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次中东战争的战争动员

作者：张 羽

第四次中东战争又称十月战争、斋月战争或赎罪日战争。这场发生于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６日至１０月２４日。参战的一方是以埃及、叙利亚为主要参战国的阿拉伯国家，另一方为以色列。在阿以的背后是苏美两个超级大国。战争以埃叙两军为夺回被占领土向以军发起突然袭击，给以军以重创，获得初期胜利而开始；以以军在十分不利的情况下，迅速进行动员，利用埃叙军作战指挥上的失误，坚决地予以反击，迅速扭转战局，以后连战连捷，最终双方坐到谈判桌旁而结束，前后只有１８天的时间。这场战争集中显示了现代条件下的局部战争爆发突然、持续时间短、消耗巨大、技术含量高等诸多典型特征，由此成为第二次世界结束以后局部战争的典型战例。其中动员在这场战争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更是为世人所瞩目。有西方的军事家认为：“如果说埃及的渡河是第一大胜利，那么，以色列的动员则是第二大胜利。”

一、阿以双方的战争动员潜力

一国动员潜力的大小取决于该国可动员的资源状况和组织动员的能力。以色列的资源相对贫乏，但组织动员的能力较强；阿拉伯方面虽资源相对雄厚，但组织动员的能力相对较弱。

在以色列方面。十月战争前，以色列的总人口仅为３１８万。与阿拉伯国家相比，在人力上处于绝对的劣势。为此，以色列建立了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完全不同的武装力量体制──“一支小型的常备军和一支庞大的后备军”。当时，以军现役部队仅有１０万人左右，而后备役部队则在２５万以上。特别是它的陆军，在有编制番号的３６个旅当中，现役旅只有１２个（７个满员旅、５个半满员旅），而后备役旅却有２４个。以军的空降兵、坦克兵、机械化步兵和突击工兵等第一线战斗部队的９０％来自一级后备役部队（２９岁以下人员编入一级后备役部队，３０岁以上编入二级后备役部队）。现役部队平时的任务就是向后备役部队提供训练有素的骨干，战时的任务主要是阻止和迟滞敌军的进攻，为后备役部队的动员并投入战斗赢得时间。换句话说，后备役部队才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主力，在遇有较大战事时，国家的安全将主要系于后备役部队身上。因此，战时能否快速有效地进行后备役部队的动员就成为战争胜败的关键。为做到这一点，以色列把全国划分为１４个征兵和动员区，每区编１至２个后备役旅，各后备役师、旅均建有现代化程度较高的动员中心，配有专职的参谋人员；各师、旅的所在地域内设有若干个动员征召集结点和存有大到坦克、火炮，小到衣被、鞋帽等各类军用物资的应急军用仓库。所有后备役军人按所在的征兵和动员区编入各预备役旅。每遇战事，当国防委员会的动员令逐级下达到各预备役师、旅之后，各师、旅的动员中心便开始运转，通过公开或秘密的手段迅速通知每个预备役人员；预备役人员接到通知后，立即到平时指定的应急军用仓库领取武器装备，然后到所在旅的动员征召集结地点报到。各师、旅按规定在４８小时至７２小时内，完成动员集结并投入战斗。但是，即使采取这样一种体制，国防需求与经济需求在人力上的矛盾仍十分突出。世界上男子服兵役的年龄普遍为４５岁，而以色列却要求４９岁；服役（包括现役和预备役）的适龄男子占役龄男子的比重，多数国家低于５％，而以色列却高达２４％左右，并且吸收了大量的女兵。如果战时兵员动员的规模过大，就会出现劳动力紧缺的局面，给国民经济造成巨大损失。这是以色列兵员动员上的一个致命弱点。

以色列国土狭小，资源短缺。但经济发展较快。十月战争时，其年国民生产总值为３５亿美元，人均达到１０００多美元。但是，为实现其“图存战略”和“安全边界”，以色列不得不把大量的财力、物力用于军事目的。仅１９７２年的国防开支就达１４亿美元，约占其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１％。从５０年代开始，以色列便大力发展自己的军火工业建设。到１９６６年其军火工业的年产值已达９０００万美元，１９７２年时已达到４．２８亿美元，而同期的阿拉伯国家的军火工业年产值仅为１个亿。以色列自行研制生产的武器，由于质量好、价格低，在国际军火市场上成为抢手货，一些第三世界国家甚至连美国都向以色列购买武器。尽管如此，以军的武器自给率只能达到３０％左右，弹药可达到９０％，难以适应大规模持久作战的要求，对外援的依赖性很大。从１９６７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到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的６年中，美国给以色列的军援，前三年平均每年约４０００万美元，占以色列国防开支的６％；后三年平均每年约４亿美元，占２６％。

对国民进行国防教育，是以色列文化教育和舆论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学校的教育、广播电视中的宣传均以激发民族意识的爱国主义教育为主要内容，极力宣传犹太民族的传统与文化，宣传犹太复国主义。以色列还充分利用民族的宗教传统，为此专设了２６７所“犹太教法典学院”，占全国学校总数的９. ６％。这种宣传教育，大大增强了以色列人的忧患意识，为“全民皆兵”、“全民参战”打下了思想基础，成为以色列人为“民族生存”拼死作战的重要原因。

