的王本中。
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总是给人温文尔雅印象的王本中已74岁。他在这所学校工作了40年，甚至“实验中学”这个名字也是他的创意。当年，他是名年轻的数学教师。“八五”那天，他战栗不已。2014年1月12日的道歉会上，他发言：“那是女附中的校耻。”
有了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证明，宋彬彬才得以完成学业，1989年成为麻省理工学院的第一位来自中国的地球化学女博士。她很感激学校。
她又一个没想到：多年后，“宋要武”与“校长之死”再次进入公众视线，搅动民间尘封的“文革”伤痛，实验中学亦是始作俑者。
卞仲耘之死是实验中学的一个避讳话题。她死后几十年，学校再没人提起卞仲耘这个名字。直到1980年代，才有一名目睹其事的女生写了一篇相关文章，《女性的野蛮》。文中还原了那场揪斗的发起过程：“……一天下午，这一派的一些同学在教室里开会，‘我们要坚持斗争的大方向’，‘走，打黑帮去！’”
文章的作者王友琴，从此也与宋彬彬的名字连在了一起。
时为高一3班学生的王友琴在女附中连跳两级，在班里年纪最小，给人以羞涩、很少说话的印象。1979年，她以全国高考文科状元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赴美留学，成为芝加哥大学中文教师。几十年间，她回国做了大量有关“文革”受难者的采访工作，成为有影响的海外“文革”研究者，被民间称为“有良知的历史义工”。由于她的文章，“八五”才进入公众视野。
当年目睹校长被自己教出来的女学生殴打、侮辱乃至死亡过程的女生们，也都开始撰写回忆文章。连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在其所著的《红色家族档案》中都提及了此事。
影响最大的还是王友琴。除了先前几篇文章外，她记录659名“文革”死难者故事的专著《文革受难者》于2004年出版，对卞仲耘之死的描写有两万余字。
然而，她关于此事的文章，逐渐引来了海内外“文革”研究者越来越大的争议。有人指责她用“蒙太奇”手法歪曲事实。
在多篇文章中，王友琴对宋彬彬使用的称呼是“红卫兵负责人”。实际上，在卞仲耘之死的当天，北师大女附中是否成立了“红卫兵”，都是一个问题。类似的问题还有一连串。
第一个提出这些问题的人，也是当年的女附中学生——在串联中发现“宋要武打死了六七个人”传单的叶维丽。
“文革”后，叶维丽也赴美留学，做到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历史系的终身教授。她父母跟卞仲耘是熟人。那段往事随她一起漂洋过海，不时出现在她的噩梦中。
2002年，她回国休假，开始调查“八五”。她先走访了几个同学，又参加了北师大实验中学的85周年校庆。她发现学校做了一份宣传材料，《女附中历史大事记》从1917年到2002年，这份材料有两段空白。
抗战时期是八年空白——实际上那八年，学校在日伪统治下并未停课；“文革”十年也是基本空白，只提到，学校的校名由“附属女子中学”改为“附属实验中学”。
不过，这份材料上印了一批国家领导人的照片。他们的女儿毕业于此。
一双亲切的大眼睛，一头干练的短发自然向后盘起，白净圆润的鹅蛋脸挂着笑容。卞仲耘的容貌还跟叶维丽记忆中一样，永远停留在几十年前。她和历届校长的照片摆在操场上。叶维丽在照片前站了15分钟。没有一个人有兴趣问过，几十年前，这位校长被自己亲手教出来的学生打死在校园里。
不久，叶维丽就找到刘进采访。刘进发现，自己对当年好多事情都记不清了。这种刺激让她启动了自己的调查。
