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变化

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不仅是英国对中国的胜利，而且是先进的西方对古老东方的胜利。它是道光朝历史、清朝历史，乃至中国历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大事件，鸦片战争铭刻了中世纪古老的社会在炮口逼近下走入近代的最初一步，战争以后，中国在一系列方面都开始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1、政治上，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独立自主、统一的封建国家，清朝独立行使国家主权，不受外国干涉。而鸦片战争后，通过中英《南京条约》及其附件、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等的签订，中国开始丧失独立自主的地位，领土主权、海关主权、司法主权等都开始遭到侵犯和破坏。另外，在东南沿海出现了第一批半殖民地性质的租界。五口通商以后，上海以其便利的交通及接近丝、茶产地的条件而迅速崛起，并取代了广州先前的贸易中心地位。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强迫苏松太道（上海道）宫慕久签订《上海租地章程》，划定南至洋泾浜、北至苏州河、东至黄浦江面积约1080亩的一块地方专供洋人“租地建屋”，西部边界于次年确定为界路，1848年西部边界又向西扩展了1740亩。1848、1849年，美、法两国也仿效英国在上海划定了租界。1863年，美租界与英租界合称为公共租界。1854年，上海的租界成立工部局、法庭、税收等部门，完全形成一整套殖民地的管理制度。最初中国政府在租界内还保有司法及行政管理的权利，后来这些权利也丧失殆尽，列强在租界实行独立于中国之外的行政及司法权，使租界成为“国中之国”，成为他们进行政治和经济侵略中国的基地。后来，租界制度逐渐推广到其它通商口岸。

2、“鸦片战争”的结果却对鸦片没有作出任何规定。实际上，鸦片贸易是英美各国十分看中的，也是他们掠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手段。因此，条约签字前后，强迫耆英作出书面保证，清朝今后将只约束中国人走私鸦片，“对外国船只是否携有鸦片，不加过问，亦不采取任何行动”。战后，清政府既不敢再谈禁烟，又不便宣布弛禁，这种默许的态度实际上承认了鸦片走私的合法化，因此鸦片战争后鸦片实际上变成为一种公开的、畅行无阻的贸易，输入量也随之激增，导致更大量的白银流向国外。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利用勒索到的侵略特权，掀起了一个向中国倾销商品的狂潮。条约签订后，璞鼎查对此相当乐观，他对英国的资本家说：他“已为他们的生意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这样的广阔，货兰开夏全部工厂的出产也不够供给她一省的衣料的。”因此，西方的棉纺织品和其它商品大量地运到中国，甚至将刀叉、钢琴等也运来了。虽然在此之前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顽强阻击西方的商品倾销，但西方的有些商品既便宜又耐用，逐渐为通商口岸的广大人民所接受。通商口岸的自然经济受到外国商品的严重冲击，逐渐导致自然经济解体，尤其是外国棉纺织品的大量进口，使通商口岸地区的手工纺织业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本来上海、松江、太仓的棉布是很有名的，“松、太所产，卒为天下甲”，而上海所产“又甲于松、太”。由于洋纱、洋布的行销，土纱土布无法与之竞争，这些地区出现了“无纱可纺”、土布“消减大半”的现象。厦门亦是洋货充斥，“其质既美，其价复廉，民间之买洋布洋棉者，十室而九。由是江浙之棉布，不复畅销”。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中国输出的茶、丝等的数量增加也很快。由于受到洋货的冲击和国外市场的刺激，一些地区的农民放弃原来的主要家庭副业，转而种桑植茶，扩大丝茶的生产和出口。这些地区的农副产品日趋商品化，中国丝茶等的生产和出口贸易，开始走上了依附外国资本的道路。