在阿拉伯方面。十月战争前，阿拉伯国家的总人口在１．１亿以上，军队的数量也要比以色列多得多，仅埃及和叙利亚所拥有的现役兵力就达４７万，是以色列现役兵力的４倍多，比以色列现役和后备役部队的总和还要多。此外，埃叙两国还分别拥有７０万和５０万的预备役人员。最终参战的１２个阿拉伯国家的总兵力就达５４万。阿拉伯国家又大都是石油生产大国，１９７２年各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之和达到２６０亿美元。人力和经济动员能力巨大的阿拉伯国家，却基本上没有自己的军火工业，主要武器装备完全依赖进口。不仅如此，其动员体制远远落后于以色列。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埃及。连当时埃军的参谋长沙兹利都承认：“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我们的动员体制都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动员体制之一”。首先是现役与预备役的轮换工作久已陷入停滞状态。按照埃及兵役法律的规定，士兵服完现役后要服预备役９年。但实际上，从１９６７年第三次中东战争以后，损兵失地的埃及便强行规定：武装部队中的义务兵，不管何时服役期满一律留队，直到收复失地为止。这样一来，义务兵正常的退役便停止了，现役部队只进不出以至迅速膨胀。许多已经入伍６年的义务兵和长期滞留部队的大学毕业生，情绪低落思归心切。国家也为此背上沉重的负担，从１９６８年到１９７３年五年中，埃及为准备战争花费了８０亿到９０亿美元，致使国民经济迅速下滑，人民生活明显下降。其次是预备役工作漏洞百出。“我们保管着每名预备役人员的卡片，并且根据卡片征召预备役人员入伍。但是，卡片上只有预备役人员的出生地，而没有退役后的住址。卡片还经常出现差错。结果，受过某种武器训练的预备役人员可能被分配到装备另一种武器的部队中去；技术不熟练的人员可能被分配去担负技术性很强的任务。处理卡片时，既没有电子计算机，甚至也没有自动分类机，而手工分类又太不准确，以致某一专业的人员往往征召得太多，另一专业的人员则征召得太少。”再就是动员集结过于集中。偌大个埃及却只在开罗设有一个动员集结中心，全国各地的预备役人员在接到动员集结命令后，均须到开罗的动员集结中心报到，经过各种繁琐的检查、核对，领取所需武器装备后，再前往某个训练中心（步兵、装甲兵或炮兵训练中心）接受应急训练，训练结束后，才能分配到某个部队，“而且常常是他们以前从未呆过的部队，那里到处都是陌生的面孔。”

动员潜力不仅是衡量阿以双方军事实力的基本尺度，也由此成为双方克敌制胜的武器和制定军事战略和作战计划的基本出发点。

以色列动员潜力小，经不起长期消耗，加之国土狭窄，缺乏战略纵深，没有回旋余地，因而曾长期坚持先发制人、速战速决的攻势战略。但是，当它通过第三次中东战争，北面占领了叙利亚的戈兰高地，西南面占领了西奈半岛和加沙地区，东面占领了约旦河西岸，增大了战略纵深，缩小了接敌正面，战略态势有所改善之后，以色列的战略思想也随之由攻势转向守势。在以色列人看来，阿拉伯国家不堪一击，而以色列则拥有坚固的防御工程、反应灵敏的情报侦察系统、精锐的空军、强大的坦克部队和高效的国防动员体制，运用守势战略也完全有把握粉碎阿方的任何进攻，甚至可以遏止阿方的军事行动。以军计划在敌人发动战争的２４小时前获得确切的情报，并据此发出动员命令；动员命令发出４８～７２小时内，动员的兵力可在第一线发挥作用。很显然，由攻势战略转变为守势战略之后，以色列实际上已经把动员的主动权交给了它的对手，也由此埋下了在这场战争中坐失动员时机，初期动员失利的祸根。

动员潜力雄厚的阿拉伯国家则坚持打持久战。向来有埃及总统代言人之称的《金字塔报》主编海卡尔在１９６９年２月７日发表的文章中就曾谈到：“以色列由于国土狭窄，人口有限，战备状况良好，训练有素和资源缺乏等原因，闪击战是最适宜的战争形式；而阿拉伯国家则必须准备打持久战，因为他们的领土纵深大，战争准备不足，经济实力雄厚和人口众多，在持久战中埃及即使损失５万军队也无足轻重，而以色列如损失１万人，就会被迫要求停火”。他的结论是：“将来与以色列进行战争必须持续７周至８周，因为不管以色列在战争初期占领多少领土，但战争打到那样久，他们就会输。”叙利亚人也持同样的观点。叙利亚国防部长特拉斯也认为，“叙利亚有居民约７００万人，以色列不到３００万人──我们经得起损失，以色列人则办不到”，“只要进行一场历时几星期和几个月的长期战争，就能磨垮以色列人。”叙利亚总统阿萨德不无得意地说：“我们的经济不象以色列经济那样敏感。我们可以自由支配产业工人，他们不必去当士兵，但以色列人对每个男子的使用都要精打细算。叙利亚居民６０％住在农村，从来农业。即使要进行长期战争也不至于饿死。”

以色列各师、旅按规定在４８小时至７２小时内，完成动员集结并投入战斗。阿拉伯人最担心的是以色列的快速动员体制。他们很清楚，若想取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就必须使以色列的动员体制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为此，他们决定打一个时间差，即以色列的预备役部队不是需要４８小时到７２小时才能完成动员并投入战斗吗？那好，我就想办法让你在开战后才开始动员。这样一来，战争爆发后的２４小时各师、旅按规定在４８小时至７２小时内，完成动员集结并投入战斗。到４８小时之内，就成了以军动员的死角，发起主动进攻的埃叙军队就可以利用这一时机，突破以军防线，在以军的预备役部队还来不及完成动员的情况下，给数量很少的以常备军致命的一击。如果能做到这一点，即使不能很快取得战争的胜利，也会使战争拖延下去，使以军陷入一场打不起的消耗战之中。为此，他们决定对以进行突然袭击，变敌方的优势为己方的优势。１９７３年１０月３日，也就是开战的前三天，萨达特在他的格泽拉私邸讲的一番话，再明白不过地说明了埃及对以采取突然袭击的意图。他说到：“今天是１０月３日下午４时，我相信，从现在起，他们随时都会发现我们的意图，然而不管他们怎么办，都已无法赶上我们。即使他们今天晚上知道了，即使他们决定动员他们的全部后备队，并想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进攻，他们也已错过了赶上我们的时机。”

