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小姐的抗战故事
作者：袁敏
母亲年轻时，有一个在绍兴城里和浙东大地上远近闻名的称谓：“三小姐”。
“三小姐”既是母亲在家中的排行和族人对她的昵称，又是抗战时期母亲做党的地下交通员时用的代号。我曾经问过母亲，你怎么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别人都叫你“三小姐”呢？母亲淡淡地回答说，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情，我早就忘记了。
也许，遗忘是人的本能，历史上总有一些事情容易被人遗忘和忽略，但也恰恰总有一些重大的发现就藏匿在遗忘和忽略的事物中。
我就是在采写“母亲的1976”时，一步一步走进了母亲的生命里程，也走近了一个名叫“三小姐”的、以往我并不完全了解的女人。
母亲原名叫董嬿珍，出生在浙江绍兴渔家渡一个名号为“董久大”的工商大地主家庭。母亲系正房嫡出，排行第三，人称“三小姐”。但由于母亲的亲娘性格懦弱，又多病缠身，在家里几乎没有什么地位。而我的外公，也就是母亲亲爹的偏房方娘却精明强干，反倒在这个家中一言九鼎。方娘长得漂亮，一双媚眼会说话，且伶牙俐齿，柔中有刚，颇得外公欢心。
方娘原是绍兴城里一家妓院尚未接客的雏儿，有一回外公去绍兴谈生意，完事后心里畅快便去了妓院寻欢。没想到这一去就见到了方娘，立马被她水灵灵的眼神勾了魂，花大价钱将她赎身带回家。进入董家大门时说是给外婆买来的贴身丫鬟，可不出几月就被外公收了房。
外婆虽然心里憋屈，但方娘伺候她也还算尽心尽力，便也不好再说什么。没想到方娘做了姨太太之后地位骤升，几年工夫她就几乎成了一家之主。外婆病怏怏地看着家中江山流入自己的丫鬟手中，却是无可奈何。方娘倒是不忘根本，对家里的长工和下人亲如兄弟姐妹。母亲从小跟方娘长大，耳濡目染，也更愿意和长工下人亲近。现在想来，母亲做事的泼辣干练，秉性中的倔强、吃苦耐劳，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方娘。虽然母亲有时候仍然会流露出小姐脾气，常常显得心高气傲，但她手能提，肩能挑，下地能做农活，在家会做家务，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闺阁千金的礼仪被她嗤之以鼻，我行我素的性格从小就显出端倪。董久大全家上下对这位另类的“三小姐”不知所措，到后来连方娘都觉得母亲有点出格。
我后来问母亲，是什么原因致使你离家出走，抛下荣华富贵，选择颠沛流离呢？我以为母亲会说一些革命的大道理，没想到平时性格爽朗的母亲对我的提问却沉默了很长时间，我几次追问，母亲才缓缓地说：董久大外表光鲜，其实内部早就从根上烂了。
母亲和父亲相濡以沫
人说“富不过三代”，董久大传到三代四代时，列强入侵，战乱频繁，董久大的后代们一不愿经商，二不想读书，三不会理财，董久大几房大院里的大多数老爷、少爷、太太、小姐，都过着“饭来张口，茶来伸手”的寄生生活，抽大烟，打麻将，男人三房四妾，女人虽也锦衣玉食，却无法真正决定自己的命运。
母亲告诉我，董久大的长房长女寿宝和二房次女婷宝，都长得娇美可人，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在长辈眼里，寿宝和婷宝知书达礼，有大家闺秀的风范，不像母亲整天混在下人堆里，喜欢在灶头烧火，在水缸盖上坐着纳鞋底，要不就是躲进藏书楼爬上梯子看书。董久大上上下下都觉得“三小姐”做事有失身份，加之她经常在下人房里窜进荡出，不顾小姐体面，所以无论是主子还是佣人，看她的目光都有些异样。