对校长之死，刘进也是刻骨铭心。1980年代初清查“三种人”（“文革”中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和打砸抢分子）时，刘进曾被有关部门调查过。她说：校长被打死，我是学生代表会主席，我有责任，要抓我坐牢我就去。
这位当年的政治明星为“理想主义”付出了巨大代价。在内蒙古插队时她直言不讳，就此丧失了像宋彬彬一样上大学的机会；回北京后她曾在中组部工作，当着部长和众人的面大声提意见，把局长急得直冒汗。最后她主动离开，做了一名出版社编辑直到退休。
叶维丽去拜访了卞仲耘丈夫、八十多岁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退休研究员王晶垚。发现他手中有些手写的“八五”相关材料和法律文书，字迹已经难以辨认。怎样把这批材料抢救出来？她找到另一位女附中毕业生于羚。
“我不能忘，不会忘，我也不敢忘。”于羚这样形容自己记忆中的“八五”。那一天，她亲眼看到了濒临死亡的校长。“我义无反顾。”于是，她每天坐公交车穿越半个北京，去王晶垚家帮忙整理材料。她从头学习电脑打字，整整用了三年时间，终于全部整理完毕。
几年后，叶维丽先后发表数篇关于“八五”的学术论文：《卞仲耘之死》《好故事未必是好历史》，……从细节到结论，她与王友琴的文章都截然不同。
她的核心结论之一是：“宋要武”害了宋彬彬。“八一八”之后，宋彬彬在全国人民心中变成了钦定的“宋要武”。还有什么比“要武”二字更能精炼地概括暴力横行天下的“文革”恐怖？而“宋要武”正好来自刚刚打死了校长的学校。“八一八”就这样改写了“八五”。
海内外的一批“文革”研究者、受害者对这些文章迅速作出反应。叶维丽成了被攻击和斥骂的对象。
宋彬彬于2003年回国定居。她也参加了刘进的调查。理由很简单：说清自己和“八五”校长之死、“宋要武”的关系。
“你哭什么？只要我们没做过亏心事，心里就是平静的……”丈夫靳剑生比她先回国十几年，已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他坚决反对她抛头露面。
宋彬彬很听话。多年来，她始终拒绝一切媒体采访，也不理网络上关于“宋要武”的种种传言。直到回国定居的前一年，美国有朋友告诉她：一本在世界知名大学和图书馆里都能找到的严肃书籍《中国女性与中国男性》也提到了“宋要武”，逻辑正是出自王友琴的文章：红卫兵打死了卞仲耘校长，“宋要武”是红卫兵的负责人；她给毛泽东戴了红袖章，她父亲得到了提拔……
她这才发现：舆论的“阵地”，她已经失去得太久了。搜索一下“宋彬彬”三个字，第一个跳出来的自动搜索选项是“宋彬彬杀人照片”。
“王先生那时其实并不恨宋彬彬，只是觉得她有部分领导责任。后来……”
于羚已经几年没有见过王晶垚了。有人骂她是“奴才红卫兵”、“宋彬彬团队”派到王家的“卧底”。常年的“委屈”，加重了她的心理负担。
2006年，她和叶维丽陪着刘进，一起去了王晶垚家。宋彬彬没去，她怕自己“宋要武”的身份刺激到当时已经八十几岁高龄的王晶垚。
气氛很和谐，王晶垚非要留几个人吃饭。双方都没有谈卞仲耘之死，宋彬彬应该负什么责任的问题。从王家出来，刘进长出一口气：“总算完成多年的心愿啦。”之后，王晶垚还把他和刘进的合影交给《炎黄春秋》杂志发表。
不到一年，形势急转直下，还没等到宋彬彬亲自去，她已经成为王晶垚发公开信痛斥的对象。刘进、叶维丽、于羚……全都成了老人口中的“坏人”。
恶化的缘由，是2007年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的90周年校庆搞的“知名校友”评选。
实验中学成立了“校庆办”，策划出一个活动：从毕业生中评选90名“知名校友”，后改称为“荣誉校友”。