二、战前的动员准备

由于阿以双方的作战思想截然相反，双方在战前动员准备上的表现也因此大相径庭。以色列方面直到临战前才有所准备，而阿拉伯方面则为这场蓄谋已久的战争进行了长期的动员准备。其中主战国埃及的战前动员准备，早在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后就开始了，前后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１９６７年６月到１９７２年１０月。１９６７年６月第三次中东战争结束之后，损兵失地的埃及就决定同以色列再打一仗。为此，埃及在战后没有对部队实行复员，整个武装力量仍然处于动员状态，并在苏联的帮助下调整了部队的作战体制、组织部队学习和掌握苏联提供的部分新式武器。１９６９年１月２１日，埃及《金字塔》报发表了纳赛尔总统会见记者时的讲话：“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有通过战斗才能迫使敌人撤退，否则他们是不会撤退的。只有当敌人认识到我有能力通过战斗来迫使他们撤退时，才确有可能取得政治解决的希望。”但是，由于苏联答应提供的全部武器装备迟迟不能到位，其它阿拉伯国家也没有作出坚决的反应等原因，使这一时期的动员准备多少给人一种虚张声势的感觉。１９７２年１月下旬，埃及首都开罗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开罗大学、沙姆斯大学和爱资哈尔大学的１万多名学生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政府迅速动员进行反对以色列的战争。学生们要求萨达特总统接见他们的代表，听取他们对全国总动员的意见。事发不久，埃及最大的钢铁企业──赫勒万钢铁厂的工人举行了支持学生的声援大会，他们高喊“动员起来，进行战争”“报仇雪恨，收复失地”等口号，一时间群情沸腾。同年１０月，不堪忍受长期服役之苦的一些埃及军官和士兵，驾驶７辆装甲车开到开罗市中心的侯赛因清真寺，要求政府结束不战不和的局面，立即同以色列开战，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对以色列进行“圣战”。这两起政治事件的爆发，促使埃及政府看到了人民中蕴藏着的战争动员潜力，最终定下了同以色列进行战争的决心，动员准备也随即进入实质性阶段。

第二阶段，是从１９７２年１０月到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９７２年８月２４日，萨达特主持召开埃及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研究决定同以色列的战争问题。会后，国防部长萨迪克、副部长哈桑以及海军司令、中央军区司令和情报局长因持不同意见而被解职。１０月２６日，萨达特任命伊斯梅尔为国防部长兼武装部队总司令，沙兹利为武装部队参谋长。此举为全面开展动员准备作好了领导体制上的铺垫。１１月初，埃军总参谋部根据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定下的战争决心，着手拟定作战计划，把开战时间初步定为１９７３年的５月、８月或１０月。自此他们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调整建立新的预备役制度。当时，对于埃及来说，当务之急是建立新的预备役动员体制。为此，埃及军方详细研究了瑞士、瑞典和以色列的预备役动员体制，并最终吸取了三国之长，建立了与本国情况相适应的预备役动员体制。为此采取的第一项措施是：“以贮存在集结地点附近的武器为核心，组建始终配有人员的预备役部队”。组建预备役部队的计划为９年（与９年的预备役服役期相一致），每年组建１／９，９年之后每年以新的预备役人员更换已服预备役期满的人员。在此之前，埃及已决定将常备武装力量的实力平时保持在比战时少１５％左右的水平上，缺额用各部队退出现役的预备役人员补充。他们采取的第二项措施是完善预备役登记制度。为此，他们对预备役登记情况进行了一次全面的核查，在确保每张登记卡片真实、准确的基础上，然后采用电子计算机对已登记的预备役人员进行管理，确保能够在战时按部队、退伍日期或专业征召预备役人员。第三项措施是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开设１００个动员中心（计划最终在埃及全境开设３５０个到４００个）。按照他们的设想，转入预备役的士兵应先到距所在地最近的动员中心报到，进行预备役登记，并接受定期的训练。战时，由该动员中心负责完成所属预备役人员的动员集结和换装工作，然后被输送到指定的部队去。作为一种过渡措施，先期确定的预备役人员，其所去的部队就是曾服役过的老部队，待新体制走上正轨时，被征召的预备役人员将被统一编组到各预备役部队中去。埃及军方估计，按照上述办法组建的预备役部队可在７２小时内作好战斗准备。

埃及建立的带有过渡性质的、新的预备役动员体制，于１９７３年６开始生效，先后分三批接受了约１０万名超期服役的官兵加入预备役行列。为了检验新体制的有效性，埃及军方随后进行了多次征召预备役人员的动员演练。结果证明，新的预备役动员体制显示出良好成效，原先估计单个首批预备役人员要用４８小时才能到达指定的部队，但“经过演练，相当多的人可在２４小时内到达指定部队，各部队均可在４８小时内完成动员并作好战斗准备”。只是原计划第一批建立的１００个动员中心，未能在此期间如数建立起来，因此，尚有为数不少的首批预备役人员没能纳入这个新体制。

第二，积极争取从苏联手中获得必须的武器装备。在萨达特的不懈努力下，苏联终于１９７２年底答应向埃及提供必须的武器装备。从１９７３年初开始，各种较为先进的武器装备断断续续地运抵埃及，并分期分批地发放到部队手中。到开战前夕，埃军作战飞机和坦克分别比１９６８年增加了３倍和５倍，坦克装甲部队约占陆军总数的５０％以上，防空导弹和反坦克导弹均比１９６８年增加了一倍以上。