有一次母亲头上生了虱子，方娘叫人剃光了母亲的头发，母亲顶着一颗青瓜脑袋依旧没事人一样跑来跑去。从此以后，董久大里的人都叫母亲“瘌头婆嬿珍”。
然而，被家族看好的寿宝和婷宝都按照父母的意思分别嫁给了赌棍和酒鬼，门当户对的婚姻却没有带给她们幸福，反倒让两位娇嫩美丽的小姐终日以泪洗面，先后抑郁而死。母亲从两位堂姐姐身上看到了董久大慈善背后的冷酷无情，更看到了没落腐朽家庭的封建礼教对人的戕害。她不想步姐姐们的后尘，任人摆布自己的命运，但却苦于自己一个弱女子无法与封建家庭对抗。
母亲的哥哥也就是我的舅舅董谋先，是一个思想开明进步的热血青年，中学毕业后考取了上海复旦大学。舅舅假期回家探亲时，对母亲谈了外面的大千世界，谈了正风起云涌的抗战形势和如火如荼的救亡运动，他鼓励母亲一定要冲破封建家庭旧礼教的束缚，要求知，要自立。舅舅在母亲心中开启了一扇通往外面世界的窗口，播下了一粒叛逆的种子就走了。
不久，上海沦陷，复旦内迁，舅舅从此下落不明，杳无音信。母亲刚刚在心头点燃起的一支小小的明亮的蜡烛熄灭了，她重新失去方向，陷入苦闷彷徨的境地，一度甚至有过厌世的情绪和出家的念头。
就在这个时候，母亲遇到了父亲。
1941年，国民党掀起了第二次反共高潮，“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遭受重大损失，江浙一带亦是一片白色恐怖。当时的中共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劝降不成，便严刑拷打。刘英忠贞不屈，壮烈牺牲。
其时，中共浙江地下宁绍特委和所属的绍兴县工委为应对严峻的形势，采取了紧急措施，异地调动交流干部。
我母亲的家乡渔家渡，当时有一百多户人家，却只有一所初级小学，师资也很弱，许多学生家长要求将这所小学改办成设置高小的完小，学校正打算聘请一批具有较高教学水平的老师。中共绍兴县工委得到这一信息后就想方设法，先后调去我父亲、钟少白（女）、陈苏亚、钱友甫等四位党员干部到该校任教，并建立了渔家渡小学党支部，父亲任支部书记。他们公开的身份是教员，暗地里却领导和开展绍南一带党的秘密工作。
新设的高小班，人数虽然只有十四五人，但年龄跨度和文化程度却参差不齐，年龄小的只有十二三岁，年龄大的却已二十多岁；有的是中学学历，有的却连小学一年级都没有上完。
母亲当时已是二十出头的大姑娘，家里正张罗着要给她许配人家，母亲坚决不从。听说渔家渡小学新来了几位年轻的教书先生，母亲便向家里提出要去上学。家里自然是反对的，方娘更是在外公枕边吹风，说什么“女子无才便是德”，“女大不中留，赶紧给三小姐找个婆家”。
这是母亲第一次和方娘之间爆发战争，母亲从可怜的亲娘身上看到了封建家庭中封建礼教下女子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悲惨结局。母亲决心要冲出封建家庭的牢笼，她一定要紧紧抓住这次上学的机会。母亲从来说一不二的性格，让外公和方娘也无可奈何。他们只好让下人守住大门，不准三小姐离开家门一步。
就在这时，以父亲为首的学校党支部成立后，即刻开始以访问学生家长的方式，开展对上层人士的统战工作。董久大是当地的望族大户，当然是学校党支部第一个要拜访的人家。 当穿着长衫的父亲，走进董久大的高墙大院，儒雅地在客厅里和外公交谈时，被关在闺房已久的母亲伺机冲进客厅，当着父亲的面，再次向外公提出自己想要读书的愿望。外公是要面子的，他不愿意在斯文的教书先生面前留下一个封建老古板的形象，只好显得很开明地一挥手，同意了母亲出去上学的请求。