宋彬彬就这样进入了校方视野。通过刘进，他们联系到她，传达了这样一条信息：“校长认为：在实验中学的历史上，宋彬彬的事情是一件全国人民都知道的事，实验中学不可能不记载。”这次活动非常高调，在人民大会堂举办庆典的消息早早就放了出去。
宋彬彬犹豫起来，听到“知名”二字隐约觉得害怕。她身边亲友迅速分成了两派。一派是“你评这个干嘛，安安静静待着得了”；另一派——以她丈夫为代表，则怂恿她参加。“你一直没有说话的机会，可能这辈子也不会有说话的机会了，这次不用你自己说话，只要学校把你评为‘知名校友’，就等于替你澄清了文革初期的历史问题，你何乐而不为？”
后一条意见说服了刘进。她觉得这是个证明的好机会，可以帮自己的好朋友卸下“宋要武”和校长之死这样沉重的心灵负担。
“难道是因为她戴了红袖章吗？”面对同学会上的质疑，刘进硬着回答，“推荐她不是因为‘八一八’，是因为彬彬是麻省理工地球行星科学系的第一位大陆女博士。”数年后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时，她很后悔。“我有时候干事比较愣，考虑问题可能不全面。”
校长之死并未被彻底遗忘。在实验中学的“校庆90周年志愿者会”上，比宋彬彬低一届的女校友罗治当众发问：“学校确实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人民大会堂开会，这都很好。但是不能忘掉8月5日那个黑暗的一幕，为什么学生打死老师？这个应该总结。”
会后，一群校友把她围住：罗治，你可真敢说话！她惊愕：都2007年了，为什么不敢说？
罗治专门找了实验中学的时任负责人——五十出头的女校长袁爱俊，向她提出三个要求：不许宋彬彬当“知名校友”；开一个关于卞仲耘校长的追思会；校庆时必须纪念“八五”。
袁爱俊说：卞校长应该纪念。正好海外有两个校友提出，要给卞校长建造一座铜像。你们一起做算了。对其他要求，她未置可否。
随着“知名校友”候选人名单正式公布，社会上质疑声四起。用王本中的话说：“给人的感觉像是评了一些官二代，本身又做了官的。”
这份名单里，有诗人汪国真、主持人陈鲁豫、社会学家李银河。但更显眼的名字是：毛泽东的女儿李敏、儿媳邵华，邓小平的妹妹邓先群、女儿邓楠，陈云的女儿陈伟力、陈伟华，叶剑英的女儿叶向真，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彭德怀的侄女彭钢，聂荣臻的女儿聂力，左权的女儿左太北，陶铸的女儿陶斯亮……另外一个不那么和谐的名字并未进入候选人名单，但呼声很高：王友琴。
对这样的评选结果，校方承受了多大的社会责难，外人无从得知。一位校友打电话给袁爱俊，强烈抗议学校把宋彬彬评为“知名校友”：“等校庆那天，我要去人民大会堂冲你们的主席台！”袁爱俊说：“你们班级我不给票！不让你进！”两人吵了一个多小时。最后，这位专门从美国回来参加活动的校友没有去。
校庆前一周，袁爱俊找了已经退休的王本中，请他去试探一下宋彬彬的意见：现在社会上和校友反对的声音都很强，能不能……退出评选？
这次，宋彬彬却异常坚决。她和丈夫去学校与王本中、袁爱俊面谈，提出一个理由：当初参加评选，就是为证明她没在“文革”中打人、杀人。现在，她已被评为“知名校友”候选人，如果再被拿下，不就正好说明她有问题吗？
这一意见实际上来自一位官至副部级的同班同学。事后有人评价：她身居高位，根本不了解“文革”给社会造成的伤痕有多么深重。
刘进也心虚。她多次向校方提出要求：不许提及宋彬彬的“文革”往事尤其是“八一八”；如果拿掉王友琴，就必须把宋彬彬一起拿下。她没料到，这两条都没有被学校采纳。
