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羌百年战争：关东士族对陇右豪族的压制，东汉灭亡的导火索

来源：梅梅说历史

公元22年，刘秀在宛城起兵，反抗新朝王莽的统治，随后在昆阳之战中大败新朝主力，立足河北后，凭借渔阳、上谷突骑的支持，扫平关东，剪灭陇右、巴蜀，终成帝业。刘秀之后，历经明帝、章帝，东汉进入鼎盛时期，史称“明章之治”。和帝之后，东汉大多是幼主继位，外戚和宦官轮流专权，朝政昏暗，汉帝国已经是危如累卵。

东汉中期之后，表面上军事强大，击败南北匈奴，但是边患却依然严重。如果说戚宦之争消耗了统治集团内部的资源，那么汉羌战争便掏空了东汉帝国的财政资源。三次羌乱不仅让原本不富裕的东汉政府雪上加霜，战火烧到关中，大量启用陇右豪杰更是加剧了统治阶级上层的动荡。公元189年，凉州军阀董卓率军进京，掀开了汉末崩塌的序幕。

一、羌族的起源与发展

“羌”作为一个种族符号，最早出现在商周时期的甲骨文中。商人把陕西东部、山西南部、河南西部的交界地带称为“羌方”，而居住在那里的人便是“羌”。春秋战国时期，随着华夏认同感的逐渐形成，羌成了西部异族的代名词。两汉时期，羌族向西迁移，最终定居在甘南、川北以及西藏地区，由于汉代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汉人在湟水流域驻军、移民，河湟土著与汉人爆发了激烈的冲突，“河湟羌人”便成为了当时人们心中的羌人代表。

先秦时期，羌民首领被称为“无戈爱剑”，秦孝公降服诸羌后，羌族便生活在同被视为夷狄的秦国以西，秦统一天下后，蒙恬北铸长城，众羌不复南度。西汉时期，汉帝国与匈奴同时强盛，而匈奴也成为了汉朝的重要边患，生活在汉匈之间的羌族被迫卷入战争。

汉武帝时期国力强盛，但羌族与匈奴结成同盟进攻汉朝西北边郡。为了掌控羌族，汉王朝实行了“断匈奴左右臂”的战略方针，攻下河西之地，隔绝羌胡，河湟羌族聚集区纳入了西汉郡县管理体制，汉朝还设置了专管羌族事务的护羌校尉。此后，汉王朝对归降汉朝的羌族部落首领进行笼络羁縻，羌族虽然被汉族压制，但是汉羌关系还算融洽。

东汉时期，刘秀扫灭隗嚣占据陇右之地，这一地区就已经存在汉羌杂居的情况，随着西北战事的结束，羌人已经被安放在天水郡和陇西郡，这一时期的羌人分布很广，遍及凉州各郡，特别是河湟谷底一带。不幸的是，这一时期羌人取代匈奴，成为了东汉王朝的腹心之患。

二、小冰河期与羌族内附

到了东汉时期，已经有了几百个规模不等的羌人部落，大部落人口甚至已经超过50万。但这一时期，羌族的游牧性质已经大大减少，大多数羌人开始走上了半耕半牧的定居生活，也正是因为如此，汉王朝的人口优势便体现出来了，聚集的羌人远不能威胁汉朝政权。羌族人虽然多，但是在更多的汉人面前也掀不起风浪。

此外，羌族虽然部落较多，但却从未形成一个松散的部落联盟。在对生存土地的争夺下，诸羌之间内部斗争不休，再加上中原政权对羌族之间的挑拨，羌族部落的边患压力很小。到了东汉时期，小冰河期来临，北方地区的气候变得寒冷，游牧民族为了生存不得已往南迁移。

东汉时期的匈奴之所以不能形成威胁，就是因为在气候寒冷之时，北方草场的产出越来越低，后来甚至不能维持生活，匈奴分裂为南北匈奴。东汉为了减轻匈奴的压力，接受了南匈奴的内附，每年赏赐岁币给南匈奴，而南匈奴则把守长城为东汉防止北匈奴的入侵。看起来是以夷制夷的妙计，但是却引起了连锁反应。