重新迈进校门的母亲其时并没有意识到，她的这一大胆抗争，从此改变了自己的人生命运。
父亲向校方提议并获得同意，开设了一门政治课，采用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和钱俊瑞的《政治经济学》为基础，自编并油印了一套教材发给学生，在讲课的同时，对学生们进行抗日救国和革命人生观教育，宣传和讲解妇女应该如何反封建、反压迫、求自主。
原本整天在死气沉沉乌烟瘴气的家庭里备感窒息的母亲，从父亲身上看到了她断了音信的哥哥的影子，心中重新燃起了追求理想的火花。在同学中，母亲称得上是个核心人物，不仅是因为她聪慧漂亮，也不是因为她董久大三小姐的身份，而是她独立自强的性格和大胆泼辣的办事能力。
父亲很快就看出了母亲希望冲出家庭牢笼，向往革命的决心和愿望，他开始更多地向母亲灌输革命思想，并有意识地培养母亲参加一些外围的抗日工作。如当时任共产党绍兴县工委领导的马青、方晓、赵禹等人先后来渔家渡检查工作，母亲会按照父亲的授意，想方设法利用家庭的关系为他们安排好食宿；学校党支部与隐蔽在周边的石浦小学、董家塔小学的地下党员之间的来往信件和消息，也往往由母亲秘密传递；当党组织在经费方面遇到困难时，母亲又偷偷地从家里拿出钱来解燃眉之急。
自1941年秋天到1942年夏季，绍兴县工委调我父亲带领一批党员干部去姚北、绍北、虞北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先是组建浙东游击大队，后因故改编为汪伪的浙东自卫总队第六大队，继而打入以万里浪为首的汪伪绍兴特工站（对外称35号），建立起该站的百官办事处（对外称10号）。
1943年秋，正是全国人民坚持抗战六年，日本鬼子节节败退，开始走向失败的时候，国民党顽固派却掀起了第三次反共高潮。浙江的国民党顽军也不例外，他们消极抗日，鱼肉人民，加紧反共分裂活动。一方面，派出大批特务到处搜捕我党同志；另一方面，勾结敌伪部队疯狂围剿我浙东敌后抗日根据地，使我党在浙东一带处于十分艰难的境地。
为了确保共产党领导的浙东人民抗日斗争取得最后的胜利，粉碎国民党顽固派的内战阴谋，进而歼灭性地打击敌人，浙东区党委敌伪军工作委员会（简称敌工委）决定开辟绍兴、百官、余姚至四明山根据地的秘密交通线，而选择勇敢机智，既能做当地的群众工作，又能掩藏自己身份的地下交通员，便成了当务之急。
组织上通过一段时间的考察，觉得有着董久大三小姐身份的母亲已具备相当的政治觉悟，是一个非常合适的人选。但其时母亲还不是党员，只是一个向往革命、积极靠拢组织的热血女青年，能否当此危险而艰苦的重任，组织上并无十分把握。
为了慎重稳妥起见，组织上要求父亲以教书先生的身份先动员母亲，并由母亲发动同样思想进步，向往革命的董思浩、董明奋、董明英等一批董久大里的堂姐妹，离开渔家渡，到上虞境内驿亭的敬修小学去读书，而当时驿亭的敬修小学和五车堰的永兴小学，实际上都是中共上虞县工委设立的秘密联络点。母亲和其他董家姐妹们来到敬修小学，实际上也是更加靠近了共产党。
母亲带着一帮董姓姐妹跟着教书的袁先生离开渔家渡集体出走的事件，一时间成为绍兴一带的爆炸新闻，最流行的说法是：道貌岸然的袁先生其实是个大骗子，将一帮好人家的女儿拐跑私奔了！
就在董久大上上下下乱成一锅粥，族里的长辈们大骂三小姐带头败坏门风，丢人现眼，嚷嚷三小姐若回家转，“左脚走进左脚斩断，右脚走进右脚斩断 ”时，母亲已经和她的堂姐妹们到达了敬修小学。
