罕见外交亮点：清末五大臣的中国形象

作者：黄艾禾

1905年12月19日，上海吴淞口，清朝钦差大臣戴鸿慈和端方率领的政府出洋考察团，乘坐清军的小火轮，直抵美国太平洋邮船公司的巨型邮轮“西伯利亚”号前。代表团的随员们已经在恭候了。他们登上了“西伯利亚”号，下午2时，邮轮拉响汽笛，缓缓启航，驶向日本。

自从西历12月7日在北京正阳门火车站上火车，到天津后换汽车到秦皇岛，再换乘当时中国最好的军舰“海圻”号到上海，一路上都被袁世凯等官员精心安排严密保护。

约一个月后，1906年1月14日，中国政府出洋考察团的另一路由载泽、尚其亨、李盛铎率领，登上法国轮船公司的“克利刀连”号后，也驶往了日本。

史无前例的出洋团

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政府出访团。在此前，清廷不是没派出过官方考察团。第一次，如果可以算官派的话，很不伦不类。那是1866年，时任清政府总税务司的英国人赫德要回国，清政府派了前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率其儿子和三个同文馆学生一块跟着去，算是开开眼界。

第二次，在1868年，应是朝廷正式派的代表团，但是团长却是美国人，名蒲安臣，是刚卸任的美国驻华公使。当时中国与列强们签的那些不平等条约要修约了，朝廷一是怕列强们“索要多端”，二是担心中外礼仪不知怎么摆平，灵机一动，竟然想到了派外国人去。这个使团访问了11个国家，历时2年8个月，走到俄国时，连团长都病故了，这样使团中的中国人志刚才接任过来。再往后，1896年，有李鸿章访欧美，事由是为贺俄国沙皇的加冕典礼，实际是想搞“联俄拒日”，访问完俄国，就顺便欧洲美国游历一番；1901年7月，因德驻华公使被杀一事，清廷特派醇亲王载沣去德国道歉。

然而，以专程前往西方的政府代表团级别之高、目的之明确，这次的五大臣出访团都是史无前例的。

五大臣中的头一名，是载泽。载泽的身份是皇室宗亲，康熙的第六代重孙，出生第二年就被封为镇国公。他也是五大臣中年龄最小的一个，出洋时尚未满30岁。其余四人，都在四五十岁，最大的戴鸿慈，已经52岁。

五大臣中的端方，是个参与过戊戌变法又在地方上厉行新政的大员，时任湖南巡抚。另两位，李盛铎时任驻比利时大使，尚其亨是山东布政使。

出动这样一个空前高规格的政府代表团，要去干什么？1905年7月16日光绪发的谕旨说得很明确：“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光绪说：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为什么变法总是没什么实效？恐怕是承办人员“未能洞悉原委”。所以要派人分赴东西洋各国，“悉心体察”。

1905年时的中国，义和团的庚子之乱刚刚过去数年。而在中国土地上刚刚结束的，是争夺中国东北的日俄战争，立宪的日本胜出，专制的俄国落败，这给当时中国朝野上下带来的，又是一种立宪改革的刺激。社会上的报章杂志吵得热火朝天，连袁世凯、张之洞等国内重臣也加入进来，联名电奏要求立宪。

这就是清廷最终下决心派要员“考求一切政治”的背景。这份光绪的谕旨，已将身段放得相当低，昔日天朝帝国睥睨番夷诸国的威仪已经被列强打得一败涂地，这时候，清廷的想法是：只要是富强之法，管它合不合祖宗先例，都先去看，拿来再说。

正在改变的声望

1900年10月，美国传教士、同文馆总教习丁韪良回到美国。当时，八国联军刚进驻北京不久。丁韪良在纽约港上岸的时候，还挎着一杆长枪。替他搬行李的男孩问他，是不是刚打猎回来，丁回答说，是的，从亚洲，大海的那一边回来。“打的什么猎物？”男孩问。“老虎，哦，应该是鬣狗。”