2007年9月8日下午两点，实验中学90周年校庆“光荣与梦想”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王本中刚进会堂就看见一人多高的巨型照片：“八一八”，宋彬彬给毛泽东戴上红袖章。“……怎么这么蠢！”一同来参加的刘进、宋彬彬全傻了。
“袁爱俊是个很有社会活动能力的人。她在任期间，学校在新校舍建设等方面进步很大。可是……”数年后，王本中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他也认为宋彬彬不适合做这个“知名校友”。
当天夜里，八十几岁的王晶垚一宿没睡。他还有最后一丝期望：学校会不会也捎带纪念一下卞仲耘？
第二天早上，他发现自己走不动了，打电话：“你替我去祭奠一下吧。”接下这个任务的，是退休女教师徐小棣，一个受王友琴的文章影响，开始关注“文革”的读者。
她买了一束鲜花，带着王晶垚写的一首纪念卞仲耘的诗，去了实验中学。这一天是“校友返校日”，校园里到处熙熙攘攘欢乐的大合唱，没有人搭理她，卞仲耘的照片也和学校的历届校长排在一起，没有任何纪念的痕迹。宋彬彬的“八一八”那张照片，放大了竖在校园里。
在一个个论坛、一篇篇评论文章中，北师大实验中学的90周年校庆被称为“无耻的校庆”，宋彬彬成了“拒绝忏悔的人”、“文革恶之花”。甚至有人从海外发言：以后，捐款只给北京四中，决不捐给实验中学！
这次校庆撕裂了很多东西。刘进、宋彬彬所在的66届高三3班有个集体博客，名为“6633”，每个人用自己的学号登录，发些怀念过去的文章。校庆后，这个博客也成了攻击的目标。她们前些年同学聚会，端着红葡萄酒庆祝的照片被说成“喝着校长的血”。
每个人的学号都被网友一一破解成真实姓名，指名道姓追着骂，管理员删评论删到手软。此后，她们这个集体回忆的角落就只发发各人的旅游经历，迅速转冷。最后彻底死了。
数月后，王晶垚在网上发表了一封给袁爱俊的公开信：“……强烈要求北师大附属实验中学党组织，严格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精神，对上述事件做出明智的处理，撤销授予宋彬彬‘知名校友’的荣誉称号，并将处理结果通报海内外校友和在校师生员工；组织全体在校师生，尤其是要组织学生认真学习中共中央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让青年学生认清文革曾经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巨大灾难。”承受巨大精神压力的袁爱俊没有回应。”
校庆也带来了一些宋彬彬想不到的效应。更多的校友因此开始关注她和校长之死。
比她低三届的冯敬兰是平民子弟，当年在学校里饱受孤立和歧视，最终成为一名作家。1996年，她曾写过一篇回忆校长之死的散文，《记忆的疮疤》。这次校庆让她再次发现了宋彬彬。
2007年12月13日，她写了一篇文章《请放开宋彬彬》，“放开宋彬彬，让她有空间、有机会面对真实的自己，让她开口说出自己的故事。”
冯敬兰认为：自己该做的，就是推动刘进、宋彬彬勇敢地站出来，帮她们寻找机会和平台，公开说出自己的“文革”经历。她主持了宋彬彬、刘进等人回忆往事的座谈会，记录发表在电子刊物《记忆》上。
“我是一个犹太人，为什么要为雅利安人说话？”冯敬兰如此表示。“当年我们冷漠地看着校长被残害致死，后来又以同样的冷漠任凭同学宋彬彬被妖魔化。”她同样陷入舆论狂潮中，被骂得狗血喷头。但她毫不改变。
“认识了宋彬彬，我才知道：她不但性格随和，而且想法很单纯。”冯敬兰透露：校庆风波后，宋彬彬想发表一封对社会表示道歉的信，先找了几个校友开会，把信念给她们听。听完之后大家都提意见，她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更何况，丈夫和一些亲友还坚决反对。他一方面劝她说，清者自清，让历史证明吧。一方面去找刘进说：求求你们放了彬彬吧！刘进反问：到底是谁不放过彬彬？宋彬彬历经数年写了一篇文章，《40多年来我想说的话》，丈夫一直不让她发。2011年12月，丈夫因癌症去世，宋彬彬刚处理完丧事，就把文章发在了《记忆》上。