不久，经我父亲介绍，中共伪35号特别支部根据母亲的政治表现，履行了填表、宣誓等手续，发展吸收母亲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党组织决定首先在绍兴设立第一个交通站，刚刚入党的母亲被组织上派到绍兴建立交通站并担任政治交通员，其任务是：1、与先期打入35号的情报股股员杜其昌保持单线联系，向其传达上级的指示；了解其工作情况并代他向敌工委领导汇报；将杜收集和提供的情报送回四明山根据地。2、和杜一起通过社会关系，将根据地同志所需要的“良民证”搞到手，以便打入敌战区。3、负责采办一些根据地迫切需要的药品、拷贝纸（秘密通讯用的纸）等禁运物资，秘密运回四明山。
母亲最初是化名“董舜英”潜入绍兴城的，但大家都知道她是董久大的三小姐，组织上也觉得这样的背景身份对工作有利，所以大家便不约而同地叫她“三小姐”。
“三小姐”那时候刚二十出头，一个年轻的单身姑娘自己租房住势必会引起别人怀疑。经敌工委研究决定，叫母亲动员她的老娘来绍兴。母亲的老娘当时正病得厉害，正好借此劝说她来绍兴治病。没想到，母亲的老娘来绍兴不久便病故了，母亲不便一人单身居住，经敌工委同意，先是在母亲的姐姐家（耀鹰弄18号）住下来。后来组织上考虑到母亲姐姐家是工商地主，来往人杂，于工作不便，遂又通过绍兴地下党员傅志卿的关系，在绍兴酒务桥直街租了一间房子。这间房子有意找在汪伪（安昌）第三大队大队长严长春小老婆家的台门里，之所以找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是为了得到“洞边草”的遮掩。因为当时敌伪防范很紧，经常要抽查户口，严长春在当地颇有势力，一般不会查到他家来。而严长春的小老婆是个头脑简单的“花瓶”，容易对付。为了更好地隐蔽，不引起敌人怀疑，敌工委又调来一个名叫吴培文的我党女同志与母亲同住，因吴刚生下孩子不久，抱着一个吃奶的婴儿，看起来更像一个家庭了。有了家庭就有了花销，租房的租金、日常的吃用，等等。那时候，组织上是不给一分钱经费的 ，所有的开支全部需要母亲自己解决。董久大的家是回不去了，母亲只好通过姐姐，想方设法从做茶叶生意的姐夫那里弄出钱来，支付房租和日常开支。
有了合法的身份和隐蔽的住所后，母亲就开始了地下交通员的工作。母亲和35号杜其昌是单线联系，一般都是打电话约好联络地点，有时候在烧香的庙堂里，有时候在买菜的集市上，装作谈恋爱的情侣，一边闲逛，一边接头。遇到紧急情况，杜其昌就东一弯西一绕地转到酒务桥直街母亲的住处，将情报直接送上门。必要的时候，杜其昌也会将情报内容口授给母亲。母亲脑子好，记忆力极强，杜其昌离开后，母亲便将听到的内容写成书面情报。
母亲送情报的方法多种多样：第一种方法，将情报写在拷贝纸上，这种纸很薄很韧，不会渗水，要用很尖的蘸水笔写，将字写得像绿豆一样小，而纸的大小一般比火柴盒长一点，宽与火柴盒相仿。情报写好后，卷成一小细条，用蜡封起来。有时买一瓶雪花膏，把用蜡封好的情报放进去，再将雪花膏瓶口上面的锡纸原样封好；有时会搓一根绳子，把卷结实的情报纸条一起搓进去，将绳子缠在篮子柄上或缚在随身行李上；有时利用一把雨伞，在伞柄上打出一个洞，把搓成细条的情报塞进去，一直捅到里面；有时把情报插在竹篮底交叉的竹架上；有时把情报扎在发辫内或缝在衣服里；有时将牙膏底部切开，把藏有情报的蜡丸塞进去，然后将牙膏底部原样敲牢。总之，尽量要使情报不被发现，不受潮，能安全可靠送到目的地。第二种方法，是把情报用明矾水或米汤当墨水写在公开常见的反动书刊上，大大方方拿着走，一到目的地，用碘酒一揩，字迹就显现出来了。第三种方法，用暗语写信，代号和各种说法都是事先约定的，对方一看就明白。第四种方法，当遇到紧急情况来不及写情报时，就要把情报内容迅速准确地记在脑子里，见到组织以后，当面口头传达。