在英语中，鬣狗代表着凶残、阴险、贪婪。这里下意识流露出的，是西方人因义和团运动对中国人的恶劣印象，他们留辫子、打阳伞、动作呆板、抽鸦片、撒谎偷窃。

1901年，在伦敦街头就出现过关于义和团在北京围攻外国使馆的木偶活报剧，而西方记者对义和团的报道和一批当时在北京外交官的“日记”出版，更让西方民众对中国人的野蛮愚昧印象深刻。

然而，清朝将派大员出洋考察政治这件事，让外国人对中国人又有了正面看法。英国《新达泰晤士报》、《摩宁普司报》、《纽加司络报》等纷纷发表文章评述，德国的著名汉学鼻祖福郎克在《科隆日报》上写道：“他们此次出洋是为了学习日本、美国和重要的欧洲国家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特别是有着极大的可能，将西方的宪法、政治制度和经济体系结合中国的情况移植到中国去。”

而《泰晤士报》上的文章更加热情：“人民正奔走呼号要求改革，而改革是一定会到来的……今天的北京已经不是仅几年前你所知道的北京了。中国能够不激起任何骚动便废除了建立那么久的科举制度，中国就能实现无论多么激烈的变革。”

原本五大臣是定在1905年9月24日从北京正阳门火车站出发的，当时的五大臣中，还有新任军机大臣徐世昌和商部左丞绍英。不料革命党人吴樾的一颗人肉炸弹，不但致吴本人当场身亡，当时的五大臣中也有三个被炸伤。爆炸之后，端方很着急，生怕朝廷就此改了主意。

实际上，朝廷已经不可能改主意。而当时国际形势的变化，也一直在催促朝廷加快立宪的步伐。10月，俄国沙皇颁布《十月宣言》，着手政治改革，召开国家杜马(议会)，也就是说，西方列强中最后一个专制政权也宣告结束了。光绪和慈禧得知这消息，立刻召见载泽，催促他们要抓紧——慈禧们也生怕在此关键时刻落得最后孤家寡人的地步。

因为徐世昌已被任命为巡警部尚书，绍英伤重，朝廷换上了李盛铎和尚其亨，12月7日，五大臣出洋考察团二次从正阳门登上火车出发。

华夷间的彼此打量

五大臣临出发前，清廷在庆王府宴请各国使臣，让五大臣也一起赴宴。戴鸿慈在日记中记载说，这次宴会“酒馔并用中西”，席间还以军乐伴奏，一派风气相当开化的景象。仅仅往前40余年，这一切都是不可想象的。那时中国与西方列强间还在为西方外交使节能不能驻北京打得不可开交，直到中国人尝到第二次鸦片战争的苦果，也认可了老外的使节们驻北京的权利。又过了若干年，到了1870年代，中国人才开始感到，光有人家使节驻自己国家，自己不往外派人，彼知己而己不知彼，这怎么行？这才开始派遣驻外使节。

上面说到斌椿随英国人赫德在1866年赴英国，那时他已经63岁，但是当清廷总理衙门准备派人赴欧游历时，大小官员“总苦眩晕，无敢应者”，只有斌椿“慨然愿往”。当时周围人也有很多人劝阻斌椿，说这趟差从古没有过，谁知道是福是祸？斌椿当时还慷慨赋诗一首，说“天公欲试书生胆，万里长波作坑坎”。

1876年，郭嵩焘出任中国第一任驻英国公使时，北京有人用“集句”形式做了一副嘲骂他的对联：“出乎其类，拔乎其萃，不见容尧舜之世；未能事人，焉能事鬼，何必去父母之邦？”骂他去外国“事鬼”。后来郭嵩焘回国后屡不得志，郁郁而终，在那时，“好官不出国”的观念还根深蒂固。

即使进入到了19世纪，出洋对于中国人仍是件苦差。别的不说，路途遥远，时间漫长。戴鸿慈在《出使九国日记》中的总结，“以八月之内，历十五国之地，行十二万里之程”。从中国到日本，坐船要两天，从日本到美国夏威夷，坐船要10天，从夏威夷再到美国本土，坐船又是8天。虽然王公大臣们都有人侍候，但到了海上，该晕船一样晕船，本来想在船上开会研究考察方法，会都开不成。