2009年，罗治和那两名海外校友发起的“为卞仲耘校长集资塑像”活动征集到了500位校友捐款，为卞仲耘塑了一尊铜像，安放在一间会议室里。袁爱俊也参加了安放仪式。不久前，已离开实验中学多年的她拒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
这次捐款令更多的校友参与进来。北大法学院的副教授李红云那年是初二学生，他们班只有她一个人捐了款。班里有个网上论坛，有人问：“文革死了那么多人，为什么要给她捐？”“我又没打人，我为什么要捐款？”她感觉不解，从此，一直专心研究海洋法的她也开始了对“八五”的历史考证。
在李红云的办公室，刘进和短暂回国的王友琴有过一次会面。刘进质问：我才是当时的学生代表会主席，你为什么总是揪住宋彬彬不放？我觉得这完全是你想出来的逻辑链。“那你是公众人物吗？”王友琴反驳。
“这是谁？我不认识她！”塑像落成后，于羚去看王晶垚，他把网上传出来的卞仲耘铜像照片打印下来，举在空中质问她。
为卞仲耘铜像举行安放仪式那天，校友们集体决议不请王晶垚。理由是怕他情绪过于激动，身体承受不了。“实际上我觉得，是怕他来了说什么话，我们承受不了。”于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晚年的宋彬彬始终摆脱不了“符号”意义，无论是从哪一种政治立场而言。
2010年，历史教师袁腾飞的讲课视频在网上火爆起来，点击达三千多万人次。其中有一段提到了“宋要武”：“文革当中宋要武亲手打死了七个人。文革一结束就跑美国去了，据说现在皈依佛门忏悔呢。”
有人找到宋彬彬，怂恿她起诉袁腾飞。刘沂伦听说了，赶快给她发邮件：“你可千万别那么干，不然就真成了代言人了。不但是文革的符号，还是极左的符号！”
刘进牵头的女附中“文革”往事调查报告于2010年最终定稿。这份调查了整整八年时间的报告，注明“走访老师16人，同学96人”。不少接受过她访问的历史见证人如今已经去世。
这次调查让她们饱尝了世态炎凉。当年的同类——干部家庭出身的同学极少有人支持她们这样做，要么婉言相劝，“过去的事情不要提了”；要么干脆拒绝，甚至反问：“你要干什么？！”反倒是当年在班级里的平民子弟和受歧视的“黑五类”同学们大力配合。
她们这才知道，原来“文革”的受难者远不止卞仲耘校长一人。在1968年的另一场政治运动“清理阶级队伍”中，就有数位老师被逼自杀。
《我所了解的卞仲耘老师之死》是刘进调查报告中颇为重点的一章。这一章，她详尽地描述了当年那场置卞仲耘于死地的“揪斗”，从前因到后果。但没有提到任何一名发起揪斗、参与殴打的学生名字。
对那些参与了殴打校长的人——十个左右，她没有找。想“自省是个人的事情”，等她们自己站出来。但很遗憾，一个也没有。
这份两万余字的报告，她除了送给一些老师、校友，惟一的发布途径，就是交给了北师大实验中学。“我跟他们说，你们如果要把这份报告拿出来（发表），最好跟我说一下。”刘进说，这主要是她个人的意见。“我可能始终是个心中有‘组织’的人。”
2013年10月7日，陈小鲁举行了一场“道歉会”，在当年就读的母校北京八中，向被“文革”伤害的老师道歉。他以当年学生领袖、校“革委会”负责人的身份，向老师们鞠躬。
这场道歉会，是三个月后宋彬彬道歉会的直接诱发因素。陈小鲁受到的社会赞誉，给了她们勇气。
但这勇气并未达到能邀请王晶垚的程度。2013年，她们曾经把卞仲耘铜像安放仪式的光盘送给他，王晶垚当面接受了，半个月后又退回了。