母亲送情报沿途是很危险的，因从绍兴到四明山根据地，路上要经过东关、曹娥、百官、五夫、丰惠、余姚等敌伪据点，而这些据点都有日寇和伪军严密盘查，要顺利通过这些关卡，困难相当大。但母亲的聪明机智和胆大心细，让她总是能一次又一次地闯过难关，化险为夷。
有一次，母亲化装成小学教师模样，一手提着一令拷贝纸，一手拿着小学教科书，去四明山根据地送情报。
当行至东关与曹娥一带，突然遇到伪军盘查的哨卡。敌人凶神恶煞地追问她带这么多拷贝纸作何用？母亲非常镇静地回答：这是县政府叫我带的，派啥用处我勿晓得。如果你们不相信，打电话去问好了。我是驿亭教书的。敌人听她说得振振有辞，又见她身穿一袭士林蓝旗袍，脚蹬一双白球鞋，文文气气，的确像小学老师模样，一时真假难辨。
为首的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伪军大约觉得母亲带那么多拷贝纸还是可疑，拔出手枪威胁道：我看你像个女共党，不说实话，我的枪子儿可不认人！
母亲跨前一步，大眼睛一瞪说，吓唬谁呐？我和你们严大队长住邻居，你若看我像共党，让你们严大队长来抓我好了！
络腮胡子看母亲毫无惧色，又听她说是严大队长的邻居，深浅难测。正踌躇间，后面的人嚷嚷道：喂！你怎么慢慢腾腾的，我们还等着赶路呢！这一打岔，分散了敌人的注意力，络腮胡子去检查那些人的东西了，母亲也就势闯过了这一关。
时间一长，母亲在这条交通线上的频繁往返，终于引起了敌人的注意。
1944年盛夏的一天，母亲外出时发现一个可疑的人鬼鬼祟祟地似在盯她的梢。那么热的天，此人却身穿长衫，一顶薄呢铜盆帽扣得很低，几乎遮住眉眼，脚上还蹬一双不透气的尖头皮鞋。母亲觉得这人明显和气候不搭调的打扮很怪异，隐隐感到情况不妙。虽然她很机敏地将这个尾巴甩掉了，但却意识到自己已经被敌人注意了。她内心非常不安，便将这一情况向敌工委的领导做了汇报。
组织上经过分析研究，判断母亲很可能已经暴露，处境非常危险，便当机立断将她调离了绍兴，由一位名叫林雪的女同志来到酒务桥直街，接替母亲传递情报的工作。
组织上的果断措施显然是及时的，就在母亲调离绍兴不久，绍兴城里就到处张贴出悬赏捉拿“董舜英”的布告，母亲“高颧骨，大眼睛”的特征被公开写在布告上。
安全撤回四明山根据地的母亲，就像一只久离雁群的孤雁回到了自己队伍中间，四明山的翠竹和漫山遍野的花儿，让她在敌战区压抑已久的身心得到了彻底的释放！
然而，让母亲没有想到的是，回四明山才两个多月，接替自己与杜其昌单线联系的女交通员林雪就向组织上报告，她和35号杜其昌的联系突然中断了！
当时正值中秋，绍兴大街上突然出现了大批日军，据悉是从南边下来的，正向东边的余姚、宁波方向移动。显然，这是敌人有重大军事行动的迹象！
林雪焦急地等待着潜伏在35号的我党卧底杜其昌的情报，但三天过去，仍不见杜其昌的影子。林雪坐立不安，只好跑到绍兴最大的一家“蝶来旅馆”给杜其昌打电话。第一次杜其昌没接，第二次再打，没想到接电话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湖南口音。他说：“杜先生病了，你有什么事情对我说好了。你在什么地方？我来找你。”
林雪说：“我在蝶来旅馆，你来好了。”
放下电话，觉得情况有异的林雪就跑出了旅馆，但她并没有走远，而是跑到旅馆对面的集市上，一边装着买东西，一边仔细观察对面的动静。
果然，不到二十分钟，几辆吉普车飞驰而来，下车的一大帮人荷枪实弹，一拥而入蝶来旅馆。