第三，加强阿拉伯国家的联盟动员。力量有限的埃及深知，若不能把阿拉伯联盟的力量都动员起来，靠自己或者少数国家的力量，不论如何是难以取胜以色列的。当时，虽然阿拉伯国家普遍赞成同以色列再打一仗，但却拿不出什么像样的行动，特别是他们的防务预算与他们积极开战的态度大相径庭。那些与以色列接壤的阿拉伯国家，不管多穷，其国民生产总值中用于防务的部分，“都远远超过那些有幸远离前线而又富得多的阿拉伯国家”。埃及的国民生产总值仅占整个阿拉伯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２６％，却将２１.１％的国民生产总值用于防务，其所付出的防务费用占整个阿拉伯世界防务费用的５０％。而那些比埃及富得多的阿拉伯国家，则只拿出国民生产总值的３％用于防务。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战前准备的重要内容之一，埃及、叙利亚等国频繁地开展外交工作，加紧进行联盟动员。他们在沟通了同美国的关系，迫使苏联向埃叙提供军援之后，重点调整了同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就动员阿拉伯力量共同反对以色列侵略多次进行协商。为了争取约旦参战，埃叙主动恢复了同约旦中断了一年多的外交关系。除展开外交活动外，还多次通过阿拉伯联盟会议和阿拉伯联盟联合防御理事会议，提出研究解决联盟动员的具体办法。他们的努力没有白费。１９７２年１１月１３日，在科威特召开的阿拉伯联合防御理事会议上，阿拉伯联盟动员问题取得了突破性进展，各理事国成员在以下问题上达成了共识：一是每个阿拉伯国家至少应当将其国民生产总值的１５％用于防务，除自用之外，其余支援兄弟国家。二是建立共同的军火工业。５年之内，每个国家每年应当拿出其国民生产总值的２％予以资助，股份按比例分配。三是一致通过了非前线国家出兵计划：沙特阿拉伯，一个“闪电”式飞机中队；科威特，两个“闪电”式飞机中队；利比亚，三个“幻影”３型飞机中队；伊拉克，两个“猎人”式飞机中队，三个米格－２１飞机中队和一个米格－１７飞机中队，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机械化师；摩洛哥，一个Ｆ－１５飞机中队和一个装甲旅。至此，阿拉伯国家的总兵力已经大大优于以色列，其中军队为以军的４．６倍，坦克为以军的４倍，飞机为以军的３．１倍，舰艇为以军的３．５倍。到１９７３年４月，埃、叙等参战国“已经得到了能从阿拉伯同伴那里取得的一切。”

就在埃及为进行战争动员准备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以色列却采取了相反的措施，他们将１９７２年的国防开支由１９７１年的６０亿（以镑）减少到５３亿，将预备役每年集中训练的时间，从６０天减为３０天。１９７３年５月，以色列在发现了埃叙方面有发动战争的迹象之后，随即进行了局部动员。被动员的部队在接受了检阅之后，直接开赴边境地带。此举虽然迫使埃叙方面放弃了于５月对以一战的计划，起到了遏止战争爆发的作用。但以色列人并没有从中警觉起来，反而更加认为阿拉伯方面不堪一击，进而放松了必要的戒备。１９７３年８月１０日，国防部长达扬在以军参谋大学讲演时还宣称：“现在以色列的遏制力量正在发挥有效的作用，我们的作战力量很优越，能够使阿拉伯国家在近期发动战争的意志和动机无力化”。

三、动员的倒计时阶段

１９７３年８月２１日１４时，叙利亚的６名高级军官，身着便装，持假护照，乘客轮秘密抵达埃及的亚历山大港。１８时，叙埃武装部队最高委员会在埃海军司令部──拉斯迁宫准时召开。会议开了两天，埃叙两军就联合作战行动签署了最后的文件，分别上报两国总统请示最后开战时间。９月２２日，埃叙两国国防部长得到通知，进攻发起日定为１０月６日。于是，两国的动员进入了为期１４天的倒计时阶段。在此阶段中，掌握了动员主动权的埃叙两国主要做了三件事。

第一，完成了作战部队的动员和展开。９月２２日前后，埃及和叙利亚的现役部队已经开始集结。埃及装甲部队的大部分已经集结完毕。一些预备役军人得到征召的通知，部分担任重要职务的现役军官其休假已被取消。叙利亚的“步兵和炮兵部队有条不紊地集结在叙利亚的三道防线附近”。９月２４日前后，美国情报部门发现埃及军第一次以整师的兵力为单位进行演习，而且储存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的弹药，正在组建一个复杂程度大大超过单纯演习需要的野战通信网。９月２７日，为了掩人耳目，埃及国防部长伊斯梅尔邀请内阁所有成员前往总司令部，向他们介绍司令部的组织与工作情况。这里“大部分设备是１９７２年才安装起来，其中部分机器是我们的新动员体制的核心。”埃及还在这一天宣布进行部分预备役动员。９月３０日，伊斯梅尔向叙利亚国防部长塔拉斯发出了预告，提醒他的部队要在从１０月１日黎明算起的五天内随时做好准备。

１０月１日，萨达特决定在国家安全委员之外再成立了一个战争委员会，它包括四个专门委员会，一个是以“外长法赫米为首的外交委员会以保持同各国政府的联系，并附设一个特别小组，负责同外国报界打交道；一个是以副总统沙菲和内政部长沙勒姆为首的负责处理民防和救济问题的委员会；另一个委员会以总统助理马雷为首，保证国内各项工作尽可能正常地继续运转；第四个委员会则是以阿拉伯联盟总书记里亚德为首宣传委员会，负责动员阿拉伯各国的舆论，尤其是各种针对美国利益的行动。”这天清晨，叙利亚的坦克和重炮开始从后方阵地前移，部署到以色列前哨阵地的对面。与此同时，在苏伊士运河沿线，埃及的“多兵种演习”开始了，第二批动员的预备役人员也接到了征召命令，至此，埃及方面已将１９７２年６月以后复员的所有预备役人员悉数征召入伍。

１０月２日，萨达特先是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后又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在军事委员会会议上，萨达特详细询问以方是否以发觉埃及将要进攻的企图。沙兹利报告说：“我们已经抢在以色列人的前面。即使那天晚上他们发现了我们要发动进攻，他们也无法在进攻开始以前完成动员工作。”萨达特听后放心了，立即口述了战争命令。当天，叙利亚也开始征召预备役军人。

１０月３日，萨达特用了一个上午的时间对政治和军事计划以及即将发表的各项公报作了最后的润色，审阅了准备在联合国宣读的文稿，敲定了战争爆发前后的广播计划。该计划的大致内容是：１０月６日１３时３０分将中断播音，广播一条简要消息──“据刚才接到的报告说，以色列部分武装部队进攻了我们在扎法拉纳的阵地。这是对停火的一次最严重的破坏。我们已将此事通知了安理会。”１４时，广播一则关于埃及回击这个无视安理会决议和国际舆论的敌人的消息。到１４时３０分，新闻节目将广播以色列发动进攻，埃及给安理会的备忘录和埃及对进攻的反击等消息，未等这条消息播完，便发布“我们刚刚接到下述通知：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开始，最高统帅萨达特总统已前往陆军司令部亲自指挥。”