到场的有23名老师，31名校友和11名记者。没有王晶垚。这成为道歉会遭讽刺的一个缘由：你们对着卞仲耘的铜像鞠躬，却不请“苦主”，算什么呢？
“我们一开始就想到要把可能找到的‘文革’受害校领导和老师的亲属都找来。考虑到王先生已93岁高龄，因临近春节，又是三九寒天，我们就没有直接请王先生。”发起塑像行动的罗治在会上的发言，同样登在了电子杂志《记忆》上。她们找了王晶垚的大女儿王学。后者回电表示支持，但“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她和弟妹不能参加”。
“我希望所有在‘文革’中做过错事、伤害过老师同学的人，都能直面自己、反思‘文革’、求得原谅、达成和解，我相信这是大家的愿望。我要再次说声，对不起！”道歉书最后，宋彬彬说。
第二天，宋彬彬们对着卞仲耘铜像鞠躬的照片上了《新京报》。王晶垚给徐小棣打了个电话，叫她过去一趟。“你帮我辨认一下，报纸上这几个鞠躬的人是谁。”
“这是错误吗？这是罪！对罪犯能宽容吗？”王晶垚提高了嗓门，脸色因盛怒而涨红。家里的电话铃声此起彼落，都是记者。
宋彬彬的道歉，比陈小鲁道歉激起的社会反响复杂得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萧翰发表了充满赞誉的评论《善待“文革人”道歉》，知名学者徐友渔专门撰文，为曾在自己研究“文革”的专著《形形色色的造反》中引用的“骇人听闻但没有根据”的说法，向宋彬彬道歉。
徐友渔这篇文章名为《“文革”只有宋彬彬们道歉不够》。文中写道：最应该道歉的，不是这些响应号召、卷入“文革”的普通人。
也有意见指出，这次道歉还需要某种程度上的突破。文史学者丁东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调查了又不说凶手姓名，是刘进、宋彬彬道歉的“死结”。“你总说你不是凶手，那么凶手是谁？你不说凶手姓名，道歉有多大的用？人家把球传给你了，球还在你们手里呢。”
但更大的反应，是来自网络的攻击与戾气。宋彬彬再一次成为“文革”的代表性符号，被政治倾向截然相反的两派同时痛骂。有人骂“红卫兵罪责难逃”，更有人骂她“唯恐中国不乱”。宋彬彬本人一度沮丧。一些亲友责难她：你看你，不老实待着，现在挨骂了吧？
“你想想，是2007年校庆那时候更好，还是你现在更好？连徐友渔都向你道歉了。要在从前可能吗？”冯敬兰开导她，“他们就是想让你一辈子替他们背着这个黑锅。”
《记忆》主编启之评价：“一些批判‘文革’的人，也想让宋彬彬永远成为符号——以前是文革暴力的符号，现在是红卫兵篡改历史的符号。由于在这份电子杂志上发表了相关的文革史料和宋彬彬等人的文章，这些年他也挨了不少骂。说他“为老红卫兵翻案”，“是不是拿了宋彬彬的钱？”
“现在左右两派都在骂宋彬彬，他妈的有病啊？尤其是红二代。她这么多年在帮你们红二代背黑锅，现在又在代表整个红二代道歉。”王冀豫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我，常砢，宋彬彬，我们都是那个时代的污点证人。”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在他向社会公布自己“武斗”中的杀人经历，并表示忏悔后，不久就接待了死者家属派来的律师，被要求不得再公布死者姓名，以免刺激家属，生成新伤痛。这位律师在“我以个人身份向你表示佩服”后，转达了家属的话：“我们不可能原谅你，因为我们家人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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