“杜其昌肯定出事了！”见此情景，机智的林雪不动声色地买了一篮新鲜的青菱，离开集市回到交通站，将写情报用的拷贝纸、化学水等迅速销毁，并连夜赶往四明山根据地。
敌工委书记朱人俊听了林雪的报告，心情沉重。从林雪叙述的情况可以断定，打入敌人内部的杜其昌出事了，是暴露了？还是被捕了？如果是，怎么营救？尤其让朱人俊同志心焦如焚的是，杜其昌手上有组织上要他代办“良民证”的我党七位同志的照片，这要万一落到日本宪兵队的手里，那可是七条性命啊！
朱人俊同志想到这里，向在场的组织科长方晓和才从绍兴撤回来不久的母亲看了一眼，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派人去弄清楚杜其昌的情况，七张我们同志的照片无论如何要想办法取回来。”
然而叫谁去呢？林雪同志肯定已经暴露，绝不能再回去；而其他同志又不熟悉绍兴城和35号的情况，贸然派去，恐怕反而会节外生枝；朱人俊的目光几次在母亲身上停留，他知道这位“三小姐”在绍兴城里有不少社会关系，又和杜其昌本来就是工作搭档，熟悉35号的情况，更重要的是她胆大心细，机智勇敢。可是，朱人俊也清楚地知道，母亲是被敌人盯上后，组织上才将她撤回根据地的，她的“良民证”上用的“董舜英”的名字早已被敌人张榜公布，悬赏捉拿。在这种情况下，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她再回去冒险啊！
方晓是个沉得住气的人，他一言不发，若无其事地在一旁用小刀刮胡子。母亲看着方晓手中的小刀，又看了一下自己“良民证”上“董舜英”三个字，突然跳起来笑笑说，我去，我有办法了。
朱人俊急问：小董，你有什么好办法，快说！
母亲一把夺过方晓手中的小刀说：“斩头添脚”，把我“良民证”上的“董”字刮去一个草头和平脚，上下添上廿和八字脚，改成黄字，“舜”字刮去“顺”字头，加上“十”字脚，“董舜英”不就变成“黄华英”了吗？
方晓一听母亲的主意连连称好，并从母亲手里拿过“良民证”和小刀动手就改。
在旁边一直沉默不语的朱人俊看着被方晓修改后几乎看不出一点破绽的“良民证”，还是摇了摇头：不行，名字可以改掉，可你的高颧骨大眼睛是改不掉的，我们不能让你拿生命去冒险！
母亲没有半点犹豫地说：那我们七个同志的生命怎么办？我党的地下交通站怎么办？除了我，你还有更合适的人选吗？
朱人俊从母亲坚定的眼神中知道，她已经下定了重闯“虎狼穴”的决心。事实上谁都清楚，除了“三小姐”，没有第二个人可以承担这个重任。
第二天，母亲离开了四明山，以“黄华英”的身份混进了敌伪戒备森严的绍兴城。
一路上，母亲亲眼看到悬赏捉拿“董舜英”的布告依旧贴得到处都是。她想，耀鹰弄18号姐姐家是不能去了，因为董舜英的名字暴露后，敌人很可能会到姐姐家去搜查或监视；酒务桥直街的交通站联络点也不能去，林雪的突然消失必然也引起了敌人的怀疑。考虑再三，她决定直奔八字桥陈家台门朱婉贞家。朱婉贞是我党的一个外围群众，由于她有亲戚在35号里面工作，所以母亲在交通站时也常常通过她办一些事情。
根据《三小姐的抗战》改编的姚剧《童小姐的战场》
母亲一跨进陈家台门就觉得情况不对，朱婉贞家人一见她态度大变，一改过去见到母亲就围上来三小姐长三小姐短的热情气氛。只见大家你看我，我看你，一个个脸上都露出惊恐之色。
朱婉贞看着母亲，也显得紧张不安。犹豫了几秒钟，朱婉贞上前拉住母亲的手说：三小姐，快，快跟我上楼。
两人紧步上楼。母亲还没坐定，朱婉贞就惊惶地说：你怎么还敢回来？不要命啦！现在全城到处都在抓“董舜英”，你进城时敌人难道没有查你的“良民证”？