１０月４日，萨达特召开最后一次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会议决定对战争委员会作一次调整，撤消国内事务委员会，代之一个完全由内阁成员组成的、以副总理哈特姆为首的工作小组；马雷调离负责国内工作，而负责同阿拉伯世界的联络工作；同时还委任曾多年担任工业 部长同劳工运动有良好关系的西德基负责处理中东的美国设施问题。

１０月５日，负责动员和作战的“１０号中心”开始同外界隔绝，“凡获准入内的人都必须待在那儿不准再跑出来”。

１０月６日１２时３０分，萨达特到达“１０号中心”，该中心墙上挂着的“解放２３号”演习地图已被“白德尔”（注：此次作战行动的代号）作战地图所代替。与此同时，埃叙军队通过演习，已经完成了部队的动员和展开，占领了出发阵地。

而此时的以色列又在干些什么呢？

身处前线的部队对形势的判断更直接，因而有所行动。９月２４日，北部军区司令霍菲向上面提交了一份戈兰战线形势危机的报告，同时，对下发出了加强警戒的命令。９月３０日，南部军区司令部命令所属部队加强战备态势，还对应急动员系统进行了检查。而身处后方的以国防部长和总参谋长却与身处前线部队的感觉不太一样。９月２４日星期一，以色列总参谋部召开周例会。会上，霍菲谈了他对埃叙军队近来频繁调动的看法，认为目前的形势不同寻常。但其他与会者却不以为然。情报处长泽拉反而认为，埃及和叙利亚的军事部署相互间并无联系，埃及的部队调动只是准备进行一场“多兵种演习”，与以往的演习没有什么区别。并保证说：军事情报处至少会在战争爆发前４８小时得到警告。泽拉如此肯定的态度，阻止了以军方采取决定性的行动。这次会议两天后，也就是９月２６日，以国防部长达扬开始对以面临的军事形势表示担忧。并于当天命令南北两线的陆军都进入戒备状态。在９月２７日到２９日之间，达扬在对前线进行了视察之后，又秘密地调遣第七装甲旅所属的三个营和部分炮兵部队增援戈兰高地。但在９月３０日的军方最高层人士会议上，只有副参谋长塔尔建议进行部分动员，而达扬仍不敢作出立即进行动员的决定，会议的结论与２４日的会议没有什么两样。之后的几天里，来自美国的情报不断地向以发出警告。

１０月３日，在达扬的要求下 梅厄夫人召集政府要人开了一次会议。达扬虽然在会上谈到是否应该进行部分动员的问题。但会议根本没有对此进行讨论，最终的结论仍然是“敌人发动战争的可能性不大”。

１０月４日，以空军通过侦察感到形势不妙，便自作主张地通过电话召集了自己的预备役军人。

１０月５日，关于苏联人员已经从开罗撤走的报告和空军侦察飞机拍摄的最新照片，迫使以军方再次召开会议。参谋长埃拉扎尔在会议间隙凭自己的直觉，向部队下达了进一步加强军事戒备的命令，要求高级预备役军人停止休假，尽快到任。会议结束后，达扬等人将情况向梅厄夫人作了汇报。梅厄于中午时分召开内阁全体会议。正如以交通运输部长佩雷斯所说：“这是我记忆所及的最短的一次讨论。我们毫无异议地决定不进行动员。”但会后，以军方还是向部队下达了进入最高战备状态的命令，并向预备役部队下达了动员的预先号令，要求各预备役师旅的动员参谋必须坚守岗位，一律不准外出，做好进行动员的准备；所有正在休假的团以上军官必须立即返回部队。１０月５日一整夜，驻守戈兰高地和苏伊士运河前线的以军各守备部队，在接到上级的命令后，随即向所属部队发出了取消一切休假的命令，开始把妇女和文职人员向后方转移，抽调了当地的医务人员，准备了居民疏散计划，并将备用车辆和弹药开始运往动员中心，为即将到来的预备役部队做准备。

１０月６日凌晨３时，以方仍然断定阿方不会发动进攻。凌晨４时，埃拉扎尔和达扬都收到了关于“战争将在６日１８时，在南北两线同时爆发”的情报。清晨６时，他们两人来到了设在特拉维夫的司令部。这时又有人告之，已经监听到叙利亚部队准备开战的无线电通讯。两人虽都认为战争迫在眉睫，但意见却严重分歧。埃拉扎尔应立即进行全面动员──或者接近全面动员的做法是必要的。因为，以色列在反击阶段，需要动用全部后备力量。而达扬则直到这时还认为，现已部署在前线的部队能够顶住敌军，直到预备役部队到达。不需要有一个重大的反击阶段。“因而唯一必须动员的后行力量，就是扫荡任何小块出事地区所必需的最低限度数量的部队。因此，只要动员两个预备役装甲旅足矣。两人从６时吵到８时意见仍不能统一，便一起前往梅厄夫人的家中。８时刚过，内阁紧急会议在梅厄夫人的家中开始了。会上，埃拉扎尔请求政府务必下令实施先发制人的进攻和进行全面动员，遭到了国防部长达杨等人的反对。梅厄总理这时也考虑，以色列在国际上形象不佳，不宜先打第一枪，而全面动员又耗资巨大，万一打不起来，无法向全国交代。她最后决定只搞１０万人的局部动员。９时零５分，埃拉扎尔在梅厄夫人的家中用电话发出了征召令。首批动员的预备役部队随即打开了军火库，准备迎接蜂拥而至的预备役官兵。动员定于上午１０时正式开始。而这时距离战争爆发仅剩４小时了。紧急内阁会议结束不久，梅厄夫人立即召见美国驻以色列大使基廷，请他转告尼克松，以色列已经知道阿拉伯人准备在下午６时发起进攻，以色列是有准备的，但并不想抢先发动袭击。“作了这一安排之后，梅厄夫人在预备役兵员问题上放手了一些，埃拉扎尔终于获准进行全面动员”。此时１０时已过。梅厄夫人下令以政府进入战时轨道，并由她和她的私人外交政策顾问加利利和代总理阿隆组成的政府战时最高决策层。由加利利负责外交事务，阿隆负责指导军事事务，两人都对梅厄夫人负责。“三驾马车”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提醒以色列驻美国的代表，以色列不仅需要政治上的支持，而且需要财政上的支持。如果战争不能在一个星期之内以以色列的胜利而告结束，那么，以色列还将需要寻求基廷默许的战争物资。１０时３０分，达扬打电报给以色列驻华盛顿武官格尔少将。１２时，加利利通过以色列驻纽约总领事与正在曼哈顿广场旅馆熟睡的以外交部长，要他请美国务卿基辛格安抚一下阿拉伯人。基辛格在向尼克松作了汇报之后，便打电话给苏驻美大使勃雷宁，企图让苏联人出面说服阿拉伯人将战争延缓哪怕是６个小时。也就是在基辛格忙着打电话的时候，第四次中东战争已经打响了。