还好，到了第5天，虽然风浪还大，但是人渐渐适应了，当天正是西历1906年元旦。各国乘客都到甲板上庆贺，当天晚上，中国人吃到了船上厨师制作的“新年大饼”，“外为白糖，以大麦、菩提脯实之”，估计是一种烘制蛋糕。船长特意请中国人参与船上乘客们的游戏比赛，戴鸿慈们欣然同意，还捐了50美元的小奖金。

到了美国，中国考察团所到之处，美国民众无不倾城相告，空巷来观。中国代表团被人围观，在美国在欧洲都是同样。在瑞典，考察团经过的路上，市民们欢迎，唱歌，送花，挥帽致礼，在德国，当考察团游览德累斯顿的爱博河时，无数游人都停下来挥手致意。实际上，再往前40年，斌椿带的出使团那次去欧洲时，欧洲人围观更是疯狂，一次在德国，中国人为躲避观众，进入一家店铺，围观的人也跟着涌入，中国人再想出店已是寸步难行。后来店铺的人打开后门让中国人走，洋人们又涌到后门围追堵截，于是使团中有人拿出雨伞四面挥打，又逃回店主住的楼上。最后是警察不得不出面维持秩序。

在早期，中国国内有派来钦差大臣时，驻外中国使馆的全体人员得到码头或是车站行问安礼，他们要在站台设置香案，跪在那里口唱“奴才某某率全体馆员恭请皇太后及皇上圣安”。试想，在这种人流密集的交通枢纽，这是怎样的东洋景，每每引来众人围观如堵。后来，渐渐新潮的大臣们也不愿这样当着洋人面这样表演了，礼仪改在使馆内举行。

这次，五大臣到了英国，戴鸿慈和端方去见英国外交部负责东方事务的副部长。对方问道，最近颇有消息说中国人的仇外情绪严重？戴、端二人答道：那是报纸上的不实之词。我们两国的大臣们真心实意地倡导友好，这种谣言自然会不攻自破了。

就这样，当东西方终于开始有了交流以后，彼此间从陌生、敌视，到渐渐熟稔、接受，慢慢开始了彼此的接近、理解、调整和靠拢。

甘当小学生

根据载泽的《考察政治日记》和戴鸿慈的《出使九国日记》，我们可以绘制出一张五大臣出洋的路线图。

载泽团的路线是：中国上海—日本—美国(旧金山)—美国(纽约)—英国—法国—回英国—比利时—回法国—经苏伊士运河、吉布提、科伦坡、新加坡、西贡、中国香港—中国上海。

戴鸿慈、端方团的路线是：中国上海—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德国—丹麦—瑞典—挪威—回德国—奥地利—匈牙利—俄国—荷兰—瑞士—意大利—经埃及赛得港、亚丁、锡兰(斯里兰卡)、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上海。

这15个国家中，丹麦、挪威、瑞典、荷兰、瑞士五国都是在考察团出发后，听说了此事，临时邀请考察团来访的。中国考察团所到国家，一律都是最高规格接待。在日本，天皇接见，在美国，见到了总统罗斯福，在英国，去白金汉宫见英国国王，在法国，总统设宴招待……所到15国，全部是国家元首接见。

对于各国的接待，载泽有一个总结：“日廷款接尚殷，法商欢迎殊盛，英为少简，比(利时)为最优。”

日本人确实接待得最为认真。除了天皇接见，日本的前首相、明治维新的元老伊藤博文还前来拜会了中国考察团，他们之前有过一场长谈。在载泽的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场谈话，在这里，中国人像是小学生，伊藤博文如同诲人不倦的老师。

载泽问：我国考察各国政治，锐意图强，应该以什么为纲领呢？

伊藤博文答：贵国欲变法自强，必以立宪为先务。

载泽问：我国立宪，应该师法哪一国家为最好？

伊藤博文答：各国宪政有两种，有君主立宪国，有民主立宪国。贵国数千年来为君主之国，主权在君而不在民，实与日本相同，似宜参用日本政体。

载泽还问：君主立宪与专制有何区别？

伊藤博文答：最主要的区别就是立宪国的法律必须经过议会议决，呈君主裁定，然后公布。不像专制国的法律，君主一个人说了算。法律公布之后，全国人民都得遵行，没有一个人不受到法律的约束。