母亲微微一笑说，我现在叫黄华英，不叫董舜英。
朱婉贞看了看母亲修改过的“良民证”，说，那也不行！虽然你没有照片落在敌人手里，但抓人告示却把你大眼睛、高颧骨，脸上有几点雀斑的特征都张榜公布了，你不能再出门，否则还是要被敌人抓走的。
母亲说，要是怕被抓我就不回来了，我既然敢回来，该做的事情就一定要做！
朱婉贞见母亲毫无惧色，迟疑了一下，若有所思地问：三小姐，你是不是共产党？
母亲说，如果是，你又会怎么样？
朱婉贞见自己的猜测被证实，一把握住母亲的手说，那我原来替你送信，购买禁运物品等等，都是为共产党和三五支队做事情喽？
母亲点点头。
朱婉贞激动地说，我的父亲就是被日本鬼子杀死的，我恨日本鬼子，我知道三五支队是抗日的。三小姐，你要我做什么，尽管说！
母亲说，我这次冒险进城，是为了完成两个重要任务：一是了解35号杜其昌有否被捕？现在人在哪里？为什么与交通员林雪中断关系？二是要取回杜其昌在办的七张“良民证”，假如还没有办好，七张我们同志的照片无论如何也要拿回来，千万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在朱婉贞的帮助下，母亲很快弄清楚了杜其昌确实已经被捕，并已被押解南京。所幸的是七张“良民证”已经做好，且没有暴露。
朱婉贞通过35号亲戚的关系，将七张“良民证”全部拿到手。但朱婉贞同时又告诉母亲，悬赏捉拿她的布告出来后，她姐姐家被宪兵队多次抄家搜查，连马桶和棕棚床都被翻转。姐姐被敌人打得遍体鳞伤，卧床不起；姐夫也不幸被捕，现关押在日军宪兵队。
母亲听了这个消息，虽然内心十分悲痛，深感对不起姐姐姐夫，但为了及时完成上级交给自己的任务，她只能压住心头的悲痛，尽快将杜其昌的消息和七张“良民证”送回四明山。
朱婉贞很坚决地阻止母亲：三小姐，你现在不能走，满城都在捉拿你，你还要带七张“良民证”上路，沿途那么多哨卡，一旦被敌人发现，那真要被杀头的！再说，你的大眼睛高颧骨特征也太明显了，万万不能拿自己的性命当儿戏！
母亲当然清楚地知道身上带七张“良民证”确实很危险，因为当时办“良民证”规定必须先盖私人指印后再盖硬章，而母亲带的这批“良民证”却都是预先盖好了硬章而尚无私人指印，这显然不合规矩。且这批“良民证”数量又多，一旦被敌人查获，后果不堪设想。
母亲略一思索，说：那好，我给他来个“改头换面”。母亲将自己披散的头发梳成了两条辫子，又包上一块蓝印花头巾遮住自己的颧骨；又让朱婉贞弄来辣椒水，忍痛往自己眼睛里滴，眼睛立刻红肿起来。母亲还在前额到右眼处斜扎了一条手绢，扮作眼疾患者。母亲又将那七张“良民证”藏在月经带里，系在身上。 一切收拾停当，母亲告别朱婉贞，准备上路。
朱婉贞知道自己无法阻止母亲，只好忐忑不安地陪同母亲出城，一直把她送上绍兴至百官的小火轮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母亲上船后就感觉到气氛异样，水陆沿途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盘查很紧。母亲表面不动声色，脑子里却在紧张思考着如何应付可能降临的搜身和盘问。
就在这时，母亲突然发现有一个打扮时髦衣着光鲜的女人，很招摇地在船上吆三喝四，左右两旁还有背驳壳枪的卫兵，好不威风。周围的人都叫她邓太太。母亲悄悄向旁边的人打听这位邓太太是什么人，别人告诉她，那是伪军头子邓祥云的小老婆。母亲心里不由一动，自己撤离绍兴前曾经和汪伪第三大队大队长严长春住过邻居，有了严大队长这顶保护伞，她很少遇到麻烦。这个伪军头子邓祥云的小老婆看上去花枝招展十分张扬，但母亲洞穿她也是个缺心眼的花瓶，如果有她做遮挡，无疑也是一顶很不错的保护伞。但母亲也知道自己这个想法很冒险，万一这个邓太太已经从她老公那里听到什么风声，了解正在抓捕的董舜英的样貌特征，母亲送上门去和她打招呼，无疑是自投罗网。