五、几点总结

关于这次战争的战争动员，许多人已从不同方面对此进行了认真的思考，阐述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这里我再谈五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局部战争中的总动员问题。人们通常认为，目的有限的局部战争必定是局部动员。就世界范围而言，这样说是对的。但对某一国家来说，这样说就是不全面的。一个国家一旦遇有战事，大抵会出现三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战争所波及的范围十分有限，只需进行局部动员便可应付；第二种情况是，战争波及的范围虽然有限，但该国的国力也有限，非倾国倾城所不能及；第三种情况是，战争将在这个国家的广大地区展开，必须进行全国总动员。从世界范围来看第四次中东战争，尽管阿拉伯方面组成了“多国部队”，尽管苏美都界入其中，但它仍是一场局部战争，而不是世界大战。但对于参战的阿以双方来说，特别是对于埃及、叙利亚和以色列来说，则无疑是一场全面战争。尽管双方的目的都很有限：阿拉伯方面就是准备要打一仗，给以色列一点颜色看看，最终还是要通过国际社会的干预收回被占领土；以色列在由被动转为主动之后，也没有对埃叙进行全面占领式的大举进攻；尽管作战区域仅限于几十平方公里的范围内。但是，由于三国的国力都十分有限，而他们所要承受的战争消耗又是那么巨大，以致他们都不得不进行总动员。有资料表明，这场历时１８天战争，是历史上空前未有的短期消耗战。战争的最初三天，阿以双方发射的地空导弹总数，相当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欧洲的全部库存量。双方损失的坦克，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规模最大的“阿拉曼会战”的３.４倍。高消耗的战争， 使得战争双方不得不进行总动员，以巨大的以致超出国力的代价来达到有限的战争目的。据称，以色列当年的国防开支竟高达４０亿美元，再加上国民经济在战争的损失，合计约达７０亿美元，占其年国民生产总值的８０％以上，这对一个小国无疑是致命的。阿拉伯方面的在开战之初还认为持久的消耗战对他们有利。但开战后连他们自己也没有想到，平均每天的耗资竟高达３亿美元，至战争结束时，埃叙等其用于战争的消耗和财产损失也达到５０亿美元以上，大大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同样是面对巨大的人力、物力消耗，同样宣布了进行全国总动员，但实际达到的动员程度和结果却大不相同。在这场战争中，以色列可谓进行了彻底地总动员。它不仅进行了交通运输、财政、民防、医药卫生、经济生产等方面的动员，而且进行了超限度的兵员动员，最高动员量达４０多万，占其总人口１２．６％，以接近兵员动员的极限，“几乎所有的役龄青年都在军队里”，“许多商店关着门，店主和售货员现在是飞行员、坦克手、步兵”，“音乐爱好者乐团的退休人员，在被征去服役的人空下的位子上坐了下来”。“家家户户惊恐万状地等着军队三人小组送来死亡通知”，“在这么一个小的国家里，几乎没有一户人家可以不居丧”。从战争的最初几天起，以色列就有４／１的劳动力被征入伍。劳动力短缺，使７０～８０％的非军事工业厂矿和企业处于停工或半停工状态，工业制成品降低了４０％。而这一切恰好说明，以色列进行了比较彻底的全国总动员，也唯有如此，以色列才成了这场战争的最后赢家。相比之下，阿拉伯方面的失利，很大程度上则在于总动员得不够彻底。本来就阿方来说，这次战争是反侵略的、正义的，又拥有巨大的战争动员潜力，应坚决地把本国人民都动员起来，打一场人民战争。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虽然埃及在紧急阶段，也曾想到武装群众，组织人民战争；叙利亚总统阿萨德和他的国防长也曾计划打人民战争，并确实用ＡＫ４７步枪武装了１０万民兵队伍，准备在“军队和民兵合作下退却和进攻交替使用”。但他们却没有这样作。尽管埃军在以军逼近苏伊士城时给市民发了武器，进行了训练，迫使以军经激战才把残存的以军救出城外仓惶而逃；叙利亚也曾为保卫大马士革组织军民联合作战，项住了以军的进攻。但可惜的是，这些都只是个别人的一时所为。正因为如此，即使埃及在最后阶段把１９４１年到１９５２年出生的男子全部征集入伍，使动员的总人数达到５０多万，但由于缺乏人民群众的参与，使埃及的总动员大大折扣，最后的失利也就再所难免了。

由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对目的有限的局部战争，到底进行何种程度的动员，虽然不能一概而论，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局部战争不排斥全面动员。对于国力有限的小国是这样，对于象我们这样的大国也是如此。从今后一个时期来看，我国面临的局部战争，虽然从规模上看，有的可能很小，有的可能很大，但却难免是一场高消耗的现代战争。因此，我们绝不可以在强调做好局部战争动员准备的同时，忽视做好全国总动员的准备。而应该在重点抓好局部战争动员准备同时，全面加强国防动员建设。不仅如此，我们还应该本着局部战争超局部动员的思想，从各方面做好应付各种复杂局面的准备。唯有如此，才能克服我们在局部力量上的缺陷，发挥我国地域广阔、人口众多、资源总量丰富的优势，集全局的优势于局部，最终化优势为胜势。