在进行商品倾销的同时，还在通商口岸投资开办为其商品输出和宗教文化侵略服务的企业。鸦片战争后不久，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国家在五口通商地区开始投资开办为其商品输出和宗教文化侵略服务的企业。1843年，英国传教士在上海开办墨海书馆；1845年，英人在广州黄埔开办柯拜船坞，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开办美华书馆；1850年英人在上海创办《字林西报》；此后。英、美又在上海、厦门接连开办几个船舶修理厂、印刷厂、药房、打包厂等。这些企业雇佣了中国工人，中国最早的一批近代产业工人出现了。这个时期，中国产业工人虽然刚刚出现，人数不多，但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显示了中国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化。

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治外法权先后在厦门、香港等地开设卖人行，设置囚禁华工的牢房和牢船，并收买雇佣大批歹徒、拐子在通商口岸的通衢大道乃至云、贵、川、陕等内陆乡村拐骗和捕掠华工，进行掠夺和贩卖华工的罪恶勾当。从1847年至1874年间，由澳门、汕头、香港、厦门、广州等口岸运往古巴一地的华工人数就达14万以上。华工在卖人行和猪仔船里遭到残酷虐待，不少人未到外国已经丧生。幸存下来的，在国外从事极为繁重的奴隶劳动，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

3、阶级关系上的新变化。随着自然经济的分解，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产生了新的阶级。鸦片战争前，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是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对立。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开始发生变化。首先，产生了中国最早的无产阶级。这就是五口通商地区的码头工人，外国轮船上的中国船员和水手，外国在华企业的雇佣工人。由于中国无产阶级深受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双重压迫和剥削，具有极强的革命性的斗争性。其次，买办商人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买办的队伍逐渐扩大。买办是鸦片战争前受清政府控制而不直接受雇于外商的中间代理人。战前的中外贸易由行商控制，但实际经手的是洋行买办。他们初为临时雇佣，替外人购买零星之物及起居饮食的必需品。随着外人与华人交往日繁，承办的事务渐多。战后，他们成为外商自由雇佣并受其控制为其服务的工具。有的受雇于外国商行，有的开设行栈，为外国商人推销商品和收购出口土货。买办在帮助外国剥削和掠夺中国人民的过程中，迅速致富。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在中国的扩张，买办的经济势力不断发展，政治地位不断提高，人数不断增加。70年代后，有的买办投资于近代企业。

4、地主阶级改革派的经世致用思想。经世致用的观念由来已久，早在周代就已经产生了，但它不一定是儒家的专有之物。只是自西汉“独尊儒术”之后，历代的儒生又以“通经致用”作为读书治学的目标和抱负，经世致用观念才逐渐演变成儒家文化的一种传统精神，具有相当积极的入世价值取向。南宋以下，儒学的重点转到了内圣一面，讲学论道代替从政问俗，“经世致用”的观点也慢慢地淡薄，直至明末以满族入主中原，明末清初一些士子精英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开始反思明朝灭亡的经验教训，发现理学的“空谈心性”是其中的重要因素，由此，他们大力倡导经世致用之学，使得经世致用之学风成为明末清初思想界的一种精神共识。