他们还谈到人民的言论自由、立宪国君主与政府的权力等。这场谈话，伊藤博文全部用英语作答，由中国考察团中的随员柏锐口译。

在此前34年，也就是1871年，日本右大臣岩仓具视率日本的政府使节团赴欧洲十二国考察政治制度，时任工部大辅的伊藤博文年仅30岁，是副使之一。当年他们的考察极其认真辛苦：每到一地，白天奔波在铁臭煤气之间，天快亮才回，来不及换衣服，下一个宴会的时间已经到了。当时日本人是恭恭敬敬地当小学生，如饥似渴地吸收西方文明，三十年风水轮转，现在轮到他们当老师了。

同样地，到了英国，英国人也是诲人不倦。在中国考察团到达之前，中国驻英大臣汪大燮向国内报告说，英国人担心这次中国考察团会走马观花，考察是为掩人耳目，并无真意。为消除他们的担心，汪大燮专门聘请英国名家埃喜来(被载泽称为“政法学教员”)为考察团讲解英国宪法。他讲三权分立与君主权限、上议院与下议院、政府组织、选举制度、地方自治、税收与财政预算等等，头天讲解，隔天实地参观，从国会到内务部、地方自治部、财政部、教育部、农业部等一个一个地看。载泽在他的日记中以煌煌1万5千余字的篇幅对这些内容做了详细记录，今天读来，可说是中国人对西方政治制度最早也最忠实的介绍之一。

回国后，戴鸿慈曾有过这样一番议论：美国是民主之国，但美国的民主选举，也伴随着弊端。而说到自由，大家都说自由就是不受压制为所欲为，而我看来，欧美的人民，也要相待以信，相接以礼，守法律，顾公德，每时每刻都是有约束的。这才是自由的真相——应该说，戴鸿慈对西方政治制度的观察，已经相当深入了。

此次，西方人给中国人一直是红地毯待遇。载泽回国后的一番话道出真谛：造成如此状况，一在国势太弱，二在政体特殊，“故谓专制，谓为半开化而不以同等之国相待”。也就是说，西方人作为强者，在弱者、尤其是“半开化”的国家面前，更容易宽宏慷慨。载泽感受到的仍是一种“轻侮”。他更加急迫地希望中国实行宪政：惟有“改行宪政，则鄙我者，转而敬我，将变其侵略之政策，为平和之邦交”。

匆忙收官

光绪三十二年五月二十三日，西历1906年7月17日，戴鸿慈、端方这一路考察团抵达香港。此前的7月12日，载泽那一路人马已经回到上海。离家乡只有咫尺之遥了，戴鸿慈的家人都到香港的码头迎接。戴这才知道，自己的第六子已经夭折半年了。

眼下对于载泽、戴鸿慈等出洋五大臣来说，最要紧的事是说服朝廷，尽快实行立宪变法。回到北京以后，他们接连上折，又亲见慈禧和光绪，面陈变革之必要。

1906年9月1日，也就是五大臣出洋归来一个多月之后，清廷正式宣布预备立宪。但是，比起30多年前考察西方后立意变法的日本人，中国人命运多舛。革命风暴已经山雨欲来，没有从容改革的时间了。

1908年11月14日和15日，光绪和慈禧相继驾崩，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清朝被推翻，共和国成立。再往后，是没完没了的战争与动乱，中国的国门，时而开启，时而关闭。五大臣出洋的事情，当时国人追赶世界潮流的急迫之情和对国家前途的种种设想，都被埋进历史废墟之中。

一直到了1996年，一位叫夏白鸽的中国留学生，在德国进行一项研究时，惊讶地看到了一批当年清末五大臣出洋时留下的记录，德国人为那次考察留下的相片就有数册，至少还有德国好几个部委的8份详尽报告。阅读这些材料，夏白鸽看不出一点对中国人的敌意。然而，多年以来这段历史被尘封在档案堆里，当再被翻出时，连德国人自己都非常惊讶。夏白鸽记得他看过德国的一本著名的世界编年史，在1906年卷中，只收了一张中国的照片，根本没提中国政府考察团的来访之事。

或许，那才是当时的中国在西方人心目中的真实地位，这个老大“中央帝国”实际早被放到世界边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