第二，现代局部战争的突然性、短暂性与预备役动员的意义问题。曾几何时，人们在谈到现代局部战争的特点时，一种普遍的看法认为，由于现代战争爆发突然，时间短暂，预备役动员已无太大的意义。我们暂且先不谈这种认识正确与否，先来看看以色列的预备役动员。对于以色列来说，选择以常备军为辅，预备役部队为主的武装力量体制，实在是出于无奈。世界各国男子服役最高年龄约为４５岁，而以色列却为５９岁。世界各国常备军占适龄男子人数的比重低于５％，而以色列却高达２４％。这样，在战时军队和支援战争的非军事人员总数就超过全体成年男子的半数。因此有人说：“以色列的工人、农民和服务人员同时又是战士。如果他们长期不能从事自己的本职工作，国家的经济就无法支撑下去。”从这个角度来看，对付现代局部战争的最好办法，还是加强战备程度较高的常备军建设。但事实却是，世界上的大多数国家都在实行现役与预备役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多场局部战争都离不开预备役的动员。这又是为什么呢？我个人认为，其中的原因主要有四点。其一，常备军的养兵费用高，维持一支数量庞大的常备军，为各国的经济发展所不允许。为保持武装力量的总体平稳，需要建立预备役制度。以色列如果不建立预备役部队，而将常备军的数量维持在４０万的水平上，显然是其国力所无法承受的。其二，预备役部队的战斗力已经有了明显提高。可以这样说，今天的预备役部队与过去民兵式的后备武装力量已不可同日而语。在一些国家里，由于实行现役部队与预备役部队“一体化”的政策，预备役部队的装备、训练和战备程度都已经达到相当高的程度，与现役部队的差距正在逐步缩小，真正成为可以信赖和依靠的武装力量。以色列预备役部队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的表现，便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其三，战争的预警能力得到加强。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高技术在军事领域中的广泛应用，大大增强了人们把握战争征候的能力，使预备役部队的动员有了时间上的保障。以色列在这次战争爆发前并不是没有掌握战争征候，而是迟迟定不下动员决心，以致坐失动员良机，导致初期失利。如果他们能够将动员时间提前２４小时，情况就会大不相同。其四，灵活高效的动员体制可以弥补预备役部队的不足。目前世界各国预备役部队所需动员的时间，通常都在４８小时到７２小时之间。如果能适时地进行动员，这一时间是完全够用的。如果动员体制灵活高效的话，这一时间还可以提前。此次战争中，以色列虽然在战争初期的动员上犯了错误，迫不行已进行仓促动员。但是，由于其动员体制灵活高效，却因此打破了常规，创造了小建制动员、分批向前机动、边打边收拢的新方法，将预备役部队投入战斗的时间大大提前。战后，以色列又认真吸取了这次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在增加常备役旅数量（由１９７３年的１２个增加到１９７５年的１７个）的同时，将预备役部队完成动员的时限从最短４８小时缩短为２４小时。由此可见，平时的动员建设，还是大有文章可做，并且要在动员体制上多下些功夫。

第三，关于动员时机问题。为了说明这个问题，需要对以色列在历次中东战争中把握动员时机的情况做个简要回顾。我们知道，以色列的动员体制是在第一次中东战争（１９４８．５～１９４９．２）结束之后的１９５０～１９５１年正式建立起来的。第二次中东战争（１９５６．１０．２９～１１．６）时，以色列在开战前两天即１０月２７日即下达了动员令，但动员尚未结束（１０月２９日）战争就打起来了。这次动员从时机上看，应该说把握得很好。出现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体制本身还不完备，如实际动员的车辆比预定的１３０１３辆要少得多，而且司机和他所驾驶的车辆又不是同时征集的，造成不是有车没人，就是有人没车。但被动员的７个预备役旅，除第１０旅之外，都表现得很出色，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三次中东战争时，在动员时机的把握上显然是过早了。距开战还有２０天（５月１６日），以色列就下达了预备役动员令，并将２０万预备役人员悉数动员起来。但一周以后战争还没有打起来，国家经济因此而部分地陷入瘫痪状态，引起全国上下的强烈不满，群众上街游行，要求政府作出要么立即复员，要么立即开战的决断。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前，以色列曾根据形势的变化进行过几次局部动员，其中最大的一次是１９７３年５月的那次动员。当时，以军总参谋长反对情报部长作出的埃军进攻的可能性很小的判断，及时下达了局部动员令。战争后来虽然没有打起来，但以色列的这次动员无疑对阿方起到了威慑作用。到１０月份中东战争爆发时，以色列反而走向了极端，迟迟定不下动员决心，战争爆发前４小时才发布局部动员令，从而导致从未有过的被动。

动员时机如此难以把握，当然有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诸多方面复杂的原因，但这是否意味着在把握动员时机的问题上真得就没有一点办法了呢？我想起码有这样四点原则可供遵循。其一：亦早不亦迟。从以色列的动员实践来看，几次较早进行的动员，虽然在经济上受到一些损失，但在军事上却赢得了主动，赢得了战争，这种回报显然是丰厚的。其二：保持动员的层次性。所谓层次性，就是把应急动员与局部动员之间，局部动员到总动员之间再区分出几个层次，遇有情况时分层次进行动员。以色列在中东战争中只所以先要进行１０万人的动员，也有分层次动员的意图。这方面做得比较好的是美国。美国在确定打灵活反映的战略之后，同时确定了分层次进行动员的思想，并把动员区分成大小１０余个等级，较好地保持了动员的灵活性和弹性。其三：小战大动员。所谓小战大动员，就是实际动员的规模要比预计需要的规模大一些。这样做，既能满足战争的需要，又留有一定的余地，既可以防止战争升级，还可以对敌方产生威慑，甚至起到遏止战争爆发的作用。美国在海湾战争中的动员不但搞得早（提前半年就开始了动员），而且搞得很大。但实际用上的却不是很多。其目的无非是要向伊拉克表明其非打不可的决心，而且借以显示其雄厚的动员潜力，有不战而屈人之兵之意。其四，物力动员先行。这不仅是因为人力动员需要物力动员作保障，在现代战争中物力动员要比人力动员复杂得多，还因为，与人力动员相比，物力动员对社会的冲击较小，也易于作到不露声色。