乾嘉时期，由于承平日久，也由于统治阶级文网缜密，士人学者皆不敢妄谈时政，纷纷转向故纸堆，从事名物训诂、典章考据一途，经世意识大大淡化。乾嘉以降，国内外环境都在发生变化，日益猖獗的鸦片走私，不仅使国家的白银大量外流从而引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而且导致吸毒成风，社会风气越发腐败，整个社会进入“衰世”。封建传统思想的两大支柱宋学和汉学也逐渐趋向穷途末路。而产生于明末清初由黄宗羲、顾炎武所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风却受到社会的注重。鸦片战争的爆发，西方的坚船利炮的威力更使中国的有识之士深为震撼。忧患意识和历史责任感，促使一批政治眼光比较敏锐的封建知识分子，进一步去探索和寻找中国社会摆脱困境与危机的良策。他们以传统经学为依托，以匡时救世为己任，对内主张整饬吏治，改革弊政；对外提倡学习西方的长技，以抵抗西方的侵略，从而逐渐在地主阶级中形成一股经世致用的社会思潮和一支力主变革的政治派别——经世致用派。经世思想家们开始从“天朝上国”的迷幻中走出来，勇于承认战败的事实，开始突破“夷夏之防”的思想藩篱，力求知己知彼，探讨抵抗侵略、报仇雪耻的办法。经世致用的准则又成为思想界的主导思想，经世学派成为学术界的主流，汇集于旗下的龚自珍、陶澎、贺长龄等代表人物以治国平天下自许，以挽救天下为己任，重视国计民生，为学注重实用，不尚虚文。或撰写时政论文，究心实际问题，或研讨治国大政。一时间，对传统的边疆史地的研究，对漕运、盐法、河工、农业等等方面的改革呼声不绝于耳，皇皇巨著《皇朝经世文编》也于是时完成。这种经世致用思想的兴起，正是当时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思想变革的主要表现。龚自珍、林则徐、魏源、姚莹、包世臣等人便是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和经世致用思潮的主要代表人物。

龚自珍，字璱人，号定盫，浙江仁和（今杭州）人，出身仕宦之家，从小受过正统的儒家教育，有很好的汉学基础，又“锐意于经史之学”。1829年38岁中进士。但他与崇尚程朱理学或埋首考据训诂的学者不同，从不强调师承关系，不拘门户之见，而兼采各家之长。龚自珍对朝政紊乱、纪纲败坏、统治黑暗、风气日下的状态进行了揭露和批判，深刻指出清王朝已面临“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的局势。因此他要求更法变革，“自古及今民，法无不改，势无不积，事例无不变迁，风气无不移易”。他倡导经学研究与现实问题相结合的“通经致胜”观点，“仿古法以行之，正以救今日束缚之病。”龚自珍曾怀着忧心忡忡的心情，设计了旨在缓和封建社会矛盾的改良方案：政治上要求强化官僚集团的地位，经济上主张恢复以“农宗”即封建宗法为基础的财产继承制度，试图以此来维护“将萎之华，惨于槁木”的封建统治。同时，他阐述了开发西北，建设边陲，设置新疆行省；废除八股文章，提倡任人唯贤；禁绝鸦片输入，反对外国侵略等思想主张，具有积极意义。龚自珍的思想主张是鸦片战争前地主阶级经世致用思想的典型反映，开拓了士林阶层的一代新风。

被范文澜誉为“开眼看世界第一人”的林则徐的“开眼看世界”观念，是鸦片战争期间地主阶级经世致用思想同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相遭遇的产物。他在谪戍伊犁途中曾致书友人说：“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陆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即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陆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觌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令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清楚地意识到中国的弱点。在禁烟运动和鸦片战争中，他突破了“天朝上国”的狭隘观念，为了掌握敌情，战胜侵略者，积极了解外国，“日日使人刺探西事，翻译西书，又购其新闻纸”。在他的主持下，编译了《四洲志》，较系统地介绍了世界五大洲三十多个国家的历史、地理情况。还编译了《华事夷言》，介绍外国人对中国问题的看法；并翻译了瑞士法学家滑达尔的《各国律例》（《万国公法》）的部分章节。这些书成为当时人们了解外国的启蒙读物。