船快到曹娥江口时，母亲远远就看到口岸上站满了日本宪兵，还有几个女伪军专门搜查妇女。情况险峻，母亲不再犹豫，她决定冒这个险。
母亲悄悄摘下扎在眼睛上的手绢，主动迎上去和邓太太打招呼，一面夸赞邓太太身上的旗袍花色好看，料子挺括，一面打开随身带的油纸伞为邓太太遮阳。邓太太听到有人夸她衣服漂亮也很高兴，热情地对母亲问长问短，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母亲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便左一声邓太太长右一声邓太太短地奉承。
快到吃午饭时，母亲主动买了两碗香喷喷油汪汪的蛋炒饭，请邓太太一起吃。邓太太吃得高兴，对母亲更加热乎，看来她一点都不知道外面正在抓董舜英的事情，也可能化装后的母亲一点都没有让她认出来。
船到曹娥江口时，气氛更加恐怖，荷枪实弹的伪军布满码头。所有的乘客，无论男女老少，都要被赶下船一个个仔细搜查。
当一名女伪军搜查到母亲时，母亲内心很紧张，她倒不是怕自己有什么不测，而是担心身上的“良民证”系着七位党员同志的安危。当女伪军摸到母亲下身藏有“良民证”的月经带，觉得硬邦邦的，便怀疑地问：这是什么？母亲镇静地反问：你说是什么？你不是女人吗？女人身上这个东西是什么还要我告诉你吗？假如你要打开搜查，我们就到厕所里去。
母亲这时在心里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她要先避开日本宪兵的眼睛，把这个女伪军引开众目睽睽之地。那样，即使真的被女伪军搜出来，女伪军只有一个人，容易对付。母亲想，先将自己身上的手表和一枚金戒指送给女伪军，换得平安过关。如果这招不灵，那母亲就想好了把七张“良民证”统统撕碎扔到茅坑里。同时母亲也做好了赴死的准备，万不得已时，牺牲自己，绝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当母亲看似平静地跟着女伪军往岸上的厕所走去时，火轮船的汽笛响了，船马上又要开了。
这时母亲看到邓太太在一大帮人的前呼后拥下正朝江边渡口走去，她便急中生智地高喊：邓太太，等等我！
母亲这么一喊，邓太太就停住了脚步，回过头来喊：我等着你，你快点来呀！
母亲趁势对女伪军说，你看，邓太太等着我呢！说罢，一个急转身，飞快地向邓太太奔去。
女伪军见母亲和邓大队长的小老婆那么熟络，便放松了警惕，不再追究。母亲又一次凭着勇敢和机智脱离了险境，完成了组织上交给她的艰巨而危险的任务，顺利地返回了四明山根据地。
如今，大半个世纪过去了，白云苍狗，世事沧桑。回溯湮没的历史，我写下了这篇《三小姐的抗战》，内心希望已经九十五岁高龄的母亲，能在这篇文章中，回想起自己的青春岁月和火热的理想情怀，让记忆辉映她走向迟暮的晚年。同时，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从他外婆跌宕艰险的革命斗争生涯中，感悟到一些像他这样在物欲和娱乐中长大的一代年轻人缺失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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