第四，常备军与后备军的衔接问题。前面已经提到，在以色列，常备军与后备军之间的主要关系是，后备军不是作为常备军的补充力量，而是以色列国防军的主要力量。打起仗来靠得不是常备军，而是后备军。第四次中东战争之前，以陆军共有３６个旅的编制番号，其中只有１２个是现役旅，其余２４个为后备役旅。这种以后备力量唱主角的情况，历史上有过，但现在已不多见。为了使两种体制有机衔接起来，以色列是这样做的。其一，合理确定二者之间的比例。按照人口来计算，以色列的常备军规模不能超出总人口的３％，以１９７３年３００多万的人口为基数，则常备军的数量应为１０万人左右。而预备役人员则达３５万人。二者之间的比例是１：３．５，而不是有多少搞多少。其二，常备军成了培养预备役军人的大学校。以色列实行普遍的义务兵役制，每年都要进行４次征兵，以便将当年９０％以上的适龄男子和５０％以上的适龄女子征集入伍。对于以色列人来说，当兵入伍就像是进入一所军事院校一样，男子３年，女子２年的服役期，跟学期没什么两样。而常备军经常要做的工作，就是为他们创造正规的军事训练环境，并负责一批又一批地把他们都培训为合格的军人。这些人服役期满后，绝大多数退出现役，转为预备役。因此，以色列的预备役人员，都是经过正规军事训练的退伍军人，军事素质较高，绝没有滥竽充数之嫌。退伍军人作为重要的兵员动员资源得到充分利用。其三，预备役部队真正列入了现役部队的序列。在以色列的军事领导机关中，如果再为预备役部队单独设立一个什么机构，那就多此一举了。因为，以色列的预备役部队真正列入了以色列国防军的序列之中，其各项建设都在其上一级的计划安排之中，与现役部队的各项建设同步进行，同步发展。武器装备水平与现役部队相一致，军事训练从计划到组织实施都由其所在的各军区和军兵种负责，并全部由现役军官来承担，各种科目的训练均在现役部队的设施内进行，训练的标准与现役军人没什么两样。其四，在作战任务上有明确分工。在遭受侵略的情况下，常备军至少要在４８小时内，抗击和阻止入侵之敌；预备役部队在接到动员命令后的４８小时到７２小时内完成动员并加入战斗，并最终由他们完成夺取战争胜利的任务。以色列的做法虽然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但某些方面对我们也有启示。对比之下，我们在常备军与后备军的衔接问题上，还有很多环节没有处理好。比如，对退伍军人的利用率比较低；预备役部队的组织管理体制还难以满足其全面建设的需要等。因此，加强常备军与后备军的有机结合，从整体上加强我国的武装力量建设，仍然是一个需要我们认真研究的大课题。

第五，关于联盟动员的问题。在经济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在现代战争日益高技术化、高消耗的今天，加强联盟动员就显得尤为重要。美国的兵力不能说不强，美国的财力可谓世界第一，但即使对付像伊拉克这样的弱国，他也进行了内容广泛的联盟动员。从英、法等国调兵遣将，向日本等国索要钱财，借用沙特等国的军事设施，还要打着联合国的旗号。由此便可以看出，联盟动员对于打赢现代条件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局部战争的重要作用。在第四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一方具有绝对取胜的实力。正如德国人康策尔曼所说：“如果所有阿拉伯国家的军队结成一个团结的整体来对抗以色列，那么以色列人胜利的机会是很少的。”可惜的是，阿拉伯兄弟却没有真正的团结起来，表面上实现了前所未有的联盟，但联盟动员的巨大作用远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有的是说得不错，做得却不怎么样；有的是想帮一把，又被拒之门外；有的虽然很富有，但实际却只拿出很少的一点钱；有的虽然出兵了，却将指挥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里，想打就打，想撤就撤。约旦国王侯赛因从一开始就对战争持小心谨慎的态度。他曾私下预言“我的国家是非常容易遭受破坏的，我们进行战争是不合适的。”因此，他只派出一个坦克团参加了在叙利亚的战斗。但在碰到以色列人后就停了下来，以后便没有再向前一步。可他却大肆宣传说：“在战争爆发时我们立即开始动员。我们的部队从训练营出来集中，进入所有阿拉伯战线中最长战线的阵地。”乌干达总统阿明，本打算把乌干达的士兵和志愿军派往埃及和叙利亚。１０月１０日他在一个１０万人的群众集会上说：“三百万人已经报名入伍。我们将肩并肩地与阿拉伯人一起战斗。”但叙利亚和埃及却难弃前嫌，将送上门的力量拒之门外。埃叙两国的大使“为了打消阿明雇用飞机把乌干达军队运往开罗的念头”还费了许多口舌。阿明知道后打电报给萨达特说：“我很遗憾，我们不能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同盟国一样，联合起来战胜敌人。”表面上看，阿拉伯方面参战的国家很多，力量很大，但在指挥的问题上并没有真正统一起来，战争中竟然出现了该进攻时，有些国家的部队却在向后撤或按兵不动的现象。这样的“多国部队”又怎么能打胜仗呢？

我国是军事上不结盟的国家，我们的国家安全主要建立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但是，按照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我国的经济必将走上国际化的道路，其它方面与世界各国的联系也将更加紧密。因此，广泛积极地开展外交工作，与一些国家和地区建立多重的战略合作（协作）伙伴关系，不仅对建立多极化的国际战略格局有重要的现实作用，而且对我们将来进行联盟动员也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今天的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已经懂得：独立自主，不等于闭关锁国；自力更生，不是不要外援；一国的强大仅仅依靠自身的力量是不够的；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必须同世界上绝大多数爱好和平与正义的国家联合在一起。

（为总参动员部编撰的《现代局部战争动员研究》一书撰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