羌族内附使得大量的羌民在西汉边境繁衍生息，并不断向内地迁移，关中的三辅之地已经有羌民聚居。羌人的人数已经超过了固有生存地承载极限，这种时候，如果处理得当，羌族被同化后便能转换为当地的人口红利，但是东汉的对羌政策却向相反的方向发展。

三、东汉政府的治羌策略

汉羌战争，本质上是对于生存资源的争夺。随着羌族人口的争夺，东汉政府不得不在边境驻扎军队，而屯田无疑是减少支出的最优解。东汉政府屯田土地占用的是羌民的牧场，为的是实现“贫破众羌，使其屈服”的目的。但是如此一来，不仅不能解决汉羌在资源分配上的矛盾，反而会加重羌民的怨恨，军事高压与经济控制只是延缓了矛盾爆发的时间。

不仅如此，在处理羌汉关系的问题上，东汉政府采取的仍是粗放式的管理。护羌校尉本是为管理羌族事务所设置的官职，但却频繁更换且苛责少赏。正是由于东汉对羌族事务的冷淡，使得西羌政策缺乏连续性，护羌校尉的治羌对策转变非常之大。

因为更迭频繁，身为治理对象的羌人无法信任东汉政府，而护羌校尉也难以做到剿抚并用，进行针对性的打击和笼络。苛责少赏让护羌校尉的治理压力变大，在安抚、剿灭以及剿抚并用三种政策上，武力镇压无疑是见效最快的方法，也正因为如此，高压的处理方式往往会激起更大的反弹，导致后来的羌乱不断。

更为重要的是，在对内迁羌民的治理上，东汉边防官员更是粗暴野蛮，史书中关于滥杀降羌、强行征发的例子数不胜数。在东汉的统治秩序内，内地羌民往往处在最底层，汉族地方豪强以及官吏掠夺羌族，抚恤不当，就足以挑起冲突，激成羌变。处于部落间的血缘关系，每当塞外羌族拥兵来犯，边地以及内郡羌民便有不少自发响应的，从而引起大规模的羌乱。

四、羌乱根源：关东士族对陇右豪族的压制

东汉中后期，中原政权对于西域的控制越来越弱，不得不加大在西域的军事部署，而援兵以及后勤保障主要从凉州征发，而兵员主要是羌人，在西域诸郡的粗暴管理下，羌人受到的压迫更甚于前，积累已久的矛盾终于爆发。

107年诸羌起义，实力强大的滇零羌部甚至开始以天子自居，而凉州地区的汉人军事力量孱弱，完全不能克制住燃起的叛乱势头，政府已经控制不住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主政的外戚邓骘主张放弃凉州，明面上是连年战争对于财政的消耗过于庞大，实际上是陇右豪族在朝堂之上话语权的丧失，关东士族集团主导了东汉的政治体系。

西北地区民风剽悍，豪族尚武，自然引起了关东士族的防范，在东汉官员任职的“回避法”之下，关西官员在关东地区被同化，而关东士族统治关西地区，水土不服的弊病则会日益显现。当关东士族被外派到凉州，实质上是被排挤出士族圈子的失意者，自然不会对统治地区多加亲善，这样一来，对凉州地区的粗暴型政治就不可避免。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羌人便成为了高层政治博弈的牺牲品。

在满朝建议放弃凉州的时候，郎中虞诩向太尉建言：“今羌胡所以不敢入据三辅，为心腹之害者，以凉州在后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锋执锐，无反顾之心者，为臣属于汉故也。”这指出了问题的根本所在，如果放弃凉州，地方豪雄便会集合起来反叛。最终，凉州没有被放弃，“辟西州豪莱为椽属，拜牧守长吏子弟为郎”，凉州本土势力开始在东汉崛起，并最终成为东汉灭亡的重要推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