在林则徐的带动下，鸦片战争后出现了研究西方、了解世界、注意边疆形势的风气，研究和介绍外国及边疆形势的著作相继问世。魏源受林则徐之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编成《海国图志》一书，1842年初刊50卷，1852年再出百卷增补本。此书系统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政治、文化、历史、地理等情况，是当时东方和中国的划时代的史地巨著，是世界知识的百科全书，受到世人瞩目，影响了几代知识分子。1846年，广东名士梁廷枏完成并刊刻了《海国四说》一书，着重介绍了基督教、中外通商史及英美等国的历史。鸦片战争期间，在台湾抗战中有功、后被贬至西南边陲的姚莹，1847年写成并刊刻了《康輶纪行》一书，记叙和介绍了祖国边疆的形势及英、法、俄、印等国的史事，指出了英国对西藏的野心。长期在东南沿海为官又留心西方的徐继畬，1848年写成《瀛环志略》一书。该书以图为纲，简明地叙述了世界各国的地理方位和历史演变及经济、文化、科学技术等。“体裁较整”，“言核而意赅”，中国人“稍有世界地理知识，实自此始”。此外还有夏燮的《中西纪事》、张穆的《蒙古游牧记》、何秋涛的《北徼汇编》（《朔方备乘》）等。这些著作是在鸦片战争失败的刺激下，有识之士为了寻求救国“制夷”的途径而作，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有着深远的政治意义：一是冲破了闭关自守谙于外情的状况，开始了对外部世界的探索；二是使中国传统文化出现裂痕，人们开始冲破儒家文化所设置的中外之防的藩篱，新的世界观念慢慢形成。

魏源，字默深，湖南邵阳人，与龚自珍齐名。他讲求经世致用，对当时思想界中占统治地位的宋学和汉学进行了批判。魏源曾为江苏布政使贺长龄的幕僚，参与编辑《皇朝经世文编》，与龚自珍、林则徐等人过从甚密，也是抨击时弊、倡言改革的名士。鸦片战争对魏源震动很大，他不但经历了整个战争过程，更深刻感受到战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和变化。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显然对魏源的思想产生了强烈的刺激。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和“开眼看世界”观念的启示下，魏源编著了《圣武记》、《海国图志》等书，着力探讨清朝政治军事的得失和当时世界大势，使他成为鸦片战争后地主阶级经世派的著名代表。魏源“变易”的历史进化哲学观，是其将经世致用思想引向朝政改革和观念更新的理论基础。他指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靖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没有用处，汉学训诂考据，“毕生治经，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者”，也无作用。他强调经学的社会价值在于“致用”，应以古为鉴、学用结合来解决现实问题。《圣武记》叙述了清王朝过去武功上的胜利，用意是与当时军事上的颓势相对照。《海国图志》这部书用魏源自己的话说是“创榛辟莽，前驱先路”，这件事是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情。

作者为什么要编撰此书呢？魏源在《海国图志》一书的序中，讲得非常清楚：“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长技以制夷而作。”所谓“师夷”主要是指学习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军事技术上的一套长处。所谓“制夷”，是指抵抗侵略、克敌制胜。他说：“夷之长技三：一战舰，二火器，三养兵练兵之法。”他详细地介绍了西洋火轮船、洋炮、炸弹、炮台、水雷等物事的原理、制法、用法，并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提出了相当完备的建议。他不仅主张从西洋购买船炮，而且更强调引进西方的先进工业技术，由自己制造船炮。针对当时很多人视这些西洋器物为“奇技淫巧”的说法，魏源特别指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今西洋器械，借风力、水力、火力，夺造化，通神明，无非竭耳目心思之力，以前民用，因其所长而用之，即因其所长而制之。”魏源明确地把是否学习西方国家“长技”提高到能否战胜外国侵略者的高度来认识。他强调指出，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魏源从反侵略立场出发，以师夷为手段，以制夷为目的，表现了一种光辉的爱国主义思想。

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的经世致用思想，是在中国社会交替时期思想界出现的一大进步。一方面，它针对当时社会的严重弊端和民族危机，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符合国家与民族的利益，对国计民生具有积极作用，它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风气，初创了“开眼看世界”的全新观念，迈出了向西方国家探寻真理的步伐，充当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想启蒙的先驱，并对后世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另一方面，由于它主要是服务于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因此依然有着明显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经世之学提倡学习西方长技，却不能触及封建制度，“其不变者道而已，势则日变而不可复者也。”这种将道势对立起来的观念，没有冲出清初启蒙思想家的封建思想藩篱，也使其对西方资本主义的认识处在一个肤浅的初级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